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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的文化”与司马迁

司马迁传记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 2012年10月 中国 韩城 “水的文化”与司马迁 俞健萌 论文摘要:中华“史圣”司马迁,以其所开辟的“以写人

司马迁传记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

201210  中国   韩城

                  “水的文化”与司马迁

          俞健萌

论文摘要:中华“史圣”司马迁,以其所开辟的“以写人物为中心”的史作之风,艰苦卓绝地铸就《史记》的实践,而无愧为“伟大的史学家和文学家”。司马迁的另一大罕见历史功绩,是其以首创的“本纪、世家、列传、表、书”这“五体”文风,,成就了《史记》的“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优秀成果,以致在文学和史学之间筑就了一座空前的“龙门”。从而堪称“聚源开流”,开启了中华传记文学史乃至世界传记文学史的先河。

从“华夏文化发源于古黄河”的史观出发,笔者试图以“水的文化”视角,研究司马迁和《史记》的形成、育就、实践、开拓的轨迹。从而深探一部伴随着华夏人文史而应运繁衍的中华传记文学史的始源成因、兴衰态势、发展特点及过往趋势,以期顺势推进,继往开来。

关键词:水的文化; 中华传记文学史;在文学和史学之间筑就“龙门”;

司马迁的历史机遇;《史记》的“营养”。

循中华文明的主流——黄河,绕过河套,转北向南,荡涤礁岩,冲漫壶口;飞瀑直泻,冲出八百里秦川和吕梁山之间延绵峻峭的山势,蹬开了大禹治水的故地“禹门”,一路呼啸穿越千古“龙门”,鬼斧神工,劈出了峋嶙深壑的“黄河大峡谷”,转而激流趋缓,荡涤了一片无垠的“黄河湿滩”。引来了风高草密,候鸟栖息……。

中华“史圣”司马迁就是居于此“山环水带,嵌镶蜿蜒”之间;瞰大河南流东趋的“河山之阳”——韩城。如此的山势水脉、人情风光,孕育了“究天人之阳,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太史公司马迁”;铸就了堪称为文史哲圣贤之作的《史记》,其实绝非偶然。可以断言,卓越悠久的华夏文明是太史公著《史记》的“根植沃基”;以古黄河为源泉的“水的文化”是司马迁;赖以营养精、气、神的“丰沛初乳”。

第一章  司马迁,在文学和史学之间筑就了一座卓越的“龙门”;开启了世界传记文学史的先河。

“伟大的史学家”和“伟大的文学家”。这是人们自《史记》以后至今对司马迁的“千古佳誉“。然而“史学家”和“文学家”,本属于两个不同学科门类的评价。诚然,司马迁以其所著的不朽名作《史记》,自然在这两个学科角度的评价上,均无愧“大家”的褒誉。

然而,笔者认为,司马迁的最伟大功绩在于其以“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为标志,在文学和史学这两大学科之间,独具匠心地筑就了一座卓越的“龙门”,以致“中华传记文学”这一文类,从此得以“脱胎成型”,“汇源成流”。从而在世界上开启了传记文学史的先河。从这个意义上评价:司马迁是传记文学史的“千古第一集大成”之“文圣”。

相比于“史学家”和“文学家”这两个从不同学科视角的评价,或许笔者从文、史的综合史观出发的上述评价更为贴切。因为倘从“文史两家说”来评估,其实司马迁以后的东汉班固、宋代司马光等“大家”都堪称得当。而司马迁则是开启了以人物为主线写史;“以人及史、以史现人”的一代空前文风的开创者。司马迁的《史记》,功在于将严谨的史学和精彩的文学,精工巧作地“融炼于一炉”,始创了“世家、本纪、列传、书、表”这“五体”文风,以致“铸就”了迄今为止都无人可与之比肩的千古绝唱。所以,称之为“千古第一文史集大成者”为司马迁当得。

研究司马迁及其《史记》,不能不顾及太史公在中华传记文学史乃至世界传记文学史的伟大开创和卓越实践。

“源远流长”的传记文学史和“汇源开流”的司马迁。

综观世界文学史和传记文学史,以及国际国内诸多相关的研究成果,由于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期,中国客观上曾经恰如胡适先生早在上一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时期所言“二千五百年来,中国文学最缺乏,最不发达的是传记文学”。又由于世界的史学和文学界曾经有过“欧洲文化中心说”。以致世界文坛和史界曾称古希腊撰著《列传》“西方最早的传记文学创始者”。其实据考证,普鲁塔克大约生于公元46年,死于公元120年。其比司马迁晚生191年;比后来东汉修《汉书》的班固还要晚生19年。《史记》比普鲁塔克的《列传》早问世近两个世纪。可见司马迁在世界传记文学史上的开创性成就堪称“旷世无比”。

“传记文学”可以定义为“姓‘史’名‘文学’”;是用文学的形式表述史学的事实;再现严格史实的文学作品。诸多学者对此均有阐述,复旦大学朱文华教授认为:“它是一种以人物的生平实际为写作题材的独立文章样式。”著述《传记文学概论》的李祥年教授论述:“传记文学是一种真实地且艺术地记叙某个实际人生的写作样式。”交通大学教授杨正润在《传记文学史纲》中表述:“传记是以某一个人物为对象的……,作品达到了科学和艺术的统一。”浙江师大教授陈兰村则定义:“艺术地再现人物生平”。

从上述定义的学术观点出发去考证,有资料可鉴,我中华传记文学史的渊源,其实可溯及到远远久长于司马迁和《史记》之先。早在司马迁之前的4个多世纪间,我中华文学史库中,就有了诸如《诗经》、《楚辞》、《尚书》、《论语》、《左传》、《国语》、《战国策》、《孟子》、《庄子》等经典文史作品。这些作品里蕴含着诸如《诗、大雅、公刘传》之类的不少中华传记文学史上初始的佳作,亦即后世不少学者称之为“中华传记文学的雏型”的“原始因素”。

再偱其先,笔者推考,距今4000年至5000年之前的甲骨文和钟鼎文代,就有了中华传记文学的“初萌元素”。

譬如,我国河南省安阳市宫殿区小屯村经19366月和1976年先后数次发掘,出土了一处距今3700年前的远古墓葬,其中发现了总共17096片古甲骨。经查证,该古墓系中华史上迄今可考的最早一位名为“妇好“的女将军的墓葬吗(近日台湾故宫博物院正在展出该古墓的出土原始物品)。经专家辨析,“小屯墓葬甲骨文”中有不少刻记着先人业绩或箴语。笔者查知,其中有甲骨记载了墓主“妇好”的征战业绩:“妇好”是公元前17世纪商王武丁的王后。年夏天,武丁在“北方边境”与一“异邦方国”发生战争,武丁的军队与敌方久久相持不下“妇好”便自告奋勇,要求率兵前往征战。武丁犹豫不决,占卜抉择,卜得“‘妇好’领兵出征主吉”的卜象,于是武丁便决定由“妇好”挂帅出征结果大胜。此后,武丁便让“妇好”担当统帅。“妇好”的一生,曾先后东征西讨过二十多个“方国”“妇好”在征战“羌方”(当时的一个“方国”即某个同时代并存的原始部落群体)时,统帅了123万人的庞大军队。该甲骨文虽言简意赅,但却形象地表述了“妇好”的飒爽英姿和赫赫胜绩。由此可见,中国历史上甲骨文时代的文献已经萌生了中华传记文学的早期形态。

同类的探索亦可指向“金文”(亦称“钟鼎文”)的史迹。据1987年国家公布的“最新研究成果”认定:“(金文)是与甲骨文同时期或在甲骨文之前就存在的人文成果。”笔者也从中寻得了中华传记文学的“初萌元素”。

1977年出土于山西省扶风县的钟鼎文物“墙盘”(据专家考证为公元前946-935年西周恭王年代的产品)上有铭文。该铭文分两段,前段主要是称颂当时之前的六世先王和当世恭王的公德、业绩;后段主要数列“史墙”(人名)的家史伟业。其所铭的字迹是“史墙”其人的手笔其所铭的史人、史迹和氏族功业,都可以认定为是人物传记文学的“萌芽形态”。

笔者2009年曾应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之邀赴台考察,发现现珍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镇馆之宝”之一“毛公鼎”(又名“厝鼎”,系清道光年间出土于山西省岐山县的文物)据考证,这是公元前7世纪西周宣王年代的“钟鼎文”精品。该“厝鼎”上的铭文据析“系史官代王宣命”,其间以“王若曰……”起句,可查见全部金文32499言。其详文大体如下:周文、周武二王与毛公厝的先祖“君臣相得”,以致“国势鼎盛”。当时“海内局势动荡”,为此,周宣王“唯中兴祖业、王室”,“革除多年的疾患”,特任命重臣毛公父,治理国家内外。毛公忠心辅佐王室,恪尽职守,全心向天子负责,以免遭亡国之祸。最后“王赐以品物,毛公作器,铭记其事”。

这一段铭文其实再现了周宣王中兴王室,任人唯贤,善于用人的盛事。显彰了周宣王善于总结经验,革除积弊和拨乱反正的决心。金文虽赅,但却成功地刻划和再现了“宣王”、“毛公”等当时的人和事,其实无愧为人物传记之先范。

从上述的甲骨文和金文中分析,中华文史苑中的甲骨文与金文文献不仅仅展示了其卓绝的文学和史学价值,更重要的是它们将中华传记文学的源之渊,推前到了距今4500-5000年前的时代。司马迁正是在这些远古的传记文学原生态上耕耘出了丰硕的成果。

一、         汲“渊源”、集“大成”、拓开“一代文风”的司马迁

东汉著名的史学和文学家班固在其所著《司马迁传赞》中表述:“司马迁据《左传》、《国语》,采《世本》、《战国策》,述楚汉春秋及其后事;讫于天汉。”班固还述及:“亦其涉略者广博,贯穿经传,驰骋古今,上下数千载间,斯以勤矣。”又有宋代名家马存评述:“天地之间,万物之变,可惊可愕,可以娱心,使人忧,使人悲者,子长尽取为文章。”再有南宋史学家郑樵称《史记》:“上自黄帝,下迄秦汉,勒成一书。”还有明、清时的章学诚著《文史通义》中誉史记为“经纬乎天人之际”。此一切评价都认为司马迁著《史记》,是在其普遍汲取他有生以来可收集、查考到的所有历代、历国、民间、官方;包括先秦诸子百家作品以及所有文史资料中“各类营养”的前提下,方成“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一家之言”。显然其中饱含着我中华远古由先人拓展和实践的诸多传记文学“原始萌芽”、“雏形”、“初萌元素”。因此,完全有理由说,司马迁是一位中华传记文学史上继往开来的集大成者。

司马迁在中华文史写作的“方法论”方面,最杰出建树在于他在《史记》著述中独创的“五体文风”,即“《本纪》纪年,《世家》传代,《表》以正历,《书》以类事”。以致“使百代而下,史家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易其书六经之后惟有此书。”(引自南宋郑樵赞言)

明清著名学者赵翼所撰《二十二史札记》中言:“司马迁参酌古今,发凡起例,创为全史。本纪以序帝王,世家以纪侯国,十表以系时事,八书以详制度,列传以专人物。然后一代君臣政事贤否得失,总汇于一篇之中,自此例一定,历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范围,信史家之极则也。”于是梁启超如此总结:“太史公诚史界之造物主也”,“史界太祖端推司马迁。”

通观中华五千年的史文、史作之体例,无外乎纪传体、纪事本末体、编年时序体三大类。司马迁的《史记》正是纪传体的“第一发范”。所以史称司马迁为“史圣”相必由此而生。然而笔者认为,正是《史记》首开了“五体”文风,从此展开了中华传记文学史从“起源初萌”到“脱胎成型”,标志成熟的崭新一页,并且完全有理由堪称“典范性地开创了世界传记文学的潮流。”

二、         一个暂新的视角:从“水的文化”研究司马迁

缅怀“史圣”司马迁,我们势必会联想到一部璀璨绚烂的中华文化史。研究中华文化史,上的不朽经典《史记》,人们自然须顾及孕育着华夏文明和《史记》中人的生息、起居、繁衍、发展的黄河、长江,以及被此河、江水润泽、恩哺的绵绵高山、广袤平川。显然,正是此黄河长江为主脉的“水资源”,蓄养了华夏子弟赖以生存、生息、生产的神州大地。在这块古老劲沃的大地上,人类赖以“水资源”的营养而构筑了各种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从而形成了人们对自然界的理解、能动、有效利用及改造发展的文化情态。其中包括人类围绕生息、生产、繁衍、发展而构筑的不同阶段、不同水平的社会关系。这就衍生了人类文明和社会文化。这是文化人类学的一个基本的史观。

司马迁,作为一位一定历史时期的“社会中人”,其出生、长成、作为,乃至修成“文史先贤”的整个过程,无外乎也是上述的“水资源”营养润泽下的人类生息、生产活动及社会文化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典型的现象。司马迁所著的《史记》,既是这种典型现象的产物;同时又形象地再现了无数“史人”在上述的以人和“水资源”为代表的自然环境间关系作用的典型表现形态。与此同时,《史记》的独到价值,还在于其非但用了极为高超的艺术手段成功地使史人和史实栩栩如生,而且恰如其分地诠释了作者司马迁对史人、史事的爱憎、贬褒的史观。

从而,笔者认为,唯有从中华文化的形成和发展的内在逻辑出发,方才能有效地研析司马迁和《史记》,以冀全面客观地认知“史圣”及其千古佳作的历史意义,用以推进后人继往开来、承先启后。

“文化”,是一个在学术发展史上一直都被认为最复杂、最难以界定的术语。在中文中,“文化”一词,最早见诸与汉代刘向的《说苑》卷15:“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此间所称的“文化”,即“文治教化”之意,其实可以演绎为“如何改良和统合人们对于自然界、人类社会发展的一种认知的观念”。在英语里,“文化”即Culture一词,其源于拉丁文cultura,拉丁文此单词的原意为“耕作”,后来也指为动物和职务的“栽培、“养育”之意,再后来,有逐步演化至通解对人的“教育”、“教化”之意。这种含义的演绎过程,想必是有其进化的内含理由的。耕作、栽培、养育、教化,都体现着人类主题对自然界、宇宙、天体及客观物体的认知、能动水平。从而我们不妨可以如此推析,“文化”以及“文明”,最概括的名词解释:是人类对于自然界及社会的认知程度和能动程度及其水准的表现形态。

倘从“文化”的概念去解析,司马迁和他的《史记》,是中华一定历史阶段的文化背景所凝聚的产物。而这“一定历史阶段的文化背景”又是由人类主体与包括尤关重要的“水资源”在内的自然界及既有的“社会关系形态”构成的。所谓“社会关系形态”,其结构的主要介质,首先就是“水资源及关于“水的文化”。

所以,从“水的文化”来研究司马迁和《史记》,无疑是个崭新的、有价值的视角。

第二章,水的文化与司马迁

诚如世界的文明起源于古老的长江、黄河;恒河;尼罗河;幼发拉底河和底格列斯河一样,一定的“水资源”背景,和以人们对水资源的理解、能动掌握、及其有效利用的状态为标志的“水的文化”,逐步孕育和缔造了这一区域的文明和各项文明的成果。我中华民族数千年的各项文明成果(自然也包括史学、文学及其传记文学在内),无不是汲取了古老的黄河、长江所提供的文化营养。

一、“水的文化”滋润了华夏人文史;催生了“中华传记文学”

从文化人类学的观点看,人类在自然界的形成、生存、繁衍以致生生不息,最不可或缺的基本条件就是頼于“水的资源”。

人类总是循水而居。最早的低级生物依靠“水”的养息,演化成了高级动物,以后的人类历史每一步进化发展都无不依赖于“水”。人类最初依靠“水”觅取食物。后来“周口店”的“北京人”至“新石器”阶段,是以人类为了生存,学会了用石头制作工具为代表的文化阶段。然而,导引“北京人”去探索用石头制原始工具的“教父”,恰是能供土地里生长出可“果腹”的庄稼和能让各种可供人类狩猎、食用的动物赖以生存的“水资源”。

据中国史称的“良渚文化”阶段的出土文物考证,当时人类学会了用原始石材制作具精细工艺的盛具、量具和实用装饰品,标志着人类从茹毛饮血的“生食”发展到“熟食”和“储存”的文明阶段。这一步发展的源动力也在于“水”。因为“水资源”是提供原始农耕以形成“收获产品”和人类食物能够有剩余、可交换、需贮藏的源,同时也是人们能凭籍居住、赖以水路交通、形成交换和原始购买的“市”的前提条件。

从中国史称“河姆渡文化”阶段的出土物分析,其时人类创塑了能够有目的地耕种粮食的文明。而此文明赖以产生的基础条件,仍赖以“水资源”的丰沛和调匀。

中华文明史上最典型的属“大禹治水”案例,这意味着我中华人进入了能动创塑和主体性地利用“水环境”的特别“有质量”的文明状态。然其真正的动因仍是“水”这个命题和“人治水”的实践。

因此完全可以断言:在中华这块广袤而由多种地貌形态构成的神州大地,由“水资源”和人们对“水”的认知能力、能动水平所构成“人的主体与以水为主的自然界物质客体形成的关系形态”即为“水的文化”。“水的文化”滋润和主导了一部壮观的华夏人文史。这部“人文史”是酿造中华上下五千余年史学、文学和传记文学的最原始素材。

回顾中国有史证可考的5000多年漫长的历史进程,其实就是由于“水资源”的分布不均和人们对“水”的认知和能动利用程度的“水准落差”,导致了人们历史上的诸多区域割据主体之间,围绕着对“水资源”的获取、占据、治理、利用等目的,所发生的诸如战争的、政治的、经济的、改革的种种纷繁复杂、多姿多彩乃至于血雨腥风、残忍无比的关系和活动。从而使一部悠久的中华历史,倘从漫长整体的观点看,始终呈现着“分裂——割据——统一——兴盛——再分裂——再割据——再统一——再兴盛”,周而复始,反复循环的状态。具体状态演绎如下:

由于幅员特定的诸如“西高东低三级台地沙漠盆地经纬区域”等地理、区域环境,使处于亚细亚地区的中华大地,具有水资源天然地“分布不均匀”和年度季节性地“分配不均匀”的特点。而人类为生存之本“逐水而居”,即有水的地方才会有人居。因此,一部华夏人类文明史的起步,就是人们循水资源而分一个个散离的部落,群居谋生。之后,在漫长的岁月里,某些区域或部落的“水资源”逢上了一段较长时期调匀丰沛,从而使这些区域或部落就得以一段时期内赖以“水资源”而生产、发展、休养生息,赢得相对的繁荣强盛。而后,这些强盛起来的部落,几乎都会为了得到进一步发展经济、扩展幅员和获取更好的“水资源”,以斗殴、战争去征服和统一其它相对落后的部落。然后,经过一段时期,强盛者战胜了落后者,形成了一定区域的“一统”,从而保持一段相对持续性的统合和繁荣。但是很快又会因为“水资源”的分布不均匀而使一些部落因对“水”的认知和利用能力的起落,以致区域、方国、部落间的发展出现新的不平衡状态。于是又形成一些新的区域、部落赖以“水”资源而崛起、独立、强盛,然后再通过新一轮战争统一其它部落,再实施区域割据,图得相对的稳定和繁荣。然而很快,就又因“水”的问题而形成新一轮的不平衡。……如此在“水资源”的作用下,不断地“统”和“分”;“分”和“统”,周而复始地交替重演,构成了中华发展史上的一幅以“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独特历史演进轨迹”。

这种“轨迹”的每一轮“统、分”及其周始更替,实际上也是以一种对“水资源”的新的能动性认知和更为有效地利用的“水文化”进步形态,推进了人类文明和政治、经济及具体的文化形态新的提升和发展。从而使中国从“原始的农业社会”演进到“统、分周始”的漫长“封建社会”;又演进到了由于区域“水资源”分布不均而导致的长时期发展水平不平衡的“商业文明”和“工业文明”阶段;再发展演进到明清以后;乃至延续到解放以后相当长历史阶段的“原始农业”和“粗放型的工、商业”长时期“交合并存”的“工业文明初级”阶段。迄今为止,中国虽然在政治上已经成就了稳固的“大一统”,

但是综观经济社会的全局,东部沿海地区和黄河、长江中下游的水资源网络相对丰沛、调匀的地区明显繁荣、富裕、发达,尤其是沿海地区,不少城市已进入“后工业文明社会”阶段。中国中西部地区的高原、山地、沙漠及江河网络欠均匀地区则明显贫困、落后,城市化步伐缓慢,乃至至今实际还处于原始农业与粗放的原始工业化交合的状态。其间的关键因素,还是由于水资源的分配不均和“水的文化”的发展不平衡。

笔者冒昧预言:中国的未来,倘若“水的文化”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仍长期得不到有效地解决,那么,即使已经进入到了经济学概念上的“后工(商)业社会”历史阶段,但其实终究还是难以根本摆脱因特有的“水资源分布不均匀”状态而导致的不同具体形态的“分和统交替”的历史轨迹。

“水的文化”实际是由人和自然界的关系构筑的,其同时也构筑了围绕自然界这一客体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就形成了人类历史和人文史。从而记载这种人文史的史作和文学就被催生了。其中当然也包括中华传记文学。因此,司马迁和《史记》也得以应运而诞生。

二、“水的文化”成就了司马迁和《史记》的历史机遇

中国的水资源状态和其特有的“水文化”,影响和规制着中国的一部特有的“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历史衍化轨迹。这个轨迹其实也影响了中华文明史中的各种具体文化形态的生成和走向。

相比于一般的史学和文学作品,传记文学是“既载述史迹,又重现史人”的文化产品。其“既见史;又见人”的特定性质决定了其对史的解读和对史人的评估必然会受制于上述的“统、分交替”的历史演进轨迹。可以想象,秦统一以前的列国争峙时期,其实各国一定均有各自的以统治者意志为主导的“史观”、“史籍”和对“史人”评价、记载的标准。从而各诸侯国(或称部落、群体)都会有自身的史记文献,也都会有自己所推崇的人物记载。但一到某国被别国战胜而被“统整”时,新统治者便会在“武统文治”的过程中,摧毁先国的“史观”、“史籍”和“史人评价体系”,重建新的以当道统治者意志为主导的“史观”、“史籍”和“史人评价体系”。

在这方面最典型的现象就是秦统一后为确立“大一统”政治权威而举作的“焚书坑儒”。史书被“焚”,加上“善史之儒”被“坑”,以致许多本可能有证有鉴的史实、史人记载(一定也包括诸多传记文学作品),要么从此灭迹杳绝,要么虽后来有所流传,但却一下子全成了难有证考的“传说”、“散文”、“民间流传”。于是,早就富有成就和脍炙人口的“中华传记文学”,都只能长期地维系在“萌芽”、“雏形”、“因素”状态。

然而,这种状态其实恰恰构成了司马迁应运而生;得以修作《史记》的机遇。

汉之前,由于秦在统一六国的过程中和秦皇朝建立以后的相当一段时期内,客观上采取了许多举措促进和发展了“水资源”的建设和治理,诸如都江堰、郑国渠、灵渠等设施。这些举措曾有力地促进和发展了“水的文化”。以致后来汉王朝在统一以后,赖与此,使经济很快得以恢复。到了武帝时,由于之前的“文、景之治”和“休养生息”政策的奏效,天下经济空前繁荣。于是,精明练达的汉武帝,感悟到了在“武拒凶奴”和削除“异姓王候”及各种割据势力之后,必须文治天下,统一史观。因此,在“封禅称帝”后,武帝以“圣命”扶植司马父子修“正史”以统史观,从而杜绝异国势力复辟。

在这种情况下,司马迁得以奉圣命、续父志,在考证、聚合旧列国的各类被当今称之为“散文”、“传说”、“传记因素”的种种史料,广泛汲取了秦汉以前的“诸子百家”及众先贤创就的中华传记文学萌芽状态的“雏形”营养,从而“汇源成流”,铸就了《史记》,开启了中华传记文学的伟大里程碑。

这里,笔者要表述一管之见:其实,汉武帝之前的既有中华史卷,由于诸如前述的“水文化”对政治轨迹的影响,先后历经了“秦前列国”;“诸子百家”;“楚汉之争”;汉初“分封异姓王侯”;后高祖与吕后的“剪除异姓王侯”和“同姓分封”等事端,以致对于历史上的诸多人和事,均存在着史上的各割据国、各部落、各王侯的“各执解说”,堪称“纷繁复杂”,难以考证和统解。这对于“奉旨执笔”的司马迁来讲,无疑是一个天大的难以调适之难题。更何况站在司马迁之上的汉武帝又是一位连对李陵的歧见都不能容忍的“强势专主”。于是,“隐忍宫刑屈辱之苦”;又面鉴前秦“焚书坑儒”史迹的司马迁,自然会在忠于史实的前提下,诚如其在《自序》中所言:“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以致采用尽可能减轻风险的笔触和方法。

可以想象,直写史事而“以事现人”和直写史人“以人见史”是两种会有不同效果的方法论。记载“史事”,将会会面临种种纷繁难统的杂解。而记载“史人”,则虽也会有纷繁杂解,但是由于中国在汉以前就长期有着以“道”、“儒”学说为核心的人品人格价值观,并且在社会上无论朝野都根深蒂固地具有较为广泛的认同率。因此司马迁秉承既有的“道、儒人格观”,通过“以人为本”;“以人见史”的方法论来撰写《史记》,显然比单纯地以“君王政治观”写史,要更为博得广泛认同;何况“水的文化”本身就是“以人为本”的。更何况,史书的“写人”要比“一般地写事”更能发挥其形象如生的地韵。由此,成就了司马迁《史记》的独领风骚。诚如后人梁启超所誉:“借人以明史”;鲁迅所评“不拘于史法,不囿于字句,发于情,肆于心而为之。”足见太史公之睿智和崇慧。

三、“水的文化”营养了司马迁和《史记》

追寻司马迁的人生足迹,“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司马迁成年之前都在“龙门”的河山水泽之地生活。从地理环境看,“龙门”的北向,仰视遥见“禹门”,高山峻林中黄河飞瀑劲流汹涌直泻。“龙门”的南向,则是黄河在冲下了一个“台阶”后趋于稳缓,一片河床,无垠湿滩。黄河这条奔腾不息的中华母亲河,其激浪水势和情态风格,在“龙门”的河山之阳皆可尽收眼底。依着黄河躬耕;面朝阳光牧畜;阅尽千秋更迭;胸附乱世豪杰;隐忍其辱苦难;稳操千秋公正。笔者认为:黄河水造就了“史圣”和“史记”。

1)“耕牧”而知民生。司马迁少年即怀有“苍生頼于水”的原始文化意识。

司马迁在《史记》开篇的《五帝本纪》中,首先就十分推崇“尧舜禅让”,其中居多笔墨赞扬舜:“舜,冀州之人也。舜耕历山,渔雷泽,陶河滨,作什器于寿丘,就时於负夏。”此段简介舜在水边作业,妥为利用“水资源”而谋取生计的种种胜迹。而后司马迁又写:“舜在历山,历山之人皆让畔;渔雷泽,雷泽之人皆让居;陶河滨,河滨器皆不苦窳。一年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

司马迁的赞舜,其实有两个理据:一为以身作则,为民利用好水资源谋生,以发挥人的主体性劳动创造优势。这个理据体现了作者在当时历史、自然环境下的一种为民谋福祉的朴素人文观念。二是舜的谦、孝、谨、慎;忠诚为民的品格。这个理据,其实反映了作者的一种原始的道、儒伦理观。

《史记》中的《夏本纪》章下“大禹治水”篇,作者在介绍完人物后即直奔主题,谓之:“当帝尧之时,鸿水滔天,浩浩环山襄陵,下民其忧,尧求能治水者。”这一开头就将“水的文化”的需求迫切性托了出来。而后太史公先后举述了禹和其父鲧的治水作为及功过。特别突出了禹的“治水劳模”形象,“乃劳身焦思,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入。薄衣食,致孝于鬼神。卑宫室,致费于沟淢。陆行乘车,水行乘船,泥行求撬,山行乘檋,左准绳,右规矩,载四时”。特别是司马迁在文中强化描述了禹的“徒以傅土,行山表木,定高山大川”和“开九州、通九道、陂九泽、度九山。令益与众庶稻,可种卑湿。”及种种治水之道及技能、方略。其实这些都体现了作者的“水文化”价值观。

综观《史记》中《五帝本纪》,其中关于黄帝、颛顼、帝喾、尧舜、禹等人的功绩的阐述和贬褒,均附有一条准绳,即为对民生的态度和身体力行的德行、作为。而其间几乎全部系于人和水的关系。这充分表现了“史圣”的“水文化”意识


2)司马迁深谙“水的文化”与政治兴衰、社会进化的关系。

可以想象,当年司马迁居于“河山之阳”,承其父辈关于要修写“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以及“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忠臣死义之士”的史书的遗志,“紬史记石室金匮之书”,即饱览当时汉朝庭国家图书馆所收藏的史书档案以及其父亲和其祖辈传承下来的史料作品,潜心专研《诗》、《书》、《周易》、《春秋》、《离骚》、《国语》、《吕览》、《说难》、《孤愤》等作品,他势必会探索从黄帝到战国;从“七国相争”到“秦统一”;从“楚汉相争”到“汉高建业”;从“文景之治”到“武帝封禅”这一段段政治演化史,也一定会研判其间史事、史人功过是非及其史观。毫无疑问,自幼“耕牧”的司马迁必然会特别关注民生、经济、生产的发展过程及其动力。于是他身旁的从天而降,呼啸腾跃,北来东趋的华夏母亲河,即是他询问终究的“万古典籍”。从其《史记》蓬博内容看,司马迁是深谙“水资源”的作用和“水的文化”对历史演进的作用的。

在西汉建朝制以前,秦皇朝统一中华的最根本依据,就是其对“水资源”有效整治、利用的“水文化”。最典型的史实就是都江堰的建设,秦正是赖以此水利工程,制衡了四川因地势高低险峻和长江几条主要支流的水势分配不均,藉此尽收“屯川之禾”而赢得了一个历史阶段以当时成都平原为主体的农粮丰裕,经济繁荣。这使秦得以有足够的军粮和军事储备去维系作战,赖以战胜六国而实现“大一统”。

譬如,秦和先秦诸国均以长安建都,重要的客观原因是可居泾水、渭水之泽,稳得关中“粮仓”。又如,秦统一以后,实行“井田制”;修“阡沟”等举措,这当然是为了政治和军事需求,但同时更是为了均衡利用水资源,推进农耕文化,发展经济。再如,当时秦始皇起用时韩国水利家郑国,修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条人工灌渠”郑国渠,长达300余里得以引泾水入豫,获得“官田四百余顷”,从而既使关中平原得以均匀灌溉;又使豫西和豫中多了大片水泽粮田,史称“于是关中为沃野。无凶年,秦以富强,卒并诸侯,因命(名)曰‘郑国渠’”[注十三]。再譬如,秦初统一北方后,又在今广西一带的湘江和漓江之间花费了巨大的人力、物力,开山凿岭,兴修了一条贯通南岭连脉两广的人工运河——“灵渠”。此事在历史上很少有人关注,其实秦的此举措一下子获得了“南岭北海”的“天下稻米仓”,得到了其征战并统一南方的经济保障,同时也得到了运兵通道。因此可以说:“一篇‘水文章’,造就了秦始皇”。

秦二世以后,一统天下的秦皇朝只注重穷兵黩武兴修万里长城以对付北方异族入侵,而疏于“水资源”的治理和利用。这时在离长安政治中心距离较远的东部,由长江、黄河、淮河入海口冲击平原的沿海、沿江地区,亦即古齐、楚之地,籍“水资源”的相对丰沛调匀以及秦统一后中央政府忙于修长城与北方匈奴,使这一带的战争杀戮相对减少,得以一段时期的经济相对繁荣和崛起。出现了旧楚国遗刘邦、项羽的势力在黄、淮、长江、钱塘江入海口的迅速扩张,以致最终灭了秦,建立了汉统一王朝。据史实可考,西汉政权之所以建于长安,主要也是:凭泾水、渭水以泽丰。事实上西汉从刘邦统一天下,经后来的“文、景之治”;再到“汉武中兴”,其凭藉的一个重要自然因素,是汉统一后多次竣疏和维护、扩建了郑国渠,于是占了“水资源”的光。

其实,秦统一以后至汉武帝时期,社会的一个显突矛盾是北方的少数民族戎马南侵。而细究其原因,也是为了水资源的争夺。北方民族由于气候关系,以耕牧为主谋生,通常就是循草原的兴旺而动。草原赖于水。所以历史上的“匈奴”问题,也可以说:就是一个关于“水资源“的文化问题。

司马迁对于此是十分明白的,他在《史记》中的《匈奴列传》“冒顿壮大凶奴”篇中,言简意赅地描述了“冒顿单于”的战略目标:“悉复收秦所使蒙恬所夺匈奴地者与汉关古河南塞,至朝那、扶施,遂侵燕代”。这些地方均为黄河流域或水草资源相对丰沛之地。

第三章、饱蘸着“水文化”的《史记》

司马迁在黄河水边成长、成熟、养蓄成其基本的人文史观。以致他写《史记》的过程,从其萌生意愿到其收集史料,再到其寻访考证,以及写的过程中的笔墨运化,几乎可以说无不浸润着中华“水文化”。

一、《史记》中的鲜活素材和司马迁的“水路历程”

探索“史圣”司马迁写《史记》的思想和素材来源,无非是四个方面:(1)其父辈和先人传下的史料和史观。(2)其作为“太史令”,所能够从国家朝廷所获取的史文、史作以及以汉武帝为代表的“圣上史解”(亦即史观)。(3)当时能够查见、寻访的先朝、先人及诸子百家的散佚在民间社会上的各类文史作品及史考资料。(4)司马迁本人毕生到社会各地民间收集和考证的资料。

细考现可查知的史料,司马迁毕生有多次浪迹天下的游历活动,其中主要有三次,其实均可以理解为是其写《史记》的“准备、热身或考证”。

一次是其“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嶷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很明显,这一“游”全是循黄河、长江及其支流的水路。不难析见,一方面可能是当时的交通唯水路能行。然则水路的行程,足可体会“人驭水”的文化。另一方面,他这一路所列地名,全是当时经济政治文化发达地区,“水的文化”尤为发达。

此次游历对于后来司马迁写《史记》有着很大的影响,其所到之处几乎全有《史记》中的传主遗踪。如“南游江淮”,与其《高祖本纪》及“楚汉相争”有关;“探禹穴”,与《大禹治水》有关;“上会稽”与《项羽本纪》有关;“窥九嶷,浮于沅湘”,与《尧舜禅让》中的对“虞舜”的阐述以及《屈原列传》有关;“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及其以下,均与《史记》中的诸多篇章有关。

第二次出巡是司马迁在“出仕郎中”以后“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这是汉武帝平定了西南夷,新设五个郡,故司马迁作为郎中令得以有机会出巡考察。这一行是沿着长江上游而溯,经涪江、岷江、金沙江流域南巡。所到的邛、笮、昆明等地全是水资源极为丰沛,但由于地势水文险峻,年、季分配不均。此种区域的“水文化”在华夏西部高原地带是很典型的状态。从《史记》可见,司马迁对于此类地区的民情、水势以及政治方略,是有其独到的见解的,他在《史记》中的《南越列传》、《司马相如列传》、《郦生陆贾列传》中都有形象和真知酌见的表述。

第三次出巡是司马迁从云南回,恰逢汉武帝第一次去泰山祭祀和封禅,他得以奉命陪同。此次是沿黄河东去,行至洛阳与因患病不能东行的父亲司马谈会晤。父亲向他谈了写《千古史记》的遗愿,并讲了孝道、忠君以及汉以前的列代明主贤君、忠臣义士的事迹,从而奠定了司马迁写《史记》的“以人为本”的初步思路。

司马迁对于黄河水是情有独钟的,他在汉武帝“泰山封禅”后,于公元前109年再次陪同汉武帝巡黄河,到过今河南的偃师,又到东莱黄河入海口,适逢黄河决口,司马迁还“负薪填塞决口”。

司马迁的《史记》不同于其之前之后史作的最大特点,就是其文笔精美,笔下的人与事、与情皆栩栩如生,如呼之欲出。究其根本,是因为司马迁一生关注水与人的关系,重视“循水问世”以致“饱蘸水墨”,得以世人之“鲜活”情态。

二、司马迁对“水文化”贡献

司马迁毕生对“水文化”的推崇和重视,还表现在他对于“水资源”的利用及其贡献方面。公元前104年,正是他获任太史令后,也是他数度长途跋涉游历、考察天下获得大量写《史记》的素材之后,他依据天下苍生农耕需要良好地利用水资源的需求,与上大夫壶遂等人一起竭力地建议依据水资源利用的原理修改既有的《颛顼历》。

在获得汉武帝的赞同以后,司马迁和当时的星官射姓、历官邓平以及民间历算家唐都、落下闳一起依据“日月”、“溯望”、“回归”和“水溉农耕”等知识制定新历法《太初历》。

由于《太初历》按照日月水文的运行原理最早制定了适应农耕的“二十四节气”,这些节气指导了农户的“水资源”利用和规避自然灾害的实践,从而大大促进了经济社会的发展。

司马迁在《史记》中还刻意地叙述了《西门豹治邺》、《司马迁言利》、《白圭经商》等篇目,其间均宣传了“水的文化”理念下的破除迷信;因应天时地利发展民生经济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

综合上述,可以这么说:“水的文化”孕育了司马迁。司马迁充分关注和认知了“水的文化”对于人类社会形成和发展的作用,从而奠定了他写《史记》和《史记》中的传主对象的评价、描述的价值观。以致铸成了司马迁和《史记》的千古辉煌。

从“水的文化”发展的视角,研究司马迁、《史记》乃至中华传记文学的发展史;将一个文学的、史学的伟人置于人类和自然界的关系及社会进化发展的背景下去探研,想必能更好地让后人继往开来。      

这尚是笔者的一种探索。此举无疑会面对许多新的尚待考证的课题,但必然会是十分有价值的。本人期待诸专家多加指教,更期待多加参与。


文章分类: 学术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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