司马迁传记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 2012年10月 中国 韩城
在《史记.孔子世家》中太史公多姿多采的写作身份面貌
[美国]邵耀成
论文摘要:太史公创建：述史体例、年表体例、史识体例；他是中国史学中的第一人，那已是定论。但从现代治史的眼光来衡量，他是有瘕疵的；他述史有的时候会杂乱，纪年也不严谨，史识虽然卓越，成一家之言，为后世史学精神的典范，但主观性强。他既是官方史家，必须记载朝廷要他记载的东西，但他个性独立，喜欢加进自己想加进的东西，他的纪事往往拼凑而来，缺乏一致性与连贯性，其中的一个原因是因为他没有注明资料来源或出处；而且，《史记》作者不止一人，这或许可以解释《史记》述史和纪年的不协调情况。中国良史特多，而优秀的小说家非常之少，太史公是中国罕有的大小说家之一，能把两维的历史人物写成一个三维空间度的小说人物；这是他成功的地方，但也给人们留下一个怀疑他历史记述真实性的疑问。在《史记.孔子世家》中以上的问题都存在着。 太史公（司马迁，前145或前135－86）创建：述史体例、年表体例、史识体例；他是中国史学中的第一人，那已是定论。但从现代治史的眼光来衡量，他是有瘕疵的1；他述史有的时候会杂乱，纪年也不严谨，史识虽然卓越，成一家之言，为后世史学精神的典范，但主观性强。他既是官方史家，必须记载朝廷要他记载的东西，但他个性独立，喜欢加进自己想加进的东西，他的纪事往往拼凑而来，缺乏一致性与连贯性，其中的一个原因是因为他没有注明资料来源或出处；而且，《史记》作者不止一人2，最少还有他爸爸司马谈(？－前110年)，爸爸的遗稿太史公大概是不敢删改的，这或许可以解释《史记》述史和纪年的不协调情况3。太史公必定有十来二十人的团队协助他编写《史记》，而他又是一个非常注重年份正确性的史家，或许我们可以责怪他的团队在审核年份时不够严谨，才导致书中那样多纪年上的失误。中国良史特多，而优秀的小说家非常之少，太史公是中国罕有的大小说家之一，能把两维的历史人物写成一个三维空间度的小说人物；这是他成功的地方，但也给人们留下一个怀疑他历史记述真实性的疑问。在《史记.孔子世家》中以上的问题都存在着；以下试讨论之。 孔子(前551？-479)是中国史学的播种者，孔门私校是中国史学萌芽和滋长的园地；孔子、春秋左氏(活跃前479)、与太史公三人是中国史学的典基者。太史公关于春秋时期的述史材料与纪年大都来自《左传》，而后者在纪事上要比前者平实得多，例如夹谷之会和西狩获麟事件；太史公在这两个事件上把战国汉朝加盐加醋的描绘放到他的述事之中。后者在纪年上比前者精确严谨得多；因此可以用后者来修正前者。但在以史识论史上，太史公远远超迈了后世强加在孔子身上的所谓“春秋之笔”，而且太史公高调倡议孔子以春秋大义写春秋，恐怕是有私心的，他借孔子的权威来证明自己以史识来写史是正确的写史行为。在介绍这三个命题之前，让我们介绍一下孔子和春秋左氏的史学成就。 与埃及、巴比伦一样，春秋的朝廷上有书写员把朝廷发生的事记录下来存档。每个春秋的诸侯国都会有朝廷活动档案库，日子久了，就形成了一个历史档案库。必须强调的是，有历史档案并不意味有历史典籍的存在，把挡案中的大事撮要列表成一个像目前《春秋经》那样的时序大事记，也就是列国各自的《大事记》，那算是整理过的资料提纲，类似图书馆的题目索引，并以年序排列，这能否算作是历史典籍，还是一个待考的问题。传统上，大家都假设各国都有这样的大事记，鲁国自然不例外，也有所谓《鲁春秋》4，它的特点，依杨伯峻先生的看法5，那就是没有加盐加醋地把所谓“春秋大义”的上层道统意识形态加进去而形成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春秋经》之中。杨先生似乎在说，把《鲁春秋》修改成有春秋之笔的《春秋经》的人，不是孔子，而另有别人，对这个说法我们先放过一边不论。杨先生认为 1 国学大师钱穆（1895-1990）先生在他到了今天还是广为流传的《孔子传》中，对太史公在《孔子世家》中年份的混乱与事件到底在什么时候发生的不明确，很有点意见。他说：“一则选择材料不谨严，真伪杂糅；一则编排多重复，次序颠倒。”见钱穆：《孔子传》，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2页。 2 或者褚先生，传统认为乃褚少孙(活跃前33)，汉元、成间博士，多处补缺《史记》，待考。 3 由于我们不知道那些是司马谈写的，这只是一个假想之论。 4 《左传》载：“二年春，晋侯使韩宣子来聘，且告为政而来见，礼也。观书于大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 5 见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共四册)，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一册，第14-16页。 原始性的孔子《春秋》即是《鲁春秋》的这个观点6，是非常值得商榷的。 原因有二：其一、《鲁春秋》纪年不应始自鲁隐公元年，而应在周公封儿子伯禽于鲁那一年，也就是周成王三年(按现代周灭殷在前1046年来算7，应是前1041年，待考)；其二、《鲁春秋》纪事真的如《经》那样，只有大事记，而不像《传》那样，也拥有详细述事吗？这是待考的。先说后者，若以《竹书纪年》为例(约成书前334-296年间)，应该是按照某国的《春秋》写成的，既有《经》的体例，也有《传》的体例。任何一国的《春秋》，若果只有大事记而没有纪事，那是很难令人信服的。而前者更抹杀了孔子一个惊天动地的史学大成就；那就是给予中国历史一个确切的纪年。我们一般都说，中国历史第一个有记载的年份是周朝的共和年（前841），最先出现在太史公的 《十二诸侯年表》。其实这个年份是从春秋纪年推演而来的。《史记集解》记载了“尤精数术”的徐广（351-425）的推演，那是根据《春秋经》始年（前722）与终年（习惯上是前481年，而徐广则以周敬王43年，前477/476来计算）。因此，前722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被确切记载的年份8。也就是说，孔子把某个甲子年的“己未”年从历法的计算中和隐公元年连结上，中国历史因此有了一个确切的纪年。孔子的伟大还不止于此，有了这个历史立足点，他是很容易把六十年为一周期的甲子年向上推，直到尧舜禹夏商周各代，然后为他们虚构年月谱系。孔子拒绝这祥做，因为，没有文献佐证他不愿做假年份，这是他“疑则存疑”的治史精神[太史公《三代世家》语]。太史公作为汉朝朝廷史官，不能不因为朝廷意识形态的需要，构造自黄帝以来的世系；但他还是继承了孔子的这种精神，不敢为五帝三代虚构年份。最少在治史上，孔子做到了他所说的“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2.17》]的科学精神。太史公遵循孔子的榜样，不为三代及殷商纪年，虽然在他那个年代盛行五德终始的政治意识形态，黄帝以来至三代已有虚构了的族谱纪年。这是假设孔子《春秋笔记本》的存在，太史公称之为《孔子史记》，不过《孔子史记》乃以“献(口语)”形式存在9，这是一个说法。 讨论《经》，不能不讨论一下微言大义。那么，依汉朝人的说法，《经》是怎样产生的呢？也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中性”的《春秋》变成有大义凛然的《春秋经》呢？按照太史公的另一记载10，这事发生在孔子71岁的时候，那年春天，“西狩见麟”与颜回（前521- 481）死，孔子有“吾道穷矣”之叹。他这个伤心的叹息对《春秋经》有两个似乎是矛盾性的论说：一说他绝笔不再记录春秋大事，因此《经》纪年到这年而止11；另一说，他奋笔直书，用两年的时间，把春秋大义灌溉进他抄录自宗庙档案的《春秋笔记本》而写就我们今天所看到的《经》中，而且另的学生都不传授，只把“春秋秘笈”传给了子夏（前507-？）。姑不论这个传说的真或假，有一点我们是可以确定的，那就是在孔子71岁之前，存在着一个没有春秋大义12的《孔子史记》[太史公《十二诸侯年表》语]，我们称之谓《春秋笔记本》，纪年 6 同上。 7 由李学勤先生领导200多位专家所界定最早的，也是最可靠的历史年份，是近年来最重要的一项历史工作，称“夏商周断代工程”。见李学勤，郭志坤：《中国古史寻证》，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8 一般把春秋时代的开始定在前770年，那是周平王元年；因为鲁隐公(在位前722-712)元年是周平王四十九年，722年向上推48年，就是770年，那是尊周的意思。 9 《史记.十二诸侯年表》载：“是以孔子明王道，干七十餘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於鲁而次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浹。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指，為有所刺讥褒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这段话似乎是说，孔子论述了一段由隐公到获麟的历史，因为内容“有所刺讥褒讳挹损”，门人怕惹祸，只以“献(口语)”的形式传递，不敢书之文字。左氏怕口语的传播太主观个人化，因此把口语的用笔记录下来，以存客观的真实性，而且把记录下来的历史论述之。这段话把孔子口述春秋史的时间放在他放弃求官的时段，也就是他居卫的时段。在他居卫四五年间，他巴巴地跑去周宗庙记录春秋历史，然后口述评论，因为内容太“刺讥褒讳挹损”，门人不敢书记下来。是耶非耶有待考定。 10 见[《史记. 孔子世家》]。 11 《公羊》、《穀梁》二传绝笔于这一年；《左传》多记载了两年，据说是弟子们代写，把孔子的去世日写进《经》中。也因此前两《传》没有记述孔子的死，却杜撰了孔子的生日。 12 我们这个说法是具争议性的，因为太史公称《孔子史记》内容“有所刺讥褒讳挹损”，但“刺讥褒讳挹损”是否就是微言大义，待考。 始自隐公元年。我们之所以如此确定，因为它做了一件(上面已提到)史学上惊天动地的事，给予中国历史一个确切的纪年，那是《鲁春秋》所没有的，这是《笔记本》存在最好的证明；另外，让71岁行动不便的孔子改写现有的资料还有可能，要他巴巴地每天去宗庙抄资料回来再写大义，恐怕老人家体力上是吃不消的。至于春秋之笔，那是一种文字游戏。把楚王称“楚子”，把有过失的君主不记他们的名字，又把有过失的臣子记上名字。很难想象71岁的老人家去做这样无聊的事；而且自我膨胀，认为这种文字游戏能使“乱臣贼子惧”。因此，也可能孔子正如伯峻先生所言并没有写作我们目前所看到的《春秋经》的，因为他说自己“述而不作”[《7.1》]；自宗庙抄录《春秋笔记本》，那是述录；把微言大义写进笔记本中，那可是名符其实的“作”了。我们相信孔子的诚实，绝对不相信他写作了《春秋经》；一定是另有他人假冒他的名字写成了它的。 《春秋笔记本》作为时事纲目，只有梳理和记忆的功用，以之用来认识事情的经过，那是远远不足够的。因此，孔子和他的弟子们必须从一开始就收集抄写宗庙中《传》所记载的档案资料才能了解时事的。《左传》中19条“仲尼曰”13 、5处 “孔子曰”14、与1起“仲尼谓”15，乃孔子对《传》所记载事情的评论或他自己成为事件中的一个角色所说的话。这表示孔子关注《传》所记载的事，而且被笔记记了下来。而且，在教学一开始就是这样，《左传. 昭公二十年(前522)》记载了在前522年7月20日至10月16日间孔子劝学生琴张(活跃前522)不要去吊祭朋友宗鲁，因为后者是一个惹祸的坏蛋16。那时孔子三十岁，刚创建孔门私校。这表示孔子三十岁时开始，他的说话就被人纪录下来，这还不是孤立的例子，《左传》还记载这一年当孔子听到子产（？－前522年）过世，哭了起来。在《论语》中我们可以举出同样的例子：入太庙每事问的鄹人之子[《3.15》]、弹瑟差的子路（前542-480）[《11.15》]、唯恐有闻的子路[《5.4》]、教伯鱼(前532/1-483/2）)学诗的庭训[《17.9、10》]等，都应该是孔门初始被保留下来的记录。这表示孔门私校一开始就有纪录的传统，以这个方式训练学生纪录和书写的能力(书是六艺之一)，帮助他们日后在日益膨胀的官僚机构能找到朝廷抄写员的工作做；但这也做成了一个现象，那就是纪录资料大量的积累，我们目前所能看得到，遗留下来的，恐怕还不到十分之一。其中一部分被《左传》作者左氏所引用，我们认为这是书中十来卄条“仲尼曰”、 “孔子曰”、“仲尼谓”的来源。 在进一步讨论“获麟”和“吾道穷矣”两事件之前，让我们先以掠影的方式罗列《史记. 孔子世家》有疑问的论说，列表如下： 事件 置疑理由 “适周问礼，盖见老子 云” 若果这个“老子”是指《道德经》的作者的话，则太史公可能应解释为什么孔子要向一个极端反对礼教的人问礼；而这个反仁反义的人要自称“仁人” “孔子盖年三十矣。齐 景公与晏婴来适鲁” 《春秋经》不载齐景公与晏婴访鲁；以齐景公与晏婴那时的社会地位和名望，两人是绝不可能向一个刚出道的私校老师问礼的。 “孔子年三十五… …欲 以通乎景公” 35岁的孔子一心在研究学问上，没有其他任何迹象显示他想出仕。而且这个记载没根据地把晏婴抹黑。 季桓子穿井得羊，曰狗 以搜奇式的博学来形容圣人，流行于汉代，对现代人来说，太幼稚了。 13 见邵耀成：《孔子这个人的构思画》，关于“从《左传》孔门雅言教育的记载来认识《论语》的教学”的讨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即将出版。 14 同上。 15 同上。 16 见上书《孔子这个人的构思画》之《附录四、孔子生平一些重要日子的讨论》的讨论。 “吴伐越，堕会稽，得骨节专车” 搜奇式的博学。 夹谷之会 《左传》的描述平实得多，也因此更可信。 “孔子年五十六，由大 司寇行摄相事，有喜色” 这里的“摄相事”有宰相职位的味道，与4年前孔子52岁夹谷之会时的“摄相事”，感觉不一样，后者为“相礼”之意。这里的孔子表现出小人得志的心态。 “诛鲁大夫乱政者少正 卯” 这是传统分帮分派争议剧烈的事故，争论由孔子是否有这样做，再转变为他是否应该这样做。这是荀子在学庄子所说的一个寓言故事。荀子在引用孔子说话时，因为自己的主观需求而在孔子说话中加盐加醋，不很可靠。这是一个寓言故事，还是历史记载，待考。 “闻国政三月… …涂不 拾遗” 太史公在说寓言故事，是自创，还是引文，待考。 从51岁至56岁仕途的 三种说法 其一、“由是为司空，已而去鲁”；其二、“孔子为中都宰，一年，四方皆则之”；其三、“由大司寇行摄相事”。三个说法是有点互为矛盾的，太史公大概取材自三个不同的资料来源。 “齐人闻而惧” 太史公在说寓言故事，是自创，还是引文，待考。 “有隼集于陈廷而死” 搜奇式的博学。 “吾党之小子狂简”说， 记载了二次 其一、在第一次到陈国；其二、在第二次到陈国。二次引言的内容略有不同，第二次引文与《论语》吻合。由于第一次没有，而第二次曾子和公西赤带了鲁国的信息来陈国看他们，这段说话应发生在第二次。太史公可能抄了二个不同版本。 形容好德好色的故事 钱穆先生认为这个故事“则断不可信”17，我们同意钱先生的看法，不过，这是一个主观性的判断。 孔子学鼓琴师襄子 以有特异功能来形容圣人，流行于汉代，对现代人来说，太幼稚了。 “孔子曰：‘必也正名 乎！’子路曰：‘有是哉， 子之迂也！何其正 也？’” 太史公把这事放在孔子63岁时；由于冉有在场，而他在孔子59岁时离开孔子返鲁任季氏宰，故这段对话当发生在孔子59岁时。 反乎鲁有三种说法 其一、“困于陈蔡之闲，于是反鲁”；其二、“鲁复善待，由是反鲁”；其三、“以币迎孔子，孔子归鲁”。三个说法是有点互为矛盾的，太史公大概取材自三个不同的资料来源。 “歌曰：‘太山坏乎！梁 柱摧乎！哲人萎乎！’” 讨论见下 以上列表在张大可先生鼓励下写成，他给笔者的问题是：笔者是如何取材自《史记.孔子世家》的呢？也就是，那些故事笔者认为是真的？理由何在？取材是否合理还有待专家学者进一步的厘定。 最后，我们介绍太史公怎样地凭借他对孔子西狩获麟和陈蔡之厄精彩的描述，把他孤愤郁结的情怀“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见于后世哉？”生动地表达出来。 17据钱穆，《孔子传》，第 49页。 在太史公的描绘中，孔子有一种“吾道穷矣”的情意结，也就是，“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见于后世哉？”，有一种自己的思想会被后人忘记的恐惧感。 “吾道”是太史公强加在孔子身上的观念，孔子自己并没有吾道怎么样、怎么样的观念，也就是，“吾道”一词没有在《论语》中被发现。在《论语》中也看不到孔子对身后之名有任何焦虑感，《15.20》称：“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太史公引这句话来认为孔子有恨，恨死后没有获得应该获得的名声。但他可能读进了一些句子中所没有的意思；照字面上说，这句话只是说：君子害怕在死的时候名和实不相称啊！其实是劝人不要枉有虚名，要在实质上跟得上自己的名声。这与孔子一贯的思想是相符合的，例如他说“君子病无能焉，不病人之不己知也” [《15.19》]，那是先有这句话，才有[《15.20》]那句话。与[《15.19》]相同的话还有：“不患人之不己知”[《1.16》]和“人不知而不愠”[《1.1》]等。孔子虽然在仁政的追求上失意，没能拥有行政权去建立功业；但在名声上，那是一点都不缺乏的，鲁哀公和季康子大大小小的问题都向他请教。当陈国的司败奚落他的时候，他解嘲地说：“丘也幸，苟有过，人必知之。”[《7.31》]，那是何等有气派的说话；言下之意，我的一举一动都受到别人的注意，乃众目之所视；这样的名声还不算大吗？所以，孔子是不会担忧身后名的。倒是太史公，虽然是中国通史的开宗大人物，到了今天，还未有一个中国史家的成就超过他，但在汉代，他是很孤独的，受到同时代史家的冷落；他这种焦虑感在回覆在监牢中待死的任安(活跃前91)的《报任安书》中表露无遗。而这种焦虑感在《论语》中是完全找不到的，因此太史公把自己的心结，在描绘自己的偶像孔子时，整个转移到孔子的身上。 与以上情意结相关联的，是一种自我膨胀和自我伤感的心态，汉儒喜欢用这种眼光看孔子，也为太史公所引用；太史公引用，是作为史家报告一个流行的看法，还是因为他同意而引用，则不明确。我们同意钱穆先生的看法，《礼记·檀弓上》所记载(后被《史记·孔子世家》引用)：“孔子蚤作，负手曳杖，消摇于门，歌曰：‘泰山其颓乎！梁木其坏乎！哲人其萎乎！’”，那是孔子把自己比作泰山、栋梁、哲人；钱先生因而认为“恐无此事”。因为孔子不可能自己认为自己是一个圣人的，这与《论语》中孔子的形象完全不符合18。我们可以进一步对其文句“夫明王不兴，而天下其孰能宗予？”与《史记·世家》引文“天下无道久矣，莫能宗予”提出相同的批评，因为孔子是不可能有这种心态的。 当一个大艺术家完成一件旷世作品的时候，例如当来开朗其罗（Michelangelo, 1475-1564年）完成圣彼得大教堂园顶的壁画时，只有精神上极度的欢乐与胜利的感觉。即算太史公自己，在完成或大部份完成《史记》的时候，那种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精神必超越他受腐刑所受到的苦楚与心理阴影。同样，孔子完成自我人格的塑造，当他说自己在人格上“从心所欲，不逾矩”时，那种精神上的胜利与辉煌，绝不是笔墨所可以形容的，他怎会为了人生中的一个挫折，做不成官，而在临死前说酸溜溜的话呢！那太不能令人相信啊。他应该像贝多芬（Beethoven, 1770-1827）的第九交响曲那样，从人世间的平凡与污浊中涌现出自然永恒的力量，是战胜黑夜在永恒中跳跃的光芒。 作为一个大小说家，太史公在西狩获麟和陈蔡之厄两事的描绘中，他写小说的文学才华有淋漓尽致的表现。前481年阴历春，孔子70-71岁，西狩获麟。《左传》对获麟的描述相当平实，只说孔子认出被猎杀的动物是麟19，没有《史记》和《公羊传》加盐加醋戏剧性的描写；似乎更为可信。大概，春秋时，孔子见麟，虽是异事，但并不暗示灾祥异端的神奇之事；到了汉时，获麟一事已像凤鸟河图，乃象征灾异祥端的天象异事；他们也以这个眼光解读获麟一事。太史公不单止是史家，也是杰出的小说家，他与《公羊传》作者优劣之别，从获麟一事的描写就可以看出来。《公羊传》作者不独自己相信端祥之事，他也假想孔子也相信这套东西，认为麟的死预言他的死，因此孔子变得像一个迷信的汉儒那样“反袂拭面，涕沾袍(以袖袂的背面拭泪水，一把眼泪，一把鼻涕，把袍子都弄湿了)。”20 大史公完全放弃 18 据钱穆，《孔子传》，第115页。 19 孔子认出被猎杀的动物是麟条，《左传.哀公十四年(前481)》载：“十四年春，西狩于大野，叔孙氏之车子鉏商获麟，以为不祥，以赐虞人。仲尼观之，曰：‘麟也。’然后取之。” 20 “反袂拭面，涕沾袍”条，《春秋公羊传.哀公十四年(前481)》载：“十有四年春，西狩获麟。何以书？ 这种描写，他增删式地引《论语》中的话21“河不出图，雒(洛)不出书，吾已矣夫(黄河不出[神]图，洛水不出[圣]书，[伟大的世代不再]，我是不会有希望的了)！(《论语.9.9》则是：“凤鸟不至22，河不出图，吾已矣夫(凤凰神鸟不出现，黄河不出[神]图，[伟大的世代不再]，我是不会有希望的了)！”)”，把获麟烘托成像凤鸟河图一样的东西，象征一个伟大的时代应随之而生。可惜，麟却被猎杀了，那象征孔子实现仁政的理想破灭了(“吾已矣夫！”)，连他的思想恐怕没法薪传下去(“吾道穷矣(我要走的道路已到绝处啦)！”)，因为最懂得他思想的颜回，也在这个时候死了(“莫知我夫(没有一个人明白我啊)！”[《14.35》])；真是上天对他太残忍了(“天丧予(天要灭绝我)！”[《11.9》])。感情的描写，走一步，深一步；实非《公羊传》作者所可以望其项背也。而且，《公羊传》作者也缺乏史学训练，把子路的死也写了进去(子路那时还未死)；有历史观念的太史公则没有把子路的死写入。 关于陈蔡之厄的描绘，前490年冬末，前489年春初，孔子在楚的北疆重镇“方城之外”的叶邑访楚国最出名的贤臣叶公诸梁(活跃前489-475)。孔子去见叶公自然是希望通过他的推荐而能得到楚昭王的重用，因此与他讨论了为政，以及父亲偷了羊，儿子应该怎样处理才是道德的问题。并且叶公私底下问子路关于孔子，子路不知道怎样回答才好，叶公那时多大年纪不清楚，但他似乎应该比孔子年轻很多。孔子那时已63岁，还想找工作做，那是非常不寻常的事。孔子也知道大家对他的的看法，夫子自道说：“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他这个人做事还是很有劲，工作一开始连吃饭也往往会忘记；一敲打起音乐来就什么忧患感都没有了；[不独还未老]，连老是否会来临，他想也没有想过这个问题)。”[《7.19》]。也就是，他是一个工作狂，也是一个玩乐(音乐)狂，没有一刻钟停下来想人之将老这个问题的。 叶公相信了，或者生出了同情的敬佩，把他推荐给楚昭王，后者因为该年春天吳伐陈，而领兵到了陈蔡间的城父助陈抗吴。他召见了孔子，有给他封地的意思。 那时，孔子已回了去蔡地，听说楚昭公召见他，赶忙往城父奔去。在路上，发生了历史上有名的蔡难。不独陈蔡的隐士贤人鄙视孔子，连蔡国陈国的平民百姓也看不惯孔子，听说孔子竟要去替霸占他们土地的楚国服务时，在陈蔡官员的怂恿下，也暴动起来，把孔子与弟子一众围困起来，想截断他们的粮食供应，饿死他们；导致孔子绝粮于陈蔡。陈蔡都是楚的附庸国，绝对不敢用官方的军队来围困楚君的客人孔子的。这些暴民其实是不堪一击的，可能连正规的武器都没有。孔子一行都是有军事武打训练的人，而且技艺是相当高的，又有战车，愿意杀人伤人的话，应该是很容易冲杀出重围的。这可能是孔子与子路争吵的原因，子路想在暴民合围成形之前以武力冲出重围，孔子不允，不愿杀伤无军事训练的暴民；因此他说：“君子固穷(君子固守穷困日子)，小人(穷)斯滥矣(小人一有穷困就乱做事了)！”；对子贡说：“予一以贯之(我以一种态度做事情，[不会因为环境不同，说话做事就不一样])。”[《15.3》]”宁可要大家饿着肚子“讲诵弦歌不衰(讲解学问、诵读诗书、弹奏琴瑟都没有停止过)”，把困境熬过去。慢慢，弟子们除了颜回都开始有逆言的怨言，在这种嘈吵的气氛中，孔子还是保持畅顺的心怀唱诵他的弦歌，这是他“耳顺”的境界。 子路质疑受困的原因，是否因为孔子修道未仁未智呢？子贡要孔子略贬自己，以求为容于天下；只有颜回替他驳子路说：“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见君子(天下不接受我，那能算作是我的错呢，不接受我才显出我君子的本质)！”他又替孔子驳子贡说：“夫道之不修也，是吾丑也。夫道既已大修而不用，是有国者之丑也(若果在道德上没有修炼好，那确是我的耻辱； 记异也。何异尔？非中国之兽也。… …孔子曰：‘孰为来哉！孰为来哉！’反袂拭面，涕沾袍。颜渊死，子曰：‘噫！天丧予。’子路死，子曰：‘噫！天祝予。’西狩获麟，孔子曰：‘吾道穷矣。’”此麟乃像鹿一般的麟，非现代像狮子那样的麟。 21 他增删式地引《论语》中的话条，“河不出图”，典出《尚书.顾命》的“河图”，河指黄河，河图究为何物，待考，或与八卦图象出现的传说有关，此传说在孔子时已流行，故《论语.9.9》有载；“雒(洛)不出书”， 典出《易.系辞上》和《管子.小匡》，洛指洛水，洛书究为何物，亦待考，此传说流行于孔子之后，故《论语.9.9》不载。 22 “凤鸟不至”条，典出《尚书.虞书.益稷》的“箫韶九成，凤皇来仪(以箫演奏的韶乐九章九转节拍，凤凰一双一双地来朝见[我们盛世的君主])”。 若果在道德上修炼得极到位，却被拒于门外，那只能说是当政者的耻辱了)！”高兴得孔子哈哈大笑，说：“有是哉颜氏之子！使尔多财，吾为尔宰(颜氏之子啊！有这种说法吗？[不会是你编出来哄我高兴的吧！有一天]，你发了财，让我孔丘替你打工)。”不独弟子中只有颜回明白他的仁思想，也只有颜回明白他。 太史公巧妙地把《论语. 14.35》嵌入他故事叙述之中，孔子喟然叹曰：“莫知我夫！” (《史记》语，《论语》原文：“莫我知也夫(再没有一个人明白我啊)！”。) 这自然是指弟子中除了颜回之外，无一人明白自己。在即将出版的《孔子这个人的构思图》的第二十五回《仁思想的一波三折》中我们论述了孔子仁思想不为众弟子所了解，还怀疑孔子秘技自珍，最后颜回却显示了他对该思想的了解。在第二十四回《有国者之丑》中颜回力排众议，认为丑在有国者，不在孔子；乐得孔子哈哈大笑，引为知己。子贡不服气，虽然承认自己比不上颜回，但在了解孔子上，他不甘后人，说：“何为莫知子？”(《史记》语，《论语》原文：“何为其莫知子也(在那一方面再没有一个人明白先生了呢)？”。) 孔子这样回答：“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不埋怨天，不怪责旁人；生活在大众之中，观察学习[人和社会]，超越一般的认识，[对人和社会]有天下达理的憬悟，能明白我的只剩下天了)！”这是说，他所憬悟到的人和社会的真理，在他那个时代，除了颜回，没有一个人能明白，颜回一死，也就只有老天爷才能明白他了。孔子对自己的评价是很高的，认为他所憬悟到的真理是达到宇宙层次的真理。 太史公作为一个历史作者，带上了各种不同的帽子：作为朝廷史官，他记述了他当时关于孔子不同的说法，例如，从51岁至56岁仕途的三种说法、“吾党之小子狂简”记载了二次、反乎鲁有三种说法(见上表)；他也插进了很多代表汉朝上层意识形态的东西，例如，搜奇式的博学、特异功能、寓言故事；他的《孔子世家》六分真实，四分虚拟。而且，人们往往更愿意接受在虚拟世界中的孔子，忽视历史上真实的孔子。正如我们更愿意从好莱坞的电影中来认识美国，而不从现实社会中来认识她一样。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太史公这种记述方式更真实地反映了孔子文化传播的双轨性。不过，我们也不能忘记太史公生活在一个现代科学还未曾发生的世代中；不能以现代史学的标准来责备他的。这是从孔子这个人的观点来看问题，若果我们从孔子这个神的角度来看《孔子世家》的记述，则这些荒诞不经的故事，变成很珍贵的资料。作为御用史官，他不能不写孔子序《十翼》、为《易》的存承写出一个体系来[《史记.仲尼弟子.商瞿》]、他同意并效法孔子序尧舜三代而“略无年月”，但却不得不为黄帝谱世系，对根据《大戴礼记》的《五帝德》和《帝系》谱写《五帝本纪》和《三代世表》恐怕不是太史公乐意做的事，作为一个极具技巧的作家，他塑造了两个寓言人物“张夫子和褚先生(传统认为后者乃褚少孙[活跃前33]，汉元、成间博士，多处补缺《史记》，待考)”，以下是这两个寓言人物的对话： 张夫子問褚先生曰：“《诗》言契、后稷皆无父而生。今案诸传记咸言有父，父皆黃帝子也，得无与《诗》谬乎？” 褚先生曰：“… …一言有父，一言无父，信以传信，疑以传疑，故两言之。… …” 太史公一方面把两种说法的矛盾性指示出来，一方面以“信以传信，疑以传疑”的说法替御用史官脱卸责任，可谓巧妙之极；不过，在《三代世表》开章明义地说：“自殷以前诸侯不可得而谱。”既然明说“不可得而谱”，他谱，那是他当朝廷史官的责任。可能有些无奈。 太史公的伟大，在他的独立性，他凭借对孔子西狩获麟和陈蔡之厄精彩的描述，把他孤愤郁结的情怀“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见于后世哉？”生动地表达出来。太史公是一个独行者，他的史识不为同时代的史家所认识。但最后他胜利了，他的史识在他多姿多采多方位的刨作中，开花结实，从人世间的平凡与污浊中涌现出一代史家永恒的力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