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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孟子传记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孙德喜简介: 扬州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中国散文学会会员,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和科研,发表学术论文一百多篇,

孙德喜简介:

扬州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中国散文学会会员,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和科研,发表学术论文一百多篇,著有《在自由中逼近真理——中国现当代文学论集》、《20世纪后20年的小说语言文化透视》、《寒山碧作品评论集》等学术论著。

此次研讨会论文题目是:当下孔子传记写作的问题。

孔子和孟子是我国春秋战国时代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儒家学派创始人。他们的思想对于中国两千多年来的思想文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因而,孔子和孟子成为古今传记作家们叙述和描写的重要对象,有关他们的传记文学作品已有一百多种,值得我们关注。2011126-9日,中国传记文学学会和曲阜师范大学联合主办的孔子孟子传记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孔子故里山东曲阜举行,来自加拿大、日本、美国和香港以及中国内地的40多位专家学者就两千多年来的孔子与孟子的传记写作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会议收到论文共32篇。研讨会分“孔子孟子传记的意义和影响”、“《史记》等记录孔孟传记著作之研析”、“孔子孟子生平问题之考证”和“孔子孟子传记写作之探讨”四个部分。学者们就孔子和孟子的生平事迹进行细致的考订,对于孔孟的思想理论进行了辨析,对孔孟的经典著作文本作了现代解读,讨论了孔子和孟子思想在当下的价值和意义,探讨了自《史记》以来孔子和孟子传记写作的主要类型和成功得失,对将来的孔子孟子传记写作提出了设想和建议。会议在每一组主题发言之后,还展开了提问与对话,就具体问题进行了热烈的争辩和讨论。

一、对孔子和孟子思想文化的研究

万伯翱(中国传记文学学会会长)首先作了题为《孔、孟传记对中国文化发展的意义》的报告。他认为,孔子和孟子传记都比较生动地记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浓缩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仁”与“仁政”,对于民众可以发挥巨大的教化作用。单承彬(曲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认为:一、孔夫子儒家文化,儒家思想,对于我们今天和谐社会建设具有重大作用和价值。二、孔子在教育上作出了巨大贡献,他培养学生,教导学生,这一点到现在都应该视为一个宝藏。至于孔子的思想,他的一些社会理想,他的一些治国的理想,一些政治上主张,这些都要与时俱进,三、孔子思想体现了中国文化中最核心的价值,孔子作为一名知识分子,他有一种社会的良知,有一种人文的情怀,他一生兢兢业业,不惧任何困难,一生颠沛流离也不退缩,他的人生目的只是为了让大家生活的好一些,让社会发展得好一些,所以他的这一个方面是最值得我们关注的。于成龙(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员)通过对大量考古资料研究指出:“在儒家思想中,‘德’是核心。”这里的“德”包含“君德”和“民德”两重意义。艾丽辉(北京石油化工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着重讨论的是,在现代文化背景下,我们给学生讲授孔孟的价值和意义在那里。她认为:“第一,儒家的东西以人的关怀为出发点。第二,以“智、勇、仁”三德作为修身之本,最后,学问的立足点在于安身立命。” 她指出:“讲儒家这么多讲,不是讲的学问,是生命的哲学,是实践的哲学。”王齐洲(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着重从“威仪”与“志气”这两个方面研究孔子,具体方法是“从传统文献和出土文献的结合点上去找到一些新的阐释方法,或者是一些途径,或者是一些内容,这样进一步丰富对孔子的认识。”同时,他还设想:“ 写孔子传是不是可以分门别类的去写,比如说文学家的孔子、教育学的孔子、伦理学家的孔子、文学家的孔子、思想家的孔子、历史学家的孔子等等。如果把每一个都写的很完全、很深刻,那么整体的孔子就更加生动、更加完整,更加饱满,可能他的形象最后更加高大了。”袁志鸿(北京东岳庙住持)认为:儒、释、道文化的内敛,使社会民心安定,“消躁动、除妖邪、养和气,御霸气”,可以形成文化软实力。在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的文化大繁荣,大发展这个主题的今天,我们应该挖掘其内涵,发挥其积极的作用。他提出了三个观点:一、高道大儒,不立门户,兼修互补的史实。二、历史上儒道圣折,相互交流,结下深厚的友谊。三、道经道法尊儒供圣。毕宝魁(辽宁大学文学院教授)在讨论中针对人们根据唯小人与女子难养也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判断孔子歧视女性的问题提出了不同的意见。他首先对这两句话作详细的解释,认为孔子的这两句话道出了中国两千多年来政治上最大的弊端,“外亲女子”和“宦官”这两种势力对皇权威胁最大,决没有歧视女性的意思,其实孔子非常尊重女性。吴龙灿(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博士研究生)在先秦儒家的德治思想论文中指出:孔子强调为政以德。提出德治原则,要求统治者有德,实行仁政。于是把兵、刑这些为政的手段,放在次要的位置,而养民之德提高到最重要的地步。儒家德治对当下中国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和时代意义。邵耀成(美国作家与独立学者):首先谈到了写作孔子小说的设想:从生平经历,心路历程与思想构成三个层次来描述孔子,再加一点现代普世的价值来衡量他的思想,看他成功与失败的地方。他认为:孔子“有一种原罪的那样痛苦”,这“督促着他在礼教与人格完美是追求上,有死而后已的使命感。”在思想构成方面,孔子塑造了中国人的文化人格,也是传统礼教文化的集大成者。邵耀成在中西历史与文化的比较中,阐述了孔子与基督教的区别,澄清了人们对孔子的某些误解:孔子对殉葬等野蛮礼制的改革,孔子具有“男女平等的观念”。同时他指出了孔子思想的局限:孔子没有对统治者和传承问题和官僚制度的贪污问题提出解决的办法。孔子“礼治最大的一个问题,乃是靠人的品德而不是依据制度来维系政治的清廉,历史证明这个做法是不成功的。”此外,“孔子虽然有科学实证的头脑,但没法超越他的文化以系统性、分析性的思维法则来演绎他的思想。” 王斌俊(中国青年出版总社编审)讨论的是孔子编辑活动与中华文化构建。他认为:从中国编辑史角度来看,是文化建构意义上的编辑,也可以说是中华文化早期编辑的杰出代表,是个集大成者,应该为后世历代的编辑领导到今世又出现编辑人、出版人所推崇。 他在演讲中首先阐述了孔子从事编辑活动的社会背景和条件。接着讨论了孔子的编辑的文化,将孔子的编辑活动的特点作了概括:1、选择优良文化为编辑内容;2、非官方民间的编辑活动3、个人独立完成的创造性工作。4、与教育活动相结合。同时,王斌俊探讨了孔子“述而不作“与其编辑活动的关系,总结了孔子的编辑之道对今人的启迪。

二、古代孔子孟子传记及有关史料研究

在古代孔子孟子的传记中,影响最大的是司马迁的《史记·孔子世家》和《孟子列传》,因而司马迁的孔、孟传记成为这次会议中专家学者们讨论的热点。韩兆琦(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就司马迁的《孔子世家》发表了几点看法:一、司马迁在写孔子的孩童时期留下了许多空白,应当好好研究。二、孔子在政治上、做官方面是一个失败者,但是孔子有很宏伟的政治理想,并且有把这种理想付诸于实践的本领。三、司马迁出于对悲剧英雄孔子的同情,把孔子某些东西夸大起来,突出孔子的悲剧性。韩兆琦认为:孔子在政治上虽然是失败的,但是他不服输、不泄气,一生为实现理想而不惜奋斗。他那种百折不挠、锲而不舍、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以及他不改变信念、不降低目标这样的精神是伟大的,是鼓舞司马迁的。司马迁所写的孔子,司马迁心目中的孔子跟日后被汉武帝尊孔尊起来的孔子跟儒家,跟世世代代的统治者尊孔尊的儒家不是一个人。可永雪(内蒙古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在题为“《孔子世家》与司马迁写人文学散论”文章中讨论了三个问题:一是司马迁与写人文学;二《孔子世家》写人;三是关于实录与典型化。在会议发言中他着重谈的是实录与典型化的问题。他认为:“如果从‘秉笔直书、书法不隐’反映本质历史真实,这个意义上讲那这个说法是对的,也符合《史记》的实际。”《史记》的典型化就在于司马迁所使用方法当中最主要、最基本的是选择的艺术,那最顶级是虚构,最具匠心是互见法。在典型化各种艺术方法和手段当中,虚构无疑是典型的,在现代观念当中像传记、报告文学等一类纪实作品,是忌讳和不允许使用的,可2000多年前司马迁没有这个概念,更不受这个局限。他只是根据自己的创作需要使用了这个虚构方法,所以我们在《史记》当中便明明确确看到虚构的存在,并且这种虚构是自觉的、有意识的、使用的。与此同时,可永雪还提讨论了司马迁运用虚构方法及其底线的问题。张大可(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教授)在会上就司马迁的《孔子世家》主要表达了三个观点:一、“司马迁的《孔子世家》写出孔子人格魅力,就是‘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那么这个他是通过孔子他一生执着学礼、宣扬礼、服礼,他在《孔子世家》从头贯彻一生的。”“司马迁写人物传记他写史学,他是把史学、文学、思想三位一体融贯其中的。”二、司马迁写传记给我们很大的启发:写历史人物写传记要有一个主题一个立足点;“要把人物写活”;“司马迁是用夸张的方法写,你要理解是文学写法他不是编造故事。”三、写孔子传要给他定位,确定“礼义廉耻”为其“核心价值”。王强(北京电视台文艺节目中心主任)从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中读出了孔子的礼乐观及其影响。他认为:一、通过对孔子家族血统的了解,有助于“看清孔子与他所倡导的礼乐之间的关系”,从而解释孔子整理推广礼乐的根本原因;二、《史记·孔子世家》让我们了解到孔子“对女性轻蔑,对男女人伦纲常格外看重”的原因;三、“孔子对中国古典表演艺术观念影响深巨”。陈曦(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教授)认为:司马迁的《史记·孔子世家》中存在着不少引发争议的笔墨,正是这些地方,折射出司马迁对孔子的独特解读。这这里,司马迁把《国语》中的两段文字,放在“孔子年四十二,鲁昭公卒于乾侯,定公立”之后,非但不与“子不语怪、力、乱、神”相矛盾,而且表明已届不惑之年的孔子学识渊博,见解卓越,已被视为“圣人”,在诸侯国享有盛誉。其次,司马迁客观、大胆地描述了孔子的出身情况,表现出他不为尊者讳的“实录”精神与挣脱伦理教条束缚的巨大勇气。陈兰村(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向会议提交了题为《论〈史记·孔子世家〉的文化意义》的论文。文章从传记文化的范畴、传记的存史意义、传记塑造孔子形象的文学意义、传记的时代意义等方面来论述《孔子世家》的文化意义。文章认为:《孔子世家》在传主生活时代的社会历史、传主的人生经历与思想发展变化等方面展示了存史意义;《孔子世家》将孔子塑造为大学者、大教育家形象,生动地展现了孔子的生活细节,抒发了作家的敬仰与赞叹之情。司马迁对孔子“至圣”的评价和定位具有西汉崇儒的时代意义。

施丁(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主要就司马迁《史记》中的《孟子列传》谈了三个问题:一、“孟子是支持孔子的,他的命运也和孔子差不多”。司马迁看出了孟子游历中的不满,替孟子鸣不平。二、司马迁借题发挥,司马迁以写孟子的传记借古讽今,阐述自己的利之弊,好利必弊的观点。三、司马迁以写孟子传记发泄他对现实的不满。藤田胜久(日本爱媛大学法文学部教授)谈论的是《史记·孟子列传》的素材与史实问题。他首先就《史记》中的诸子列传的纪年和君主名的问题进行了辨析和考证,认为司马迁在记述人物时采取了“行事(事迹、故事)”的策略,而且所引用的材料也多为汉代文献,因而没有纪年,也“没有良好地反映出历史事实”。接着,藤田胜久通过文本分析和比较,讨论了《史记》孟子列传的素材与编辑问题,诸子列传中的故事和史实的问题,最后得出结论:一、“《史记》诸子列传存在由传说构成的篇”;二、“《史记》列传的一部分存在‘纪年+传说’‘纪年资料、系谱+记录材料’的编辑类型”;三、“《史记》六国年表和诸子列传,两者都极少有成为活动基准的纪年资料”。

与此同时,专家们对于中国古代的其他孔孟传记与史料进行了探讨。加拿大学者魏雅博(Albert Welter(温泥泊大学教授The University Of Winnipeg)通过对山东友谊出版社1989年出版的《孔子圣迹之图》的分析和研究,讨论孔子被神化过程中佛教的影响。他认为:“当现代世界将孔子称颂为道德哲学家时,《孔子圣迹之图》具有典型性——孔子被视为中国历史上的宗教人物。孔子作为一个宗教人物描述部分基于他在中国孔教传统中‘圣人’地位的提升,《孔子圣迹之图》中孔子被宗教化的许多特征都是佛教影响的反应。”于成龙认为,“对孔子、孟子的研究以及有关的传记写作,大多数学者一直在《论语》、《孟子》、《礼记》、《孔子世家》以及《孟子列传》这些典籍中寻绎。但是,这些古代记录往往是微言大义,古人在做孔子、孟子生平传记的时候往往记录的是一些重要事件。而且,这些传记在传承过程中,有些经过后人的扰乱,其中不免掺杂主观的臆造成份,因此,也就不可避免地掩盖了当时历史的一些真实。有幸的是,自上世纪30年代开始,西方的田野考古学开始进入中国,为历史研究开辟了新的领域。此后,大量出土的考古学材料涉及有关儒家文化的思想内核,给我们研究孔子、孟子以及有关的传记写作提供了新的素材。”毕宝魁(辽宁大学文学院教授)对孔子生年生日作了详细的考证。孔子的生日普遍被认为是928,这是采用司马迁的纪年法,但是出现了偏差。他认为,孔子的生年生日应该是公元前552年的19号。同时,他即席朗诵了一首词《破阵子·出席曲阜孔子孟子传记国际学术研讨会即兴》。朱文华(复旦大学中文系)认为梁启超一生,他在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选择各个不同的历史文化角度为孔子三次立传,留下了孔子传的三种文本,他的这篇论文对三种文本做了比较具体的介绍。梁启超就传记写作提出了一些非常重要的方法和原理,而且融合到他撰写《孔子传》的过程中,这些精神非常值得我们重视。梁启超写《孔子传》,突出了尊孔的历程。我们能够看到的孔子传记,大部分是从尊孔立场出发的,而从这个立场出发,不免会有一些共同的缺点和错误,就是说不尊重客观的历史事实,把《孔子世家》定于一尊,有迷信,有成见等等。而梁启超的传记避免了这个问题。王成军(徐州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认为,孔子是中国最具有撰写自传第一人的可能性,他是中国口述自传第一人。他还从孔子的自述当中得出一个观点,不得不承认《论语》中大量的语料是孔门弟子,及其再传的弟子等,传记叙述者对孔子形象的他化,而不是他的自化。

三、现当代孔子孟子传记写作研究

现当代的孔子孟子传记文学创作取得了重大成就,自然成为与会专家学者讨论的重点。万伯翱认为:新时期以来出版的孟子、孔子的传记反映了我们这个时代的特点和要求,当代的孔孟传记更加注重大众化。同时,他还对当代传记作家提出了要求:传记作家应当适应时代的需要,在形式上不断的创新和探索。传记作家作为对政治、对社会是负有重大影响的文体,以及传记自己的特点都要求传记作家必须具备很高的多方面的素养、修养。传记作家必须具备传学、传才、传识和传德四种最基本的素养。只有具备了这四种素质的传记作家,才能写出无愧于伟大时代的传记作品。孔子和孟子在中国历史文化中具有崇高的地位和巨大的影响,所以对他的传记写作要求也高。传记作者应当理解自己的工作的不凡的意义,提高自身的修养,才能写出适合时代需要的孔子和孟子的传记,推动我们中国文化的发展为精神文明建设,为我们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做出应有的贡献。杨正润(中国传记文学学会副会长、上海交通大学文学院教授)首先对一个世纪以来的孔子传记文学创作进行了回顾,认为孔子传记数量相当可观,内容和形式都非常丰富。当前孔子传记写作具有这样的特点:1、越来越大众化、文学化和故事化;2、孔子形象从至圣向常人转化;3、作家(传记家)和传主之间的关系不再是顶礼膜拜的关系,而是对话关系。这也是现代传记的一种写作特色。同时,杨正润对于传记写作中的越来越多的虚构表示担忧,因为这会模糊传记与小说的界限,从而使传记的文体受到削弱。朱旭晨(燕山大学文法学院教授)用《论语》中的原文来概括当代孔子传记对于《论语》和《史记》中史料的四种处理方法:一、“素以为绚兮”;二、“用之则行,舍之则藏”;三、“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四、“告诸往而知来者。”她认为:“古典文献资料的搜集、阅读、使用是古代人物传记作者面临的主要任务之一。史料如何处理如何入传,影响着传记文本的真实性与可读性”。唐岫敏(河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以孔子传记为例讨论传记写作的文本策略问题。她首先对20世纪以来中国大陆出版的孔子传记进行了分类,认为其中以考据式和思想式传记居多,但是许多孔子传记千人一面,缺乏特色。她还认为:2008年贾志刚的《说春秋·孔子世家》别开生面,开启了还原式孔子传记的写作。她希望将来还应该出现实地考察式、心理分析式和社会语境式等新类型的孔子传记。在孔子传记中,坚守求实的底线,保持开放的心态。孙德喜(扬州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向会议提交的论文是当下孔子传记写作的问题。他在论文中认为:一、长期以来,对于孔子叙述的偶像化、神圣化、妖魔化与漫画化,因而孔子传记写作的主要问题仍然是还原历史问题。二、史料严重欠缺给孔子传记写作带来了重大困难;三、在孔子传记写作中必须处理好这样的关系:作为伟人的孔子与作为常人的关系;孔子的成功与失败的关系;孔子的严肃与他的幽默的关系;孔子的礼教与他为人的关系等。四、作家必须站在21世纪人类文明的高度,以现代思想意识,从现代思想中的“人”出发来认识和评判孔子,让现代人从孔子这一历史镜像中肯定自己的身影。我们每个孔子传记作家在写作时必须面对这样的问题:当下为什么要写孔子传记?其意义何在?生活在两三千年前的孔子与生活于21世纪的我们究竟存在什么关系?我们当下需要孔子什么?孔子究竟可以给我们每个个体的人以什么东西?徐光荣(中国传记文学学会副会长,辽宁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报告的题目是孔子传记写作的现代意识。他以近几十年来中外对孔子、孔学、儒家学派的研究与孔子传记的写作为例,揭示现当代孔子传记写作中现代意识对推动孔子、孔学研究,开创这一研究视域新境界具有重要意义与作用,进而指出孔子、孔学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层面,对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华夏文明乃至使孔子在全世界范围内产生更深远影响具有重大贡献。全展(荆楚理工学院人文学院教授)向会议提交的论文是《〈孔子传〉写作断想》。文章通过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出版的孔子传记的考察,认为当代中国大陆孔子传记的写作具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提高与普及的兼顾,既出现了大量的普及历史知识之作,也出版了极具学术价值的著作;二、在当代作家的笔下,孔子的形象是“圣人”与“凡人”的统一。作家们带着崇敬心和平常心投入孔子传记的写作;三、当代作家注重了“传迹”与“传神”的完美结合;四、作家们在孔子传记写作中努力将学术研究与形式创新相融通。张雅文(黑龙江省作协副主席)结合自己的传记文学创作实践谈论传记文学写作的几点认识。她认为:一、选准传主对于传记文学创作十分重要,作家通过对传主的叙述以展示他的生命价值和人文精神。二、要对责任感的生平进行冷静的梳理和筛选,取其精华,去其枝蔓。三、传记文学应该深刻挖掘主人公灵魂深处的东西,表现出主人公生平与时代所折射的精神。在大会发言中,孙德喜主要对美籍华人邵耀成的《孔子这个人与他面对的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一、这本书体现了他充分的求真意识。他的求真最主要体现在资料相当丰富,而且言必有据,有许多论点、论题,以及一些细节描写都是有文献根据的。第二,这本传记体例创新,以年谱式为基本叙述,再加上问题讨论,探讨传主人生的谜团。三、将传主置于中西文化比较的视野进行考察。同时,孙德喜还就这本传记中某些观点和说法提出了商榷。

“文革”中开展的批孔运动也引起了学者们的注意。翟志成(香港理工大学中国文化学系教授)认为,以往从权力斗争角度研究“文革”时期中国大陆的批孔运动,这种研究,视野太狭隘,应该从复辟与反复辟的角度进行讨论。他回顾了“文革”前中国大陆评孔的三大派,详细描述了“文革”中批孔运动的具体情况。孙德喜在讨论中同意翟志成观点,他认为:“文革”中的批孔分为两个阶段:“文革”前期(1960年代)的批孔,主要是将孔子儒家文化视为他者文化,批孔的实质就是扫除他者文化;“文革”后期(1970年代)的批孔是由批判林彪引伸而来的,将其纳入到“反复辟”的斗争中。

郑尊仁(台湾铭传大学华语文教学系副教授)向会议提交的论文是《孔子传记在台湾》。在文章中,他首先描述了台湾的孔子传记出版概况,在台湾出版的孔子传记中以钱穆的《孔子传》最具学术价值。台湾版的孔子传记主要有三种样式:1、按照生平事迹顺序展开叙述;2、将孔子分为若干研究主题,分别展开叙述;3、结合其他研究进行叙述。同时,他认为,某些新资料会在不经意间出现,会改变对传主的既定看法,对于现有资料的重新解读,也会改变对同一传主的认知。

参加会议的学者中有些还是从事孔子传记写作的作家,他们在会上谈论了自己的写作经验和设想。王齐洲介绍了他所编写的《走近圣人》情况。他认为:“我们现在的传记大体上是这样一个思路,就是说想尽可能比较真实的去描绘孔子的一生,所以往往都是全方位、整体性的描绘、描述。当然有的是偏重于学术的,就是要真实,但有的可能另外一个极端就是戏说,当然也有介于两者之间的。” 尹博(南开大学文学院博士)就她与毕宝魁共同写作的《孔子传奇》谈了具体的设想: 一、将他们的孔子传记写作的定位于遵照历史史实的孔子传记。二、确定要用的材料主要是涉及孔子发历代典籍与郭店楚简以及新发现的材料。三、孔子人生的大事与史实要有出处,要保持历史真实和可信性。

与此同时,会议还就传记写作的某些问题与其他相关问题进行了商讨。万伯翱认为:小说绝对不能和正传或者是传记文学混为一谈,而且我认为真正的传记文学、真正的大传、正传应该是以真实为灵魂,以真实为基础,就是说大的历史事件、时间和地点、人物是绝对不能够随意虚构的。杨正润长期从事传记理论研究,他觉得传记文学中存在两个非常麻烦的问题。一个是传记家和传主的关系。究竟什么关系?我们以前都是在顶礼膜拜着写下来,现在我就跟他对话了,但是对话之后究竟是一个什么关系,一句话、二句话说不清楚。还有一个麻烦的问题是虚构的问题。我们找不到没有虚构的传记文学作品。孙德喜在讨论中将传记文学与历史小说作了区分,他指出,传记文学可以发挥想象,但必须是在史料基础上的想象,而且必须与传主的思想、性格、精神气质和历史情境相吻合,不可无中生有,移花接木。历史小说则不同,借用郭沫若谈历史剧的一句话,就是“失事求似”,不必受历史事实的束缚,只追求人物性格的神似,完全可以凭空虚构人物和情节。杨正润指出:口述历史不能简单地说成是自传。《论语》能否看着是自传,还是个问题。传记写作,一定要有注释。他认为,不存在电视传记片,或者是电影传记片,不存在这种体裁,只有文献电视,或者是文献电影是存在的。

王强通过历史回顾指出,文艺创作应该划一条“红线”,不能容许诲淫诲盗的作品出现。韩兆琦表示要发挥文学的教化作用,文学要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服务、为健康的人生服务,他呼吁中央宣传部门提出几条有力量东西来引导大家,不要把文学搞得很低俗。万伯翱认为要宣传主流文化。唐岫敏认为应该由精英来引导。孙德喜认为,我们应该从30年前的反精神污染运动中吸取教训,把某些歌曲说成是“靡靡之音”,剥夺了青年人欣赏邓丽君的权利。我们的任何政策都应该以法律为准绳,应该符合宪法精神。文学创作与接受都有其不可剥夺的权利和自由,我们应当尊重。我们不能重蹈政治对文学的奴役的覆辙。

龚心瀚(原中宣部副部长、中国传记文学学会名誉会长)认为:我们中央现在提出要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确实需要大繁荣。我想我们这个讨论肯定对我们传记的、对孔子的研究会起到推动作用。今天的讨论,国际交流的同行、日本同行他们研究东西比我们细,他们另外一种视角,我听了以后很受启发。他认为中华民族文明道德应该包括两个部分:一个部分就是中国优良的传统道德,一个就是当代的道德体系。这两个结合起来就是社会主义道德体系。

会议期间,与会作家专家、学者参观了曲阜的孔庙、孔府、孔林与邹城的孟庙和孟府,对孔子和孟子活动遗迹作了实地考察,还参观了原全国人大常委会万里委员长的母校——山东曲阜师范学校。


文章分类: 学术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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