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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给予传记文学独立的文学文本地位

一 传记文学作为历史与文学结合产生的宁馨儿,是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深厚的政治内容、强烈的教育意义、高度的认识作用和审美价值的文弯textarea>

     一
     传记文学作为历史与文学结合产生的宁馨儿,是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深厚的政治内容、强烈的教育意义、高度的认识作用和审美价值的文学样式。从《史记》产生以来,在两千多年的岁月中,产生了很多优秀的传记文学佳作。新时期以来,传记文学在创作、出版、发行和理论研究方面都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并进入大学课堂,成为不少学校本科生、硕士生乃至博士生的必修课或选修课。
然而与传记文学蓬勃发展的现象错位的是,传记文学在中国当代文坛上却没有受到应有重视,没有占到应有的地位。在中国作协及各省市作协下设的各种创作委员会中,没有传记文学创作委员会;中宣部、文化部、中国文联、中国作协及其下属各机构、各协会的各类评奖中,有小说、诗歌、散文、戏剧、报告文学、儿童文学等文体的奖项,就是没有传记文学奖;建国以来,从吴运铎的《把一切献给党》到马可的《洗星海传》、陈白尘的《云梦断忆》、铁竹伟的《霜重色愈浓》、廖静文的《徐悲鸿一生》、刘白羽的《大海——记朱德》、权延赤的《走下神坛的毛泽东》、《走下圣坛的周恩来》、叶永烈的《国共风云——毛泽东与蒋介石》、陈祖德的《超越自我》、郭保林的《高原雪魂——孔繁森》等优秀传记文学都没有获得过国家级的传记文学奖,这些作品都达到了很高的思想艺术成就但因为传记文学没有列为单独文体所以无缘获奖这是极不公正的。
     在比较权威的《中国新文学大系》中收入了几十年来的小说、诗歌、散文、戏剧、儿童文学、报告文学等品种的佳作但就是没有把传记文学作为一个类别予以选入。在大量的中国文学史、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中很多都没有传记文学文体的评述即使有或者是列入散文或者列入报告文学或者以回忆录取代之。
     这些现象实在是与传记文学的丰富的创作实绩及其在社会上、在读者中的重大作用和巨大影响不相吻合也不利于传记文学创作和研究的进一步繁荣和发展。

     二
     为什么会造成这种现象?这首先是因为传记文学文体在文学界的地位尚未得到文学界的确认。虽然近代以来,胡适、郁达夫、朱东润等人都把传记文学当作文学的一种类型加以倡导和写作,而且绝大多数传记理论家都把传记文学当作文学的一个特殊的、与历史结合的门类来加以研究,但是,仍然有一些作家和理论家不把或者没有把传记文学当作文学的一个品种而把它归入了历史类别或散文、报告文学乃至于回忆录的类别之中。这种观点,我以为是不对的、也是不符合实际的。
     传记文学是以文学的立意、构思,文学的笔法、技法乃至文学的语言和氛围来表现真实的历史的或现实的人物的经历、性格和心灵,表现人物性格形成的生活环境和时代环境,它当然应该是属于文学的范畴。正如报告文学是新闻与历史的结合,仍然把报告文学算作文学类一样。传记文学同小说的差别仅仅是:传记文学因为要表现真实的人物,它可以运用各种文学手法来刻画人物,但是,却不允许其有天马行空般的创造想象和无拘无束的任意虚构,这就使它与报告文学一样,在文学性的发挥上不能不受一些限制,但是,这并不能说它就不属于文学范畴。
     中国的传记文学源远流长,佳作迭出,但是,文学史家却对此认识不足,甚至根本没有认识,把传记文学给忽略或当作散文、报告文学乃至回忆录(其实,回忆录只是传记文学的一个品种)来评析了。在唐弢、王瑶、黄修己、钱理群等著名学者、教授主编的现代文学史中,在许多当代文学史中,都没有对现当代传记文学佳作给予多少评价,有的甚至提都不提。

     三
     五四以来,把文学分为诗歌、戏剧、小说、散文四大文体。其实,《史记》中的传记文学是最早产生的与散文平列的文体。作者司马迁根本不是为写散文而写史记;而是用文学手法来记叙历史人物的生平和功过,刻画历史人物的形象。它当时就是卓然一体。通常叫它做史传文学。《史记》中的传记文学作品以其历史的真实性和卓越的思想艺术成就,巍然屹立于中国乃至世界传记文学的源头之上,成为传记文学难以逾越的高峰!
     鲁迅称赞《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就指出了《史记》中的传记文学作品的历史与文学的双重性质。而且,《史记》的历史性主要体现在它的表、书之上,作为人物传记的本纪、世家、列传,则主要是用文学手法记叙人物历史,刻画人物性格,它就已经同以记叙个人见闻、感受为主的散文(如当时的汉赋)划开了界限。而且,司马迁的这些人物传记文学水平之高,也是后来许多散文所不及的。《汉书》、《三国志》、《后汉书》继承了《史记》的优良传统,也塑造了不少优秀的、真实的历史人物形象,使史传文学得到了进一步发展。而那时候,散文的成就还并不很高,小说刚刚发韧,报告文学还没有产生。因此,从把《史记》开创的传记文学划入散文乃至报告文学,是很不妥当的。
     《史记》、《汉书》、《三国志》、《后汉书》以后,由于官修正史的钦定色彩越来越浓,以后的正史中的传记部分的文学性逐渐减弱,文学价值也逐渐减少。但是,里面也不乏优秀的传记文学作品。从西汉末年开始,作家的、民间的传记文学创作却开始兴盛。这种被称为杂传的传记文学体裁,在唐宋元明清得到了长足发展,出现了欧阳修的《伶官传》、《六一居士传》、苏轼的《方山子传》、宋濂的《秦士录》、《杜小环传》、袁宏道的《徐文长传》、钱谦益的《徐霞客传》、沈复《浮生六记》等优秀传记文学作品;这些作品,已不是散文文体所能包容的。特别是唐代初年出现了慧立、彦悰的长达八万多字的优秀传记文学单行本《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更显示了传记文学在题材、人物塑造及传记写作艺术上的开拓、发展及巨大成就。那更是散文文体所难以包容的了。
可是,在中国文学史中,对这些作品或者不提,或者放入散文作品中论述。这就不能对这些作品的传记文学方面的特点进行充分论述了。延至现代,许多作家接受西方现代传记意识的影响,都把传记文学当作文学的一个品种,大力提倡。胡适在《南通张季直先生序》中提出:“传记写所传的人,最要能写出他的实在身分、实在神情、实在口吻;要使读者如见其人,要使读者感觉真可以尚友其人,但中国的死文字却不能担负这种传神写生的工作。”
     这显然是对传记的文学性的要求。郁达夫在《什么是传记文学》中提出“若要写新的有文学价值的传记,我们应当将他外面的起伏事实与内心的变革过程同时抒写出来长处短处公生活与私生活,一颦一笑,一死一生,择其要者尽量来写,才可以见得真,说得像。”更以一个作家的身份对传记文学的文学性作了规范和倡导。
     胡适不但把传记文学作为文学的一种类型大力倡导,动员同时代的知名人物写自传,而且自己还带头写了《四十自述》以及口述自传等。鲁迅的《两地书》、《朝花夕拾》也是很好的传记作品。文坛泰斗郭沫若非常重视传记文学写作,一生写了上万字的自传和回忆录,以后编为《沫若自传》。《沫若自传》真实而艺术地记述和描绘了他波澜壮阔的一生,描绘了他的独特个性展示了半个世纪的时代风云。
     著名作家郁达夫的《新生日记》以他的感情生活为主线反映了他在婚外恋中的复杂而强烈的精神世界和突出个性,成为近现代文学史上最为大胆的抒发个人情感、暴露个人隐私的文学佳作。瞿秋白的《多余的话》、沈从文的《从文自传》、谢冰莹的《一个女兵的自传》、沙汀的《随军散记》、周尔复的《诺尔曼·白求恩断片》、张默生的《异行传》等传记作品,都是优秀的文学作品。
     新中国成立后出现了吴运铎的《把一切献给党》、溥仪的《我的前半生》等优秀传记文学作品。新时期以来,传记文学在改革开放的氛围中得到了更大的发展。传记文学数量极大,门类很多,反映面极广,精品迭出。文学家、学人的自传、回忆录、传记和评传数量最多,艺术水平也很高。巴金以“文革”十年惨痛经历为契机,回忆八十多年的人生历程,写出了五本《随想录》,其中大部分是回忆录,属于传记文学。它们真切地记录了他的沉痛反思,写出了他的心路历程和众多的文化名人,为新世纪文学树立了“说真话”的旗帜!茅盾在晚年倾注精力,精心撰写了一百多万字的《我走过的道路》,展示了他走过的文学道路和文坛见闻,具有高度的历史价值和文学价值。
     其他,如马可的《洗星海传》,廖静文的《徐悲鸿一生》,刘白羽的《大海——记朱德》、《心灵的历程》,韦君宜的《思痛录》,张紫葛的《心香泪酒祭吴宓》,权延赤的《走下神坛的毛泽东》、《走下圣坛的周恩来》,叶永烈的《国共风云——毛泽东与蒋介石》,陈白尘的《云梦断忆》,铁竹伟的《霜重色愈浓》,陈祖德的《超越自我》,郭保林的《高原雪魂——孔繁森》等,都是优秀的文学作品。
     以陈祖德的《超越自我》为例,冰心在《喜读〈超越自我〉》中说:“真挚是创作的灵魂。祖德同志写这本书时,也许以为这本书是他的绝笔了,他要趁他在离开这个世界之前将他的事业、他的感谢、他的拼搏、他的爱憎、他的希望呕心沥血地倾吐出来,这一种神魂奔赴的挚诚,使得这一本《超越自我》在我眼中成了一本高于一般文学作品的杰作。”
     这些作品不是文学作品吗?这些作品难道能用散文文体或报告文学文体来概括吗?显然也是不行的。用个不完全准确的比喻,散文和报告文学的池塘,已经或者早就装不下传记文学这条大鱼了。
     新世纪以来,传记文学的理论研究也有较大突破,取得了很大成效。这些年先后出版了杨正润的《传记文学史纲》、汪荣祖的《史传通论》、韩兆琦主编的《中国传记文学史》、陈兰村主编的《中国传记文学发展史》、朱文华的《传记通论》、李祥年的《传记文学概论》、郭久麟的《传记文学写作论》、《传记文学写作与鉴赏》、赵白生的《传记文学理论》、王成军的《纪实与纪虚》、全展的《当代传记文学概观》等,这些论著大都把传记文学当作一个独立的文学品种来阐发论述。
     在传记文学组织活动方面,1992年成立了以著名作家刘白羽为会长的中国传记文学学会。该会曾两度给全国优秀传记文学评奖,一次给优秀传记作家评奖。1994年成立了以北京大学世界文学研究所所长赵白生博士为会长的中外传记文学研究会。该会已组织了十余次国际国内的传记文学学术研讨会。这两个学会都为传记文学的发展和中外传记文学的交流作了大量工作。
     传记文学的教学,也取得很大的成绩。早在上世纪初叶和中叶,就有梁启超在清华、胡适在北大、朱东润在复旦讲授传记文学。新时期以来,朱东润教授在复旦开设了博士点,培养了中国第一批传记文学的博士研究生。目前,全国不少高校开设了传记文学课程。

     四
     传记文学是从人类纪念前辈、怀念英雄、实现自我的天性中产生的最古老的文体。它真实地记载人物的生平业绩和思想性格及其成因,有着明确的目的性、明显的功利性,因而传记文学较之一般历史著作和文学作品有着更高的历史价值、史料价值和更强的认识功能、教育功能及审美作用。
     (一)传记作品可以把本民族、本国家历史上和现实中的伟大人物和杰出英雄的真实形象和丰功伟绩雕刻在自己民族的画廊上,镌刻在亿万人民心灵中,从而构成民族精神的不朽象征,成为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从史记以来的传记文学作品,为我们真实、详尽、生动地记述和描绘了孔子、屈原、项羽、苏武、诸葛亮、李白、苏东坡、孙中山、毛泽东、周恩来、鲁迅、邓小平等历史人物的动人形象、丰功伟绩和精神风采,这些真实、鲜活的人物成为我们中华民族精神的象征,成为亿万人民学习和效法的榜样,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历史价值和社会效果。
     (二)传记文学作品往往以其强烈的、鲜明的道德伦理观念贯穿其中,因而具有一般历史作品和文学作品难于比拟的很强的社会教育功能。“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而传记文学主要是通过历史与现实中的真实的榜样人物来实现其教化功能的,因而,不管是过去、现在以至将来,传记文学都是促进人类道德完善、历史进步的重要文体和重要途径。
     (三)传记文学具有高度的史学价值。由于传记文学真实地记述和描绘了那些重要的历史人物的生平、性格、功业、成就乃至内心世界等,这就为我们传递了历史和现实人物的极其珍贵的生命信息和人生档案,留下了珍贵的史料。同时,传记文学作品在描写传主之时,不可能不通过人物命运的描绘展示他周围的人物和社会,因而,传记文学作品对于帮助人们认识特定历史的进程及其本质有着十分重要的价值和作用。
     此外,传记文学可以开拓和发展史学研究的新课题、新方向、新思路,可以弥补史学研究中的某些不足和缺陷,从而大大丰富史学研究的内容。
     (四)传记文学往往要生动传神地写出一个个独特完整的人生,剖析一个个活生生的灵魂,这就为读者认识自己的同类,认识社会,认识自我,学习前人的成功经验,吸取前人失败的教训,提供了最直观、最生动、最有效的教材。因此,传记文学的认识功能和审美功能特别强烈。罗曼·罗兰用《贝多芬传》、《米开朗其罗传》、《托尔斯泰传》中的英雄们的伟大心灵来鼓舞那些孤独的受难者。多年来,这几部传记发挥了多么巨大的作用啊!
     胡耀邦在读了陈祖德的《超越自我》后说:“:陈祖德的《超越自我》,我怀着很大的兴趣读过了。我一直以为看看各类名家传记性的小册子比看那些水平不高的文学作品或电影电视片得益更多。要帮助青少年特别注意这一点。”
     (五)传记文学作品所塑造的人物形象,以其高度的真实性和艺术性,给读者以强烈的美感,给读者以巨大的审美效应,具有感人审美的功能。
     (六)传记文学真实生动地再现了历史生活中的富于典型性的人物,因而大大丰富了文学典型形象的画廊,为文学艺术创作提供了坚实的、广阔的基础。上述传记文学的巨大作用和艺术魅力,使传记文学受到读者的高度重视和热烈欢迎,使传记文学的出版发行越来越兴盛。传记文学的刊物有《传记文学》、《名人传记》等。各个出版社更是不断推出反映古今中外各行各业的人物的各类大型传记文学系列书籍。
     可以说,在当今出版的各类文学书籍中,传记文学类的品种、发行数量已大大超过诗歌、散文、戏剧、报告文学、儿童文学乃至小说了。而其教育作用和社会影响则更难以估计。港澳台及海外华人传记文学创作也得到了很大发展。林语堂、顾维钧、陈香梅、唐德刚、李敖、柏杨、赵浩生、关愚谦等都写出了各自的传记文学佳作。从世界范畴来看,传记文学也呈现蓬勃发展之势。有人说,现在传记文学已成为文学中的“超级大国”,传记文学研究也已成为文学主流,传记文学已从边缘进入到文学研究的中心。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应该尽快改变传记文学没有受到应有重视、没有占到应有的地位的状况,应该给予传记文学独立的文学文体地位。如果不能把文学文体与诗歌、散文、小说、戏剧文学并列的话,至少也应同报告文学、儿童文学那样具有独立文体地位。
为此,笔者提出并呼吁:首先,各种新编或改编的中国文学史,均应将传记文学作为一种独立的文体给以介绍和评论,给予传记文学作家和作品以独立的、公正的评论,肯定其在文学史上应有的地位。
     其次,在中国作家协会及有条件的各省市分会中,应增设传记文学创作委员会,组织和指导传记文学创作和研究工作。应该说,传记文学写作由于要用文学手法来写历史人物或现实人物的经历、性格、成就及其内心世界,因而其难度特别大,它不但要求传记文学作者具有史学家搜求、辨析和考证史料的能力,具有哲学家的思想修养,而且还要求有作家的写作水平。所以,更应该给予强劲有力的支持和激励。而事实上,宣传、文化、文学部门对传记文学这个非常重要、群众又喜爱、可是创作又非常困难的文体的关心、帮助和支持,实在是太少了。中国文联副主席仲呈祥最近说:“我们对时尚文化的宽容乃至放纵,远胜于对优秀文化传统的扶持,远胜于对传记文学的扶持。”这种情况应该尽快改变。
     在中宣部、文化部及中国作协等机构的评奖中,应增设传记文学奖项;在以后新编的《中国新文学大系》中,应增加传记文学品种,适度增选传记文学佳作等。近年来,中国传记文学学会给当代优秀传记文学评了两次奖,还评了一次优秀传记文学作家奖,促进了传记文学的繁荣。笔者及众多的传记文学作家、专家、学者曾一致呼吁:希望宣传、文化、文学主管部门、文学史家给传记文学以更多的重视,给传记文学以应有的地位,以促进传记文学的进一步发展。
     (作者简介:郭久麟,重庆人,四川外语学院中文系教授。)


文章分类: 学术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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