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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传记文学研究述评

2007年的传记文学研究取得了令人欣喜的成果,众多研究者采用多种研究视角和理论模式,逐步把传记文学研究推向深化。全年发表论文100余篇,包括《文学

   
     2007年的传记文学研究取得了令人欣喜的成果,众多研究者采用多种研究视角和理论模式,逐步把传记文学研究推向深化。全年发表论文100余篇,包括《文学评论》、《文艺评论》、《文艺报》等知名报刊都发表了一些理论、评论文章,《荆门职业技术学院学报》“传记文学研究”栏目发文19篇,《浙江师范大学学报》“传记文学研究”栏目发文6篇;本年度出版个人论文集两部,先后有全展的《传记文学:阐释与批评》(湖北人民出版社5月)和俞樟华的《传记文学谈薮》(中国文史出版社8月)问世。全著分“理论阐释”、“现状研究”、“文本批评”等3辑,重在当代传记文学的理论与批评;俞著分“传记文学总论”、“论传记文学的经典之作《史记》”、“论《史记》对后代文学的影响”、“论《史记》的评论和接受”等4编,着重古典传记文学特别是《史记》的论述。以下我们将分三个方面予以评述。

     名著重说

     传记文学名著是民族精神传统的载体。名著是指公认的具有长久生命力和文化价值的传记作品,从文学自身角度来看,传记名著是文学特质突出,文学性强而能产生深远影响的一类作品。它“蕴含着丰富的人性内容和永远新鲜的感性经验,它是基于作家的生命体验、精神追求和直觉洞察力的一种对于世界的审美把握,是渗透着作家独特人格精神的不可重复的艺术创造”。(张毅、王园《文学研究的价值取向与理论视阈》,《文史哲》2007年第6期)而名著重说的最终使命,就是发掘名作的精神意蕴,发挥名著的人文价值。与先前许多阅读大多是审美感受的泛泛而谈有所不同,2007年,传记名著在批评界得到了较深入而有一定深度的关注,许多作品都在新的理论视角和审美高度上得到了全新的阐释。
     比如凌宇的《沈从文传》,以往学术界大都将其归入学术性传记来讨论,这当然有其合理性。但罗成琰的《一部文学性传记的探索之作—评凌宇的〈沈从文传〉》(《理论与创作》2007年第1期),则取文学性的阐释维度,认为凌宇的《沈从文传》调动一切文学手段,塑造出了一个有血有肉、个性鲜明的传主形象,无疑标志着开始向真正的传记文学回归。诸如作品中日常生活细节的描绘,大胆的心理描写,时代氛围、文化氛围、自然氛围的描写,以及生动、优美饱蕴情感的语言等等,这一切都说明了传记作者具有着与沈从文相近似的性格气质,具有着十分可贵的文学才华。当然,作为一部文学性传记的探索之作,《沈从文传》还有可供我们进行“挑剔”的地方。罗氏认为:“这主要表现在凌宇并没能完全摆脱中国传统传记的史学化倾向,并没能真正超越今人传记写作的固定模式。”再如田本相的《曹禺传》,作品以其整体宏阔的结构原则,史实考订与艺术想象并重的阐释方式,注重心灵探寻的写作向度,重建了伟大作家曹禺的生命史和灵魂史。虽说传记有其时代的局限性,但传记所提供的意义已经远远超出了透视曹禺本身,对探求文学背后所隐含的政治、思想、文化的解释,以及克服当代作家传记写作的隐与忧等亦有诸多启示意义。韩传喜的《观艺术之心 叩灵魂之门—重读田本相著〈曹禺传〉》(《北京社会科学》2007年第3期),着重从叙述策略、传记伦理、心灵探险等三个方面重新阐释了《曹禺传》,必将深化我们对于社会文化递嬗的认识和思考。
     跨国比较中外传记名著,以见出不同传记文学的研究视角和艺术风格,亦成为一大亮点。《文艺评论》(2007年第4期)发表了李伟的《隔海过招—金介甫〈沈从文传〉与凌宇〈沈从文传〉之比较》和杨会的《体验与旁观—肖凤〈萧红传〉与葛浩文〈萧红评传〉比较》两文,在比较阐释中深化了对名作的欣赏。李伟认为,凌宇和美国学者金介甫的同名作品,恰好代表了人物传记的两种风格:偏于文学描述和偏重学术考证。金版沈传注重“史实”的记叙,引证广博,考据精当;凌著沈传与金著最大的不同,是他选取文化观照的角度,用文学的笔调,富有哲理和诗情地描绘了沈从文的一生。相形之下,凌宇侧重从“人”的角度来研究传主,而金介甫则侧重从“作家”的角度下笔。关于两传的缺点,李氏认为,凌宇因对沈从文难以抑制的欣赏与精神认同而在不知不觉中美化了人物及其历史,虽说金介甫因其特殊的研究身份而得以幸免,但金著人物形象精瘦有余,丰满不足。通过李伟对这两本同名传记的比较重说,名著的优势互补也能让读者对沈从文获得一个较全面和细致的印象。杨会的文章亦“无意比较孰优孰劣”,作者选取肖凤的《萧红传》与美国葛浩文的《萧红评传》为对象,从体验式的写作与客观式的考证、政治倾向性的评判与以文本为重的评论、“以善为本”的评价与“直陈是非”的评论等三个方面加以比较,揭示出两种名著各自不同的追求与风格,即肖著重“体验”,葛著尚“旁观”。
     域外视野的名作欣赏与批评,另有两篇论文同样值得关注。一是段崇轩的《多声部合奏的传记文体—茨威格〈伟大的悲剧〉解读》(《名作欣赏》2007年第10期),用叙事学理论来解读经典作品,更可以窥见茨威格在叙事方式上的天才创造,更能领悟到叙事方式的选择运用对于作品的审美效果是何等重要;二是张宝林、张燕的《〈马背上的水手:杰克·伦敦传〉对中国杰克·伦敦研究的影响》(《天水师范学院学报》第4期),在肯定欧文·斯通传记的历史价值的同时,作者也客观指出其不足之处与不良影响,针对我国杰克·伦敦研究出现的一些误区,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

    理论探讨

     2007年的传记文学理论研究,以杨正润和辜也平为突出代表。杨正润承担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传记理论与传记现代化”即将完成,本年度发表了《中国传记的文化考察》(《广东社会科学》第3期),《传记是“中国文学里最不发达的一个部门”》(《社会科学报》6月7日)和《传记的界线—史学、文学与心理学的考察》(《荆门职业技术学院学报》第11期)等系列论文。他从文化和比较文化的角度考察传记文学,认为传记与其说是文学或历史学中的文类,不如说是一种文化的形式和载体,无论中国传记还是西方传记,其发生和发展的轨迹、其长短优劣和各自特色,都是一定的社会结构的产物,反映了文化传统和时代精神;他从史学、文学和心理学的角度考察传记文学,认为传记是一种文化形态,同文学与历史学都有原则的区别,它是一种独立于文学和历史学之外的文类。杨正润的论文继续着他以往的风格,视野开阔,中西融通,具有整合、开放的现代学术意识。他对传记文学的历史与现状进行分析,并对如何实现传记的现代化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令人耳目一新,如“在冲突中再现传主,给读者讲述一个人的真实故事”,“对传主进行解释,说明他的命运和行为的动因”,“选择适合自己的传主,对传主同情而不移情”等。辜也平承担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现代传记文学研究”,本年度发表了《论中国现代传记文学发展进程中的“历史”重负》(《福建师范大学学报》第6期),和《论郁达夫传记文学的“文学”取向》(《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第6期)两文。在前一篇文章中他从史论的角度考察分析中国现代传记文学的发展进程,认为中国现代传记文学在观念上强调作品的史鉴功能,牺牲艺术的趣味性;重视宏大历史叙事,忽略个人化、生活化的叙事;以考据方法取代艺术的虚构与再现;推崇纯客观的史学叙述,抑制情感化、个性化的艺术呈现。“这种‘历史’的重负,正是中国现代传记文学发展不能尽如人意的关键所在。”在后一篇文章中辜也平从历时性的角度,就郁达夫有关传记文学的理论与实践,自传与他传的写作,进行了深入、充分的论述,恰如其分地肯定了郁氏在中国现代传记文学发展史上的地位、作用及其独特性。
     理论探讨不仅涉及到现代传记文学,而且涉及到古代传记文学、当代传记文学和西方传记文学,甚至影视传记片。张新科的《中国古典传记中道德生命的张扬》(《人文杂志》第5期),系“中国古典传记文学的生命价值”系列论文之一。作者认为,优秀传主的道德生命的净化与复活,除了受时代环境的影响外,还要受历史因素、心理因素和美学因素的影响。俞樟华的《论传记文学的艺术加工》(《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第5期),从主题的确立、人物特点的把握、传记的布局谋篇、合理的想象和虚构、细节描写、心理活动描写、对话语言的设计、语言技巧的运用等八个方面,全面论述了中国古代传记文学艺术加工的问题,能给人很多启发。全展的《传记文学创作的若干理论问题》(《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第5期),谈到了当代传记文学创作的一些理论问题,诸如传记文学的艺术性、传者与传主之间的关系、传记与私生活描写、传记的小说化抑或散文笔调、时代呼唤杰出的传记家等,有助于唤起人们的传记家意识。王成军的《文类意识:论传记文学叙事中的八“荣”八“耻”》(《荆门职业技术学院学报》第8期),则针对当下中国传记文学缺乏经典的现状和传记作家主体性的缺失,提出了传记文学叙事中的八“荣”八“耻”,这种自觉而理想化的文类意识,上升为其创作主体的美德论范畴,有一定的现实超越性。赵山奎的《论精神分析理论与西方传记文学》(《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第3期),从精神分析对传记的影响这一角度,对一个世纪以来西方传记文学的实践进行了总体描绘,并对精神分析的传记遗产做出了科学评价。作者在文末呼吁:“我们需要总结并借鉴西方传记实践的成败得失,将我国优秀的传记传统与西方现代的传记方法结合起来,将传记的文学、历史传统和现代心理学尤其是精神分析理论中经过时间和实践检验的优秀成果结合起来,积极推进、提高我国传记文学的健康发展与整体水平。”全展的《亦史亦诗 史诗兼融——试论影视传记片的美学特征》(《襄樊学院学报》第3期),从传记的真实性、影视的艺术性和审美主体的个性等三方面,对影视传记片的美学特征做了大致的描述。

     问题研究

     2007年的问题研究,涉及传记文学历史与现状的方方面面,内容极为广博丰富,主要包括现代文学作家传记研究、新时期、新世纪传记文学研究和国外传记文学研究等三个方面。
     一是现代文学作家传记研究。孟丹青的《论现代文学作家传记中的“隐讳”》(《文学评论》第4期)认为,在现代文学作家传记中存在着“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的“隐讳”传统,由于政治意识形态、社会伦理道德、个人主观偏见等因素而导致的隐讳传统,严重影响了传记文学的真实性原则,阻碍了传记文学的发展。中国传记文学要想在21世纪获得质的飞跃,必须突破传统隐讳思想的藩篱,树立现代传记观、历史观,把笔触伸入传主灵魂世界的深处,表现出真实而复杂的人性。朱旭晨在燕山大学等4家大学学报发表有《创作在作家传记中的表述—以张爱玲传记为例》、《中国早期女作家自传写作及其文类意识的自觉》、《不同版本丁玲传对传主认识的差异分析》和《张爱玲:不同传记文本的差异记述》等系列论文。在细读文本的基础上,她详细论述了如下问题:各种张爱玲传记在处理传主创作问题时的主要方式;中国早期女作家自传意识的形成因素—时代风气、阅读期待、性别意识和文类意识;张爱玲不同传记文本对张氏处女作及散文《天才梦》的记述差异,充分展露出史料挖掘及着眼于传记层面的文学批评之于作家传记写作的重要性;不同版本丁玲传对传主形象的认识,呈现出“战士—武器说”、“演变说”、“矛盾说”等不同情形。这些问题的分析论述,带有强烈的创新色彩。孟桂兰《关于鲁迅传记写作的几点思考》(《荆门职业技术学院学报》第2期)有感而发,切中肯綮,认为鲁迅传记写作之所以拘泥于传主的生平史料、学术研究,且受巨人崇拜意识和政治认同意识的困扰,究其原因是创作者的人文主体意识不强、传记文学观的淡薄和传记理论的匮乏。汤溢泽的《论重写钱钟书传》(《理论与创作》第1期),振聋发聩,论者针对时下出版的众多的钱传刻意美化或圣化传主,提出了“重写钱钟书传”的吁请。理想的传记应如何?作者认为:“包括钱传在内的所有传记文学在以其文学的形象、趣味性诱人的同时,须以其科学性服人。二者缺一不可。”
     二是新时期、新世纪传记文学研究。李健先后发表了《中国新时期传记文学传主形象的艺术突破》(《文艺报》5月17日)、《论中国新时期传记文学的“史传合一”与西方传记的“史传分离”》(《当代文坛》第4期)。前者从多维文化的角度审视传主的人生价值及人格魅力,认为新时期的传主形象充满了人性的光辉、历史的真实和文化的张力,同时传记作家注重对传主形象的塑造,并在轶事和细节的描摹、画的意境、深度解释、创新画传等方面取得了艺术性的突破;后者将中国新时期传记文学与西方传记文学两相比较,从人格、信仰、文化和传记功能等诸多方面,或追溯渊源,或比较异同,或模式概括,这种历史的比较阐释不时投射出独特而深邃的光芒。焦雨虹《消费时代传记研究三题》(《文艺评论》第5期),其命题具有强烈的理论和现实的双重意义,因为传记不仅要面对传统审美特性的追问,还要面对现实社会的挑战,以寻找新的生存和发展空间。论文从视觉化、娱乐化、媒介化等角度出发,解析传记在当代文化语境中面临的现状、困境,并试图找出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为传记文学的发展提供可能的途径和选择。郭久麟的《应该给予传记文学独立的文学文体地位》(《重庆社会科学》第3期),提出了当代中国文学中的一个极为尴尬极为重要的问题—传记文学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的重要文体不受重视甚至被忽视的现象,并分析了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就是其独立文体地位没有得到承认;在此基础上,作者从中国传记文学的悠久历史、巨大成就、重大作用和影响等方面,论述了传记文学理应作为独立文体得到社会各界的重视。此外,值得一读的还有几篇书序:朱文华的《〈秋水斜阳芳菲度—中国现代女作家传记研究〉序》、赵白生的《替当代传记号脉—〈传记文学:阐释与批评〉序论》和王维玲的《世纪的丰碑—〈中国二十世纪传记文学史〉序言》。
     三是国外传记文学研究。或从文学史、学术史出发评述传记文学,或从中国语境入手探讨西方传记在中国的传播,或从新历史主义观、比较视阈解读传主形象,总结叙事策略……总之,研究视角的多样化,使得本年度的传记文学研究增加了许多新的看点。令狐若明的《古代埃及的传记文学评述》(《古代文明》第1期),分古王国时期、中王国时期和新王国时期三阶段,评述了古代埃及的传记文学,给人留下清晰的印象。何肖朗、郑健的《看后现代主义影响下的现代美英传记文学》(《三明学院学报》第3期),在论证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和创作模式对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美英传记文学创作影响的过程中,作者运用辨证的批评方法,将历史分析、社会剖析与具体的文本比较、创作风格和话语分析结合起来,阐述了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下美英传记的艺术自主性和后现代主义的关系。李娜、刘兵的《对居里夫人传记在中国传播的初步考察》(《科普研究》第3期),则从版本学、传播学的角度,对居里夫人的136种中文传记进行了梳理归纳,在总体考察的基础上又对影响较大的传记进行了相对细致的个案分析。应该说,研究居里夫人传记在中国的传播不仅对于科学史有着重要意义,还可以通过性别研究这样崭新的视角来分析传记对其形象的建构与传播的影响等问题。倪正芳的《拜伦的五副中国面孔—中译拜伦传记扫描》(《博览群书》第4期),虽为中译拜伦传记五种之过眼录,但却扫描出传记各自的个性特征,即“最权威的面孔—莫洛亚《拜伦传》”、“最沧桑的面孔—鹤见祐辅《拜伦传》”、“最革命的面孔—叶利斯特拉托娃《拜伦》”、“最精致的面孔—马尚德《拜伦》”、“最正宗的面孔—伊丽莎白·朗福特《拜伦传》”。赵仲明《文本的历史性与历史的文本性—中国语境中的贝多芬传记研究述评》(《中央音乐学院学报》第2期),结合中国语境与贝多芬传记研究史略,提出了许多富有新意的创见。周凌枫的《新历史主义观与传记的雪莱形象》(《名作欣赏》第12期),认为传记作家对传主的塑造同样是一种主观建构,因而雪莱在莫洛亚和保罗·约翰逊的传记中,分别呈现为天使和恶魔两个截然不同的形象。黄忠晶的《简析萨特传记作品的特点》(《辽东学院学报》第4期),注重从传记比较视阈探究萨特传记作品的创作原则及其特色,即思想上具有极强的哲理性,风格上具有特别的创新性,内容上具有深层的真实性。

     作者简介:全展,湖北省荆楚理工学院文学院教授,中国传记文学学会理事。


文章分类: 学术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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