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传记文学的新英雄主义精神是在“文革”、建国17年,甚至解放战争的英雄精神实质的基础上而诞生的。它既有为理想牺牲奉献的一面,也有追求现实、崇尚人性与平凡的一面。新时期传记文学中的英雄主义精神,已经不仅仅体现在抛头颅洒热血,英勇无畏,流血牺牲,视死如归等英雄壮举方面,而是体现在各行各业的楷模精英之中。
波斯彼洛夫对文学中的英雄精神是这样定义的:“当某一伟大的全民族事业以及为实现这一事业而积极克服当时发生的矛盾和障碍所必需的巨大努力而成为个别人的性格本质时,当他们在个人活动中表现出独立、自由、首创精神时,当一般的体现在个别的人的行为中而使行为具有伟大意义时,就出现了英雄精神。”作为一种历史范畴的英雄主义,不同时代和不同阶级的文学,都有着不同的思想和行为的界定。中国传记文学在近几十年里大体选择的是这样一种英雄主义:严格为无产阶级政治和伦理所规范的、个人在为救民于水火的崇高冲突中所表现出的勇敢、坚韧与献身的行为。相对于封建时代的侠肝义胆式的英雄主义。我们称之为无产阶级的集体英雄主义或革命英雄主义。新时期传记文学中的新英雄主义精神首先致力于将神化的英雄和英雄主义转为充满人性的英雄和英雄主义。作为人性被高度“蒸发”后的纯净的神性,由于被赋予一尘不染、永恒长在的性质,因而无不具有人类“可望而不可即”的蕴涵。这种远离平凡与民众的英雄,在新时期遭到远离,人们欣赏那些普通沉默、平凡素朴的新英雄和新英雄主义精神。他们来自民众而又高于民众,他们是我们时代的精英,我们民族的脊梁！他们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他们从体力型英雄、打仗型英雄、劳动型英雄转为商战型新英雄、管理型新英雄、智慧型新英雄等。实际上,新英雄就是在某一领域做出杰出贡献而成为人们争相效仿的人物,新英雄和新英雄精神影响着同时代人,并构成我们民族精神的重要元素之一。
“文革”刚结束的新时期初期,人们已经开始在反思中表现闪烁着人性光芒的新英雄主义精神。彭德怀的《彭德怀自述》、茅盾的《我走过的道路》、夏衍的《懒寻旧梦录》、陈白尘的《牛棚日记》等无不反映了传主在人生灾难中所体现的英雄主义精神。彭德怀在《彭德怀自述》中叙述了自己的经历,对自己作了严格的剖析;同时对种种诬蔑之词作了义正词严的驳斥,表现了坚定的信念和不屈的意志。传主在长期囚禁、残酷迫害中依然刚直不阿,坚持真理,使我们领略了英雄本色和震撼人心的凛然正气。夏衍被称为中国文艺界的精神领袖和旗帜。但是,他的人生是跌宕起伏、大起大落的。在“文革”中,他被关进秦城监狱,右腿被齐根踢断几乎丧命;“革命小将”用鞭子逼着他唱那首“我有罪、我有罪”;他被拳打脚踢、被“游斗”、被无休止地疲劳审讯,他都没有屈服、没有落泪。他在传记《懒寻旧梦录》中写道:“1976年1月,周恩来逝世。我这个人是铁石心肠,很少流泪,这一天我不仅流泪,而且放声大哭了一场。这又使我回想起过去。说实话,要是没有恩来和陈毅同志,我是逃不过1957、1959、1964年这些关卡的,我再一次陷入了沉思。”夏衍这种遭受迫害而痴心不改的英雄气概,不能不令人折服。
新时期是传记文学繁荣发展的时期,魏巍、钱小惠的《邓中夏传》、戴绪恭的《向警予传》、吕芳文、蒋薛的《夏明翰》、张知的《方志敏》、黄庆云的《刑场上的婚礼》、张俊彪的董振堂、刘志丹系列传记。人民出版社《革命烈士传》、《不屈的共产党人》、敦煌文艺出版社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六位英模丛书》、河北人民出版社的《人生楷模丛书》等都体现了新英雄主义精神。殷云岭的《雷锋传》是新时期的英雄传记。“与以往出版的一些雷锋传记相比,它以全新的理念,全方位多视角地再现了雷锋平凡而伟大的一生,将雷锋突出的业绩和绚烂多姿的精神世界、短暂而又辉煌无比的生命轨迹,鲜活地展现在世人面前,给人以心灵的涤荡和催人奋进的力量。”《雷锋传》披露了雷锋在团山湖农场与“黄丽”“牵手”的初恋情怀,并将“黄丽的自述”誊抄到传记之中。让“黄丽”自己讲出了真实姓名“王佩玲”。这使雷锋更丰满、更有人情味。过去,“一些人在雷锋也有料子裤、皮夹克和英纳格表上做了不少文章。有的为之叹息,有的为之不解,有的为之不信。一条料子裤、一件皮夹克、一块英纳格表,在许多人的心目中雷锋原有的平凡俭朴的形象似乎翻了个儿。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有关雷锋的报道、传记,都有意无意地避开了这些事实。比如,雷锋牺牲后,上级曾表示,关于他穿皮夹克和戴手表的事儿要保密;上世纪80年代公开后,有人利用这些说雷锋典型的‘虚假’。对此,雷锋的战友乔安山反驳道:‘雷锋是人不是神,他没有家,把省下的钱买了一块手表和衣服又有什么？’……传记为我们塑造出一个站在时代面前的全新的‘雷锋’:一个完整可亲的英雄形象,一个对生活有着多么美好追求的英雄形象,一个血肉丰满的有个性的英雄形象。”《雷锋传》的真实完整性不仅没有改变我们对雷锋的敬仰,反而让雷锋离我们越来越近,越来越为我们所喜爱。雷锋精神被赋予了新的内容,那就是脱离了神性的新英雄主义精神。有人说,中国人对于他们的英雄的态度主要是敬畏和尊重,对英雄的崇拜是因为他们给崇拜者显示了真实的或梦想的利益。田晓丽在《道德教育与新英雄主义话语体系的建构》中强调:“我们看到树立雷锋式的新一代英雄的必要性:从民间成长起来的英雄人物与普通人没有心理距离,他们与传统意义上英雄的差别正可以在英雄崇拜中隔离出一块与传统无涉的领地,可以作为被效仿的对象。”在新时期,那些领袖人物式的大英雄也被请下神坛,展示人性的一面。权延赤率先以“人性”视角将领袖由“神”还原为“人”。他没有把主要精力放在叙述和展示毛泽东的巨大历史贡献上,而是注意通过对毛泽东日常生活中生动细节的描写,展示毛泽东的性格特点和感情世界,使人觉得毛泽东这样的大英雄也有凡人的情感和心态。新时期的传记文学都很注重把传主写成一个具有个体生命意志的人,有喜怒哀乐,有儿女情长的具体可感的活生生的人物。我们通过解读这种和蔼可亲的传主,体会他的精神和意志。我们知道,一个严肃的传记作家,不会随便从浩繁的历史和现实生活中拣选传主,这个传主一定是他尊崇的对象,他心中的英雄。他常常怀着敬仰、挚爱之心研究有关传主的所有资料和生平。作家韩石山在写作《李健吾传》时,就是这样一种情怀。他在《李健吾传》的序言中说:“他的本业是法国文学研究,这方面的专著是《福楼拜评传》。……对他的这本《福楼拜评传》,法国文学研究专家柳鸣九1994年曾对我说:‘别说以前了,往后五十年之内,中国是没有人能写出来的。’此书1934年出版,到柳鸣九说这话时,已过了六十年,再加上五十年,也就是一百一十年之内,在同类书的写作上,只能让这个山西人拔了头筹。写这本书时,李健吾二十九岁。……我还要告诉你,这都是有形的,还有一个无形的,或许是更大的贡献,那就是对中国文学语言的贡献。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名家,可说灿若星汉,也可说多如牛毛。然而,在语言层面上真正达到现代水准的,却寥若晨星或有数的几根,不管是论个或是论根,李健吾都是其中之一。这是一个不世出的天才。这也是我为他写传的唯一的理由。……只有一点我仍深信不疑,不管再过多少年,总有喜欢李健吾的人。”韩石山是著名的作家和文学评论家,他如此推崇李健吾,你能说李健吾不是他心中的英雄,李健吾所体现的精神,你能说不是他理解的英雄精神或者新英雄主义精神?!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精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榜样,谁能说英雄主义精神不是发展变化的？
随着时代和社会的发展,人们开始排斥、厌恶那种“在所有的人物中要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要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中要突出主要英雄人物”的写作方式。人们喜欢真实生动、能让我们真切为之感动的英雄,即使人世间的苦难他都一一经历,而他对自己理想的追求、对生活的感激永远不减,并最终抵达胜利的彼岸。这样的英雄可以和我们的生命永在,他像引领我们前行的一盏明灯,我们都将在他的照耀下,完成我们今生的使命。
2006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刘德伟的自传《一粒珍珠的故事》。这本感人至深、涤荡心魄的自传让人感受她人性的美好和所体现的新英雄主义精神。刘德伟在95岁高龄写下了这部充满喜乐和悲苦的自传。在上个世纪30年代初,她是燕京大学的摩登女性,她骑着自行车穿行在校园,吸引了众多的追求者——著名作家萧乾也是其中之一,他们之间的友谊保持了一生;1938年,她作为仅有的两名女性代表之一,参加了在美国召开的世纪青年大会,在北美数十个城市宣传中国抗战;她是一位浪漫的知识女性,在美国学成归国后,在上海成立了上海儿童福利促进会,“儿童福利促进会的工作,是我最爱做的工作,是我一辈子都想从事的事业。在儿童福利会的3年,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虽然我的工作是杯水车薪,但是还是做了一点有意义的实事”。可以说,她是中国第一代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工作者”,在上海帮助过无数穷苦无助的人;1958年,她被划成“右派”,同年,到甘肃定西农村劳动,饱受贫困和艰辛,3年之后才得以离开农村;1966年,她所在的昆明第七中学又把她作为“牛鬼蛇神”进行迫害,她被双手捆绑着吊起、被强迫弯腰、下跪、遭毒打;她曾吞下碎玻璃、带锯齿的铁皮、故意冲着迎面的汽车滑倒,她想自杀;1979年,中央宣布:所有的右派可以申请复查,她返回上海,在民政局见到了冤枉她的人,那人和几名助手开了20分钟的小会,承认当年划她为“右派”是个错误,一致通过必须给她改正;1983年,她丈夫向景云促成昆明与丹佛结成姐妹城市,1986年,她和丈夫在美国宣传中国的改革开放;退休之后的她又参加了“希望工程”,为云南民主同盟所办的南林小学中的贫困儿童募捐,她从美国马里兰州盖城基督教华人中筹来善款,帮助了200多名中小学生完成学业。“2003年4月的一天,两位中年男子走进了我的起居室,向我鞠躬敬礼,说他们是三十七年前‘文化大革命’时昆明七中初中一年级的学生,当时做了对不起老师的行为,内心愧疚了很多年,要找老师赔礼道歉找不着。现在在《春城报》上发现老师仍在昆明,今天代表全班二十多人来请老师原谅,并请老师吃饭。这令我感动。我去了,二十多位学生都已四五十岁为人父母了,他们起立向我致敬。有位女生代表大家说了些肺腑之言,我感动得泪往心上滴。”传主刘德伟最后说:“我活了一辈子等于活了两辈子。……虽然这一生有过许多艰难困苦,但是它们都给了我力量与教训。……我感到在精神财富方面,我是一个百万富翁。因为以上这些幸福,我感激不尽。”刘德伟,一位让人肃然起敬、感慨万千的女性,一位平凡而又非凡的知识分子,一位对国家对人类充满深情的老人。我想,令人感动的不仅是她历经磨难终不悔的英雄情怀,更是那种宽容、博爱、为国为民的新英雄主义精神。
周扬曾说:“一个人物如果具有和英雄性格绝不相容的政治品质、道德品质上的缺陷或污点,如虚伪、自私甚至对革命事业发生动摇等,那就根本不成其为英雄人物了。所以,为了要突出地表现英雄人物的光辉品质,有意识地忽略他的一些不重要的缺点,使他在作品中成为群众所向往的理想人物,这是可以的而且必要的。……以这种人物去做人民的榜样,以这种积极的先进的力量去和一切阻碍社会前进的反对的和落后的事物作斗争。”孟繁华也说:“进入九十年代以后,英雄文化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在一个没有英雄或不需要英雄的时代,在革命者向职业军人转换的时代,如何塑造英雄、特别是如何塑造和军队和战争有关的英雄;如何释放在没有战争的情况下当代军人被压抑了的爱国主义激情,构成了军旅作家正在承担的英雄文化的现代焦虑。”无论是周扬还是孟繁华,他们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英雄主义本身有着自身的客观规律,它也是发展变化的,而且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英雄和英雄精神。新时期,改革开放,市场经济的运行和全球化的发展,人们对英雄和英雄主义赋予了新的内涵,而不是仅仅局限于流血牺牲、英勇无畏了。在我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振兴期,一些商战型英雄、管理型英雄成为新时代的英雄。传记文学领域里涌现出了夏萍的《李嘉诚传》、晓笛的《台湾商神——王永庆传》、桑逢康的《荣氏家族》、王慧章的《王光英传》、傅子玖的《陈嘉庚》等,这些传记文学受到了广泛的欢迎。
新英雄形象和新英雄主义精神,在新时期逐步体现为行业偶像或行业精神。行业偶像,在中国可以说无处不在。“所谓神性,是人这个存在的另一面,是生物性存在辩证规定的另一端。在中国人的观念中,除了终极意义的神——天、地之外其余皆由凡人自然伸延而成。……中国人所理解的和所供奉的神,都是由凡人的一面向精神性的一面复制而成。它是我们以往历史在无形的精神世界中的永恒。这包括了历史人物和他们所代表的秩序、精神、方法,这就是中国在祖先崇拜的共同信仰模式下,各个不同的行业偶像的来龙去脉,是祖先崇拜的共同信仰模式在不同行业的具体表现。”新时期,各行各业都涌现了偶像式的人物,他们被选为传主,推动了传记文学的繁荣发展。这些传主毫无疑问地成为所属行业的英雄楷模,他们为人们所敬仰和追随,因为人们通过他们生命的历程开启了自身的灵魂,照亮了未来的航程。
作者简介:李健，女，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博士后。中国传记文学学会会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解放军报社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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