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记文学真实论

     摘要：人们对于传记文学的历史真实的看法基本是一致的，但在具体理解上还存在着争议。传记文学横跨历史与文学，它的历史属性决定其不可虚构，但是它的文学属性则意味着它必须展示历史的细节，而历史的细节往往为时间所淹没，因而它可以在不违背历史真实的情况下展开想象，以弥补史料的不足。传记文学的真实性还包括叙述的全面性，突出传主性格的真实和精神的真实。
     关键词：传记文学；真实；虚构；想象。

     一

     历史真实是传记文学的基石，可以说这是传记文学研究者们的共识。但是，在对真实的具体理解上人们还是存在着很大分歧的。也就是说，传记文学的写作必须以历史史实作为叙述和描写的依据，既不能杜撰任何人名、地名，也不能随意改变人物关系、传主的人生经历，离开了历史真实就谈不上传记文学。任何对历史史实的篡改和无中生有的虚构，都可能使传记文学失去真实而改变其写作的性质。对于这一点，人们的看法基本上是一致的。但是，细节描写是否可以容许适当的虚构，人们是有争论的。复旦大学教授朱文华和著名传记作家宗道一等人明确反对传记文学的虚构；长篇传记文学的女作家胡辛表示传记文学可以虚构，美国文学博士郭英剑则认为：“传记文学中的‘真实’，有两个层面上的意义——目前对传记文学的真实性问题的争论，事实上皆源于此——一是史料的真实，即时间、地点、人物、事件、历史事实的准确，二是非史料的真实，即对传主的内心世界、精神层面上的真实性描述。我们的讨论应严格区分这两种真实。”
     在一些学术专著中，学者们对于传记文学的虚构也是予以宽容的。杨正润先生认为：“对于现代传记作家来说，还要求写出传主性格的动因，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任务，无论材料收集得多么完备，也不可能满足写作时的全部需要。比如人物之间的对话和人物的心理活动，就很难一一找到史实的根据。在这种情况下，传记家就不得不‘用想象的火炬照亮黑暗的领域’。”与此同时，杨正润先生论述了“传记中运用想象”的“三种类型”：“第一种是根据现有的材料，加以合理的猜测和补充”；“第二种是在不违背基本史实和人物性格的前提下，加以发挥，使人物性格更加丰满和生动”；“第三种情况是在符合人物性格的原则制约下，进行想象，目的是激发读者的想象，但是这种想象并没有史实的根据”。根据杨正润先生的观点，传记文学虽然允许十分有限的想象，但是这些想象必须受到严格的制约。传记文学作家即使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展开想象的翅膀，然而这种想象就像放飞的风筝，必须始终由历史真实的这条线牵着。北京大学的年轻学者赵白生也承认传记文学中存在着虚构的现象。他在《传记文学理论》一书中论述了“传记文学虚构的本质”，探讨了“传记文学虚构的成因”，分析了“传记文学虚构的形态”。从史学意义上讲，传记文学的叙述要求符合历史真实是不容置疑的，但是，传记文学与一般的史学不同，它在把握宏观历史的基础上更重视对微观历史的挖掘，它所叙述的重点不在于传主人生的一般成就，而在于最能反映传主性格特点的细节的挖掘和描写。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即使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人物，他那漫长的人生过程中许多重要的细节总是非常模糊或者鲜为人知，虽然有关回忆录、书信和日记等可以给予一定的补充，但这种补充毕竟是非常有限的。因此，微观的历史史实的阙如与模糊，这就应该由想象来填充和弥补。那么，传记文学究竟是如何展开想象的呢？其想象空间到底有多大？
     在讨论传记文学的真实性问题时，许多人认为讨论的是能否可以“虚构”的问题。在他们的心目中，“虚构”与“想象”就是一回事，常常被认为是等同的。其实，传记文学，严格地讲，只能“想象”，不可“虚构”。或者说，在这里“想象”比“虚构”用得更准确，更恰当。什么是“虚构”？虚构，在英文里写着fiction，“源于拉丁词fingo（“制造”或“赋予形式”）。“fiction”这个词最初意味着某种制作出来的东西。（马丁：《当代叙事学》）被用于文学批评中，曾被视为真实或现实的对立面——虚假和谎言。在汉语中，“虚构”是“虚”（虚空）与“构”（构架、构想）构成的合成词，意思就是凭空构架、构想，是可以无中生有的。从语言的本质来看，虚构的叙述实际上就是伪陈述，是不符合事实的。伊瑟尔认为：“虚构是告诉我们某种关于现实的东西和手段。所以我们没有必要再去寻找把现实的全部领域都包括在内的参照系，或者去探索真实和虚构的不同属性。……如果虚构不是现实，这并不是因为它缺少现实的属性，而是因为它告诉我们的是某种关于现实的东西，而载体是不能和运载物等同起来的。”而传记文学由于具有史学的基本属性，因而不能像“虚构”那样可以无中生有，或者篡改历史事实，张冠李戴，移花接木。也就是说，传记文学的叙述不能脱离历史事实去“虚构”什么故事或者情节。因此，在讨论传记文学的写作时，不宜用“虚构”来指称传记文学某些叙述和描写似乎游离于严格的史实依据的情形。

     二

     相对而言，“想象”一词比较灵活，它既可以从现实出发，以事实为依据，展开翅膀飞翔，又可以超越现实，不受事实的拘束，在无限的时空中任意翱翔。就传记文学来说，由于其史学的基本属性，作家既不能为传主添加事实上传主没有经历过的任何事情，也不能对传主的经历作任何的改动，他所能做的就是将传主参与的事件过程具体化、详细化和形象化，其艺术想象也只能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作用。比如作家根据传主的日记记载某一天是晴天，他可以结合传主当时的心情和季节，可以发挥想象将那一天描写成：“晴空万里，一碧如洗，阳光灿烂”，或者“蔚蓝的天空飘着几朵洁白而姿态各异的云”。
     在传记文学中，作家不仅要在具体事件中细致地描写传主的动作、表情、谈话、场景氛围，而且还要充分揭示传主此时此刻的情感波动、内心感受、沉思默想乃至潜意识、回忆、联想、憧憬、错觉、幻觉、梦境等微妙复杂心理活动。然而，传记文学作家虽然可以搜集到一些史实材料，但是他所能得到的这方面的材料实在是少而又少，非常有限，许多时候就是空白，永远不可能满足写作的需要。这时，这些空白就应由想象来填补。那么，此时的想象是如何展开的呢？传记文学的想象之所以没有走向那种天马行空的相当自由的境界——虚构，是因为其想象必须建立在相关的史料基础之上，并且应该与那个特定情境中传主的性格、情感等心理特征相吻合。也就是说，在不违背基本史实的前提下，传记文学可以展开想象对所描写和叙述的对象作补充性的想象和推测。所以，传记文学的想象空间是十分有限的，借用闻一多的一句话，传记文学作家的想象就是“戴着镣铐跳舞”。
     关于传记文学的真实，还有一种意见，传记文学的想象尽可以大胆，只要赢得读者的信任就行，因为据说读者在阅读传记文学时常常很少去过问是真是假，来点虚构没关系。赵白生在他的论著中就引用了《金克木小品》中的一段话，想说明“若不是研究，何必追问真假呢？”这话说得有一定道理，因为大部分读者未必关注传记文学作品的叙述对象是否为虚构，但是，我们知道，传记文学的读者既有许许多多的普通读者，又有相关的专家学者。对于前者来说，阅读传记文学主要是为了丰富自己的知识，从传主人生复杂多变的传奇经历中获得美感愉悦，探究某些鲜为人知的逸事，他们可以不必考虑作品的叙事是否符合真实。然而，应该看到的是他们是抱着对传记文学作家充分信任的态度去阅读的，否则，他们完全可以去阅读能够自由虚构的历史小说而不必阅读传记文学作品；对于后者来说情况就不同了，他们不仅要探究历史真相，而且往往将传记文学作品当做传主的证据材料而运用于他们的研究之中。这样，传记文学中那些虚构的，不符合史实的情节一旦被引用到论文论著的写作中去就会导致研究的失误，使研究失去科学性。
     在赵白生的论著中还有一种观点：“除事实的真实之外，传记还需要另一种真实。”同时，赵白生引用了安德烈·莫洛亚（Andre Maurois）、理查德·艾尔曼（Richard Ellmann）和吴尔夫（Virginia Woolf）的论述来支持自己的观点。根据这些引用的材料，我们得知，所谓的“另一种真实”就是“虚构的真实”，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艺术真实”。对于这种真实，我们不妨辨别一下：“艺术真实”是不必受生活真实或者历史事实束缚的，不必考虑到生活中是否发生过的，只考虑所叙述的内容合乎情感逻辑和艺术逻辑即可。也就是说，在“艺术真实”那里，检验真实的标准只是是否符合艺术创作的规律，而不是由历史史实来检验。而“艺术真实”与“生活真实”（亦称历史真实）有着天壤之别。鲁迅的《故事新编》中的许多故事情节可以说是符合“艺术真实”的，但是与“生活真实”（历史真实）却相差十万八千里。因此，鲁迅的这些作品是历史小说而不是传记文学。在陈孝全的《朱自清传》中，陈孝全描写了在南京浦口车站朱自清登上北上火车时父亲与他告别的动人情景，叙述了1927年夏天传主在清华园欣赏荷塘月色的细节，这些描写和叙述是以朱自清的散文《背影》与《荷塘月色》作为依据的，而不是凭空虚构的。孙晨《世纪诗星——臧克家传》中有这样一段描写：“几匹高大的战马在四月的山野间奔驰。臧克家骑在马上，身子紧紧贴着马背，他扬起了手中的鞭子。战马昂起头几声长啸，马蹄在石径上叩出一串串清脆的声响。春风在臧克家的耳畔飕飕呼叫，吹起了他身上衣衫，像一面鼓胀的帆篷。战马驰过青青的麦地和刚刚撒下稻种的水田，驰过蓊郁的树林和潺潺的溪流，驰过一个个村镇和山谷，山谷中传来隆隆炮声。火线愈来愈近了，臧克家的心跳得像马蹄一样兴奋。”这样的描写便是合乎情理的想象，具有充分的事实依据：其一，1939年的春天，传主臧克家确实是骑着战马在湖北随县和枣阳一带的山区奔赴前线的；其二，当地的地理形势和当时的季节气候也是符合实际的；其三，臧克家当时的激动心情也是与传主此时此景相吻合的。由此可见，这里的描写不是传记作家凭空虚构的。但是，这样的描写既不是现场实录，又不是传记作家的亲眼所见，因而是合理的想象。董健在创作《田汉传》时写到了田汉为写作历史剧《关汉卿》请教著名史学家翦伯赞先生的一段谈话，而传记中的那段谈话不是“凭空虚构”的，而是有着充分依据的：“谈话的内容我也从有关记载中知道了大概，而具体对话我便凭想象设计了。即使是我的设计的对话，其内容也仍然都是从田汉的文章中移植过来的。然而即使是这样的‘有限制的’想象，也不愿意把我的想象强加给读者。”这种适度的想象既给传记文学增添了一定的灵活性，又使之不失史学的本真，这就使以古代人物为传主的传记文学中的对话写成现代白话文提供了合法性。

     三

     传记文学的真实性还表现在叙述的全面。这个全面并不是要求传记作家叙述的事无巨细，将传主一生所经历的各种大大小小的事情一概罗列出来，而是要求不能将那些与传主的思想、情感、爱情婚姻、信仰等方面的转变、人生中具有转折意义、人生奋斗中具有里程碑意义以及在重大问题上的表态性的讲话、文章、信件等以及最能体现传主性格心理特征的事件和态度等等密切相关的事件遗漏。然而在传记文学的实际写作中，却有不少作家有意无意地将传主的某些重要事件遗漏或者略去，这样就不能让读者看到传主人生全貌，至少是不能让读者全面地认识传主，因而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样传记文学作品里的传主形象就不够真实。《世纪诗星——臧克家传》中令人遗憾地没有提及到传主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政治运动与文艺批判中的主要态度和心路历程，回避了传主在重大问题上发表的文章和表明的态度。1955年，臧克家在《人民文学》8月号上发表了《胡风反革命集团底“诗”的实质》，全面批判和否定了“胡风反革命集团”的诗人诗作，指责这些诗是披着歌颂的外衣，实质是污蔑和攻击。这本传记对此没有提及。1981年，臧克家在《河北师院学报》第1期上发表《关于“朦胧诗”》，传记作者似乎也忘记了，未能让读者了解到在“朦胧诗”讨论中传主的态度和观点，很可能给读者这样的错误印象：传主当时压根就不知道文坛上闹得沸沸扬扬的“朦胧诗”争论，或者是传主自始至终对“朦胧诗”争论采取冷眼旁观的态度。也许传记的作者以为这在传主的人生之中只是一件小事，事实上这关系到传主一个时期的诗学观念和政治态度，应该是很重要的，因而在传记文学作品中是不可遗漏的。自古以来，中国就有“为尊者讳”、“为贤者讳”的文化传统，即使到了20世纪的现代，或者出于对传主的爱戴和景仰，或者出于某种复杂的人际关系和利害关系的考虑，不少作家不得不在传记文学写作中回避对某些在传主的人生中相当重要的事件和细节的叙述，甚至在某些不良的作者那里，历史被故意篡改，真相被竭力掩盖，事实受到严重歪曲，结果导致传记文学严重失实，进而误导读者。这样，传记文学就异变为无聊的御用文人为主子树碑立传的工具或者为钱财所奴役的文人替某些名流涂脂抹粉的工具。
     传记文学的这种失实在自传中也比较多见，有些自传者缺乏自我反省和忏悔精神，对于自己不光彩的过去总是竭力将其深藏隐瞒，在自叙中有意无意地遗漏重要的历史史实，造成传记文学的叙事整体上的失真。这个世纪之交的文化名人余秋雨在他的自传《借我一生》的《隐秘的河湾》一节中声称自己从1975年8月被迫写了《走出“彼得堡”》和《读一篇新发现的鲁迅佚文》两篇重型“批邓”文章后就“封笔”下乡养病读书，从此拒绝造反“批邓”。然而，人们在1976年1月17日《人民日报》第四版“战地”发现了署名余秋雨的文章《路》，继续“批邓”。余秋雨本人在自传中对此只字不提，从而使读者不能不对他的这段历史叙述的真实性表示怀疑，对他在1975年8月到1976年初这段时间里是否真正在养病读书，远离政治表示怀疑。
     《田汉传》的作者董健教授在创作这部传记作品的过程中对于传记文学的真实性是这样理解的：“我力图写出一个真实的田汉。真实是我的最高原则。一是历史的真实，二是细节的真实，三是灵魂的真实。”董健教授不仅对于传记文学的真实具有科学的认识，而且在具体的创作过程中力图按照自己的理论去做。在他看来，“做到第一个真实不算最难，花功夫考证就是了。我写到的事件，均史有所据。顺便说一句，不仅事件的内容及其发生的时间、地点，我都尽量做到写真，连天气的描写我也不敢随便。例如，写到田汉之死，我要写那一天——1968年12月10日北京的天气，查报纸，没有记载。我只好烦请气象系的教授陆渝蓉代我查阅气象史料。她不仅告诉我那一天的气温、阴晴，连风向、风速、高空气压多少毫巴等都一一抄来了。为了弄清田汉歌颂过的十三陵水库的地质构造，我特地请教了大地海洋科学系的杨茂教授，知道了田汉‘畅想’的那个大湖何以不会出现。”
     在现代传记文学作家中，像董健这样以非常严谨的科学态度创作传记文学的并不很多，但是他的这种对于真实的不懈追求确实反映了传记文学的本质问题。
     从本质上说，传记文学的写作目标不只在于叙述传主的人生，而在于从历史的叙述中突出传主的人格、精神以及传主与历史环境的互动关系，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传记文学最关键的真实就是建立在历史真实基础上的传主心灵的真实和精神的真实。

     作者简介：孙德喜，文学博士。扬州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