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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传记文学研究的新视界

[摘要]郑尊仁的《台湾当代传记文学研究》,填补了中国传记文学研究的一大空白。这部学术著作,体现了台湾传记文学研究的一种新视界,其特点缯textarea>

      [摘要]郑尊仁的《台湾当代传记文学研究》,填补了中国传记文学研究的一大空白。这部学术著作,体现了台湾传记文学研究的一种新视界,其特点突出体现为如下四个方面:强烈的问题意识;独特的研究视角;缜密的艺术构思;繁富的理论建树。
                                       
一、强烈的问题意识
     问题意识是著者在本书中多次倡扬的,而他自己也将之成功地运用到写作实践中去。一方面是我国有着相当悠久的传记写作传统,自《史记》以来,传记几乎已经成为中国史书的主要部分。然而,当我们沉湎于过去的成就之时,却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20世纪以来的传记写作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在内容上都已产生了极大的改变。传记文学的味口很好,它能够融合中西传统,吸收各种写作技巧,展现完全不同的神采风貌。特别是90年代以来,台湾因为政治解严、言语解禁的政治文化背景,文学创作出现“众声喧哗”、“百无禁忌”的气势,使传记文学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发展。近十余年来随着本土意识的高涨,“台湾文学研究”在台湾已成为一门显学。另一方面令人遗憾的是,台湾中文学界对白话传记文学却始终未予应有的重视,“传记文学备受冷落”。著者指出:“长久以来,中文学界花了许多时间与精神在研究古代传记,可是对现代的新体传记漠不关心,使得这方面的研究几乎是一片空白。”此外,令著者深感不足的还有一点,大陆学者发表论文早已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美国夏威夷大学的《传记》研究季刊只要提到中国现代的白话传记,必以大陆的观点为主,可是国外学者并不了解,台湾传记文学有着自己的发展轨迹,与大陆完全不可以混为一谈。“因此,尽早开始本地的白话传记文学研究,以便为台湾本土的白话传记文学史建立基础,乃是当务之急”。
                                       
二、独特的研究视角
     着重微观观察和文本研究,使本书成为一部从全新的视角审视台湾传记文学的新著。著者不惜占用全书一半之篇幅,采用散点透视法,分别就台湾当代传记文学的形式与内容的若干重要问题展开了讨论。在“台湾当代传记文学的形式”这一章,本书分为体式与组织两方面,将常见的几种形式作了分类,并一一举例分析其特点与应注意的问题。所谓“体式”,即作者在有意或无意之中所采取的作传方式,大致上可区分为史学论文式、回忆录式、人物评论式、工作履历式、史事叙述式、资料收集式、纪念文集式和掌故稗官式等。所谓“组织”,即传记文学的结构形式,大体有编年式、分割板块式、插叙式、倒叙式、独立事件式和其他特殊形式等。在“台湾当代传记文学的内容”这一章,本书就几个文学上常见的课题,如人物描写、背景与事件的处理、情节安排与隐恶扬善、心理描写、琐事轶闻、照片等,一一探讨了其在传记写作上的应用,在此基础上,著者还归纳整理出一些常见的写作问题,如作者介入故事、历史背景过多、叙事错乱无章、刻意忽略某一时期等,提醒传记作家和读者注意。这样一来,著者不仅揭示了台湾当代传记文学的形式与内容的若干重要问题,同时也对整个当代白话传记文学多彩多姿的写作态势提出了许多新的看法,如叙述“时间”、传记的“政治”化、“新闻”化、“图文”化和“过分美化”等。
     作者所采用的这种独特的研究视角,还把关注的目光投向了大陆学者、作家在台出版的传记作品上。在此书中涉及到的有:石源华的《陈公博全传》、施建伟的《林语堂:走向世界的幽默大师》、余斌的《张爱玲传》、杨者圣的《金权夫人宋霭龄——掌控民国权钱第一人》、程思远的《白崇禧传》、陆键东的《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毛毛的《我的父亲邓小平》、徐刚的《范曾传》、叶永烈的《陈云全传》和郁云的《我的父亲郁达夫》等。作者在评述这些传记作品时,不盲从,不迷信,坚持秉笔直书,好则说好,不足则言不足,勇于提出自己的看法(他对台湾本土传记文学的批评亦是如此)。郑尊仁不仅花一定篇幅展现了两岸作家因相隔所凸现的不同的政治文化想象,以及研究方法和研究理念的差异,而且还从祖国认同感方面,客观分析了两岸传记作品存在的一些相同的毛病,如“由于是带着有色眼镜在看待传主,因此常会流于不客观”。“可看出传记写作受政治影响的痕迹”等。
     该书体现了著者政治、社会、文化的多维视野和求真务实的精神。作者敏锐地观察传记文学现象,细读传记文本,评价不仅客观、具体,而且不乏幽默风趣的文笔,新见迭出。他在分析史事叙述式传记时指出:“在写传记之时,作者必须交代当时的历史与社会背景,读者才容易进入状况,了解当时的社会状况以及传主所面临的环境压力。但是若在这方面着墨过多,便有喧宾夺主之嫌,忽略了传记必须‘以人为本’的基本要求,成了离题的文章。”
                                   
三、缜密的艺术构思
     这本著作体现了作者缜密的艺术构思和统筹规划的能力。全书272页,共分六章。第一章“绪论”,谈了台湾当代传记文学研究的急迫性、传记文学的特性、传记文学的定义与批评标准、本书的取材范围等,为全书的论述提供了一种理论基石;第二章“白话传记文学理论的发展”,分为萌芽期(1949年以前)、发展期(1950年至1989年)和转变期(1990年以后),而在转变期,又分成台湾地区和大陆地区加以论述;第三章和第四章分别为“台湾当代传记文学的形式”和“台湾当代传记文学的内容”,这是全书的重心所在,作者将现有传记作品综合归纳后,提出几个共通的特性,作横向的剖面观察;第五章“台湾当代传记文学的发展”,则是将这几十年来的传记作纵向的排列,分成“教育与宣传的年代”(1945至1969)、“思想控制下的困顿”(1970至1989年)和“内容与形式的改变”(1990至1999)等,以明确其发展趋向,并分析其背后的成因;第六章“结论——传记研究和写作的三个核心议题”,即资料、忌讳及分类,著者将其单独讨论,探讨其背后的成因,提出了个人对这三个议题的意见。综上所述,可知本书在时间的纵轴上贯通了白话传记文学理论的发展,台湾当代传记文学的发展,在研究领域的横轴上从台湾说到大陆,从台湾传记文学的形式说到守霉,因而显得较全面、系统、客观、深入。它有史的勾勒,有作品的评论,写作方法的探讨,还有传记理论的研究。正是这种宏观与微观的紧密结合(以微观观察为主),构成了这部专著一种与众不同的学术个性与价值。为了能够切实可行,又要兼顾资料的全面性、时代意义与地方特色,《台湾当代传记文学研究》将取材范围限定为:在传主方面,以中国近代人物为对象;在书籍方面,出版时间上以1945~1999年出版者为主,并且以白话文写作的个人传记为对象。这种定位是十分明智的。不仅如此,郑尊仁还将“真实”、“品位”、“文笔”和“以人为本’’等四项传记文学的批评标准作为贯穿全书的标准,这就使得这部著作具有难得的言说性和可操作性。可以说,在论题范围内,这本书在资料的占有方面较为全面,因而也具有着较强的权威性;就研究方法来说,无疑为我们提供了新的认知观点与研究方向。  
                                   
四、繁富的理论建树
     作为台湾当代传记文学研究的第一部专著,本书对于传记文学理论的总结与构建也十分突出。
     一是大量地介绍台湾传记理论界多年以来形成的研究成果,书中既有专章(第二章)的集中展示,又有散见在书中其它章节的介绍。
     二是著者亦提出不少独到的见解,贡献良多。如传记文学的特性——“边缘性”、“开放性”和“局限性”。郑尊仁将“真实”、“品味”、“文笔”和“以人为本”作为传记文学的批评标准,这无疑是一种理论的建树。此外,著者关于传记写作的一些看法,关于一本好传记的条件,以及他对传记研究与写作的三个核心议题的认识,也大都富有理论的创新。    
     当然,《台湾当代传记文学研究》也有它的不足。本书所举的例证大都是作者平常阅读传记作品时摘取和积累的,难免零碎,或不够典型。对有些影响较大的作品未加关注和评点亦成遗珠之憾。如获第12届“国家文艺奖”(传记文学类)的《岁月沉沙》,这是台湾老一辈女作家罗兰自海峡两岸开放往来之后,费时五年所写的一部长篇自传,于1995年出版;又如台湾《中国时报》的资深科学记者江才健花了六年时间写成的《吴健雄传》,在台湾时报出版公司(1996年)和大陆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年)先后出版,曾受到读者的热烈欢迎,本书都尚未提及……毕竟瑕不掩瑜,《台湾当代传记文学研究》独特的价值是明显的,不失为一部独辟蹊径、富有新意的学术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