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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图时代的传记文学

一 地球人都知道,现在是“读图时代”。有了《老照片》,便有了《老影集》;有了《红镜头》,还有《黑镜头》、《黄镜头》、《白镜头》、《绿镜头》,接着衍生出《长镜弯textarea>

地球人都知道,现在是“读图时代”。有了《老照片》,便有了《老影集》;有了《红镜头》,还有《黑镜头》、《黄镜头》、《白镜头》、《绿镜头》,接着衍生出《长镜头》、《短镜头》、《洋镜头》、《美镜头》等;更有一本杂志干脆取名为《读图时代》……以图为主或图文兼备的图书在市场大行其道,足以表明当今人们已不再满足于在单纯的文字里感受生活,感受历史。

随着近年人物传记作品的不断升温,画传(亦称图传)这一新的传记形式越来越受到人们的瞩目。与传统的人物传记一样,画传多半仍是以文字为主,但因配以大量的照片、图画而形成了一种新传记文本。“通常的人物传记是以文字为主,厚厚的几十万字,在书前插几幅照片;通常的人物画册以图片为主,图片多达几百幅,每幅图片配以一两行说明词。前者内容丰富,但是文字太多,要花很多时间阅读;后者图片虽多,但是内容显得单薄。画传则介乎两者之间,既有相当深度的内容,又有形象丰富的图片。”[1]可以说,画传是一种“文字简练、图片丰富并且两者相得益彰的人物图书”。[2]这种新的传记形式,体现了后现代文化对于知识的一种解构,在某种程度上更符合现代读者快速的阅读节奏和文字之外的视觉需求。

考察画传在当代的发展史,根据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较早的要算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5月出版的《鲁迅图片集》。刘心武19861987年在《收获》杂志开辟“私人照相薄”专栏,进一步拓展了这一图文相融的新文体。“影子大叔”、“留洋姑妈”、“伶人传奇”、“名门之后”、“江山不老”、“后事如何”、“珍惜生命”、“不得其详”、“渴望沟通”、“生死相依”等篇章,各约一万五千字,而分别配之以至少十多张私家旧照片,抒发喜怒哀乐,咀嚼生死歌哭,表达终极哲思,寄予了作家深厚的人文关怀和思考(这些文字后来于1988年在香港的南粤出版社结集出书,1997年大陆的上海远东出版社又出了一版,反响不俗)。1994年,山东画报出版社开始推出《名人照相薄丛书》,可说是将画传的出版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此后,出现了一大批画传丛书:如《世界历史名人画传》(江苏教育出版社,1995),陈显泗主编《中华百杰图传》(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7—),翟墨主编《新中国艺术巨匠画传》(广西美术出版社,1999—),李辉主编《大象人物聚焦书系》(大象出版社,2000—);新世纪以来,影响较大的有广东教育出版社出版的《20世纪文化名人图传》,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复旦“画传系列”,团结出版社出版的“画传”书系,上海书店出版社/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上海现代文化名人画传》,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文化名人图传系列》,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世界艺术大师图文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凡人画传》系列,作家出版社、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世纪华人画传丛书》,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的《大雅中外艺术大师画传丛书》等。单本的画传影响较大的有:刘心武的《树与林同在》(山东画报出版社,19992006),李银河、郑宏霞合编的《王小波画传——81个瞬间》(湖南文艺出版社,1999),胡晓明的《跨过的岁月——王元化画传》(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孔东梅的《翻开我家老影集——我心中的外公毛泽东》(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周汝昌、赵华川合作的《曹雪芹画传》(作家出版社,2004),周海婴撰《鲁迅家庭大相簿》(同心出版社,2005),钱秀中的《美丽与叛逆——波伏娃画传》(东方出版社,2005);还有《毛泽东画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邓小平画传》(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等。有许多传记作品,虽然没有标明“画传”,但因有较多的插图,实际上仍可归入“画传”之列,如杨澜的《凭海临风》收图100幅,冯骥才的《一百个人的十年》插图237幅,萨仁托娅的《牛玉儒——一个人和他热爱的土地》用图116幅。

摄影史家阿兰·特雷西腾伯格说,照片是“文化文本”。它试图传达一定的意义,阐释特定的历史时刻,因而将一系列照片放在一起,就能展现一个时代的全貌,记录一段完整的历史。特别是一些尘封已久的黑白老照片,其历史真实感和现场感无疑给人以强烈的视觉冲击力。因为“照片所传达的信息,往往是文字很难比拟的。单是人的形体,形态,衣着,刹那间的动作,表情,用文字来描写,哪怕‘自然主义’的大师,也不可能有这样的具象到至细至微。”[3]有些照片尽管已经年久变色,画面却仍显清晰生动,尤其是与口述记录、手迹、印章、绘本等相互参照时,更给人以强烈而又逼真的触摸鲜活历史的感觉。读《翻开我家老影集——我心中的外公毛泽东》,你会感觉这本画传实际上亦是一个中国家庭百余年来的影像史。传记把百年毛家分成四个家庭,即“曾外婆、曾外公一家”、“开慧外婆一家人”、“外婆贺子珍一家”、“江青及我姨妈李讷一家”,一一叙述每个家庭中母亲与子女、妻子与丈夫、儿女与父亲不凡而又平凡的情感生活。如传记第一章写曾外婆、曾外公一家,便选用了16张老照片(如“外公与曾外婆母子合影”、“外公与曾外公父子合影”)、5张新照片和4张手迹——“外公与舅书”、“外公祭母文”(抄件)、“外公致弟媳周文楠信”、“《七律·到韶山》”(初稿),以及李银桥、毛泽嵘等历史知情人与毛泽东的口述实录等,通过对照片、手迹、口述背后故事的追索,传记从不同侧面呈现出“我心中的外公毛泽东”。作者令人信服的指出:“现在看来,母亲给予善良的本性,父亲给予刻苦的训练,这样的家教再加上英雄与时势的互动,难怪韶山冲的小山坳里会走出后来叱咤风云的毛氏三兄弟了。”

画传的配图,数量从数十幅、百余幅至数百幅、千余幅不等。如《人在漩涡——黄苗子与郁风》收图85幅,《树与林同在》收图174幅,《跨过的岁月——王元化画传》收图320幅,《蒋介石图传》收图404幅,《邓小平画传》收图1200余幅,《毛泽东画传》收图1800余幅。画传中的图片,当然以反映传主本人的经历与生活为主,象《胡适图传》(沈卫威),传中的配图除了老照片,还收录了不少胡适的手迹和印章;《凡高画传》(王凯东)收有120幅绘画作品及10张照片。但也有相当一部分是反映与传主相关的人、事件和背景、环境的内容,如王宏志、金若年的《吴晗画传》。增加一些与传主相关的人和事的图片,也有益于内容的充实。因为“一个人在世间的生活不是孤立的,有亲属,有朋友,有同事,彼此相互影响;同时,每个人又都生活在一定的自然环境和历史背景里,环境和历史背景同样影响人。”[4]画传中这些经由作者精心选取的图片,不仅珍贵,而且丰富,它与文字一起全方位、多角度、立体形象地再现了传主的一生。图与文结合起来,相得益彰,为读者提供了更多的审美感受、想象空间和心灵体验。画传在形式上保持了文学传记与图片内容相对的连贯性,文字之于图片,不是配角,相反起着主导作用,而图片也不仅仅是文字的注脚,其本身也具有文本的叙述功能。许多画传,“图传并列,追求双美”,[5]舍弃文字只作为图片说明的呆板编法,把珍贵图片、魅力文字、传播思想融合在一起,用图片、形象、精神来贯穿传主一生,呈现出一种灵动而有序的言说攻略。

象刘心武的《树与林同在》,由174幅图和125万字组成。这部由老照片和文字结合在一起的新文本,不仅图片的选择与编排很讲究,而且每一张图片的简短说明文字也写得非常精心,力图引申其内涵,引发读者的想象和思考。传中传主任众的两组照片引人注目。一组是1950——1958年的照片,图片下的文字分别写道:“人在一生中留下的照片,有如人生航道中一系列的航标灯,回顾摩挲这些照片,仿佛重新在以往经过的航道中穿行。”(P94)“1957年,自以为可以考入电影学院,将来当一个电影明星的任众在照相馆郑重留影。真可谓‘少年心事当拿云’,踌躇满志的任众在镜头前端起架子,煞有介事地故作‘深沉状’。取出后一看,连他自己也不禁哑然失笑,所以立即用笔给相片上的自己戴上了一副‘金丝边眼镜’。”(P95)“仅隔一年,1958年,任众再对着镜头时,已如经霜之草。请注意其双眼中流溢出的惊惧与无奈。当时已宣布他为‘右派分子’……”(P96)另一组由任众的9张照片组成,刘心武的图注说明文字是:“个体生命常在无意中跨时空地重复着某一肢体语言,从这一惯常性的肢体语言中,往往鲜明地反映出该个体生命始终不变的性格。这里连续出现的9幅任众照片,最早的一幅摄于1971年颐和园天然泳场,最晚的一幅摄于1998年夏季,背景或园林山野,或大海湖滨,有时泳装赤膊,有时冬衣丰厚……甚至手持野花、拉奏手风琴,但其肢体语言的‘造句方式’、风格特色,竟倘若出于同一时空。‘性格即命运’,而惯常的肢体语言,也即性格。”(P110)类似这样的图片说明,是对图片的一种“导读”,可引发读者的想象和思考。还有许多散落在传中的照片,默诉着沧桑岁月中的生死歌哭。那瞬间形象的定格,常常含有难以估量的信息和意蕴,似乎说也说不完。传主或自信,或迷惘,或沉思,影像中那肢体语言与面部表情,可看出传主“心语”的重大差异,由此可从中派生出种种联想:尘世中无数的有才之士,都期待着机遇,翘盼着能被识、被爱、被用、被信……

《树与林同在》还有一章“遇罗克一家的故事:他们和任众、笔者的某些命运交叉”,读来令人惊心动魄,唏嘘不已。思想解放的先驱遇罗克,因一篇《出身论》的文章而在文革中惨遭杀害,时年27岁。“一个不该被粗暴地强行结束的生命”,传中写道:“面对着遇罗克的这些遗像,请逐一检视他那双眼睛里渐次变化的神情。”对应在照片下面的文字依次为:“1948年。六岁。面对镜头的双眼里只有羞涩。”(P184)“1953年。十一岁。眼镜后的目光中流溢出过多的严肃。难道那时他已开始出现了丝丝缕缕沉重的思绪?“(P185)“1956年。十四岁。一幅‘天生我才必有用’的眼神。”(P186)“1958年。十六岁。父母均被划为了‘右派分子’。双眼中透露出了忧郁。”(P187)“1960年。十八岁。第一次考大学未被录取。平时成绩优秀,高考答卷亦未失常,却名落孙山。尽管心有疑惑,却既自信,也相信党。双眼里反倒一扫愁云怨翳,决心下一年再入考场。”(P188)“1967年。二十五岁。已知厄运逼近,但尚不知将临的劫难会残暴到什么程度的遇罗克。他身旁的书橱里,几乎全是马恩列斯和毛泽东的著作。”(P190)“19705月,遇罗锦和两个弟弟在北京合影。……谁知一个月后遇罗克即被‘公审’枪毙。”(P191)一个生命的非正常死亡,令人痛心。传记告诉人们:我们悼念无辜的死者,为的是彻底埋葬造成“人生值艰难,不如路旁草”局面的那些个“纲”和“线”。而这一愿望的实现,却还需要我们付出极大的努力。刘心武成功的画传写作实践说明这样一个道理:将图与文有机地融合为一种新的文本,图不再是所谓的“插图”,图旁文字也不再是撷取“正文”片断的刻板说明,图本身也具有文本的张力,图旁说明更具有原创的活力;加上传记本身具有相当深度的正文部分,这些元素组合而成的画传,就更加真实地表现出传主在世间走过的路,更能使历史人物的原貌生动地浮现在读者面前,其逼真程度远远超过单纯用文字书写的历史。

优秀的画传作品具有较高的文献价值和收藏价值,历史沧桑感、怀旧情绪、文化关怀、人文情调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体现。如纪念毛泽东诞辰110周年的重点图书《毛泽东画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将传记文学的真实和传统画册的精美融于一体,极具阅读和收藏价值。画传以时间为线索,从湖湘之子、青年革命家、星火燎原、人民领袖、伟大决战、换了人间、进入社会主义、走自己的路、为了民族振兴与国家富强、生活中的毛泽东、晚年岁月、在人民中间等不同历史时期的多个侧面,全方位展示了毛泽东光辉伟大、波澜壮阔的一生。传记遴选了1800余幅毛泽东各时期的代表性照片及手迹、实物图片,并由专家作注;在图加图注的基础上,还穿插了近10年来最新披露的毛泽东本人、亲属、身边工作人员以及友人的回忆15万字。这些图注和传记文字紧扣图片主题,详尽地为读者解说了图片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再如2005年差不多同时推出的两本蒋氏私家相册组成的新传记,一本是《蒋氏家族私密生活相册》(蒋浊文编著,华文出版社),图片全部由台湾中国国民党党史会资深档案总管王铭石先生首次在海峡两岸公开授权出版,所录图片珍秘尘封宝岛台湾55年,深具历史收藏价值;一本是《蒋介石画传》(师永刚、杨素编著,长江文艺出版社),收录蒋氏御用摄影师曝光蒋家私房照片,与蒋败退台湾后的中国历史上的标志人物结局、蒋氏遗世手迹、蒋的几度情感解密图片等。我们走进蒋家的深宫内院,翻开蒋家的私人相册,一帧帧珍贵的老照片铺陈开来,浓缩中国过去一个时代的历史影像,加上传记文本历史叙述的鲜活与具象,足以成为图片的生动补充,的确具有一种震憾力。

画传不仅图文并茂,而且因图文互动而产生一种“共读”效应,让读者很方便地进入跟传记文本对接的历史语境。“如同绘画中的事物在互为补充、互为提升一样,以文字构成的人物传记,在与环境、穿插的图画的互相呼应、互相应答中,建立起一种新的和谐与次序,为读者的理解,打开了一条深入的通道。”[6]人们在阅读画传时,一边看图片,一边读文字,就产生了一般纯文字的传记作品并不具备的那种互为印证、互为延伸、互为强化的效果。如此“共读”效应——作为阅读效果而产生的视觉冲击和心灵的震憾,那是光看文字或光看图片所不可能达到的。陈辽从《陈白尘:笑傲坎坷人生路》(陈虹、陈晶著)的“共读”中,产生出了“真实效应”、“聚焦效应”和“震憾效应”。[7]张广智读完《赫鲁晓夫画传》(邢艳琦著),“掩卷而思,在纷繁的思绪中,蓦然迸出两个字:黑白,并由此生发出几多联想,几多思考。”如“黑白是一种历史。”“黑白也是一种眼光。”“黑白更是一种颜色。”[8]在这种读图过程中,读者去认识传主,去领悟历史,在这潜移默化中懂得这样的哲理:变革中的回归,发展中的艰难,前进中的曲折。蓝棣之在《梁思成、林徽因与我》(林洙著)中,寻找到一张传主梁思成的“娘”的照片。“娘”本是梁思成父亲梁启超的小妾的称呼,梁思成称呼自己的生母为“妈”。有趣的是,梁对于生母并没有什么特别印象,印象深的反而是教育他成长的“娘”。蓝先生说:“每当我读到这里的记载和看到‘娘’的照片,总会感动得泪水满眶,我想,是因为在这里我获得双重的感动:既为‘娘’的精神所感动,也为梁思成的志气以及他对于‘娘’的深情所感动。”蓝先生进一步追问道:“何以林洙的书里把‘娘’的形象写得如此感人至深,而且‘娘’的那幅照片是那样大?我的回答是:无意之间,林洙把‘娘’看作自己的榜样,同时也把自己在梁家的角色和地位,也想像得与‘娘’差不多。这里也有林洙的隐抑,她没有直接诉说自己的隐抑,而是借助‘娘’这个形象得以抒发。”[9]蓝棣之由传记中的记载和看到‘娘’的照片,而生发出的这段感触,难道不是一种“共读”效应吗?

“《画传》图文并茂,是一种值得提倡的传记体裁。”[10]但纵观出版市场,画传的现状却令人喜忧参半。欣喜的是出现了一批优秀的画传作品。这些由著名学者、作家撰写的画传,在大众普及性方面深具学术眼光。如周汝昌著、赵华川绘《曹雪芹画传》(作家出版社,2004)。周汝昌先生,著名的红学家,红楼专著多达20余部,平生为曹雪芹五次撰传。这本画传是最新一次的成就,文字深入浅出,配以画家赵华川先生的绘图,可谓珠联璧合,令人赏爱不尽。近7部《鲁迅画传》,著者也多为鲁研专家,如朱正、王得后、林贤治、吴中杰、王锡荣等。特别是朱正著文、王得后编图的《鲁迅图传》(广东教育出版社,2004),朱正的文字简洁生动,王得后所选图片重在反映彼时的社会文化特征,传达传主的风貌个性,相得益彰,堪称高水平的合作。此外,象陈思和写《巴金图传》,沈卫威写《胡适图传》、叶永烈写《傅雷画传》、孙郁撰《胡适影集》、李祥年写《苏步青画传》、翟墨写《彩虹人生——吴冠中画传》,无疑都是一流的作者写大众读物,既是时代的幸运,又是读者的幸运。

但无庸讳言,由于画传的娱乐化(“养眼”——看着好看)、大众化(“好读”——读着不累)特质而带来的一些负面影响也不可低估,这正是令人忧虑的地方。目前的画传存在三点严重不足:一是跟风式炒作。有人惊呼,画传成“疯”;乱“画”渐欲迷人眼。一本画传出版,好销,跟风书马上达到十多种甚至数十种,而质量参差不齐。画传的跟风出版,相互抄袭现象非常严重,其中70%的画传是“再版书”,就是以前的传记再加上几张图片,便成了“插图珍藏本”,实际上好的画传并非图与文的简单结合,它还需要一种精神的呼应。二是作坊式操作。最典型的莫过于明星画传,几乎能想得到、说得出的一些大牌明星都有画传。据知情人透露,很多画传大都这样操作,文字方面,把明星的生平事迹、个人档案、情感经历等等在网上随便打开一个搜索引擎,就能找到许多,而图片则干脆取自明星写真。个别作者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一下子推出6部画传,多半都是罗列一些关于明星的八卦新闻。事实上,围绕明星画传也出现了一些不大不小的侵权风波。三是注水式写作。有的明星画传传主自身经历有限,年龄不大,但他们有丰富多彩的照片,所谓“文字不够,照片来凑”。要么把字号、字间距、行间距弄得大大的;要么一页纸留出三分之一的边空,把文字压缩成长条状,边空里写一些人生心得或配几张照片;要么干脆隔几页文字就来一张妖娆的写真照片。诸如此类的画传,离读者心目中理想的画传差距还很大。

注释:

[1] 叶永:傅雷画传》,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6页。

[2]  辉:《新序》,傅光明《林海音:城南依稀梦寻》,大象出版社,2002年,第1页。

[3] 王得后:《读图说图》,《文汇读书周报》2004924

[4] 王宏志,金若年:《吴晗画传》,团结出版社,2004年,第181页。

[5] 陈思和:《巴金图传》,广东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42页。

[6] 周时奋:《凡高画传》,山东画报出版社,2002年,第3页。

[7]  辽:《读〈陈白尘:笑傲坎坷人生路〉》,《文汇读书周报》2004615

[8] 张广智:《黑白之间——赫鲁晓夫画传读后》,《文汇读书周报》20041224

[9] 蓝棣之:《写梁林传奇 抒胸中隐抑》,《中华读书报》20041124

[10] 苏双碧:《序言》,王宏志,金若年《吴晗画传》,团结出版社,2004年,第1页。

(《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6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