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传记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 2012年10月 中国 韩城 自觉传递文化道统的历史文化伟人 —浅论司马迁与《史记》 辽宁大学 毕宝魁 论文摘要：中国五千年文明不断，是由于有众多创造和传递文明的人物。三皇五帝，夏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等都是创造中国历史的人，孔子、孟子、荀子、司马迁等则是传递这种文明的人。孔子之后最自觉，功绩最巨大者当推司马迁。 关键词：传递文明；自觉；孔子；司马迁。 中国五千年文明未断，是因为华夏民族的历史上出现一些顽固地坚持道统，顽固地维持和传承前代文明的人物，并且产生了实际的作用，才使这种文化状态一直传承下来。在这漫长的发展脉络中，我们可以寻绎出一个基本的线索来。下面，我们便从中国古代文明的曙光开始到司马迁为止，对这一发展线索进行一个简明的巡礼。 一、 三皇五帝时期 二、 三皇五帝时期是实际存在的历史，但又是茫然不可确考的时期。康有为在《孔子改制考》中说： 吾中国号称古名国，文明最先矣，然“六经”以前无复书记。夏、殷无征，周籍已去，共和前不可年识，秦汉以后乃得详记。而谯周、苏辙、胡宏、罗泌之流乃敢于考古，实其荒诞。崔东壁乃为《考信录》以传信之，岂不谬哉？夫三代文教之盛，实由孔子推托之故。故得一孔子而日月光华，山川焜耀。然夷考旧闻，实犹茫昧，虽有美盛，不尽可考焉。[1] 康有为写作本书的目的是要证明孔子以前的历史是孔子假托的，尧舜以及三代的典章制度也是孔子假托的，批评两汉君臣对儒学继承发扬不纯正，其后致使“我华我夏，杂以魏、晋、隋、唐佛老词章之学，乱以氐、羌、突厥、契丹、蒙古之风，非惟不识太平，并求汉人拨乱之义亦乖刺而不可得，而中国之民遂二千年被暴主、夷狄之酷政耗矣，哀哉！”[2] 康有为为强调孔子的作用，强调礼乐制度不是周公制作，而是孔子托古创制的。这一点是不科学的。但他所说三代以前历史蒙昧不可确考则是正确的，但因蒙昧不可确考便认为都是孔子托古而杜撰的则不可接受。三代前的历史虽然蒙昧不清但有依稀的影子，是可以推知其大致情形的。孔子所说，包括给学生讲课的内容，都是有根据的。“子曰：‘盖有不知而作之者，我无是也。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3]孔子明确说自己没有不知道根据而进行创造的情况。孔子的话只所以可信就在这里。 正是孔子的讲学以及众弟子的传播，才使三代前的历史具有一定的线索，也进一步证明孔子是中国五千年文明史的中间环节，是承前启后的最伟大的人物。 夏朝建立以前，属于史前时代，即中国古人最为歌颂的“三皇五帝”时期。后来的知识分子对于当代政治强烈不满时便极力歌颂三皇五帝时期的幸福情景。关于“三皇五帝”的概念，古来说法不一。尤其是“三皇”，在古代典籍中，共出现过五种说法，但我认为，伏犠、神农、燧人（或祝融）的说法似乎更合理一些，有的文献说包括黄帝，似乎不妥，因为黄帝属于五帝之一，不应该再包含在三皇之中。 “古者伏牺氏之王天下也，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由是文籍生焉。”[4] 根据这些记载，可知伏羲氏是文字与八卦的发明者，但其最主要的贡献还是天文学。可以说，最初的科学主要表现在对自然的认识方面，而人们的生活与生产都离不开对于日月星辰的观察以及对其运行规律的认识。神农则是农业生产的发明者或者推广者，使人类从采集食物阶段进步到农业耕种阶段，这样才可以养活更多的人口，是人类进步的一大飞跃。燧人则是发明使用火的先祖，如果按照人类历史发展的进程来看，我认为应该按照燧人氏、神农氏、伏羲氏这样排序。发现和利用火应该更早，而栽培农作物则应该晚于使用火，文字和八卦则更进一步，一定在人们能够利用火和有了耕种技术的农业之后。神农氏时代应该在距今七八千年时期，河姆渡遗址发现的农业生产工具以及粮食种子说明那个时代种植农业已经有一定的规模。伏羲氏应该在黄帝之前一两千年。而一般都认为黄帝在距今五千年左右。当然，各个时期究竟如何则无法具体考证，这三个传说中的古帝王应该是三个历史发展时期阶段性的记忆。 五帝则应该遵照司马迁的说法，是：黄帝、颛顼、帝喾、尧、舜五个人。关于三皇五帝时代的社会状态究竟如何，我们无法解释很清楚，可能也无法理清了。如果说那是一种大道流行，天下为公的理想社会模式，则很难想象，我们不必否定其一定没有，也不必肯定一定会那样。因为那个时期生产能力水平极其低下，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一定也非常低下，吃饱饭便是幸福了。因此肯定不是人类最理想的社会形态。 五帝之首是黄帝，黄帝即是一个时期的开创者，也是他之后几代人共同努力而使文化继续发展的一个时期。黄帝时期在工具制造方面有长足发展，已经开始制造车，文字也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传说中的仓颉便是黄帝时人。黄帝本人叫轩辕氏，都有车字旁，所以有的学者说黄帝时期开始制造车是可信的。黄帝之后是颛顼、帝喾、唐尧虞舜。五帝前后承接，可以看做是一个历史阶段。舜传位给大禹后，夏朝建立，开始了家天下。中国历史进入文化统一的时期。 二、夏禹与三代 应当说，大约四千年前发生在黄河流域的特大洪灾成就了大禹，成就了中国的历史。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的故事在中国可谓是妇孺皆知，大禹也正因为治水的功绩而被后世广泛传诵。如果我们深入思考，就会知道，大禹治水对于中国历史和文化的进展意义更加广泛和深远。 正因为治理大规模的洪水需要全流域各个部落的联合，甚至是共同行动，而大禹接受舜之任命担任全天下治理洪水总指挥。既然总指挥就要统一行动，统一行动就要有统一的语言和文字，就要有统一的政令，总指挥就要有统一的权力。如果我们深入思考，大禹在治水过程中对于语言文字的统一是有重要促进作用的。因此，大禹才获取最高的权力，有生杀大权。这在以前的三皇五帝时期都没有。据《国语·鲁语下》记载：“仲尼曰：‘丘闻之，昔禹致群神于会稽之山，防风后至，禹杀而戮之，其骨节专车。”[5] 至于大禹杀防风氏到底是怎么会事，不是我们考证的重点，而大禹对于一个部落首领可以处死能够被普遍接受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这样，大禹的权力就比以前所有的最高首领都大。这便是因为治水的缘故。治水是全天下共同的事业，某一个地区某一部落出现问题便会殃及全天下，因此全天下必须有一个统一的指挥，而该人必须拥有最高的权力。由于水灾的缘故，使天下有了共同的利害，共同的利害导致产生共同的意志，共同的意志导致产生共同的领袖。因此大禹治水成功并建立夏王朝，标志着中国历史开始一个新的阶段，这便是文化上的统一。 夏代开始家天下，接着便是殷商和周王朝。中国历史上的三代即夏、商、周三代前后延续接近二十个世纪，是中国历史非常重要的发展时期。三代的统治方式基本是一致的，其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生产方式没有大的变化。用孔子的话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6]其实，仔细思考，孔子一句话，预测中国三千年，何其伟大也。 三、周公及孔子 周文王励精图治，统治下的西岐地区政治清平，经济繁荣。殷商末代帝王商纣王则残暴荒淫，为武王夺取天下提供了可能。于是经过讨伐战争，周武王姬发取代殷商而建立周朝。建国初期，武王在从殷商贵族箕子那里接受继承了《洪范》之后，结合殷商的礼乐制度，和周公姬旦重新调整，在原有基础上制订更完善的礼乐，是一套完整的治理天下的典章制度。这套制度是对于夏、商两朝礼乐制度的继承和创新，是很完善的。因此孔子深有感触地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7] 正因为前代文明中，周朝的礼乐制度充满文采，是很完美的典章制度，因此孔子终生坚持“克己复礼”的政治主张，就是要恢复西周初年的礼乐制度，从而恢复西周时期的太平盛世。孔子终生寻找机会，在鲁国执政三年曾经取得非常好的效果，“堕三都”只差一都没有成功，可谓功亏一篑。最后被以季桓子为首的三大家族排挤，不得不离开鲁国另谋出路。 孔子周游列国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饱经风霜，备尝艰辛却一事无成，铩羽而归。回到鲁国，孔子感到自己通过实践来继承前代优秀文化遗产的愿望已经无法实现，于是便转而求其次，要通过对于历史文献的记录来评判这段历史的是非善恶，给后世留下价值判断与历史文化。 《史记·孔子世家》载，孔子回到鲁国后： 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没世而名不称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见於后世哉？”乃因史记作春秋，上至隐公，下讫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据鲁，亲周，故殷，运之三代。又中运夏、殷、周之事也。约其文辞而指博。故吴楚之君自称王，而春秋贬之曰“子”；践土之会实召周天子，而春秋讳之曰“天王狩於河阳”：推此类以绳当世。贬损之义，后有王者举而开之。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焉。 孔子在位听讼，文辞有可与人共者，弗独有也。至於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后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8] 这是司马迁记载孔子撰述《春秋》的背景、意图以及主要思想倾向。实际是用周礼的标准来记载评价当代之事，“以绳当世，贬损之义，后有王者举而开之”，即依据周礼的规定来对现当代历史进行记载与评价，评价包括在文字中，这便是所谓的“微言大义”。孔子其他文字都可以和弟子们共同商量润色，只有撰述《春秋》时，“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 孔子时代是用漆把文字写在简牍上，写字则用笔，笔也不是我们今天的毛笔，而是竹子削成斜尖形，蘸漆来书写。漆有一定浓度，故每一笔下笔时漆浓而粗，到最后则少而细。笔画有点类似蝌蚪，所谓“蝌蚪文”便是如此写出来的书。估计春秋时期可能都是“蝌蚪文”，这里的“文”是文字而非文章。因为用漆写在简牍上，如果修改则要用小刀把原来的字刮掉，因此叫“削”，“削”的作用相当于现代的橡皮或涂改液。这样，“笔则笔，削则削”实际就是写字或修改。“赞”这里是帮助的意思，就是说，孔子在撰述修改《春秋》的时候，包括子夏这样优秀的学生连一个字都不能动。 孔子对于《春秋》是寄以厚望的，因此对学生说，后世人能够知道我孔丘的，是这部《春秋》，指责批评我孔丘的，也是这部《春秋》。那么，孔子为什么要修《春秋》？为什么如此重视《春秋》？ 孔子是希望通过对于现当代历史的记载和裁判来表达自己的历史观、文化观和价值判断。将三代的典章制度和礼乐制度，将王道政治的观念通过文字记载下来，寄希望于未来出现政治明星继续这种王道政治，重新恢复这种大一统的天下，重兴礼乐刑政的统治秩序。因此，孔子撰《春秋》不是单纯的记载历史，更不是学术，而是记载王道政治，记载三代的文化。如果我们站在历史的高空回首俯视时，就会发现，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对于汉代政治、司法、外交等方面影响最大的是《春秋》，孔子的理想在某种程度上得到部分实现。可以说汉代君臣遇到大事时，经常用《春秋》中相似的事件进行参照后再判断是非曲直，确定如何做的大政方针。因此司马迁说：“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弗见，后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为人君父而不通於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於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诛，死罪之名。其实皆以为善，为之不知其义，被之空言而不敢辞。”[9] 尽管汉儒对于孔子思想并没有原原本本地接受和传递下去，但基本精神还是儒家的。因此孔子在传承前代文化方面是非常关键的人物和最重要的中间环节。 钱穆先生曾说：“孔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大圣人。在孔子以前，中国历史文化已有两千五百年以上之积累，而孔子集其大成。在孔子以后，中国历史文化又复有两千五百年以上之演进，而孔子开其新统。在此五千多年，中国历史进程之指示，中国文化理想之建立，具有最深影响最大贡献者，殆无人堪与孔子相比伦。”[10] 可谓高瞻远瞩，十分精辟。是对孔子历史地位最精彩的定位。 三、 司马迁父子自觉传递文化的意识 孔子之后，自觉传递华夏文化并产生重要作用的关键人物便是司马谈、司马迁父子。我们先看看司马迁父子的说法。《史记·太史公自序》： 是岁天子始建汉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滞周南，不得与从事，故发愤且卒。而子迁適使反，见父於河洛之间。太史公执迁手而泣曰：“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尝显功名於虞夏，典天官事。后世中衰，绝於予乎？汝复为太史，则续吾祖矣。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得从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且夫孝始於事亲，中於事君，终於立身。扬名於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夫天下称诵周公，言其能论歌文武之德，宣周邵之风，达太王王季之思虑，爰及公刘，以尊后稷也。幽厉之後，王道缺，礼乐衰，孔子脩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自获麟以来四百有馀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迁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11] 这段文字颇有深意，仔细琢磨司马谈的话，先说周公被天下赞美的原因是因为能够歌颂周文王和周武王的道德，光大其祖先的功德，甚至可以推尊到周代祖先后稷时代。周公之后孔子“脩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而孔子死已经四百多年，又需要有人来传承道德与文化了。其中有要求司马迁担当历史责任的意味。我们还是看看司马迁的理解和如何对待父亲的期望： 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於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12] 很明显，先人是指父亲司马谈，司马谈的话说得很明白，即周公死后五百年而有孔子，如今孔子死后也快五百年了，“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继承接续昌明历史，正确理解易经以及传辞，继承春秋笔法而记载历史，传述诗书礼乐的根本，这些不都正是继承孔子的事业吗？不也正是司马迁父子撰述《太史公书》包含的主要内容吗？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说现在正是时候，是机遇，他本来就想干这件事，但因病要死，才那么迫切地要求司马迁。而司马迁叙述父亲的话，实际暗示自己正在承担这样的历史重任。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司马迁所说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实际是通过《史记》表现自己的历史哲学及对于历史人物与事件的评价，其中包含着以儒家文化为主兼容墨、道、法、名、阴阳等家思想的道统。正是这种自觉继承孔子春秋笔法的意识才使《史记》成为研究历史文化的重要文献。 孔子撰述《春秋》的深意是保存周代典章制度与文化，是对二百多年的历史依据周礼进行记录与评价，希望来世有大政治家能够重新开启这样的时代。孔子的愿望在后世真的实现了。《春秋》作为六经之一，再加上三传，是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唐代以前一直属于“大经”，地位高于《论语》。尤其在汉代，董仲舒提倡儒学，便以专门研究《春秋公羊传》起家，《春秋》是汉代国家政治的大法，包括对外政策，对内断案量刑，《春秋》都是重要的依据。唐代很著名的徐元庆复仇案件，当时便采纳陈子昂的意见最后定案，而到中唐，柳宗元曾经参与讨论，并写下著名的《驳复仇议》。[13] 而他们依据的主要精神都出自《春秋》。可见孔子在《春秋》中的意见对于后世政治生活的影响多么深远。 司马谈、司马迁父子撰述《史记》的目的和孔子撰述《春秋》的目的有相同点，即都要通过记载历史来表达自己的历史哲学和历史观，为后世的历史提供镜子。如前文所述，司马谈的意思非常明确，“自获麟以来四百有馀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要记载的最核心内容是“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正是儒家所提倡的人伦纲常。 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说： 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乃如左丘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而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 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略考其行事，综其终始，稽其成败兴坏之纪，上计轩辕，下至于兹，为十表，本纪十二，书八章，世家三十，列传七十，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草创未就，会遭此祸，惜其不成，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仆诚以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然此可为智者道，难为俗人言也！[14] 司马迁在受到宫刑之后，在遭受到最严酷的精神与肉体的双重摧残后，咬紧牙关，发愤著书，终于完成其父亲的心愿，写成记载他生前中国三千余年的历史。为华夏民族拥有五千年历史做出杰出的贡献。如果没有司马迁的《史记》汉前的历史便不成系统，也不能视为正史，因此司马迁在传承中国文化传统中便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 简短的结论：华夏民族的文明史，肇源于三皇，发展于五帝，至大禹则实现文化上的大一统。经历三代，在春秋社会转型的关键时刻，孔子挺身而出，全面集前代优秀文化之大成，使华夏民族建立大一统观念。至秦始皇统一天下，实现政治大一统。至司马迁则用通史的方式记载了这种文化大一统的历史演进过程，对于中国历史发展进程和文化发展轨迹都有重要的作用。司马迁是孔子之后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1] 康有为著《孔子改制考》 姜义华 张荣华编校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6月版4页。 [2] 康有为著 《孔子改制考》姜义华 张荣华编校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6月版4页。 [3] 《论语·述而》，见毕宝魁著《论语精评真解》，世界知识出版社2010年版143页。 [4] 见《尚书正义》，阮元《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113页。 [5] 《国语集解》徐元诰撰 王树民 沈长云点校，中华书局版2002年6月版202页。 [6] 《论语·为政》，见毕宝魁著《论语精评真解》，世界知识出版社2010年版37页。 [7] 《论语·八佾》，见毕宝魁著《论语精评真解》，世界知识出版社2010年版50页。 [8] 汉·司马迁撰 宋·裴骃集解 唐·司马贞索引 唐·张守节正义《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点校本1944页。 [9]汉·司马迁撰 宋·裴骃集解 唐·司马贞索引 唐·张守节正义《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点校本3298页。 [10] 钱穆《孔子传》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北京第一版《序言》。 [11]汉·司马迁撰 宋·裴骃集解 唐·司马贞索引 唐·张守节正义《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点校本3295页。 [12]汉·司马迁撰 宋·裴骃集解 唐·司马贞索引 唐·张守节正义《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点校本3296页。 [13] 唐·柳宗元著《柳宗元集》中华书局1979年版102页。 [14]《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清·严可均校辑中华书局1958年12月版第一册272页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