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文章以近几十年来中外对孔子、孔学、儒家学派的研究与孔子传记的写作为例，揭示现当代孔子传记写作中现代意识对推动孔子、孔学研究，开创这一研究视域新境界的意义与作用。进而指出孔子、孔学的研究已进入一个新的层面，对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华夏文明乃至使孔子在全人类范围内产生更深远影响卓有贡献。 ［关键词］孔子、孔学、儒家学派；孔子传记；现代意识；孔子与孔学影响力；孔子与学说的全人类价值。 1988年，世界各国75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在巴黎聚会，他们在发表的宣言中呼吁：“人类若生存于21世纪，必须回首2500年去孔子那里寻找智慧。” 这振聋发聩的《巴黎宣言》，是世界知识界代表人物对人类命运的睿智洞见和人文关怀，它道出了学术史上一个人所公认的事实，引起了全球范围的广泛关注。 孔子是中国历史上最具有影响力的人物。钱穆先生在他的《孔子传》中说：“在孔子之前，中国历史文化当已有2500年以上的积累，而孔子集其大成；在孔子之后，中国历史文化又复有2500年历史以上之演进，而孔子开其新统。在此5000多年，中国历史进程之指示，中国文化思想之建立，具有最深影响最大贡献者，殆无人堪与孔子相比伦。”孔子是中国古代的大思想家、大教育家，是孔学和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和集大成者；早在公元前2世纪，司马迁就在《史记》中为他立了传：《孔子世家》，并心怀敬仰地写道：“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到唐代，诗圣杜甫更以诗赞誉他：“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 孔子的著作与思想的影响也远播海外。汉唐以降，孔子、孔学、儒家思想不仅东传日本、朝鲜、韩国，南传越南、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国，形成了亚洲儒家文化圈，而且远传欧美，受到西方学人的尊崇。2008年6月，新华社记者访问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先生，这位韩国籍的秘书长先生谈起孔子与儒家思想如数家珍。他说：“在我的一生中，我一直受到孔子和孟子思想的影响，目前，孔子的很多教诲仍在为我指引方向。” 潘基文说，他一直在努力从《论语》等中华文化经典中汲取智慧、经验和处世的原则。无论是履行公务，抑或处理个人私事，孔子的伟大思想，都使他获益多多。他还向记者透露：他的钱夹里一直装着摘录了《论语》中有关年令与人生阶段的名句：“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他说他正值64岁，处在耳顺的阶段。他的理解是，在这个阶段一个人应当善于听从各种意见，但同时必须能够做出自己的判断。他还说，他不敢保证自己的行为与孔子的思想完全一致，但他一直在尽自己的最大努力。 潘基文先生倾心于孔子“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他说，他把所有联合国的工作人员都当作自己的家人看待，衷心希望员工与管理层之间能够合睦相处。因此，当这个家出现不合谐的情况时，他会感到非常痛苦。只有联合国的“家务”管好了，他才能有更多精力和时间来处理国际社会所面临的气候变化，粮食危机以及地区安全等重大问题……① 一个外国人对孔子、对《论语》如此情有独钟，深得教诲之益，这种跨越国界的文化现象，不是为我们提供了深广的思索空间吗？ 应该说，孔子不仅影响了东方世界，成为东方文化象征，而且也影响了西方，西方的学者、汉学家早即开始译注儒家经典，近年来，随着中国经贸的发展，影响的扩大，美、欧、澳大利亚，乃至非州、南美等许多国家纷纷设立孔子学院，数以百计，学员数以万计。 正因孔子及其学说的影响不断扩大，历来研究孔子已成为一门学问，即“孔学”。“孔学”之起始是太史公司马迁写的《孔子世家》、《仲尼弟子列传》，自此以后，论孔子其人、其事、其学的书与文，几无代无之。不仅如此，除中国之外，日本、韩国及欧美诸国亦多有写孔子者，写孔子的著作真可谓汗牛充栋，无怪乎哈佛大学治中国思想史的史华慈（B.I.Schwarz）在其1985年出版的传世之作《古代中国思想世界》一书中，一开卷就提出了一个自问问人的问题：“关于孔子还有任何没有说过而需要再说的吗？”② 对此，美籍华裔学者邵耀成先生以一本厚重的传记《孔子这个人》作了回答，他显然认为关于孔子其人、其事、其学、其时代、其在中国文化上的贡献与地位，还是有话需要再说的。他希望通过这本书“引发起大家对孔子以及他的时代作进一步的讨论”，他说：“要以平常心来看孔子这个经过二千四百年神化，又经过一百年丑化的人物，是非常困难的。我们尝试把孔子放在一个有血有肉的凡人的位置上，来看他所生活的社会，他所面对的时代与社会问题。”他要向读者呈示“一个禀赋有七情六欲，出乎其类的凡人，成长为在行为与思想上拔乎其萃的文化伟人”③的经历。无疑，这是一项颇具使命感的学术工程，而新的孔子传要呈现出一个令读者感到富有新意的孔子，不惟需要有新的视域，新的开掘，新的论证，更重要的是要有富于时代感的现代意识，要以科学的理念与观点，善用考古学、人类学、社会学、哲学、人本心理学等现代学术视域来构建孔子的时代与社会，孔子的思想与道德观的形成与发展的历程。 追踪孔子与孔学研究的轨迹，我们会发现，在近几十年孔子传的写作中人们已经遵循邵耀成先生的理念在探求与实践了。上世纪中国进入80年代后，思想进一步解放，学术思想日趋活跃，很快出现了匡亚明先生的《孔子评传》和金景芳先生与吕绍纲、吕文郁两位学生共同完成的《孔子新传》。两部孔子传的共同特点是，都能摆脱上世纪初与十年动乱期间对孔子、孔学的严厉批判与极端否定所造成的阴影，以实事求是的精神，以现代理念来诠释孔子和孔学。匡亚明在评传中以三章篇幅深入论述孔子“仁”的哲学思想、伦理思想、政治思想，鞭辟入里，理念脱俗。金景芳等先生在细致考订孔子生活经历基础上，认为孔子思想有两个核心，一个是“时”，另一个是“仁义”。孔子“圣之时”，是他弟子孟轲最早发出的评价，《孟子·万章下》有云：“伯夷圣之清也，伊尹圣之任也，柳下惠圣之和也，孔子圣之时也”。并举出：“孔子之去齐，接淅而行。去鲁，曰：迟迟吾行也，去父母国之道也。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处而处，可以仕而仕，孔子也。”以此作为孔子是“圣之时”的依据。金景芳先生等认为孟子是真正抓住了孔子思想的特点。孔子在论述了逸民“伯夷、叔齐、虞仲、夷逸、朱张、柳下惠、少连”七人后，也说过“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这个“无可无不可”应是孔子是“圣之时”的确估。什么是“无可无不可”呢？他们认为这是说可与不可，二者从表面看上看尽管是对立的，但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互相转化。即“可”可以变成“不可”，“不可”可以变成“可”。如孔子去齐，速是“可”；而去鲁，速就变成“不可”了。去齐时，迟是“不可”；而去鲁，迟就变成“可”了。亦如，冬祁寒、衣裘可、衣葛不可。反之，夏酷暑，则衣裘不可，衣葛可。因此，孔子所说“无可无不可”。也可以作为孔子是“圣之时”的证明。什么是“圣之时”？就是说孔子能够应用辩证的观点处理问题。在《论语》中，孔子用辩证观点处理问题的例子很多。如《为政》篇记述：“子曰：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故”与“新”是对立的。孔子说：“温故而知新”，表明孔子知道二者可以转化。 金先生等认为：孔子具有辩证的世界观，是与他宇宙观是唯物的相一致的。《论语·阳贷》篇载：“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这是说万物之生，端由于四时之行，四时之行即孔子在《易传》中所说“寒往而暑来，暑往则寒来，寒暑相推，而岁成焉。”亦即由太阳的正射斜射。它是天体的自身变化，而不是有别的什么东西在主宰它、命令它。这与《序卦传》说：“有天地然后万物生焉”的观点是一致的，很明显是唯物的。④ 当然，孔子的辩证思想是不彻底的，最明显地表现在历史方面。但这不妨碍对孔子具有辩证世界观的总体评价，有了这种认识对我们今天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继承孔子这份遗产才有了坚实的基点。 我注意到，就在中国学界学人开始以现代意识来研究孔子、孔学、儒家学说的同时，西方学界的有识之士也已开始这方面的研究，美国原哲学学会主席，加州大学赫伯特·芬格莱特（HerberFingarette）的《孔子非凡即圣》一书就传递了这一信息。 赫伯特·芬格莱特在书的序言中写道：“孔子是一位具有深刻洞见与高远视域的思想家，其思想堂奥的辉煌壮观足可与我们所知的任何一位思想家相媲美。渐渐地，我已然确信，孔子能够成为我们今天的一位人师也就是一位饱经人世沧桑，饱含人生智慧的思想导师，而不是给我们一种早已流行的，稍具异国情调的思想景象。孔子所告诉我们的，不是在别处正被言说的东西，而是正需要被言说的东西。他的谆谆教诲会令我们耳目一新。” “《论语》里的睿见卓识，在精神实质上接近于这种西方哲学最新发展的一些最显著的特征。就此而言，孔子是迄今为止‘超越我们时代’的思想家，这是数个世纪以来他在相当程度上受到西方忽视的一个重要原因。然而，今天我们能够把孔子的思想与西方思想的某些新成分相提并论，从中受益，是因为他在此提出问题的方式，使得西方人置身于一个全新的视域。” 正是基于这种认识，赫伯特·芬格莱特认为，从心理主义和主体主义的角度来解读《论语》是出于西方知识背景的误解。而孔子思想的重要方面在于礼仪行为的强调。礼仪的践行可以使人性在整体脉络中趋于完善，使人生焕发出神奇的魅力。⑤ 作者在此引用《论语》中“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述而第七》）“克已复礼，天下归仁焉。”（《颜渊第十二》）“其身正，不令而行。”（《子路第十三》）“以政为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为政第二》）……等等倡仁的言论后，议论道：“孔子发现并竭力呼唤使我们注意到，就其特性而言，那种真正独特的人的力量具有一种神奇非凡的品质。因而，孔子的任务实际上就是被要求去揭示那些已经如此熟悉和普遍以至于不被察觉的东西。在这种情况下，必须要做的事，就是以一种新颖而正式的方式呈现我们人类存在的这种‘明晰可见’的维度。在哪里能找到一条新的道路，通往这个熟悉的领域呢？又有谁会提供给我们一种崭新而又具有启示性的观察视角呢？孔子发现了这条道路：通过他所提供的‘礼’的方法，我们就可以通行无阻。”作者在进一步论述中还对孔子的学说评论说：“它揭示了人性的神圣和神奇的一面，这一面存在于人类的社群之中，而社群又植根于人类所继承的生活方式之中。”⑥直言孔子学说在现实的普世价值。 西方这些有卓见的学人以现代意识对孔子和孔子学说这种发现与认知，无疑有助于孔子与孔子思想影响的扩大与张扬，正因为此，在西方评选世界十大思想家时，孔子与那些创造并影响了人类文明历史的西方巨匠如柏拉图、亚里斯多德、牛顿、达尔文等同列其中，并居首位。 我还注意到在孔子传记写作中，有识之士并不仅局限对孔子生平更精细的考察，对孔子学说的多视域的全新诠释，还对以孔子学说为代表的中国人文科学的思维方法的系统性对科学，对社会发展的影响进行了某些探讨，如邵耀成先生在《孔子这个人》一书中第四章第三节，就以《中国科技背后的思维系统》为题，讨论了“李约瑟问题”，即：“为什么中国（或者印度）文明没有发展出现代科学？”著名科学史家李约瑟曾有个假设，那就是从公元前一世纪到十五世纪之间，中国的科技可能比西方高，那么，“为何中国在科技发展上长期领先西方，而现代科学家竟出现于西方而不是中国呢？”这个问题为人们打开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视窗，让我们能深思一些问题。很显然，有科技但没有基础理论科学是不可能创造现代科学的。李约瑟认为：没有一种文化是可以独立创建现代科学的，只有融汇各国的科学基础理论成果之后，现代科学才能诞生。这与孔子必须学习别人的优点才能增进自己的学问或道德的观点是一致的，把别人优越的系统性的思维方法与中国优秀人文科学成果相融汇，将会促进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共同进步与发展。 诚然，这个问题并非孔子传记写作与孔子学说研究的必然课题，但将它提出并加以探讨也是“开卷有益” 的。 其实，早在一百年前在德国乃至西方影响很大的思想家马克斯·韦伯在他的名著《儒教与道教》中就提出了类似的问题，即“中国命题”。马克斯·韦伯认为：明未清初，中国已具有发展资本主义的若干有利条件，但在中国却未出现资本主义变革，这是因为中国缺乏一种宗教伦理可以作为推动资本主义发展的有力杠杆。在他看来，儒教伦理显然是一种宗族伦理，由此而造成的后果就是“一切信任，一切商业关系的基石明显地建立在亲戚关系或亲戚式的纯个人关系上面。”⑦因此，无法形成理性的企业及纯客观的经营关系。 “李约瑟问题”，马克斯·韦伯的“中国命题”等等，都是我们在研究孔子、孔学、儒家学说时遇到的边缘性课题，需要我们去面对。但我认为，这些问题的研究与探讨，都不会影响我们对孔子、孔学、儒家学说的总体认知与评价。正如香港学者汤恩佳博士在他的《孔子读本》序言中所说：孔子与儒家学说，2500年来，一直作为中华文化的道统，承载着华夏文明历史的契阔悲观，积淀在炎黄子孙的精神血脉之中，成为中华民族传承千年的精神家园。 儒学礼乐精神，中庸和谐思想，如同人类和平的东方《福音书》，能消弭战争和争端，促进世界多民族的长久和平。 “夫子‘温良恭俭让’，儒学‘仁义礼智信’，是人类永恒的道德典范和追求，因此，儒学能提升全人类的道德素质……。” 孔子，“仰之弥高，钻之弥深”，我想，随着一本本独具现代意识的孔子传记的问世，孔子思想与学说必将闪烁出更新的辉煌，传承中华文明，对人类社会产生更加深远的影响。 ① 转引自王实著《智慧启示录：孔子名言名句》作者题记。（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 2009年8月版） ② 转引自邵耀成著《孔子这个人》金耀基序。（台湾商务印书馆2010年11月版） ③ 引自邵耀成著《孔子这个人》。 ④ 引自金景芳、吕绍纲、吕文郁著：《孔子新传》第四章。（湖南出版社 1991年12月版） ⑤ 引自赫伯特·芬格莱特《孔子非凡即圣》序言。（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6月版） ⑥ 引自同书第一章、第四章 ⑦ 引自马克斯·韦伯《儒教与道教》编译者语。（人民日报出版社2007年6月版） 作者简介：徐光荣 国家一级作家，文化学者。原辽宁文学院副院长，现中国传记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青少年美育协会副主席，辽宁省社会学科学院特邀研究员，《辽宁传记文学》主编。以《烹饪大师》、《国宝鉴定大师杨仁恺》双获中国传记文学奖。2005年荣获中国当代优秀传记文学作家奖，学术著作有《辽宁文学概述》、《文苑指翠》、《致远斋文学论稿》，主编《辽海讲坛》文学卷，《传记文学的崛起与勃兴——首届中国传记文学学术研讨会论文选》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