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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中国现代传记理论

传记已经成为文学和文化领域最重要的文类之一,我国每年有大量的传记作品问世,读者迫切要求提高传记作品的水平。在这种情况下建立中国自己的现代传记理论就

     传记已经成为文学和文化领域最重要的文类之一,我国每年有大量的传记作品问世,读者迫切要求提高传记作品的水平。在这种情况下建立中国自己的现代传记理论就是一项非常重要的任务,要完成这一任务应当注意三个方面的工作。
     第一,重视和总结古今中外已有的传记理论成果。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国家,长期以来传记是历史学的分支,没有独立的传记理论。但是在前人的各种论述中,诸如历史学、文学和哲学理论中都包含一些传记的内容,这些都需要认真总结。20世纪出现了独立的传记理论,这当然应当成为我们学习和研究的重点,作为建立现代传记理论的重要参照,其中三位西方传记家的贡献是特别值得注意的。
     首先是英国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芙(1882-1941),伍尔芙是现代派小说家,以意识流小说闻名西方世界。但是她对传记始终感到强烈的兴趣,伍尔芙有着极其敏锐的艺术感悟力,20世纪前后,英国传记发生了变化,出现了斯特拉奇为代表的新型传记,伍尔芙及时地发现了这一点,从1927年起,她写作了《新传记》、《传记艺术》等论文,她第一个用“新传记”来称呼这些作品,开始了英国以至欧洲传记史上的一个新阶段。伍尔芙揭示了新传记的主要特点:传记家对传主的心理感到强烈的兴趣,致力描写传主的个性和揭示其行为的动因;传记篇幅缩短了,也开始变得生动活泼,具有趣味性,不再是一种冗长、乏味的历史资料的堆砌,而成为了一种精致的艺术品。伍尔芙自己还写过《奥兰多传》、《罗杰·弗赖伊传》、等多部传记和自传作品,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她命名了“新传记”,也第一个开创了新的现代传记理论。
     法国传记家安德烈·莫洛亚(1885-1967)被称为“20世纪的传记之王”,这位法兰西学士院院士一生写作了14部长篇传记,产生了世界性的影响。莫洛亚又是西方第一位写出现代传记理论专著的学者,1928年,他在西方著名的高等学府和学术殿堂—英国剑桥大学进行了6次关于传记理论的讲演,后来汇集成《传记面面观》一书出版,1946年,他又来到大西洋的另一端、传记和传记研究最盛行的美国,在堪萨斯州立大学就传记问题作了60次授课,进一步说明了他的传记理论。他认为从斯特拉奇开始的现代传记,有三个方面的特点:“对真相的无畏追求”、“坚持人性的复杂性”和“怀疑精神”,莫洛亚也反对把传记看作历史学的分支而忽视其艺术要求,他把传记看作是文学和历史学的统一、艺术和科学的统一,传记既要写出真相,也要努力表现传主的个性。莫洛亚全面探讨了传记的基本理论问题。他把自己的传记写作和传记理论研究结合在一起,把他作品中对人生和人性的热情赞美,同他在理论阐释中对传记文学的热情赞美结合在一起,在传记写作和传记研究中树立起人文主义的大旗。他的《传记面面观》虽然篇幅不大,但是奠定了现代传记理论的基础。
     美国的里翁·艾德尔(1907-1997)把毕生的精力用于传记写作,他的《亨利·詹姆斯传》是一部5卷的煌煌巨著,具有重大影响,曾获得普利策奖和国家图书奖。与其他几位传记大师不同的是,艾德尔是一位教授,曾先后在纽约大学和夏威夷大学任教,他把严谨的学院式研究方法引入了传记。1976年他在夏威夷大学建立了著名的传记研究中心,次年出版了专业学术刊物《传记》,这些在西方国家都是首创。艾德尔也写过大量有关传记的论文,后来选编成3部论文集:《文学传记》(1957),《叙述人生:传记家的艺术》(1979)和《记录人生:传记原理》(1984),这些论著迄今为止仍然属于西方现代传记理论中最重要的成果之列。在这些论著中艾德尔着重研究了传记心理学,比如精神分析在传记中的适用范围、传记中的移情、传记家同传主的关系等等问题,艾德尔把精神分析、神话—原型批评等现代学术方法引入了传记研究。可以说,西方传记理论的变革,从伍尔芙、莫洛亚开始,到艾德尔完成了现代转型。
     20世纪也有3位中国学者对传记和传记理论作出重大贡献,他们的观点和经验同样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和总结。
     首先是梁启超(1873-1929),梁启超是一位跨越时代的人物,他原本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承续者,但他协同康有为主持的变法失败以后,他没有继续保皇,而是开始认真学习和研究西方文化,试图为中国社会的变革寻找新的道路。他所做的一项工作就是写作了大量西方和中国的英雄传记以激励民族精神,他也有意识地学习西方,尽管他采用西方传记体裁时还不熟练,也不时回到中国传记的传统,但也立即使读者产生了强烈的耳目一新之感,对那种过时的传记作法产生了强烈的冲击。梁启超也对中国传记的弱点进行尖锐的批评,介绍西方传记观和传记方法,他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及其《补编》等作品中都不时出现关于传记的精辟观点。梁启超没有系统的传记理论,他毕竟是从旧营垒中出来的人物,无法摆脱传统的巨大力量,他的观点常常自相矛盾,但他在中国社会和学术界有很高的威望,作为一位公认的国学大师,他对中国传记的批评、对西方传记的推介具有特殊的分量。
     胡适(1891-1962)是梁启超之后中国文坛的领袖人物,他也是一位兴趣十分广泛的学者,而传记始终处于他学术和文学关注的中心,一生同传记有不解之缘。从1920年到临终前不久,他一再发表演说和文章鼓吹传记的意义、提高传记的地位,他还动员梁启超、蔡元培、陈独秀等人写作自传,他自己也写自传和传记,包括早年的《四十自述》和晚年同唐德刚合作的口述自传,以及为好友丁文江的传记等。胡适同梁启超相比,他更深入地考察了中国传统传记的弱点及原因。胡适是生活在新旧交替时期的人物,他先后经受了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系统教育,两者同样对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的传记作品依然保留正统传记的某些弱点,但也显示出一种清新、明快的风格,体现了新文化运动的精神。他对传记的认识同他的整个文学观点一样,还停留在新文化的启蒙层次,但也是不可缺少的工作,其影响十分巨大。他的言论和著作大大提升了传记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
     胡适之后,主要是朱东润(1897-1989)承担起振兴中国传记的重任。作为一位传记文学的专家,朱东润对中国传记文学的弊病有更深入的理解,他曾在英国留学,专门研究过西方传记文学,读过莫洛亚的传记理论,对斯特拉奇也很熟悉。朱东润同梁启超、胡适一样,在自己的论著中一再提出学习西方传记的任务,引起了国人的注意。朱东润写作了多种不同风格的传记和一部自传,他是一位古典文史专家,他的某些传记反映出中国正统传记的影响,但其第一部作品《张居正大传》已经显示出一种新的传记写作方法,标志着中国现代传记的诞生。朱东润对传记文学的贡献还有一个重要方面,这就是他早在1940年就把传记引入现代大学的课堂,一直到1980年,他在几所大学中讲授传记文学,培养了一批传记文学的研究人才。
     第二,现代传记理论应当体现现代学术精神,要吸取和利用各种相关的现代学术成果,建立传记理论的现代形态。现代学术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打破学科的界限,传记理论应当与时俱进、顺应这一潮流,借鉴其他学科发展的成就,丰富和深化传记理论的内容,适应时代的需要。以下一些学科的成就是需要特别注意的。
心理学中的精神分析学。精神分析带来了20世纪西方思想界和学术界的一场革命,传记也受到精神分析极大的影响,所谓“传记革命”,就是从精神分析向传记的渗透开始的,20世纪西方最重要的传记家几乎无不受精神分析的影响,这种影响有其积极的方面,这就大大提升了传记家对传主研究的深度。传记理论家也应当从中得到启发,更多注意到传记作品揭示人物心理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以及传记家同传主的心理联系;这种影响也有消极的方面,那就是夸大无意识和性意识的意义、对传主人格作出脱离实际的主观臆测,这种错误的倾向则应当避免和扬弃。
     心理学中的身份理论。这一理论认为身份是人们自我意识的核心,因此在传记写作中,传记家必须确定传主的身份,才能选择材料、进入传记叙事,同样的自传者对自我身份的确定是自传写作的前提。
     哲学中的主体理论。这一理论说明,人是社会的主体,主体既是一定社会历史的产物,又影响着历史的发展,发挥着动力的功能。在传记写作过程中可以发现多重主体,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影响着传记生产和传记阅读的全过程。
     文学批评中的新历史主义理论。这一理论所主张的历史与文本的互证,同样可以说明传记文本同历史的关系,它所阐发的轶事和细节的历史文化意义,传记理论也可以从中得到启发。
     文化人类学中的文化理论。这一理论证明传记是一种文化,传记总是产生于一定的文化情境,同时反映了一定的文化传统,不同时代、不同民族传记中的差异可以从这里得到说明。
     比较文学中的形象学理论。这一理论有助于理解传记中的形象、特别是游记中的异域形象问题。
     结构主义中的叙事学理论。叙事是传记书写中的核心问题之一,结构主义叙事学对小说的研究对传记叙事是可以给予重要启发。
     第三,对“传记”范畴的认知应当与时俱进,我们所说的传记应当是现代意义上的、广义的传记,传记理论也应当有开阔的视野,关注传记的各种形态。
     传记在研究的过程成中,其范畴在不断扩大,在伍尔芙所考虑的传记还只是他传,莫洛亚在考察传记时,开始把自传单独列出加以考虑。传记是个非常庞大、非常繁杂的文类,现代传记概念除了包括他传和自传的各种传统形式之外,还有书信、日记、游记等私人文献的形式,以及回忆录、言行录等亚自传的形式和博客、口述历史等新兴的形式,此外传记的各种实验和扩展形态,如图像传记、传记影视等也在蓬勃发展之中,也应当包括在广义的传记范畴之内。扩大的和新兴的形式同传统的传记形式相比有其共同和相通之处,但也有种种新的特点。传记原有的界限被打破了,传记领域的扩大及其向相关领域的发展,扩大了传记的影响、也扩大了传记研究的范围,提出了许多新问题,现代传记理论应当回答这些问题,迎接理论的挑战。
     传记研究应当包括传记评论、传记史和传记理论三个方面。传记评论是对具体传记作家或传记作品的分析和评价;传记史是关于传记产生和发展的历史的研究,包括对其中某一阶段历史的研究,传记评论是传记史的片段和构成元素,传记史是以传记评论为基础;传记理论是传记史和传记评论的升华,它以对传记作品和传记史的研究为基础,进而作传记本体的剖析、传记形态的研究和写作的研究。因此现代传记理论应当回答下列问题:
     什么是传记的本体。也就是说,传记的内在本质是什么,传记由什么元素所构成,传记同传记家是什么关系,人们为什么要写作传记、传记在实际生活中具有何种价值。
     传记的形态是什么。也就是说,传记外部是什么样子的,哪些作品属于传记的范畴,传记分成哪些类型,不同的传记形态是怎样形成的、又有怎样的功能和特点。
     怎样书写传记。写作前应当进行怎样的准备,怎样处理历史事实和虚构的关系,写作时怎样结构、怎样叙事,又怎样处理传记特有的文类话语。如果我们能够比较好地回答了这些问题,我们对传记的认识就大大提高了一步。中国传记已经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传记正在迎接自己伟大的复兴,传记家和传记理论家都应当充满信心地迎接这一光荣而艰巨的任务。


    作者简介:杨正润,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中国传记文学学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