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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是最伟大的传记作家

司马迁传记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 2012年10月 陕西 韩城 &

司马迁传记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

201210   陕西   韩城

                                     

司马迁是最伟大的传记作家

                                             
                              万伯翱

美国大百科全书在传记作家的词条中,列中国司马迁为第一位,在古希腊写《英雄传》的作者普鲁塔克之前,当然时间上司马迁早普鲁塔克二百年。两人都是历史学家,共同以人物为本位叙述历史,从而创造了传记文学。两人还有许多相同点,所写文章之精妙,人物形象之鲜活,以及影响之广远都可相提并论。但两人所写人物之广度不可同日而语。普鲁塔克只写英雄人物,而司马迁不但写英雄,而且还写细民,全面反映社会生活,司马迁的视野和识见都在普鲁塔克之上,这是中国人的骄傲。

为什么说司马迁是最伟大的传记作家呢?他除了最早创立传记文学外,体现在所写传记人物形象上还有三个首创。第一,首创熔文史于一炉的人物传记;第二,首创在实录中塑造典型化的写人艺术;第三,首创寓论断于序事的评论方法。司马迁的这三个首创,把史学与文学统一起来,所写传记,既是史学,又是文学。《文心雕龙》把这种传记定位为“史传文学”,设在“史传”一目给予评论,是十分恰当的。

司马迁的三个首创,下面次第分说。

          一、 熔文史于一炉

历史著作要求严肃的科学性,记述以事为中心,所写历史人物要真有其人,实有其事。文学作品要求华美和艺术性,描写人物以抒发感情为中心,文学人物可以虚构创作,达到典型化的境界。这两者有很大的区别。但司马迁记叙的史传人物,一个个形象生动,栩栩如生,使读者如闻其声,如见其人,被公认为古典文学的优秀作品,历代以来,脍炙人口。也就是说,司马迁熔文史于一炉,他把历史与文学统一起来了。司马迁的创作不是偶然的音韵天成,而是他继承父志,两代历史学家有意识的创作。司马谈临终遗命司马迁说:“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司马谈发凡起例,就是要以人物为本位记述历史,歌颂伟大的时代,歌颂伟大的英雄人物。司马迁继承父志,发展了司马谈记叙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的范围,扩及全社会各个阶层的人,刺客、游侠、商人、滑稽小民、博徒、酒保、医卜、日者等等市井细民,都在司马迁的记叙之中。司马迁升华写史主题,不只是颂扬,还有讽刺,提出了“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的史学观。《史记》的人物传记,不只是历史存在的一个英雄榜,而且是历史存在的社会面。司马迁写人物传记全面反映社会生活,要融入人民的心声,这就完全接近于文学了。司马迁时代没有文学的概念,他提出了“文采”、“文辞”等术语来描述文学。司马迁受宫刑,“所以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报任安书》)司马迁说的“文采”,就是我们今天说的文学。司马迁“隐忍苟活”,倾其全力修订《史记》,就是打造文学,让所写的人物鲜活起来。为了传世,为了能为大众接受,必须要有文学。也就是说,司马迁要把史学写得有“文采”,在史学中注入文学,将史学、文学统一起来,是司马迁自觉的创造,努力的追求。换句话说,《史记》的人物传记,是司马迁自觉创作的文学传记,但它没有失去历史之真,所以我们说它是熔文史于一炉。

二、司马迁塑造历史人物典型化的写人艺术

   司马迁以人物为中心记述历史,目的有二:其一,勾勒历史;其二,贤贤贱不肖,为后王立法,为人伦立准则,凝缩为一句话,叫:惩恶劝善。《史记》全书载述四千多人,绝大部分是帝王贵戚,列侯显宦,司马迁用本纪、年表、世家、列传分别记载,用以勾勒从黄帝到汉武帝三千年历史发展,着重于记述历史事件,而不是人物形象塑造,也就是说 《史记》中的人物绝大多数,90%以上不是典型化的人物文学传记,本纪、列传也不是篇篇都是文学传记。司马迁用力刻画的,达到典型化人物传记的只有数十人,篇目大约不到130篇的半数,四十篇左右。梁启超列举的《史记》十大名篇有:《项羽本纪》、《信陵君列传》、《廉颇蔺相如列传》、《鲁仲连邹阳列传》、《淮阴侯列传》《魏其武安侯列传》《李将军列传》、《匈奴列传》《货殖列传》《太史公自序》。这十篇中最后三篇也不是人物传记。指出这一点,强调的是:我们讨论司马迁的传记文学,只是指《史记》具有典型化的那一部分人物纪传。

司马迁着重刻画的人物,并不以血统尊卑和爵轶高低为转移,而是侧重于那些对历史做出了重大贡献的英杰人物。这一原则,司马迁在《张丞相列传》中特意作了交代。司马迁说:“自申屠嘉死之后,景帝时开封侯陶青、桃侯刘舍为丞相。及今上时,柏至侯许昌、平棘侯薛泽、武彊侯庄青翟、高陵侯赵周等为丞相。皆以列侯继嗣,娖娖廉谨,为丞相备员而已,无所能发明功名有著於当世者。”这就是说,即便是封侯拜相的列侯显贵,只是尸位素餐,当一个政治殿堂的摆设品,司马迁不为之立传。反之,“能亦有所长"的佞幸; “谈言微中,亦可以解纷”的俳优;“言必信,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 赴士之厄困”的游侠;“取与以时而息财富”的商贾,乃至刺客、游侠、医卜、日者等,司马迁均选择典型,一一作传,表彰他们对社会所作的贡献。凡列传人物,特别是社会下层人物。司马迁都进行了严格的选择,每个人各有自己的特色,这些特色就是个性化,典型化。但有些人物是不能进行选择的,即使已选中立传的人物,包括传奇的英雄人物,也不能按年纪事那样去写传记,如何既要不失历史之真 ,又要把历史人物典型化,司马迁创造了一系列的写人艺术,这就是本节所要探讨的主题,即司马迁怎样塑造历史人物,或者说在实录中塑造典型化的写人艺术。下面着重五个方面。

其一,情节故事化

《史记》写人的典型人物传记,基本按时间顺序写一生言行,开篇写姓名、籍贯、家世,结尾叙其死。人物的一生言行,构成有头有尾一个故事,大故事中套几个小故事。例如《廉颇蔺相如列传》,最著名的就有完璧归赵、渑池之会、将相和等故事。《项羽本纪》,由吴中起事、斩宋义夺军、巨鹿之战、分封十八王、彭城大战、成皋对峙、四面楚歌、垓下之战、乌江自刎等一系列政事。司马迁写人物情节故事化成为中国写人文学的传统,从唐人传奇到明清小说,都是史传化的写法。中国人爱听故事,直到今天人们喜欢纪实文学,可以说就是《史记》人物传记的影响。

其二,两两对照,烘托人物

两两对照,烘托人物形象,这是司马迁常用的方法。司马迁为项羽立本纪,与刘邦的《高祖本纪》相连,构成两人性格与行事的强烈对比。《李将军列传》、《卫将军骠骑列传》两传,中间连接《匈奴列传》,李广与卫青、霍去病构成强烈对比。又苏秦与张仪两传蝉联构成强烈对比。有的在一传之中合传人物之间构成强烈对比。如《魏其武安侯列传》最为典型,田蚡是小人,魏其是君子,这是一篇君子与小人在夺取政治生态中尔虞我诈的故事,揭示君子与小人斗,君子败小人胜。品德愈是卑鄙无耻,愈能占上风。正直的人总是要遭殃,这就是君子败小人胜。

其三,运用“互见法”塑造人物典型

这一方法就是对相关的事,相关的人,在记述时选材剪接,详此略彼,在人物本传以褒扬为主,缺点在他传中揭示。宋人苏洵总结为“本传晦之,他传发之”。例如《项羽本纪》,司马迁聚精会神着意写巨鹿之战、鸿门宴、垓下之战、乌江自刎等大场面,塑造项羽悲剧英雄形象,而对项羽的缺点,如残暴、用人唯亲等在别的传中补出。如说项羽杀人以千万数,在黥布传中写出。项羽妇人之仁,用人唯亲,在淮阴侯传中写出。

其四,运用个性化通俗化的语言彰显人物形象

个性化的语言彰显人物形象极为传神。如刘邦与项羽都曾经在大场面中见过秦始皇。秦始皇三十七年巡游南方,渡浙江,《项羽本纪》载,项羽往观秦始皇说:“彼可取而代也”。《高祖本纪》载,刘邦曾经到咸阳服徭役,有一天看到秦始皇出巡,长长地一声叹息后说:“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清人王鸣盛评曰:“项羽之言悍而戾,刘之言则津津然不胜其歆羡矣。而高祖似更出其下。”项羽粗豪,脱口而出要取代秦始皇,轻蔑口吻。刘邦,唉声叹气,说一个男子汉就要像秦始皇那样出人头地,一派羡慕口吻,两人高下由此可见。一句个性化的语言,构成鲜明的对比,活化出两人的形象。又如《秦始皇本纪》载,秦始皇称始皇帝,在大臣的奏章上批示:“去‘泰’著‘皇’,采上古‘帝’号位,号曰‘皇帝’。他如议。”一派至尊不容质疑的口吻。皇帝的气势力透纸背。司马迁还大量采用并提炼民歌谚语,以及方言俚语叙事,不仅丰富了语言的内容,而且用以描绘人物形象与精神状态,常常起画龙点睛的作用。例如《李将军列传》引民谚“桃李不言, 下自成蹊”比喻李广像桃李一样,带给人们甘甜,受到千万人的景仰。司马迁紧接引语,加了一句评论,说:“此言虽小,可以喻大。”引发人们无限沉思。

其五,遥情想象,补充细节

细节是文学作品的血肉,没有细节文学作品就没有生命。现在著名作家沙丁说:“故事好编,细节难找。”说的是作家刻画人物,传神的细节难以捉摸,如同照相,人物瞬间的精气神难以把握。同样,细节也决定写历史的成败,可以说没有细节,也没有历史的真实。《孔子世家》,一半内容引自《论语》。司马迁补充了细节,设计了孔子说话的场景,人物形象顿然显现。明人黄省曾评价司马迁说:“每传一人,则不特功德言语了了无遗,模写如画,又且其形态之状,以铺张之”(《史记评林》引)。例如鸿门宴写樊哙之怒,数落项羽,形容樊哙闯入军门时的神态说:“樊哙入,披帷西向立,瞋目视项王,头发上指,目皆尽裂。”简直是一尊雕像,又“头发上指,目皆尽裂,”极度夸张。项羽何等之人,樊哙蔑视之,因为樊哙编了一套数落项羽的说词,似乎有理,气势上占了上风。又一明人凌约言评论吕太后封诸吕为王时的心态说:“欲侯诸吕,则有先应封,而以‘乃’字转之;欲王诸吕,则有先应,而以‘风’字转之——皆太史公揣摩吕后本意欲假公义济私也。”(《史记评林))引)司马迁用一个“欲”字,一个“乃”字,一个“风”字,揣摩吕太后的心态,假公济私,十分绝妙。这些细节是否真实呢?今人钱钟书做了理论的概况,说:“史家追叙真人真事,每须遥体人情,总想事势,设身局中,潜心腔内,忖之度之,以揣以摩,应几入情合理,盖与小说、院本之臆造人物,虚构境地,不尽同而可相通。”(《管锥篇》)第1册第168页)上述昔贤今人所概况的“铺张”、“模写”、“悬想”、忖度,”这些都是文学手法,但与虚构不同,而是“入情合理”想象,在实录基础上补充细节。其实“入情合理”的想象也就是小说因素,所以钱氏说不是小说而与小说相通,二者的区别就是一个度,一个分寸的把握。用金圣叹的话说,二者的区别就是:写史是“以文远事”;写小说是“因文生事”。“以文远事”只是运用文学手法叙写实事;而“因文生事”,完全是为了笔下生花而随心所欲编造故事。换句话说,是“入情合理”,还是“天马行空”,每一个写史写文的作家心里是明白的,但是掌握起来却也困难。大作家与小作家的区分,大概也就在这里。

三、寓论断于叙事

这一手法就是作者不把自己的思想倾向,以及是非观点不直接说出,而是化入在叙事之中,让读者在读史中感悟,这是极为高妙的方法。司马迁的这一创造,第一个看出的是清初大思想家顾炎武。他在《日知录》卷二十六说:

古人作史,有不待论断而于序事之中即见其指者,惟太史公能之。《平准书》末载卜式语,《王翦传》末载客语,《荆轲传》末载鲁勾践语,《晁错传》末载邓公与景帝语,《武安侯田蚡》末载武帝语,皆史家于序事中寓论断法也。

顾氏的举证,都是篇末借他人之语以代作者的评论,如《平准书》末借卜式之语批评桑弘羊“兴利“害民。卜式说:“县官当食租衣税而已,今弘羊令吏坐市列肆,贩物求利,亨弘羊,天乃雨”。其实这就是司马迁的观点,借卜式的话说出,更显亲切而更有权威。作者的身份隐去,更利于读者感悟。

司马迁不只是在传末,在记叙人物事迹过程中也往往插入他人之语以为论断,或直接地夹叙夹议,仅仅三言两语就极其深刻而又生动地刻画人物,起到画龙点睛的效果。《吴起列传》载李克对魏文侯语,《商君列传》载赵良语,《汲郑列传》载汲黯谏武帝语,都是鲜明的例证。如汲黯说:“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义,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何等的辛辣。有时引用的借语不是直说, 而是暗讽。如《越王勾践世家》载范蠡与文种书,就是暗写越王勾践只可共患难,不可共安乐,劝其功成名退,文种不听,果然蒙难。其实这是司马迁在揭示个人专断政治的弊端,他不是说教,而是在序事中鲜明地表达出来。司马迁在引用歌谣诗赋俚语俗谚中,也深藏着史论的意义。如《晋世家》载《士蒍之歌》、《齐悼惠王世家》载朱虚侯刘章《耕田歌》,《伯夷列传》载伯夷叔齐《采薇之歌》,《魏其武安侯列传》载《颖川儿歌》,都是在表达作者的思想感情和评论。我们深入体悟,发现司马迁在历史叙述中表达鲜明的爱恨感情,所写传记有浓郁的抒情色彩,这才是寓论断于序事的最高形式。例如《淮阴侯列传》是司马迁为蒙冤的韩信所写的翻案史传,但司马迁并无翻案和蒙冤的字眼,他正面写韩信之功,为汉家打下半壁江山,到头来却以谋反罪被杀,这岂不是奇冤?韩信用智慧谋略打仗,百战百胜,可他没办法避开从背后射来的暗箭,以 “智”照应“冤”,为我们勾勒了一副感人的悲剧画面,揭露绝对君权的残忍,这就是在“贬天子”,表达作者反专制的思想倾向。韩信传中记录武涉蒯通的策反,这两则大段文字,实际就是司马迁记事实录在为韩信辩证,不言鸣冤而明冤,是寓论断于序事的妙笔。

在《史记》中,最生动典型的人物形象,如秦始皇、汉高祖、项羽等帝王,陈涉、萧何、曹参、张良、陈平、周勃,以及屈原、李斯、蒙恬、张耳、陈余等等,都是通过实写人物事迹来说明论断历史问题,表达作者是非的评论。至于“太史公曰”则是直接的评说了。

传统史学的理论,不允许历史作者有个人的观点,个人的评论,更不允许带有感情,认为这样所记述的史实才客观公正。唐代的史学评论家刘知几在 《史通》中对司马迁和《史记》寓论断的写法就多所批评。叙史中加论断,尤其是带感情色彩,前者涉入哲学,后者涉入文学,恰如其分的把握不仅不损害历史之真,甚至更加反映了历史之真,这种高妙手法,唯司马迁能之。

综上所述,研究《史记》传记人物的文学性,要从司马迁怎样在实录中塑造历史人物典型性的艺术手法,而不是简单地冠之以“小说虚构”,更有积极意义。


文章分类: 学术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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