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藏本站
会员登录
登录
website qrcode

扫描查看手机版网站

会员登录
登录
新书上线
在线客服
 工作时间
周一至周五 :8:30-17:30
周六至周日 :9:00-17:00
 联系方式
陈经理:13000000000
邮箱:abc@qq.com
下载中心
ShpoNum1客户信息登记表.doc
72.5KB下载
上一页 1 下一页

实现传记的现代化

新时期以来传记取得重大成就,传记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从1911年到1949年,民国38年中我国共出传记3403种,平均每年约90种,从1949年到1966年,17年中共出传记380种,平均每年23种,从19
         
     自上世纪初开始,梁启超、胡适、郁达夫、朱东润等学界名流都先后一再呼吁重视传记文学,也取得了一定的效果。虽有种种曲折,中国传记还是顺应着时代的变革和读者的需要,得到了迅速的发展。这一百多年间传记形成两个高峰:一个是三十年代前后,另一个是“新时期”以降。特别是在后一阶段,这20多年里来我国传记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可以从一组统计数字看到我国传记发展的这一轨迹:从1911年到1949年,民国时期38年中我国共出版传记著作(不包含报刊发表的短篇传记,下同)3403种,平均每年约90种;从1949年到1966年,17年中共出传记大约380种,平均每年约22种;从1979年新时期开始,80年代我国每年出传记约200多种,90年代初每年出版约300余种,从95年起每年出版达到400种以上。目前的状况没有精确的统计,估计我国每年出版传记至少1000种以上,这一数字已经超过了长篇小说。如果把传记也算成一种文学类型(这是有争议的问题)的话,传记已经成为中国文学中的最大的一个文类,这同西方国家的情况是相似的。我国新时期的传记不仅包括了他传、自传、回忆录、年谱、书信、日记、游记、传记词典等等传统形式,而且出现口述历史、画传等新形式。在传记研究方面,出现了多种中外传记史和传记理论专著。
     但是对我国传记的现状也不容十分乐观,这里还有另一组数字:在英语国家,传记类读物的总出版量,早已达到全部出版物的5%;而在我国,每年出版书籍总数大约65-70亿册,传记估计恐怕还不到这个总出版量的0.1%,这个数字说明,传记作品虽多,但每种作品的平均印刷量却不大,也就是说传记的读者不是很多,影响还不是很大,特别是得到公认的优秀传记作品并不多见。  
     这种矛盾的状况,正是中国古代传记史的继续。中国历史上就是个传记大国,中国正统史学都是“纪传体”,也就是说历史学的主体就是传记,以正史中的“史传”为例,“二十六史”(“二十四史”加上《清史稿》和《新元史》)中出现的人物达到45000个,中国历史上几乎所有的精英人物和各个方面代表人物都被纳入其中,都有传记传世,这是世界上其他任何民族所没有过的。中国有着独一无二的“传记文化”,中国文化的许多领域,比如文学、艺术、宗教、景观、民俗、美食、语言等等,到处可见历史人物的身影、可以发现传记的材料。但是在中国古代大量传记作品中,除《史记》,至多再加上《汉书》、《后汉书》、《三国志》等“前四史”,就没有什么经典之作。《史记》在传记写作中的许多成功经验为后代小说家所继承,却受到正统史学家的抵制。就是《史记》,主要也是短篇传记的合集,中国历史上几乎没有出现过完整叙述传主一生的长篇传记经典。在自传领域,则更显贫瘠,虽然传记史家可以列举出司马迁的《太史公自序》、陶潜《五柳先生传》等作品应对,但是这些作品篇幅都比较短小,而且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自传。因此可以说,除《史记》外,我国传记史上没有出现过可以同英国鲍斯威尔的《约翰生传》、法国卢梭的《忏悔录》、德国歌德的《诗与真》等作品相比美的伟大传记或自传。我国传记同群星灿烂、名家辈出的诗歌、小说、戏剧相比,也不在一个等级。正是基于这样的原因吧,胡适把传记称作“中国文学里最不发达的一个部门”,其他许多前辈学者也表达过同样的意见。因此可以说中国是一个“传记大国”,却又是一个“传记弱国”,传记多但佳作少见,这是我们不得不承认的一种事实。
     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非常复杂的。简单一点说,中国传记有两个主要弱点:一个是忌讳太多、以歌功颂德为能事,一个是重历史而轻人物,读来无味。针对这些弱点古人早就有“谀墓”、“断烂朝报”之类讥刺,近人梁启超则批评传记成了“专门表彰一个人的工具”,“差不多变为修身教科书”。可是这些弱点至今并没有在我国传记中完全避免,对于现代读者来说,这样写出来的传记是缺乏吸引力的。
     我国传记的现状同读者的需要以及精神文明建设的需要是不相称的。英国历史学家卡莱尔说过:“一个不知道崇拜英雄的民族是可悲的”,中国历史上有过那么多英雄豪杰、志士仁人,有过那么多思想和文化的巨人,如果我们的传记不能引导广大读者、特别是青年去熟悉、热爱他们,向他们学习,而是去崇拜影视明星,那也是很可悲的。传记是国民精神的表征,任何时代、任何国家,没有优秀的传记作品传世,就很难建设健康的国民人格。
     要改变中国传记的现状,就应当克服传统传记的弱点,与时俱进、实现传记的现代化。为了达到这一目标,可以同时从两方面入手:一方面继承和发扬《史记》的优秀传统,包括其“实录”精神和丰富多彩的人物塑造方法;另一方面应当学习国外传记的积极成果。自20世纪以来,西方主要国家出现了一场范围相当广泛的“传记革命”,传记取得很大成绩,也逐步成为文学批评中的核心关注,传记理论取得长足的进步。中国的传记家应当从中进行借鉴,确立更为自觉的、科学的传记理念。为了实现传记的现代化,作者应当注意以下问题。
     第一,在冲突中再现传主,给读者讲述一个人的真实故事。
     广大读者所需要的是那种既真实可靠、又写出传主个性的、故事化的传记。有些传记为了吸引读者,就一味猎奇或揭露隐私,甚至捕风捉影,真真假假、哗众取宠,这违背了传记道德,也败坏了传记的声誉。同样需要注意的还有另一种倾向:一些传记,特别是写当代人物或领袖人物的传记,只是编排传主一生事迹,把传记停留在年谱或编年史的层次,无视矛盾冲突的存在,或者把冲突简单化、表面化,依照教科书上或官方文件中的表述演绎历史背景。这也是司马迁以后中国的正史传记的通病。三国时代风云变幻、英雄辈出,是写作传记的好材料,但是陈寿《三国志》中的人物就远不如《史记》生动,正如清代史学家赵翼所说,这段历史和这些人物如果由司马迁来写,就不知道要精彩多少倍。原因就在于陈寿对矛盾冲突的理解和叙述不够充分。
     传主总是生活在外在的和内部的复杂矛盾之中,只有揭示矛盾冲突,通过场面和故事,传主的个性才能突显出来。这就必须注意轶事和细节,优秀的传记家总是在细节和轶事的使用上显示出高人一等的见识,那些看来似乎无关紧要的东西,因为传记家适当的使用,会一下子散发出光彩。撒缪尔•约翰生有句名言:“一个人的真实性格,从同他的一个仆人的简短谈话中可以得知的,比从那些从门第开始到葬礼结束的、一本正经的叙述中所能得到的要多得多。”司马迁的《史记》就显示出这种特点,可以回想一下,在他的笔下,《项羽本纪》中的“鸿门宴”,《刺客列传》中的“荆轲刺秦”等场景中包含着多少生动、详尽的细节描写。这样一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伟大著作,里面还几次写到小小的老鼠:《酷史列传》写了张汤少年时“审鼠”的轶事:《李斯列传》开头也有一段李斯少年时观鼠的轶事。正统史学家讥讥讽司马迁“甚为肤浅”的地方,其实正是他的高明。我们有一些传记作者有着太多的忌讳,总是在有意无意地回避传主经历过的冲突,也不注意对轶事和细节的收集、考订、选择和使用,这样的传记自然枯燥无味,没有生动的人物和故事,自然也无法吸引读者。
     第二,对传主进行解释,说明他的命运和行为的动因。
     传记不但要写出传主生平和个性,还应当解释传主。司马迁已经懂得“知人论世”的意义,《史记》就常常通过“太史公曰”的形式对传主进行解释或评价。在现代优秀传记中,“解释”不只是一种文本指向,而且成为不可或缺的因素,“解释”成为传记家普遍的、自觉的追求和传记的一种要素。从浅层解释转为深度解释,这是现代传记的鲜明特点。鲍斯威尔写《约翰生传》就认真观察和分析了约翰生的心理世界,指出童年时代的苦难经带来了他的精神创伤,他不得不同自己内心深处的那种孤独感、负疚感和耻辱感进行顽强的斗争,鲍斯威尔对传主的这种心理解释使20世纪的精神分析家也感到敬佩。斯特拉奇,这位英国“新传记”的代表讲过一句名言:“没有解释的事实正如埋藏着的黄金一样毫无用处;而艺术就是一位伟大的解释者。”英国另一位重要传记家戴维•塞西尔进一步把“解释”看作是传记同小说的主要区别,他说:“小说家主要通过创造性显示自己,他尽其所能去创造场面和人物;传记家是通过解释显示自己,他竭力去发现一个既定故事的意义。”
     解释是现代人的社会诉求,对于历史和历史人物,读者不仅希望知道“怎么样”,而且要求知道“为什么”。随着社会的民主化进程和教育程度的普遍提高,主体意识的强化,人文关怀愈益被普遍接受,清理历史、认识人和人性的要求更加迫切,对传主的解释也成为传记写作和传记阅读的重要目标。在西方现代传记中,一些传记家依据传统的社会—历史学的方法(即考察传主的生活道路和时代精神),另一些传记家则用精神分析或其他心理学方法,还有一些传记家综合使用各种方法,他们对传主的命运和性格、对他一生中那些看似费解的行为,以至他生活中一些通常被人忽略的小事,都尽可能地作出合理的解释。这里以几部西方传记名著为例。比如大仲马是人们十分熟悉的一位作家,他的《三个火枪手》和《基督山伯爵》等小说使他获得世界性的声誉,大仲马是怎样写出这样两部小说来的,莫洛亚在《三仲马》中就进行了解释:大仲马的父亲因为具有黑人血统而受到的不公正的对待,大仲马自己也因此受到歧视,这些在他的无意识中始终是一种伤痛,《三个火枪手》的主题是一位勇敢而贫困的英雄同一个敌对的、危险的世界斗争,友谊给了他巨大的力量;《基督山伯爵》写了财富使人具有不可战胜的力量,这使得一个受害者得以复仇,这两部小说的主题,就是大仲马一生的梦想、信念和追求。萨特的《家中白痴》是一部关于福楼拜的传记,萨特用精神分析和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的方法来解释这位小说家:福楼拜童年时代曾被父亲斥为“白痴”,这使他产生了精神障碍,他不得不到小说的幻想世界中寻找解脱,他写了一位平庸的小市民女性包法利夫人,他说过“包法利夫人就是我”,实际上通过包法利夫人自杀的结局满足了自己的“受虐”倾向,也通过《包法利夫人》这部伟大的小说抗拒“白痴”这样的贬责,福楼拜的精神病又是社会疾病造成的结果,是人被资本主义社会所异化的表现。读者未必都能同意这类解释的方法和解释的结果,但是这反映了传记家的一种追求,它深化了对传主的认识,也加强了读者的阅读兴趣。那些平铺直叙、满足于表层记述的作品是不可能满足现代读者的需要的。
     第三,选择适合自己的的传主,对传主同情而不移情。
     传记活动的主体包括文本主体和写作主体,即传记家和传主,两者的关系问题是传记活动的核心,也是当代传记理论研究的重点。美国当代传记理论家艾德尔认为:“在传记家及其传主之间永远进行着一场斗争,这是隐含的自我同显露的自我、公开的自我同私密的自我之间的一场斗争。”选择什么传主,对有关传主的大量史料如何甄别和选用,对传主又进行什么样的解释,这些都体现了传记家的自主性;传记家要表现自我,但是他又应当写出一个真实的人物,留给读者一段信史,让历史主体在文本中复活,这是一种矛盾,就如艾德尔所说,传记家同传主是在“进行着一场斗争”,他们相互依存、又相互对立,传记家应当清醒地认识到、并把握好同传主的这种关系。
     传记家首先要选择适合自己的传主,古代史传编纂时除了帝王入传外,其他主要是根据官衔、地位、影响等确定传主,作者不过是奉命写作而无选择传主的自由,这种写作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延续至今,一些传记作者也是奉命为某个人物作传。这样写作很难保证传记的成功。法国的莫洛亚是二十世纪西方最重要的传记家之一,他一生写作了10多部长篇传记,有“传记王”的美誉,他的作品至今在世界各地拥有众多的读者。莫洛亚传记中凡是写得成功的人物,如拜伦、雪莱、大仲马等等,同莫洛亚的个性总有某些相似之处,都具有某种浪漫气质。但莫洛亚也有个别不成功的作品,比如《弗里明爵士传》,传主弗里明是发明青霉素而获得1945年诺贝尔医学奖的科学家。莫洛亚虽然为写这部作品花了极大的功夫,但是传主是一位严谨的科学家、一位正统而刻板的苏格兰绅士,这同莫洛亚的个性相差甚远,所以尽管莫洛亚在材料的收集方面下了很大的功夫,他也看了大量生物化学方面的书籍,甚至一步步重复弗里明所进行的那些生化实验,但这部传记就没有写成功。同样的,司马迁的《史记》,总共写了约4000个人物。主要人物约200个,一半以上具有悲剧色彩,其中包括《史记》中写得最好的,如项羽、信陵君、屈原、韩信等人。司马迁自己的一生是悲剧性的,所以对历史上的悲剧人物,他给予了极大的同情,而且能够深入地探索他们的性格和研究他们的心理,准确地理解和描绘他们的命运。
     这些例子证明,在某种程度上传记家需要把自己同传主同一起来,要站在传主的立场,为他着想,才能把握他的个性和人格发展的内在动力,发现他种种行为背后的原因,为他的性格和命运找出合理的解释。当传记家同传主在性格上、气质上、经历上有相同或相似之处的时候,就比较容易做到这一点;相反如果传记家同传主在经历、个性、气质等方面相距甚远,就很难体察传主的心理世界。一些传记作者,什么传主都写,什么人是热点或是估计能成为卖点就写谁,写谁有好处就写谁,这样可以写出畅销书,但写不出优秀的传世之作,因为他无法真正进入传主的内心世界,发现他的秘密。
     传记家还应当确立对传主的科学态度。传记家对传主的同情是难以避免的,这种同情并不可怕,甚至是需要的,因为这样才能达到对传主的“同情性的理解”;但是同情只能限于为传主设身处地着想,对他的所作所为有更深入地理解,决不能“扬善隐恶”,也不能把“同情”变成“移情”,即用自己的思想感情来取代传主的思想感情,把自己的感受和心理强加在传主身上。没有同情,传记只剩下冷冰冰的事实,不可能写出血肉丰满、有个性的、活生生的人物。如果“移情”,传记就失去了真实性,即失去了传记存在的基础和价值,
     司马迁之前的600多年,可谓气象万千、色彩斑斓,英雄豪杰纵横天下,这为《史记》提供了多好的材料,没有这段历史就没有《史记》。过去的100多年,是中国历史上又一个波澜壮阔、生机勃发的时代,志士仁人前赴后继,这又给传记家提供了用武之地。传记是一种文化,新时代的文化建设不能没有传记,传记也必须跟上历史的步伐,写出更多体现时代精神并能满足读者需要的现代传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