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香港是一块很独特的土地，既是中国又非中国，既属英国，又非英国。无论对中国或英国来说香港都是边陲，但又不是真正的边陲。从现代文化层面来说，她甚至俨然类似中心，比大陆、台湾更加“中西融会”或“中西荟萃”，也更加现代化，然而本质上却仍是中国文化。不管香港人表面怎么洋化，说起话来每隔三几句就要夹杂一两个英语单词，但骨子里香港人仍然是中国人。我在《中国新文学的历史命运》〈后记〉中说：“英国统治香港虽然久达一百五十年，但香港从未出现过‘殖民地文学’，香港文学从来都只是中国文学的一部分。清末，王韬、黄世仲的反清文学固然是中国文学的一部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左翼文学也是中国文学的一部分，五十年代后的反共文学和亲共文学仍然是中国文学的一部分。”
香港文学是中国文学一部分是无须证明毋庸置疑的，但它又与中国的京派、海派文学以及与台湾本土文学大不相同，它有自己的独特风格与特色。
我用以形容香港文学这段话，可以一字不易地搬过来形容香港传记文学，香港传记文学作者是清一色的华人（不管持有甚么护照）；香港传记文学的传主，也全都是中国人（包括两岸三地），因此香港传记文学也是中国传记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某个特定时期，甚至是中国传记文学的全部（其时，台海两岸都没有传记文学）。我在《香港传记文学发展史》〈导言〉中说：“香港虽然只是弹丸之地，人口只是大陆的二百分之一，台湾的三分之一，但近五十年来，香港传记文学成果之丰硕，成就之高，以及在国际上之影响，远远超越海峡两岸。”大陆上有的学者听了很不服气，但直至现在我仍然坚持此一说法，不打算作任何修改，因为那是客观存在的事实。 自由，造就了香港传记文学的辉煌
传记文学的精髓在于真，尽管大陆和香港都有人主张所谓“在真实的基础上作细节加工”，我是一贯不赞成的，因为传记如果容许虚构“细节”，这些“细节”就会积沙成塔，与历史真实大相径庭，传主的形貌就会因之而走样。传记文学如果是欲描绘一个虚拟的传主形象，不如干脆去写历史小说，不必花力气去考据作传。
揭露历史真相，勾勒历史人物容貌，包括描绘传主的黑痣和疤痕，是需要有足够的勇气和足够的自由。只有在史料能自由流通，作者能自由搜集史料，自由揭示人物的环境，才能产生真正的传记文学。一九四九至一九七八这三十年台海两岸的确没有传记文学，也不具备孕育和诞生传记文学的条件。上世纪二十年代，胡适曾大力提倡传记文学，可是传记文学并没有长足的发展，因为那个年代，人们比较朴实谦虚，觉得树碑立传，斯事体大，不敢轻率尝试。所以从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三十年过去，传记文学远比虚拟文学逊色。
香港是个完全开放的城市，享有充分的信息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等等，我在《香港传记文学发展史》〈自序〉中说：“……香岛虽一小屿，港人却襟怀坦荡，非戚戚乎本地之鸡零狗碎，而是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香港所出版之传记，传主皆中国最杰出之人物。……海峡两岸不能流通之书籍，香港可以自由查阅；海峡两岸不能撰写之现当代人物，香港可自由臧否；海峡两岸不能发表和出版之文章，香港可以自由披露，是以造就了香港传记文学之辉煌……”我认为一九四九至一九八九年这四十年，香港传记文学之成就的确非常高，用“辉煌”两字来形容并不为过。
要述说香港传记文学的成就，须写一本大书，（请参阅拙作《香港传记文学发展史》），我在这里只粗略列一些书目，诸位看了可以知道一个大概。 一、以自传、回忆录为主的五十年代。因时局嬗变，从全国各地南来的（前朝）党政军商名流会聚香港。他们闲极思动，纷纷撰写回忆录和自传。计有：
左舜生《中国现代名人轶事》（1）
《万竹楼随笔》（2）
司马璐《斗争十八年》（3）
龚楚《我与红军》（4）
郭增恺《一个历史问题的交待》（5）
易君左《抗战光荣记》（6）
金雄白（笔名朱子家）
《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7）
周鲸文《风暴十年》（9）
曹聚仁《文坛三忆》
（即《火网尘痕录》）（10）
《文思》（11）
《蒋畈六十年》（12）
《文坛五十年》（13）
《文坛五十年续集》（14）
司马文森《作家印象记》（15）
文青《现代文坛百象》（16）
颖子《中国新学术人物》（17）
季林（李辉英）《作家生活》（18）
赵聪《大陆文坛风景画》（19）
传记则有曹聚仁《鲁迅评传》（20） 二、六十年代传记和自传（含回忆录）几乎各占一半。计有：
曹聚仁《蒋百里评传》（1）
赵聪《中国文学作家小传》（2）
锺华敏（赵聪）《江青正传》（3）
余思牧《作家巴金》（4）
丁望、徐吁、林语堂
《大陆的文坛与文人》（5）
丁望《牛神蛇鬼集》（6）
张国焘《我的回忆》（7）
萧瑜《我与毛泽东行乞记》（8）
李璜《学纯室回忆录》（9）
刘富兰《毛泽东的面面观》（10）
许冠三《刘少奇研究》（11）
黄震遐《中共军人志》（12）
丘国珍《十九路军兴亡史》（13）
《大别山八年抗战之回忆》（14）
张赣萍《抗日名将关麟征传》（15）
左舜生《黄兴评传》（16）
张发奎《抗日战争回忆录》（17）
周榆瑞《彷徨与抉择》（18）
姚立夫（笔名东北旧侣）
《骊山迎蒋的欢呼与泪痕》（19）
（笔名右军）
《西安事变的前因后果》（20）
（笔名高山流）
《张学良幽居生活实录》（21）
《甘青乱离行》（22）
马思聪《马思聪虎口余生》（22）
龚德柏《龚德柏回忆录》（23）
孙家麒《我所认识的蒋经国》（24） 三、七十年代主要是传记，而且颇为厚重。计有：
许芥昱《周恩来传》（1）
李天民《周恩来评传》（2）
司马长风（严静文）《周恩来评传》（3）
江南（丁依）《蒋经国传》（4）
司马桑敦《张学良评传》（5）
唐德刚《李宗仁回忆录》（6）
丁望《华国锋纪登奎和新起的一代》（7）
《王洪文张春桥评传》（8）
《姚文元毛远新评传》（9）
康白石（陈炯明儿子）《陈炯明传》（10）
寒山碧《邓小平评传》（11）
赵聪《三十年代文坛点将录》（12）
《中国现代作家列传》（13）
林曼叔《闻一多研究》（14）
《中国当代作家小传》（15）
刘富兰《现代中国学人评传》（16）
黄俊东《现代中国作家剪影》（19）
李立明《中国现代六百作家小传》（20）
《现代中国作家评传》（21）
丁望《中国三十年代作家评介》（22）
王敬羲（齐以正）
《香港亿万富豪列传》（23） 四、八十年代是政治人物传记和富豪传记并起的时代。计有：
寒山碧《邓小平评传》
第一卷“革命时期”（1）
《邓小平评传》
第二卷“文革时期”（2）
《邓小平评传》
第三卷“邓小平时代”（3）
《毛泽东评传》（4）
《蒋经国评传》（5）
《毛泽东情史》（6）
丁望《华国锋评传》（7）
杨中美《胡耀邦评传》（8）
《李鹏评传》（9）
李国强《李鹏传》（10）
彦火《当代中国作家风貌》（11）
《当代中国作家风貌续编》（12）
丁淼《我所识的卅年代作家》（13）
《世界名作家恋情》（14）
刘达文《名作家的爱情与婚姻》（15）
王一桃《五十名文艺家之死》（16）
黄南翔、冯湘湘《港台作家小记》（17）
沈西城《香港名作家韵事》（18）
曾慧燕（林下风）《外流人才列传》（19）
王敬羲（齐以正）
《香港超级巨富列传》（20）
王敬羲（齐以正）
《香港传奇人物列传》（21）
黄沾《数风云人物》（22）
何文翔《香港富豪列传》（23）
《香港富豪列传之二》（24） 二十世纪香港传记文兴旺的原因
香港传记文学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从无到有，是萌芽期，六十年代是发展期，七、八十年代是高峰期，不仅涉猎面更广，作品更趋成熟，并在两岸三地乃至日语英语世界产生重大影响。五十年代香港人口约二百万，出版传记文学类书籍二十种；六十年代香港人口三百多万，出版传记文学类书籍二十四种；七十年代香港人口四百多万，出版传记文学类书籍二十三种，八十年代香港人口约五百多万，出版传记文学类书籍二十四种。以一个城市来说，出版的传记文学数量和质量都是惊人的，香港传记文学不仅在本地销售，而且销售到东南亚和欧美澳纽，而台湾也深受影响。当其时也，香港已成为全球中文读者精神粮食的重要供应地。
香港传记文学五十年代至八十年代之所以能在两岸三地中一枝独秀，除了香港具有的特殊的自由环境这个总因之外，在各个不同阶段又有各自不同的辅因。一九六二年之前，美国在香港大撒金钱，搞反共宣传。美国新闻处除了自己办杂志（《今日世界》）办广播（“美国之音”“自由亚洲电台”）之外，还资助所有香港右翼文化机构和出版物，其中规模庞大的是“友联”机构，包括“友联出版社”、“友联印刷公司”、“友联研究所”、《祖国》周刊、《中国学生周报》、《大学生活》等，另一家是“亚洲出版社”。其余例如“高原出版社”、“自联出版社”等等大大小小文化出版机构，也都得到美国的“亚洲协会基金”的资助。这个时期，只要你拿起笔来能写几句，作品就不愁出路，固然有很多报刊杂志可以投稿，有点名气的人还可以向出版社预支稿酬，安心写作。我们称这个时期为绿背文化。当其时也，从大陆各地逃来香港的国民党和伪汪政权高官要员，闲极无聊，又有绿背（美钞）鼓励下，纷纷拿起笔来述说“好汉当年勇”，于是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初期，出现了大量自传和回忆录。
一九六二年之后，美国的文化资助收缩了，许多文化机构包括“亚洲出版社”都因美援中断而结束。这一阶段，香港传记文学之所以还能继续向前发展，主要是中国大陆政治运动频繁，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把全世界的目光都吸引过来。美英政府透过香港监听大陆各地广播，收集和分析大陆的政经情报。在文化宣传方面，则有选择性地资助一些机构和个人，继续从事反共宣传。此外，由于香港经济比五十年代有长足的发展，社会渐趋富裕，购买力增强，想了解中国大陆真相的读者群迅速增加。有市场就有供应，所以六七十年代这二十年，香港出现很多中国当代领袖的传记，而且每一种都相当的厚重。七十年代初，《今日世界》和“美国之音”结束，“友联研究所”和“友联出版社”解散，美国彻底退出香港文化宣传阵地，绿背文化正式结束了。
八十年代，香港的传记文学完全由市场主导，出版物也随读者兴趣的转移而转移。这段时间，中国进入一个崭新“改革开放”时期，而台湾的民主运动也急速发展，两岸都出现全新的局面。但大地解冻非一夕可达，文化和思想的解冻更非一蹴可就，在传记文学领域，香港仍然占有先天优势。这段时间香港出版的政治人物传记，以华国锋、邓小平、胡耀邦、李鹏等新一代领导人为主，而且由于“开放”，人们对六七十年代被批判被斗争的文化艺术家和学术界名人表示关怀，所以许多介绍文化艺术和学术界名人的传记资料及小型传记，也纷纷出笼。不过，八十年代香港传记文学还出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特殊的现象，就是富豪传记的诞生和发展。
八十年代，香港从中国边陲小城变成国际大都会，香港的富翁已不是区域性的小富翁，而是全球华人大富翁，其财富在台湾和新加坡富豪之上。香港的富豪不仅超越区域，而且超越国界，登上了世界巨富排行榜。追求财富是人们的共同愿望，探讨致富秘诀是人们的共同兴趣，介绍豪门事迹和巨富奋斗史的文章和书籍亦就应运而生。而新一代富豪也有新思想，他们都是上市公司大老板，其财富也处于半公开状态，他们也觉得为自己树碑立传没有甚么不妥，愿意并容易接受采访，披露甚至张扬自己的奋斗历史和致富秘诀，于是富豪传记如雨后春笋，占领书市一片空间。 廿一世纪香港传记文学出现低潮的原因
九十年代香港的传记文学呈现后劲不继之象。初期还太不显著，九十年代下叶，就愈来愈趋明显。其表征是成熟的政治人物和文化学术人物传记少了，富豪传记一枝独秀。进入廿一世纪，香港传记文学更趋低落，不是说市面上传记文学类的书籍少了，而是这些出版物粗制滥造，缺乏真正的传记文学。在林林总总传记文学类书籍当中，几乎看不到一本政治人物传记是用心书写的，大部分都只是网络数据和报刊资料的辑录。这类由资料辑录而成的“传记文学”类书籍，编著没有做细心的考证，甚至不经过适当的筛选，有闻必录，道听途说者有之，故意捏造史料者亦有之。而所谓“编著”，大部分都用化名，他们根本不在乎出名，只在乎牟利。真正用心写的人物传记，已成凤毛麟角。
九十年代之后，香港传记文学停滞落后了，台湾和大陆却快步赶上，而且超越香港。台湾虽然一九八八年才解严开放，但八十年代初江南事件之后，国民党已镇压乏力，党外民主运动逐渐加温，反国民党的书籍杂志在地下广泛流行，大陆香港书籍的盗印版通过地下管道畅销全台。一九八四年秋冬，笔者在台北党外民众集会的会场，就买到拙作《邓小平评传》三个不同的盗印本，而此书在香港刚刚印行三四个月。这种现象说明台湾八十年代初已趋向开放，先在地下管道开放，一九八八年才正式开放。大陆情况也类似，一九七八年确定“改革开放”路线，但由于受到习惯势力的影响，进三步退两步，一九八五年才正式大幅度开放。开放使台海两岸信息和史料流通，开放也大大纾缓了人们的精神压力，被压抑已久的力量突然释放出来，像春后的原野，遍地开花。九十年代，台湾和大陆的传记文学无论数量和质量都已超越香港，廿一世纪更是远远抛离香港。
探讨香港传记文学九十年后走向低潮的原因，我认为有三：
一、老成凋零，输血停止。香港传记文学的作者十居其九是从大陆南下的难民和移民，他们具有浓厚的中国情结，对中国的历史和人物深表关怀，有兴趣搜集和整理相关资料。另一方面由于他们的学历不被港英政府承认，他们的才华也不被港英政府重视，无法在香港找到稳定和优渥的工作，也无法在其它领域发展，只能依赖写作换取微薄的报酬。许多鬻稿聊饥的写作人，每天都得伏案十多个小时，没有假期，不眠不休，方能赚取基本生活所需。进入九十年代，一九四九年前后来港的作家已老成凋零，尚未逝去的也老至记忆模糊，无法执笔。像笔者这一代六、七十年代才移居香港者，廿一世纪也进入老年，已无当年的精力。
九十年代后来港的新移民，具有写作才华的比较少，因为改革开放后，大陆民众的压抑感已大大降低，作家在大陆生活又远比香港舒服，发展空间也远比香港宽阔，有写作才华的人根本不需要移居香港。一九八九年我给白桦兄的忠告是“尽量争取出国走走看看，但记住一定要回来，言论也须拿捏，以能回国为极限！”，白桦兄接受我的忠告，他至今仍生活在上海。同样的话我也曾对王若望先生说过，可王若望先生没有接受。我在自由世界和中国大陆都生活过，非常了解写作人在自由世界生活的艰辛。我来港那个年代是为了逃命，而更重要的是当时还年青。九十年代后大陆知识分子特别是作家，确实已没有迁离故土，漂泊海外的需要。也许正是基于上述原因，九十年代后移居香港的大陆新移民，其它领域的人才多，写作人才少。有些作家，移民来了香港，领取了身份证，却又回去大陆生活，情况跟六、七十年代大不相同。
二、香港传记文学的催生婆相继死亡，五十年代出现的自传和回忆录，包括张国焘的《我的回忆》，李宗仁的《李宗仁回忆录》都是由美元催生的；七、八十年代的人物传记却全都是由杂志催生的。张赣萍《抗日名将关麟征传》由《万人杂志》催生；许昱芥的《周恩来传》由《明报月刊》催生；李天民的《周恩来评传》和司马桑敦的《张学良评传》由《中华杂志》催生；司马长风（严静文）的《周恩来评传》由《掌故》杂志催生；江南（丁依）的《蒋经国传》、司马长风的《毛泽东评传》由《南北极》催生；寒山碧的《邓小平评传》由《东西方》月刊催生。几乎每一本传记都是由杂志邀约连载然后才出版单行本，可是这一系列杂志除了《明报月刊》之外，都在不同时间夭亡，最后停刊的两本是《东西方》（一九八二年）和《南北极》（一九八六年）。《明报月刊》虽然尚存，但编辑方针作了调整，八十年代下半叶后，不复见连载人物传记。香港刊载人物传记的杂志相继停刊，主要是读者趣味和经销网络有了重大改变，恕不在此详加探讨。
三、香港传记文学与台海两岸处于不对等竞争状态，大陆和台湾的出版物可以来港倾销，香港的出版物却受到限制，这使盗版书得以泛滥。笔者的《邓小平评传》和《邓小平最后岁月》在大陆有多种不同的盗印本。叶永烈兄就曾多次在内地买到我被盗版的著作，送给我作留念。还有一次我应邀到上海一所大学演讲，休息时到图书馆去查书目，可是查不到我赠送给该校的书目，我的赠书该校图书馆既不上架，也不上计算机目录。可是我查寒山碧名字却意外查到一本我没有写过的书，找出来看，原来是《邓小平最后岁月》的盗印版，盗印者改了书名，却不改作者名字。台湾图书界，只肯与香港作家洽购台湾版版权，不肯进口、不肯经销香港出版的书籍。在不公平的竞争条件下，香港传记作品日见萎缩。这种趋势在可见的将来很难改变，香港传记文学出现低潮是不可避免的。
（作者简介：寒山碧，著名作家，在港从事撰述和编辑工作四十年。著有《邓小平评传》、《还乡》、《香港传记文学发展史》等二十八种，以四卷邓传享誉海内外，被译为日文畅销东瀛，且为英、美、澳、纽中国问题专家多次评论引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