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传记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 2012年10月 中国 韩城 历史·小说·寓言·史传文学 ——论司马迁《史记》之文类归属问题 王成军 论文摘要：司马迁《史记》文类归属问题看起来简单，实则隐含着重大的学术价值，更关乎如何继承《史记》独特文化价值的取向问题。我们认为，如果把伟大的司马迁的《史记》文类仅仅归入文学而否定其历史价值，则无疑是对《史记》文类的严重误读与价值否定，也就是说，那些认定《史记》是小说、历史小说甚至寓言的观点，都是错误的；但从另外一方面说，如果我们只认定《史记》是历史、是传记则无疑也是对《史记》文类的有意误读与审美价值否定。我们不主张用西方舶来的“传记文学”来界定《史记》的文类，因为这个名称也不无瑕疵，尤其是对比于普鲁塔克的《希腊罗马名人传》来看，普氏的《名人传》是西方传记文学之祖，但是在近代重实证的史学观念下，它却基本失去了其史学价值，司马迁的《史记》则与此迥异。因此。与其用泛化的传记文学来界定《史记》文类特性，还不如用我们中国文化中独有的“史传文学”来界定《史记》的文类最为贴切，这个名词消除了《史记》文类混杂与跨界的身份之苦，同时，这个名称也鲜明地表明了中国史传文学文体的同时隶属于历史与文学甚至哲学的独特文类价值。 关键词：《史记》；文类 ；历史； 小说 ；寓言 ；史传文学 ；归属问题。 （一） 尽管如今司马迁《史记》令名远播中外，却非其原名，司马迁自定书名本为《太史公书》。《史记》之称号，肇始于三国时期。《三国志·魏书十三·锺繇华歆王朗传》曰：“帝又问：‘司马迁以受刑之故，内怀隐切，著《史记》非贬孝武，令人切齿。’对曰：“司马迁记事，不虚美，不隐恶。刘向、扬雄服其善叙事，有良史之才，谓之实录。汉武帝闻其述史记，取孝景及己本纪览之，於是大怒，削而投之。於今此两纪有录无书。后遭李陵事，遂下迁蚕室。此为隐切在孝武，而不在於史迁也。’”钱大昕在《廿二史考异》中指出：“子长未尝名其书曰《史记》，疑出魏晋以后。”事实是，“《隋书·经籍志》以下，遂专称《史记》”【1】 无论署名为何，司马迁之《史记》在学科门类上首先属于历史，或曰《史记》是历史，这已经是基本常识。但是，即便就是从历史这个文类出发，司马迁《史记》的文类问题也值得我们学术界进一步阐释。先看司马迁自己如何定性他的《史记》之文类特征。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说：“罔罗天下放失旧闻，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论考之行事，略推三代，录秦汉，上记轩辕，下至于兹，著十二本纪，既科条之矣。并时异世，年差不明，作十表。礼乐损益，律历改易，兵权山川鬼神，天人之际，承敝通变，作八书。二十八宿环北辰，三十辐共一毂，运行无穷，辅拂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扶义俶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於天下，作七十列传。凡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为太史公书。”我们需要特别留意司马迁的如下表白：“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成一家之言，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 其实，在《报任安书》里，司马迁说的更明白：“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氐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及如左丘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上计轩辕，下至于兹，为十表、本纪十二、书八章、世家三十、列传七十，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草创未就，适会此祸，惜其不成，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仆诚已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然此可为智者道，难为俗人言也。” 由上引文，我觉得有以下两点特别值得关注，其一，司马迁虽然是太史令，但是并不意味着他必须写作《史记》这部书，也就是说，司马迁这个史官的重要任务在汉代其实是掌管史籍和天文历法。“仆之先人，非有剖符丹书之功，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畜之，流俗之所轻也。”（《报任安书》）台湾学者周锡馥阐释道：“司马迁任职太史令，故自称太史公，这是谁都知道的。在历史上，‘太史’确曾是朝廷的史官，但到了汉代，太史主要掌管国家图籍以及天文历像、祥瑞灾异等事，属于‘天官’之类，已没有史官的职责。西汉没有真正的史官，也没有官修史书；编写《史记》并不属于太史公的职责范围。”【2】也就是说，司马迁之所以写作《史记》不是或曰不完全是史官职业的硬指标。他之所以这么做，既是对其父亲遗愿的继承，更是要表达“一家之言”，尤其是刑余之后的司马迁，已经把《史记》的文类特性上升等同为《周易》、《春秋》、《离骚》、《诗》三百篇等了。在司马迁的观念里，他的《史记》，不仅要与《春秋》这样的历史书同列，同时也要和《离骚》这样的有韵诗歌同美！司马迁之所以“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报任安书》） 其二，《史记》虽然为正史之首，“参酌古今，发凡起例，创为全史”【3】而且“后之作者，递相祖述，莫能出其范围。即班、范称书，陈寿称志，李延寿南北朝称史，欧阳子五代称史记，小异其目。书之名，各史皆改称志，五代又改称考。世家之名，晋书改称载记，要皆不过小小立异，大指总在司马氏牢笼中。”【4】但是，这是后代学人对《史记》的文类归属，却并不是司马迁的本意。司马迁的本意就是要“与荀况著《荀子》、董生著《春秋繁露》性质正同，不过其一家之言乃借史的形式以发表耳。”【5】 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充分肯定了司马迁作为史官而完成的这部书契之作，并且也把《史记》与孔子《春秋》，左丘明《左传》等载籍同列，班固显然没有怀疑司马迁《史记》的历史文类属性，并且对《史记》的文类特征进行了总结：“然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无论如何，《史记》属于历史文类的性质基本成为共识。翦伯赞说的好：“历史学在汉代，也是一种突出发展的学问。在汉以前，中国早有记录历史文献，如《尚书》、《春秋》、《国语》、《战国策》、《世本》、《楚汉春秋》等，惟此等史籍，无论记言记事，皆简略散漫，断烂成书，一直到汉初，中国尚没有一部有系统的史书，因而历史学也还没有成为一种独立的学问。中国的历史学之成为一种独立的学问，是从西汉时起，这种学问之开山祖师，是大学问家司马迁。”【6】需指出的是，司马迁的《史记》文类特征，形式上后有继者，精神上它却成了史家“绝唱”。 （二） 然而，同样称许“《太史迁》，曰实录”（《法言》卷一零《重黎》），有良史之才的杨雄却对《史记》的文类归属问题提出了怀疑：“《淮南》说之用，不如《太史公》之用也。《太史公》，圣人将有取焉，《淮南》鲜取焉尔。必也行乎？乍出乍入，《准南》也；文丽用寡，长卿也；多爱不忍，子长也。仲尼多爱，爱义也；子长多爱，爱奇也。”（《法言》卷一二《君子篇》）我们认为，杨雄论说“子长爱奇”实为有的放矢，司马迁“行文恣肆，所谓疏荡有奇气者。叙人述事，时或传神绘声；记语载言，不免曲传口角。然瑰奇幽远，虽可增饰彩笔，终有亏征信之史。”【7】也就是从杨雄开始，具有中国传统史学观念的诸多学者（他们可没有受到过所谓近代西方史学观念的影响），同样对司马迁的《史记》文类进行了质疑。倪思、刘辰翕说：“赋成而王卒，而困，是临邛令哀故人之困，岂无他料理，顾相与设画，次第出此言，是一段小说耳。子长以奇著之，如闻如见，乃并与其精神意气，隐微曲折尽就，盖至俚亵，而尤可观，使后人为之，则秽矣。”（《班马异同》卷二六）周亮工说：“余独谓垓下是何等时，虞姬死而子弟散，匹马逃亡，身迷大泽，亦何暇更作歌诗！即有作，亦谁闻之而谁记之与？吾谓此数语者，无论事之有无，应是太史公‘笔补造化’，代为传神。”（《尺牍新钞》三集卷二释道盛《与某》）曾国藩甚至认定《史记》与庄子之书一样同为寓言：“左氏传经，多述二周典礼，而好称引奇诞；文辞烂然，浮于质矣。太史公称庄子之书皆寓言。吾观子长所为《史记》，寓言亦居十之六七。班氏闳识孤怀，不逮子长远甚。然经世之典，六艺之旨，文字之源，幽明之情状，粲然大备。”【8】 如果说，倪思、刘辰翕把《史记》部分篇目归为“小说”文类，按照中国古代文体分类，似乎并不是对司马迁《史记》属于历史学科的解构，因为“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涂说者之所造也。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然亦弗灭也。闾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缀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刍荛狂夫之议也。”（《汉书·艺文志》）司马光即认为“实录正史未必皆可据，野史小说未必皆无凭。”（《传家集》卷六三《答范梦得》）但是，像曾国藩这样把司马迁《史记》说成与庄子同类的寓言，则至少在文体分类上是对《史记》的一种颠覆。明末清初的冯班也曾断定：“今人看《史记》，只看得太史公文集，不曾读史。”（《纯吟杂录》）与此相对照的是，同为史学著述的班固之《汉书》未曾被曾国藩列为寓言，也没有被冯班们看得为“班固文集”。 鲁迅对司马迁《史记》的赞美众所周知：“恨为弄臣，寄心楮墨，感身世之戮辱,传畸人于千秋。虽背《春秋》之义,固不失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矣。惟不拘于史法，不囿于字句，发于情，肆于心而为文。”【9】但是鲁迅的颂词，既是对司马迁《史记》美学价值的极高推崇，同时也在宣布《史记》在文类上的双重性或曰杂糅特性。历史的绝唱毕竟是历史，无韵的诗歌，则是文学的类属了。郭沫若对此说的更直白：“司马迁这位史学大家实在是值得我们夸耀。他的一部《史记》不啻是我们中国的一部古代的史诗，或者就说他是一部历史小说集也可以。”【10】也就是说，进入二十世纪近现代以后，中国学术界基本达成共识：“《史记》是在一部历史书之外，又是一部文艺创作，从来的史书没有像它这样具有作者个人的色彩的。”尤其是受近代西方实证精神影响，论者们不无否定《史记》的史学价值，而更推崇其文学价值。胡怀琛等就明确表示：“拿真正史学的眼光看起来，《史记》缺点实在不少。今举数例如下：（一）纪载失真……（二）自相矛盾……（三）体例不当……（四）次序错乱……《史记》在文学上的特点有三，现在列举如下：（一）富于感情……（二）善于描写……（三）趋于自然……《史记》既有了这三种特色，就可以知道它在文学界上的位置，比在史学界上的位置更高，我们拿它当史看，不如拿它当文看；不过，一方面拿它当文学作品看，一方面也可以知道一些史事，故我以为《史记》这部书，绝像是现在的历史小说。”【11】 至此，《史记》的文类归属至少包括：历史、小说、历史小说、寓言，甚至还有哲学。“司马迁的《史记》在中国过去学术界曾备受崇拜，但是推尊他的，不是赏鉴他的文辞，便是夸赞他的史料，还有些莫名其妙的考据家，认为《史记》的记述自相抵触之处甚多，颇欠正确，照他们的看法，还不如班固的《汉书》。其实太史公根本就不是在写历史，他是在写他的哲学。”【12】 （三） 我们在这里之所以要给《史记》文类正名，就是要在学术逻辑上理清《史记》的文类归属，以有利于充分继承司马迁《史记》独特的文化价值。 首先，我们必须肯定《史记》的历史文类特征，司马迁从来没有把《史记》写成小说的主观意愿，更谈不上什么“寓言”创作了。章太炎针对曾国藩的“寓言说”一针见血地指出：“史家之蔽，爱憎过其情，与解觏失实者有之，未有作史而横为寓言者也。”【13】也就是说，司马迁写作的初始目的与寓言等文类有着本质区别。这正如王充的分析：“司马子长累积篇第，文以万数；然而因成前纪，无胸中之造。扬子云作《太玄经》，造于助思，极窈冥之深，非庶几之才，不能成也。”（《论衡·超奇》篇）事实上，在《史记》中司马迁并无“胸中之造”，他是在“因成前纪”，“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金圣叹对此分析的更为恰切，司马迁是“以文运事”而非“生事”：“《史记》是以文运事，《水浒》是因文生事。以文运事，是先有事生成如此如此，却要算计出一篇文字来，虽是史公高才，也毕竟是吃苦事。因文生事即不然，只是顺着笔性去，削高补低都由我。”（《读第五才子书法》）《水浒》是因文生事的小说，作者主观上愿意“顺着笔性去，削高补低都由我”。进一步说，司马迁尽管被论者赞美为“不惟影响了后来的小说，他本人就也是一个小说家”【14】这种表述看起来很美，其实无疑是对司马迁《史记》文类最大的混淆，因为，《史记》不但与《水浒》类型的“因文生事”小说不同，更与《三国演义》类型的“历史小说”不同。台湾学者周锡馥就曾错误断定《史记》不是史：“《史记》包含了许多珍贵的史料，但从主要篇幅——传记部分来看，它不是一部文学的历史（富有文采的历史），而是历史文学，它可说是《三国演义》、《东周列国志》、《说唐》、《说岳》、《清史演义》一类作品的先驱。在《史记》的传记部分，历史小说或小说色彩颇浓的作品”约占列传的百分之八十五。【15】 我们认为，《三国演义》虽说也是“以文运事”，但是创作者主观上追求“七分真实，三分虚构”，而司马迁尽管在《史记》中“喜欢网罗旧闻而不擅长考订”，甚至可以说“《史记》里的记事十之二三是不可信的。”（唐兰《古史辩》第六册603页）但是，《三国演义》的作者是有意为“演义”小说，算计的同时也乐意顺着笔性去，而司马迁却时刻本着“实录无隐之旨”（刘勰《文心雕龙·史传》）“善述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野，文质相称，盖良史之才也。”（《后汉书·班彪列传》）此处的本质区别，不许模糊。汪荣祖指出：“夫‘传奇’（fiction）与‘传记’（biography）之分际故不可不辩。或曰传记记‘实’（fact）,传奇言虚(fancy)。惟传奇未尝不可据实有之经验，益之以想象，创为‘虚有之实境（the illusion of reality）’;而传记亦能据恍惚之经验、残缺之文献，付之想象，可成‘实有之虚境’（the reality of illusion）.吾人唯求传奇能‘忠于人生’（true to life）,传记能‘忠于其人’（true to a life）。忠于人生，不必真有其事；忠于其人，必真人真事。是则两者之异，真（authenticity）而已矣。史迁增饰辞藻，亦欲显其人、申其人之精神耳。故虽似传奇之代作喉舌，非欲虚构故事，但求‘伟其事，详其迹’，而不失其真也。班固删削，虽较翔实，而马传之奇遂失。”【16】 其次，我们必须客观理性思考“传记叙事”与“传记文学叙事”的区分问题。如果从狭隘固步自封的史学观念出发，或者用西方新历史主义的理论看待历史叙事，那么任何用语言来叙述在过去时空中发生的事件而形成的著述都值得怀疑，于是有论者认为，“历史要存其真，便必须审慎地采取较为笼统、概括的手法去记述，否则一涉描摹，便有‘失真’的危险。”【17】也就是说，《春秋》的叙述“郑伯克段于鄢”，那是史笔的“谨严”，《左传》的叙述故事、揭示缘由、描摹心态则是“左氏浮夸”。事实上，班固就是这么做的。台湾学者杜呈祥指出：“《汉书》的班固，便只能算是一个大传记家，不能算是一个大传记文学家。最显著的证明，是《汉书》里面的一部分传记原是直接抄《史记》的，但在抄的时候，往往把《史记》的原文加以删改，经过他一删改，便把一篇（或一段）传记文学作品变成纯粹的传记了。”【18】试看两段叙述樊哙闯入“鸿门宴”的不同叙事： 於是张良至军门，见樊哙。樊哙曰：“今日之事何如？”良曰：“甚急。今者项庄拔剑舞，其意常在沛公也。”哙曰：“此迫矣，臣请入，与之同命。”哙即带剑拥盾入军门。交戟之卫士欲止不内，樊哙侧其盾以撞，卫士仆地，哙遂入，披帷西乡立，瞋目视项王，头发上指，目眦尽裂。项王按剑而跽曰：“客何为者？”张良曰：“沛公之参乘樊哙者也。”项王曰：“壮士，赐之卮酒。”则与斗卮酒。哙拜谢，起，立而饮之。项王曰：“赐之彘肩。”则与一生彘肩。樊哙覆其盾於地，加彘肩上，拔剑切而啗之。项王曰：“壮士，能复饮乎？”樊哙曰：“臣死且不避，卮酒安足辞！夫秦王有虎狼之心，杀人如不能举，刑人如恐不胜，天下皆叛之。怀王与诸将约曰‘先破秦入咸阳者王之’。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阳，豪毛不敢有所近，封闭宫室，还军霸上，以待大王来。故遣将守关者，备他盗出入与非常也。劳苦而功高如此，未有封侯之赏，而听细说，欲诛有功之人。此亡秦之续耳，窃为大王不取也。”项王未有以应，曰：“坐。”樊哙从良坐。坐须臾，沛公起如厕，因招樊哙出。（《史记·项羽本纪》） 樊哙闻事急，直入，怒甚。羽壮之，赐以酒。哙因谯让羽。有顷，沛公起如厕，招樊哙出。（《汉书·高帝纪》） 司马迁的叙事，“质而不俚，然序论形势，指说人情，分明如画。”（冯班《纯吟杂录》卷四）“叙楚汉会鸿门事，历历如目睹，无毫发渗漉，非十分笔力，模写不出”（刘辰翁《班马异同》卷一）不过，司马迁如此“史笔未免文胜于质矣”【19】如：“瞋目视项王，头发上指，目眦尽裂”等。 班固之叙事“务从裁省”、“但取中正”（浦起龙《酿蜜集》卷二《班马异同》），虽文笔欠佳，但“史事之真重于其美，费辞求真，史者之任”“故凡好史者，多甲班而乙马。”【20】为此，台湾学者杜呈祥提出了传记叙事与传记文学叙事之区别的观点：“由此两段文字的比较，可以说传记仅是叙述一个人的行动，传记文学便须描写一个人在完成这一行动时所表现的神态、和造成的氛围等等。”具体来说，杜呈祥认为应有以下三点区别，（一）传记多半只叙记一个人的公生活，如事功、主张、节操、学术造诣等。传记文学作品便必须兼顾到一个人的私生活，大而男女关系，小而生活习惯，都要让读者晓得。因为传记文学作家所要呈现给读者的是传记主人公的整个人格，而且是一幅活的人生图像。（二）传记多半只是从个人叙述个人，传记文学作品便必须注意到书中主人公的时代和环境的描述。（三）传记多半只是概括地叙记一个人的思想主张和对人的关系，传记文学家便注意引用书中主人公表达思想主张的说话和对人交往的原始文件。因此在传记里面，对话很少，原件也少，传记文学作品便充分利用对话和原件。”【21】这里尽管杜呈祥的论证有待商榷与完善，但是他其实也在提出了传记与传记文学文类的区别课题。至于能否和如何真正区分传记与传记文学文类？这个问题我们将另文探讨。 那么，司马迁《史记》从文类上看，究竟应该归属哪一类？是历史？小说？历史小说？寓言？哲学？传记？传记文学？ 梁启超称赞《史记》“最异于前史者一事，曰以人物为本位。故其书厕诸世界著作之林，其价值乃颇类布尔达克（普鲁塔克）之《英雄传》；其年代略相先后（布尔达克后司马迁约二百年），其文章之佳妙同，其影响所被之广且远，亦略同也。”【22】可是梁启超有所不知道的是，普鲁塔克的《希腊罗马名人传》在创作伊始就公开宣布：大家应该记得我是在撰写传记而非历史。【23】更进一步说，普鲁塔克的传记里由于没有明确指出事件发生的年代且太注重故事化叙事以及道德主题的阐发等因素，在西方学术界此书如今基本被认定为文学著作而非历史了。“希腊人和罗马人都将历史看成文艺的一个分支，所以他们的著述不在于历史和法则，完全采用文学的表达或戏剧的表演手法，甚至像是西塞罗这样的大学者，将历史纳入修辞学的范畴，他曾经明确指陈：‘修辞学家有权校订和改变历史的事实，进而达成更佳的叙述效果。’即使像是李维（Livy）和塔西佗这些史家，并不认为要忠于史实作客观的描绘，第一手或目击的资料在他们而言可有可无，文学表达的成效较之内容的正确与否更为重要。”【24】 我们认为。如果把伟大的司马迁的《史记》文类也仅仅归入文学而否定其历史价值，则无疑是对《史记》文类的严重误读与价值否定，也就是说，那些认定《史记》是小说、历史小说甚至寓言的观点，都是错误的；从另外一方面说，如果我们只认定《史记》是历史、是传记则无疑也是对《史记》文类的有意误读与价值否定，这样来看：用西方舶来的“传记文学”来界定《史记》的文类最恰当不过了？但是这个名称也不无瑕疵，尤其是对比于普鲁塔克的《希腊罗马名人传》来看，普氏的《名人传》是西方传记文学之祖，但是在近代重实证的史学观念下，它却基本失去了其史学价值。“应当把普鲁塔克看作一位道德家，而不应当把他看成历史学家。”【25】司马迁的《史记》则与此迥异，它确实是鲁迅先生的定论：历史的绝唱，文学的翘楚，而且还是哲学的“成一家之言”。因此，我们认为，与其用大众化的传记文学来界定《史记》文类特性，还不如用我们中国文化中独有的“史传文学”来界定《史记》的文类最为贴切，这个名词消除了《史记》文类混杂与跨界的身份之苦，同时，这个名称也鲜明地表明了中国史传文学文体的同时隶属于历史与文学的独特文类价值。 这里有必要重新界定“史传文学”的概念，按照张新科先生的定义：“史传文学，从广义来说，是指史书中文学性强、以刻画人物形象为主的作品；从狭义来说，仅指纪传体史书中的人物传记。”我们认为，“史传文学”概念，要么再扩大其广义，定义为凡是具有历史价值又有文学价值的作品，都叫史传文学；或者再缩小其狭义:应该把“史传文学”专属于司马迁《史记》中的部分纪传，凡是达不到司马迁纪传水准的传记，只能称为史传而不能加上文学。李慈铭《越缦堂日记》中指出“承祚固称良史，然其意务简洁，故裁制有余，文采不足，当时人物不减秦汉之际，乃子长《史记》，声色百倍；承祚此书，黯然无华。”甚至严格地说，即使像班固《汉书》中的李陵、苏武传记，《三国志》中的张飞传，等等，也只能称作为较有特色的史传。反过来说，即使不是史书中的传记，如果它具备了司马迁史传作品的水准，我们倒可以称其为史传文学。如韩愈的《张中丞传后序》等。 因此，我们在此建议把“史传文学”名称推向国际传记文学学术界，以发扬光大以司马迁《史记》为代表的中国史传文学之独特文类价值！ 注释： 【1】【7】【16】【19】【20】汪荣祖：《史传通说·太史公第七》，中华书局1989年，第71页。第83页。第99页。第83页。第114页。 【2】【15】【17】周锡馥：《再论《史记》不是史》，《明报月刊》1990年4月号，98页。第99页。第100页。 【3】赵翼：《廿二史札记》，北京商务1958年版，第3页。 【4】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北京商务1958年排印本，第58页。 【5】梁启超：《梁启超国学讲录二种》，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21页。 【6】翦伯赞：《中国史纲》第二卷。大孚出版公司1947年版，第654页。 【8】曾国藩：《曾文正公文集》，卷三“圣哲画像记”，第23页。 【9】鲁迅：《鲁迅全集》第八卷，《汉文学史纲要》，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308页。 【10】郭沫若：《沫若文集》第一二卷，《关于接受文学遗产》，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第255-256页。 【11】胡怀琛：《史记选注》序言，商务印书馆1927年，第2-7页。 【12】常乃德：《历史哲学论丛》，上海商务印书馆1947年，第2页。 【13】章太炎:《章太炎全集·读太史公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第五册，第120页。 【14】李长之：《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上海开明书店，1948年9月，第353页。 【18】【21】《传记文学》（台湾）第一卷第二期。第17页。 【22】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商务印书馆1922年，第28页。 【23】【24】普鲁塔克：《希腊罗马名人传·亚历山大》，席代岳译，吉林出版集团有限公司2009年9月，第1195页。第11页。 【25】汤普森：《历史著作史》（上），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159页。 【26】张新科：《唐前史传文学研究》，西北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