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传记写作与研究综述

张爱玲传记写作与研究综述
——兼及《小团圆》的传记式阅读
   

     《小团圆》在台港及大陆上市后，热销状况远胜于张爱玲遗作《同学少年都不贱》及旧作《郁金香》的出版。张爱玲文学遗产执行人宋以朗的两个举措（捐赠百万港币，于香港大学设立“张爱玲纪念奖学金”；透露将在3年内整理出版张爱玲的作品《The Book of Change》、《The Fall of Pagoda》、《张爱玲、宋淇、邝文美书信》、《张爱玲谈话录》等）更是继2007年电影版《色戒》后新一轮“张爱玲热”的催化剂。有炒作甚至标榜《小团圆》系“真人版《色戒》”。这说明买方市场中关注作家生平故事（或是八卦）比关注作家作品的读者为数更多，作家传记拥有较大的市场空间。值此之际，回顾与总结张爱玲传记写作及研究状况，对《小团圆》展开传记式阅读，将推进人物传记的整体性研究及传记观念的革故鼎新，从而培植传记写作与阅读的良好氛围。
                   一、张爱玲传记写作概况
     历数60余部张爱玲传记，我们可以从作者与传主关系角度作出初步的分类，即自传与他传两种，前者有张爱玲生前出版的图文对照的《对照记》及今年4月出版的自传体小说《小团圆》，后者则为数众多。具体而言，这些他传，从记述时间角度看，有生平传记与阶段性传记两种，前者如于青的《张爱玲传》、余斌的《张爱玲传》、刘川鄂的《张爱玲传》、宋明炜《浮世的悲哀：张爱玲传》等，后者如张子静《我的姊姊张爱玲》、司马新《张爱玲在美国：婚姻与晚年》等。从传主角度看，有个人传记与合传两种，其中个人传记占绝对多数，合传则较少，如《张爱玲与胡兰成》、《最后一炉香：张爱玲与赖雅的婚恋》、《他们仨》、《文坛四才女的冷暖人生：关露、潘柳黛、张爱玲、苏青》等。从传记内容角度看，有传与评传，以评传居多。这是张爱玲传记写作史上一个最为鲜明的特征，因为张爱玲的世界是文学的、艺术的，又是潮流之外的。张传作者很少有人甘于只是冷静地叙述她的生平，多被其作品所诱惑，在张爱玲的世界之外，拨出大量篇幅阐释张爱玲作品的意义世界，以刘川鄂、余斌的《张爱玲传》最为典型。从传记载体上看，有文字传记与图传、画传、人物访谈及电影、电视剧等。早期传记基本上以文字叙述为主，90年代后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来，图传、画传骤然增多。这一方面归因于出版时尚与风格，一方面是传记文本在叙事手法与叙事声音上的多样化追求使然，以任茹文、王艳合著的《张爱玲画传》为代表。在影视传记方面，1990年，严浩执导、三毛编剧、林青霞主演的电影《滚滚红尘》即是以张胡之恋为素材的华语影片，当年即成为华语电影界的传奇。2003年，丁亚平执导、王慧玲编剧、刘若英主演的20集电视剧《她从海上来》（后更名为《上海往事》），同样意在还原真实的张爱玲。伴随这些影视传记片的播出，张爱玲走进了万户千家。从传记性质角度看，有文学性传记与纪实性传记。前者如胡辛的《张爱玲传》、司美娟的《张爱玲传奇》、台湾魏可风的《临水照花人》等，后者如冯祖贻的《百年家族张爱玲》、司马新《张爱玲在美国——婚姻与晚年》等。需要提及的还有两本特别的传记：一是淳子《张爱玲地图》，汇寻访纪实、考证、张爱玲作品中相关描写于一体，绘出了一幅详尽的张爱玲上海地图，昭示出张迷迷张的深度与热情。一是于青《最后一炉香》，试图同时并用两种声音——于青的与张爱玲自己的——讲述最后一个“华丽缘”故事，过去与现在各自独立又交织叠映。
     回顾、对比60余种张爱玲传记，笔者较为欣赏的两部是冯祖贻的《百年家族张爱玲》和宋明炜的《浮世的悲哀：张爱玲》。冯祖贻以史家之根基，立足于写出传主性格与成就及其所以如此的原因，揭示家族传统、教育背景与传主性格、气质、爱好、习惯之间的关系，解释包括传主思想、性格、服饰、婚恋观等在内的传主的一系列心理和行为，使得在其他传记中频繁出现的“奇迹”、“天才”之说落到实处，使得传主及其作品获得了生活的根底与血液。宋明炜则立足于传主作品向内挖掘，认为张爱玲的“心灵世界只有在她的小说里面才有最真实的展现。”公众所认可的“传奇化”形象、贵族血统、“奇装炫人”及其与众不同的性格等使其在散文中极力表现的“向凡俗人生认同”的努力最终落空，她笔下的凡俗人物丁阿小等都是一些“没有面目、没有心灵的人们”，张爱玲“想要融入凡俗人生的理想在她们身上呈现出自我否定的样态，她们是最普通的人，但她们显然不是生存在一个安稳的世界里。” [1](P196-199) 宋明炜通过对传主小说与散文简练细致而目光独具的深刻剖析，窥见到了传主内心世界深藏着的秘密和矛盾。
通过以上介绍，不难看出，张爱玲传记无论从作者队伍，还是从传记种类、性质、载体等多方面来讲，均具有一定的自足性与代表性，亦使其具备了作为研究对象的充分的形式独立性与内涵丰富性。基于作家传记及其与作家作品之间的互文关系，对其进行多层次、多视角的研究既可丰富整合已有的文学研究成果，又可为传记理论的发展完善提供新的思路和研究方向，同时，基于张爱玲传记文本细读而发现的问题和创作规律对一般人物传记的写作与批评亦可提供更多的视角和方法上的参考。[2]
                    二、张爱玲传记研究一览
     相对于张爱玲传记书写的热情而言，传记批评与研究显示出明显的滞后与薄弱。研究时间不足十年，发表论文累计十余篇。就研究时间与研究成果的比例而言，我们可以认为张爱玲传记研究至今仍处于起步阶段。目前的研究主要在两个维度上展开：
     其一，探索职业作家传记书写的一般规律。多数现代作家都有过教师、记者、编辑等其他职业身份。然而，张爱玲与别人不同，她自称“职业作家”，“视写作为生命存在方式”。[3]（P53）在择业问题上，从一开始她就有着明确的认识和选择。[4](P114-115)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使其由港大辍学，回上海后不久即决定以写作谋生，开始了她的职业作家生涯。离开大陆前，除写作外，她不曾从事过其他工作。熟读作家传记作品的读者，不难发现面对有一定职业身份的传主和仅以写作谋生的传主，其写作模式是有所分野的。前者的自传/传记往往表现为“个人生活与个性的历史”和“志向或职业叙事”的融合，表现出一种“麻花”式缠绕的架构：一条是沿着时间展开的赤裸裸的具有复杂人性的个体生命与个性历史的线索；一条是作为作家的传主在文学艺术领域的创造性活动与内心情感世界的衍变；一条是传主从事其他领域工作的历程与得失。第一条线是所有人物传记的共同叙事；第二条线是与作家身份密切相关的个性化叙事，第三条线是有着其他身份或兼职的作家传记不可或缺的职业叙事。一般说来，二、三两条线索的叙事主要由作家的文学创作、文学批评、文学组织、翻译、编辑、社交及其他社会职业等项活动构成，涉及到传主个人的创作成就、创作得失、贡献、在文学史上的独特地位的描述及其职业作为和社会影响的叙述。三条线索在铺叙进程中是均衡发展的，尤其后二者间始终有着或隐或显的连结，它们之间不是一种平行关系，而是时有交叉的，一般说来，交叉点即是传主人生的转折点，从业空间或地位的转折点，有时也是创作的转折点。与其他现代作家相比，张爱玲传记的叙事只有前两条线索。即便1952-1955在香港曾为美新处做翻译和创作，1958年起曾先后为香港电懋公司编写电影剧本、为“美国之音”编撰广播剧、在迈阿密大学和柏克莱大学中国研究中心等担任驻校作家、高级研究员等，由于资料搜集的难度，大陆版张爱玲传记仍表现为“双螺旋”的架构，而非“麻花”式多重缠绕的结构。因此，对张爱玲传记的叙事模式展开研究，无疑有助于我们了解诸如“职业作家传记的叙事路线”（坚持生平叙述的传记立场还是设立专章细致分析传主的重要作品）、“传主的文学创作与其真实生活及情感的纠葛”（或梳理出传主笔下人物与故事的来源，或将作品与作家紧密联结，游走于人、文之间，寻出作品与传主本人的关联）[5]、“作家创作转变与相关自我言说凸显出的传记意义”（始于1947年的“触电”及通俗文学创作所揭示的传主与其作品的情感对应关系，传主在战后的敏感处境与职业作家的尴尬[6]，及散文《忆‹西风›》中关于54年前《天才梦》获奖一事的变形言说所彰显出的心理内涵的本质：误记所泄露出的传主埋藏心底的耿耿于怀的介意及因之而生的抑郁，“爬满了虱子”与其后期生活中因皮肤骚痒而不断搬家的心理暗喻等）[7]等命题。
     其二，以张爱玲传记为个案研究现代传记写作问题。现代传记写作涉及几个层面的敏感话题：首先，与文类界定相关的纪实与虚构的性质辩证；其次，在纪实的框架下，想象、夸张与虚构等文学性手法的运用；第三，作为传主的作家，其作品在传记文本中如何有效而妥当的处置；第四，创作主体情感取向的客观存在及其介入深浅对传记事实判定的影响等问题。已经发表的张爱玲传记研究论文中，上述问题均有所涉猎。传记作品成功的关键在于材料的占有，传主生平资料的收集、辨伪、筛选、使用等各环节都关涉着传记作品的纪实品质，但传记又绝非传主生平的机械展览，胡辛认为：“传记文学便是将个人历史的内容以文学的形式纪实展览出来”。“传记，是传记作者用自己的眼睛去探索别人的人生，用自己的心去体验别人的感受，用自己手中的笔去描述别人的故事。”[8]她一再强调在传记文学中，“传主已不再是纯粹的传主，虽然是史实的记录，但是传记作者独特的认识和把握以及感情的或裸露或隐匿浇铸，传记中的传主便笼罩着作者的身影，又融汇着作者的灵魂。”在写作《最后的贵族•张爱玲》时，胡辛便是“从张爱玲的小说和散文中寻找真正的张爱玲的处境和语境”的，这使得传记成为同时具备历史与文学双重性质的一种文学的表达方式。无独有偶，史学家冯祖贻撰写的《百年家族•张爱玲》也采用了文史并重的思路，以独具匠心的结构、出奇制胜与“极显个性的历史表述方法”，用张爱玲家族的历史来反映这一百年新旧政权交替和新旧文化交接的社会背景，通过张爱玲的作品来揭示其家族内幕。[9]这种历史与文学相结合的方法，既注重了历史的真实性又兼顾了文学本身的虚构性，实现了历史与文学，纪实与虚构的双重结合。事实表明，那些妥善处理好纪实与虚构比重的传记作品方能占有较为可观的市场份额和阅读绩效。读者越来越清醒的意识到“还原历史就是一种限制中的虚构”，人物传记，即便是自传，也不乏“演绎”与合理“虚构”的成分。于是，文学手法的介入就成为一种必然。就现代传记的叙事问题，张慧芳在比较刘川鄂、于青、余斌所著三个版本的《张爱玲传》之后，认为凸显“叙述的真实”的文采华美而内容充实的“以文运事”，即可避免抒情插入策略带来的文体失调，又可消除过多的事实发挥对读者造成的误导。因此，适度的环境描写、细节描写、肖像描写、语言描写、神态描写乃至心理描写对刻画传主形象将收到以少胜多的效果，同时，亦能够准确传达作者之于传主的情感立场。论及传记材料的使用方式及传主作品在传记文本中的处理方式，作者提出了“引用、转述、隐述”，及“传中作传”（即为与作家传主命运联系紧密的作品做个“小传”）等策略。[10]
     通过对张爱玲传记研究的总结与回顾，笔者认为文学研究及传记观念对作家传记的影响是巨大的，它集中体现在这样几个方面：其一，就传记作者队伍构成而言，有越来越多的研究专家参与到传记写作行列中来，他们有的是自发，是基于个人研究心得及表达自己对研究对象的欣赏、同情或崇拜之意；有的是应邀写作，这种情况多出现在各出版社组织的人物传记类“丛书”出版上。这里既有对市场利润的商业性追求，又有对社会文化事业关注的考虑，而出版业竞争激烈的现实又从另一方面推动着出版社对图书质量的重视，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使得那些有学术知名度的学者专家成为出版社抢夺的对象。他们的加入无形中提高了传记作者的整体素质。其二，传主文学史地位的不断提高成为促进传记发展繁荣的强劲动力。张爱玲传记在中国现代女作家传记中成为遥遥领先的翘楚与此不无关系。其三，传主生平史料、逸闻佚作的不断“浮现”与“出土”，对其具体作品及相关研究的不断推进等都将极大促进传记作者对传主生平史实的梳理和内心世界的把捉，传记对传主人生轨迹的叙述将会越来越清晰、准确，对传主精神气质及命运的把握和认识将越来越深刻。其四，伴随文学作品新一轮影视改编热潮，观众在隔世共鸣中极易对原著作者产生了解的欲望，由此产生的作家传记类作品潜在读者的增多及读者的多元化身份，激发传记作者重新审视传主的历史与生命轨迹，并将新的传记样式引入传记写作领域。其五，以张爱玲传记为研究个案探索职业作家和现代传记写作具有某种程度的代表性和前沿性。
                    三、《小团圆》的传记式阅读
     与娜塔丽•萨洛特的《童年》一样，《小团圆》是一部没有“自传契约”的自传，将盛九莉的身份、家世与生活经历，与文本外有关作者的资料加以对照核实后，读者可以确信书中的“盛九莉”就是书外的“张爱玲”。自传体小说在这里无疑可作为小说体自传来读。
     （一）模式与内容
     《小团圆》以高度《孽海花》的模式传写了女主角九莉的成长史、情爱史及家族史。张爱玲曾在《对照记》中三次提到“清末四大谴责小说”之一的《孽海花》[11]（P42-53），并提及初识及阅读《孽海花》的感受。那时她在圣玛利亚女校住读，“放假回来，我弟弟给我看新出版的历史小说《孽海花》，不以为奇似的撂下一句：“说是爷爷在里头。”于是“急忙翻看”，加之“曾家与李家总也是老亲了，又来往得这样密切。《孽海花》里这一段情节想必可靠，除了小说例有的渲染。”[11](P45)少女张爱玲的“寻根”便是由《孽海花》开始的。在《孽海花》里，她“零零碎碎一鳞半爪”地“挖掘”到家族的一些故事，觉得“格外珍惜”。[11](P45)熟读《孽海花》的张爱玲，在其以长篇小说结撰的《小团圆》里，化名之身边人物及仅以辈分称呼登场的，前后共计百三十人许，几乎无不有所影射。可谓是高度“《孽海花》式”的[12]。
     显而易见，除女主角九莉是作者张爱玲的化身外，作为九莉恋人或丈夫出现的绍之雍、燕山、汝狄，映射的分别是胡兰成、桑弧、赖雅，蕊秋、楚娣、二叔、云志、翠华分别是张爱玲母亲、姑姑、父亲、舅舅、继母的化名，比比源自张爱玲在港大的同学炎樱，汤孤鹜、文姬、荀华则是张爱玲发表作品的杂志编辑周瘦鹃、苏青、柯灵的再现，荒木、向璟、虞克潜则是以胡兰成接触较多的池田、邵浔美、沈启无为原型的，绯雯、瑶凤、秀男、小康、辛巧玉等均以胡兰成的前妻、侄女、同居者为原型。其他一众人等多为张爱玲家族人物（包括仆佣）及其母亲、姑姑所交往的亲戚朋友。百十余人穿场而过，犹如生活的走马灯，大小明暗，纷纷叠叠，架构起九莉生活及成长的多维活动空间。这些荡漾在笔下心间巨细不拘的生活之流，正是晚年独居美国的张爱玲最大的财富和难以割舍的爱恋。在一遍遍的描摹改写中，张爱玲回忆着敲打着那些无法忘怀的旧时人事，让他们于此实现“现实的团圆”，同时带给读者一种完全不同的始于小说而旨归自传的阅读经历。
     在九莉的故事中，既有我们早已熟知的张爱玲父母、姑姑与同父异母兄分家，母亲留学而导致的母爱缺失，上海—天津—上海之间的搬家，父母离异，父亲嫖妓续娶，父亲与继母吸食鸦片，挨父亲打并关禁闭，读港大，遭遇港战，返回上海后自谋生活，张胡之恋，乡下探夫，张胡分手，远走美国等；也有我们不十分详熟的母女非正常关系、恋爱中的狂喜、与燕山的一段类似补课性质的“初恋”情缘；更有一些类似爆料的轶事，诸如文姬与绍之雍的性接触、荀华私生活的放荡、荀华对九莉的亵渎、九莉汝狄之间的情事及堕胎等。而母亲的海外情感史、与家族晚辈异性的交往史，姑嫂之间的同性恋及其情感变化、姑嫂与简炜一明一暗的三角关系，姑姑与绪哥哥及同事焦利等的情史性史，弟弟与继母的关系等更是不足与外人道的家族秘史。这些故事张爱玲从70年代写到90年代，二十来年的时间，张爱玲扮演着《传奇》增订本封面上那个站在窗外大胆窥视的现代女性，锥探深藏心底的自我和淹没尘埃中的家族往事。正如詹姆斯•乔伊斯所言“你我都已成过去了，不过我心中的感觉，却是不写不快。”[13](P289)这一次，她不再以浓丽华美自成一格的词句和斑斓多姿奇特而陌生的比喻冲击读者的眼目，而是以事实的劲爆私密、笔触的平淡大胆震撼读者的心灵。可以说这是张爱玲对中年以前生活情感的经历体验及家族秘史的一次总清算与盘点，可视为侧重心灵描写的阶段性自传。
     （二）结构与意蕴
     《小团圆》以意识流手法结撰，笔随意致，心门洞开。就自传写作而言，《小团圆》从结构到内容无不凸显着现代自传的探索性与批判性。与张爱玲许多作品一样，《小团圆》采取了首尾相叠的整体架构，以“大考的早晨”那种“最恐怖”的“完全是等待”的惨淡心情状写源自心底的无所不在的生命恐惧与人生等待[14](P15,283)。进而再以“宁愿天天下雨，以为你是因为下雨不来”[14](P15,277)的浪漫心境解释某种落空的期待。写下这句话时候的九莉三十岁，离开了绍之雍，与燕山拍拖。如此两个段落的重复出现，犹如《封锁》中那“丁零零零零”的摇铃声以虚线划出的时空，也与《金锁记》那轮“三十年前的月亮”似曾相识，更像《倾城之恋》中“胡琴”与“传奇”的双重架构。一种源自作家感知人生的独特方式的非形式因素决定了《小团圆》整体架构上的“始于大考”、“终于大考”的闭合模式，我们可以将这种形式背后的更具本质性的东西称作张爱玲无法走出的“封锁”情结。也正因如此，十年后，身在海外的九莉还是梦中约见了她的之雍和一群小儿女。[14](P283)而张爱玲前期作品中一再表达的“没用完”、“完不了”的生命循环亦早已成为敏感的才女发自肺腑的深刻体验。
     《小团圆》意识流手法的运用贯穿始终，时间跨度及思维跳跃性极大，时间、地点、人物倏忽而异，的确是张爱玲结构最复杂的作品，有一定的阅读难度。乍读起来，似乎是九莉的梦境把《小团圆》串联起来的，写实、回忆、随时随地的穿插、联想、猜测、心理描写等装满了九莉的梦境和心房，真个是“所写的都是不必去想它，永远在那里的，可以说是下意识的一部分背景。”[15](P100)正因如此，张爱玲才说“小说与传记不分明”，“爱情……完全幻灭了之后也还有点什么东西在”，“《小团圆》是写过去的事”。[14](P3-7) 这些过去的旧事，细细梳理，可以寻出作者为之设计的“切环状”结构模式。即在大体上按时间顺序展开九莉故事的同时，一方面回溯过去，一方面又钩带未来。形成      “过去←现实→未来”不断碰撞相切的叙事流。作品始于九莉在香港的大学时代，终于九莉飘零海外多年后的一个梦境，那里有“青山上红棕色的小木屋”，牵着手的九莉和绍之雍及出没在松林间的孩子们。最后再以作品开端抛出的意象“大考的早晨”那种完全是等待的心情收束。全书十二章，内容概括如下：
     1.九莉在香港的大学生活。
     2.港战经历。
     3.九莉初回上海；回溯家族间事。
     4.初涉文坛，绍之雍出场。
     5.九莉之雍恋爱及其担心。
     6.绍之雍华中办报，上海离婚；九莉回忆少时。
     7.绪哥哥从台湾回上海，绍之雍由华中回上海，生日晚九莉与之雍去绍家。
     8.日本战败后，绍之雍隐匿乡间，九莉欲探望。
     9.九莉在郁先生家乡看戏。
     10.乡下探夫，失望，痛苦。
     11.母亲再次回来又离去，留给九莉姐弟一点点首饰。燕山出现。
     12.两段情感的了结。
     由此可见，主体时段的故事发生在九莉二三十岁之间，是女性最美丽的年华。九莉由大学生到作家，经历过太平洋战争、两次恋爱、一次婚姻及与母亲蕊秋非正常的母女关系等。顺时针的叙事序列始终是作品的叙述主线，不曾被作者抛舍。意识流手法的运用主要体现在叙述进行中那些长短不等指向不同的不间断的插入回溯与“前瞻”。这些内容分布于九、十章之外的其他章目中，少则一次，多则四五次。有的是在人物对话中说起旧时人事，有的则因眼前人事景物而想起过去，有的是忽然出现“后来”、“多年后”、“九莉自己到了三十几岁”等将来时间词并带出九莉后来的经历、心境、做法，有的是插入套回溯，有的是回溯中不时插入。这些插入性的内容，有的是自家事，有的是族中事；既有九莉祖父母、外祖父母，父母、继母、姑姑、伯父、舅舅，及九莉九林幼时之事；又有天津、上海的堂表亲三代主仆上下数十人的大小事等。有的指向过去，有的指向未来。其中忆旧的远远多于对后事的提及。全书计有5次指涉未来之处，2次与母亲有关，2次与之雍有关，1次是对自我身份的感悟。这样，作品便在10年左右的框架中包容了近40年的生活断片，叙事过程因此而呈现出错综复杂、时地变异、人物众多、关系缠绕的特征。
     正是这种时序交错的大容量结构模式，给国内人物自传/传记写作带来了新鲜的气息。女主角九莉（即传主张爱玲）心里活动的腾挪跳跃与内心真实更形逼真深刻，是注重性格养成的心理传记创作思路。心底深处，九莉最珍爱的两个人是母亲蕊秋和首任丈夫绍之雍，其次是二叔（即父亲）和三姑楚娣。然而，恰恰是对于他们，九莉的情感极尽微妙。她狂热的爱着绍之雍，但却一再地强调只喜欢某一个角度的他（遥坐时的半侧面），[14](P151)而不喜欢他“眼睛里轻蔑的神气”[14](P143)，更讨厌“他正面的面貌里探头探脑的泼妇”[14](P237)，甚至有过杀夫的念头[14](P223)。九莉不愿答允之雍“结婚”的话，因为她知道他现有着两个太太，却也不催他离婚，可是当之雍给他同时登载他与章绯雯、陈瑶凤离婚的报纸时，她还是笑道：“我真高兴”[14](P167)。对于母亲，从头到尾，九莉耿耿于怀的便是自己带累了二婶，一定要还她培养费。这对非同一般的母女即便是一起散步也都觉得非常异样，偶尔母亲拉九莉的手，彼此都有一种“内心的挣扎”、“震动”、“恶心”[14](P80)。母亲讲一句“我不喜欢你这样说——”，九莉甚至也会曲解为“‘我不喜欢你，’句点”。[14](P34)因此，留给读者印象最深的恐怕就是母女间的冷漠、别扭、丑闻与防范。但九莉却也不时提到母亲的美（“这一刹那她又非常美，幽幽的往里望进去，有一种含情脉脉的神气”[14](P32)），母亲为自己而做出的牺牲（“那范斯坦医生倒是为了你”[14](P169)），母亲对自己的信任和关爱（告诉九莉舅舅的来历，亲自为她处理包扎脚伤）等等。甚至提及母亲病重时唯一想见的人就是九莉，可是她没去见母亲最后一面。……这些“过去的事”萦绕在张爱玲心底，纠结着、矛盾着，在作品中集中闪现于九莉的梦境，以其“戏剧性”诠释着“戏梦人生”的生命感悟。
     人物关系与情感的复杂乖谬借助于这种意识流手法的运用得到了相当流畅而到位的传达。将自传/传记创作中最难描摹的传主性格的养成及灵魂的挣扎、内在情感的正负交织等作出了厚重的立体化的“雕塑”，使得作为自传意义上的《小团圆》在传主内面世界中越陷越深，将以往读者心目中的民国时代的“临水照花人”赋予了深重细腻的生活油脂。作品及作者张爱玲均因此而变得意蕴深邃斑斓，突破了所谓“最后的贵族”、“天才奇女”等单一模式的传奇言说。
     （三）真实的多面性及其表达
     《小团圆》以家族秘史的方式改写着以往张爱玲传记所形塑的传主肖像，丰盈着人物传记的真实表达法。一次访问中，止庵说，“《小团圆》在张爱玲的生平资料方面只有‘破’的意义，没有‘立’的意义”。[16] 《小团圆》是否真的没有“立”的意义？张爱玲要“破”的又是什么？《小团圆》的创作动机部分的回答了这个问题。一方面是不想让台湾的朱西宁根据胡兰成的口述写张爱玲传，一方面是酝酿很久，一直要写过去的事，一方面著名学者夏志清也曾建议她写祖父母和母亲的事情。[14]（P3-6）由祖父母、父母而至张爱玲姐弟，过去的人和事，那些并不如烟的往事在记忆中刻下的爱恨情仇，造就了一个既委屈多疑、冷漠残酷，又固执狂热，既不希求任何谅解、也不屑于廉价同情的灵魂孤寂而又现实的九莉。这个九莉的身影其实早已多次出现在张爱玲的作品中。宋明炜在《浮世的悲哀：张爱玲传》中一再追问：小说、散文中反映出的传主哪一个更接近真实的张爱玲？她笔下的人物与其个人存在怎样的联结？那些描述“实际的生活”的散文表现出传主一种怎样的心态和努力？[1]张爱玲自己就曾直截了当的说过“在文字的沟通上，小说是两点之间最短的距离。”张爱玲不断书写的“双城记”（为上海人写的香港故事，为读者书写的上海故事）正是她以女性的细腻尖锐介入家族、时代及人类生存省思的棋盘。这个“时代、家世、经历造就的一代才女”[17]，繁华摇落后自我内心的归位只是一句：“到底还是个平凡的女人”[14](P240)
     “平凡的女人”既是九莉对自己的认识，也是晚年张爱玲的自我定位。于是，她不介意写出自己的“幻灭”，让九莉的故事“full of shocks”，甚至不惜将其塑造成一个“unsympathetic”的人物。亲情、爱情的不断幻灭，时代、局势的不由分说，左右着改写着一个平凡女人的生命。将这种改写与左右“一吐为快”，正是《小团圆》带给我们的一个真实而多维的张爱玲，是《小团圆》的“立”。
     面对亲情，她爱恨纠缠。她喜欢祖父母“不干涉她，只静静的躺在她血液里”，她没见过他们，“不过在小说上看到他们的事”，听二婶三姑及女佣讲过一点点他们的事迹，但“她爱他们”。她说“他们在她死的时候再死一次。”[14](P106) 对于母亲，在香港读书时，她意外收到安竹斯个人奖励自己的八百元奖学金，兴兴冲冲拿给在香港渡假的母亲看。不料蕊秋先是说“这怎么能拿人家的钱？要还给他。”[14](P26)后来竟又被蕊秋赌输掉，九莉觉得“像有件什么事结束了……一条很长的路走到了尽头”，而且，“自从那回，我不知道怎么，简直不管了。”[14]（P28）此后她对母亲极度淡漠。她说“只有她母亲与之雍给她受过罪。那时候想死给她母亲看” [14](P240)，觉得“此外也没有别的办法让蕊秋知道她是真过意不去。”[14](P127)
     言及爱情，“她一直觉得无目的的爱才是真爱”[14](P144)，却又不知为什么“很难找到喜欢她的人”[14](P148)。一旦遭遇爱情，她便深深投入，所以，因为爱之雍，便一面微笑听着他的“沾沾自喜”式的夸耀，一面“心里乱刀砍出来，砍得人影子都没有了。”[14](P204) 但纵然之雍是“见一个爱一个”，她却还是因为要和之雍在一起，而希望战争“永远打下去”[14](P209)。乡下探夫前后，想起或是说到之雍便“流下泪来”；离开之雍后，痛苦如“火车一样轰隆轰隆一天到晚开着”[14](P226,239)。“对于之雍，自杀的念头也在那里，不过没让它露面”[14](P241) 。之雍始终是九莉的最爱，也最难忘怀。王一心还为此找到了一个“确凿”的证据，以充满抒情的笔调描绘出张爱玲大限到来之际的心理：“此时她的耳畔也许会回响起十四年前电视里播音员的声音：‘胡兰成，……享年七十五岁……’那声音渐如空谷呼唤，回荡不止。”[18](P297)对燕山，虽然她说像是给初恋一个“补课”，那种不了了之却也未能令九莉心痛流泪。与汝狄，虽然曾为其堕胎，可也不觉得“相见恨晚。他老了，但是早几年未见得会喜欢她，更不会长久”[14](P157)。这样清醒的关系似乎缺少了爱情的味道。
     对于战争，开始时她是“喜悦的浪潮一阵阵高涨上来”[14](P46)，接着是“差点炸死了，都没人可告诉，她若有所失”[14](P52)，及至听说“所有的文件都烧了，连学生的记录、成绩，全都烧了”，更有种“一世功名付之流水”[14](P61)的悲澈。亲情、爱情、战争，上海、香港，正如张爱玲自己所说，没用一种感情不是百孔千疮的。凡此种种，加上之雍带给她的身体上的损伤，令其感到“回忆总有点悲哀”[14](P154)。
     但纵然悲哀，这些仍是张爱玲自己想要保存的东西，是在生命沉入冥府之前至少可以反映她一生的经历。既标榜“平凡的女人”，又浓重追描贵族式的家族历史，言情说性，乃至自爆堕胎的过程与心理，揭出家族中男女的复杂情感关系，凡此种种，说明张爱玲还是创作《传奇》时代的张爱玲，她知道读者需要什么，知道怎么讨好读者，知道自传体小说的创作与阅读机制，更知道读者会从她的自说自话式的回忆中得到什么。无疑，《小团圆》是张爱玲对于家族与个体生命的一种有意识的整理和明智的剔除，她有意让读者对号入座，在孤独的境遇中她尤需把自己的感受说给别人听。所以，其中的“每个线头，每个符码，都是种声音。”[19](P263)“      如今所有谜都揭露了，庞大的阐释句子也已结束。” [19](P329)当作者所有的布局序列和叙事行将消失之际，关于它们，我们知道了些什么呢？
     同历史一样，传记是对人类记忆的组织。而记忆实际上又是一种对材料的选择和改造的过程，其复杂性导致记忆只能接近本真，而不能等同于本真。[20]《庄子•寓言》讲“有自也而可”，就是说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来源和历史，这个来源和历史造就了他现在的状态。将《小团圆》和以往相关记载对比，不难发现，其中关于张爱玲与燕山的恋爱，对与周瘦鹃、柯灵等人交往的记忆，有众多违逆之处。据文华影片公司创始人之一龚之方回忆说，“有一次与张爱玲见面，婉转地向她提过此类的想法，她的回答不是语言，只对我摇头、再摇头和三摇头，意思是叫我不要再说下去了。我就此碰了个硬钉子。因之，我可以在此做证，所有关于张爱玲与桑弧谈恋爱的事，都是没有事实根据的。”[21](P155)其他与周瘦鹃当时的记述[22]、柯灵三十年后的回忆[21](P157-166)及胡兰成《今生今世》之描述[23]出入较大、趣味迥异处，笔者以为正如张爱玲对《天才梦》及其获奖一事的记忆变形一样[24]，它显示的是另一种真实，即心理真实。张爱玲以类似心理学的个案剖析手法，像精密的仪器一样，“一层层，一个空间一个空间地向我们新的尘世中的无限、人的心灵深处推进”[25],揭出九莉鲜为人知的行动背后极其隐秘复杂的内心世界，将表面的单纯或者单一与本质的繁复与隐微一并掀开，传递出人物的心灵真实，并通过文本“把文本世界和文本以外的世界有机地关联起来，使文本世界与文本外的历史真实互相指涉、相互映照。”[26]将传奇化的贵族才女张爱玲拉回人间，赋予其普通女人的天性，及其对亲情、友谊、爱情的向往与悖离。“给针扎了一下”的简单比喻反复出现在《小团圆》中，可以肯定的说，这既是九莉的现场感受，也是张爱玲回溯往事的心情，料想也是无数读者面对张爱玲“自揭伤疤”、“外扬家丑”的做法时的阅读经验。《小团圆》意识流与影射笔法的并用，完成了张爱玲对人性的深邃驳杂突兀微妙的形象揭示，再现了九莉与周围人物及个体与时代、历史所参差映射的丰富多彩的现世人生，其热情缠绵与冷静苛刻同样令人望而却步。而这正是一部优秀的自传/传记作品所应具备的品质。
                     四、张爱玲传记写作及研究展望
     传记创作本质上说是“肉死象之白骨”。无论是小说式传记还是纪实体传记，二者均建立于历史事实和人物生平基础上，其构思和结构同样源于生活，只是结构的类别不尽相同。对以张爱玲为代表的生平资料不够丰富或生命历程缺少笔下作品中波澜叠出惊心动魄的“戏剧性”效应的女性作家，其传记作者更应随时关注传主生平史料、逸闻佚作的“浮现”与“出土”，及有关传主具体作品研究的前沿，为将传记写作推向新的发展阶段做好资料上的准备。面对众多真实与伪真实并存的传记材料，一个成熟的传记作者不仅要善于梳理分辨，更要不断追寻那种“入乎其内”又“超乎其外”、与传主既有灵魂碰撞又有灵魂搏斗的心灵沟通的境界。任何对传主内在世界的言说策略与表达方式无不彰显出文字背后传记作者之于传主的情感立场与传记观念。同时，传记研究者亦应具备学术性的前瞻视野，将对于具体传主的传记书写置于非虚构类作品创作的世界舞台上，多方探讨现代职业作家传记的书写模式与叙事视角、策略、语调，童年经历与心理创伤对传主生命姿态与文学审美理想的影响，血统承传与个体经历对创作的题材选择及人物类型的干扰等。
     张爱玲既然是个说不尽的话题，牵涉着文学、文化、社会、历史、人生等诸多场域，自然会博得传记作家及研究者的青睐。可以预见，《小团圆》之后，将有立足于新视角尝试新手法的张爱玲传记出现。同时，伴随传记市场的繁荣及创作方法的更新，张爱玲传记研究或许将带动整个作家传记乃至人物传记研究的热潮，类似“反回忆录”、“反自传”、“新自传”及建立在精神分析、解构主义、神话-原型基础上的传记创作与研究将突破传记自身“史”与“文”难分难解的属性而得到更高层次更深向度的掘进，不同文本的自传/传记将呈现由人物/作者、记忆、历史、语言诸多因素构成的张力与魅力具备的“好的故事”。
待问山翁醉否？佳人可惘然？乃见“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

     注释：
     [1] 宋明炜. 浮世的悲哀：张爱玲传[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
     [2] 朱旭晨.中国现代女作家传记写作综述.学术界.2006(9)
     [3] 刘川鄂.张爱玲传[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3：53
     [4] 张子静、季季.我的姊姊张爱玲[M].上海：文汇出版社，2003：114
         弟弟张子静曾建议她“找个教书的工作”，或是“到报馆找个编辑的工作”，她都不赞同，说“我替报馆写稿子就好。这          阵子我写稿也赚了些稿费。”
     [5] 朱旭晨.人与文之间：张爱玲传记写作路径分析.兰州学刊.2008(8)
     [6] 朱旭晨.创作在作家传记中的表述：以张爱玲传记为例.燕山大学学报.2007(1)
     [7] 朱旭晨.张爱玲：不同文本的差异记述.浙江师范大学学报.2007(4)
     [8] 胡辛.虚构在纪实中穿行——传记作者主体性不容忽视.九江师专学报.2000（1）
     [9] 蓝东兴的《文学的笔法 历史的风貌--浅评冯祖贻（张爱玲）》贵州社会科学.2001(5)
     [10] 张慧芳.“张爱玲传记”不同文本之比较——兼论现代传记的叙事特征.荆门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5（7）
     [11] 张爱玲.对照记：1952年以后作品.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2003.
     [12] 无为有初有还无——读《小团圆》札记. 新京报•文化新闻2009-4-15
     [13] 彼得•寇斯提罗著.林玉珍译.乔伊斯传.海南出版社.1999.
     [14] 张爱玲.小团圆.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
     [15] 张爱玲.散文卷一：1939-1947年作品. 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2003.
     [16] 李福莹.《小团圆》没有成为失落的书.深圳晚报.2009-4-28
     [17] 冯祖贻.百年家族张爱玲[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217
     [18] 王一心.张爱玲与胡兰成.台北：远景出版事业有限公司.2004.
     [19] [法]罗兰•巴特.S/Z.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20] 杨正润.传记的界线:史学、文学与心理学的考察.荆门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7（11）
     [21] 关鸿.金锁沉香张爱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
     [22] 周瘦鹃.写在紫罗兰前头.紫罗兰复刊第二期.1943(5)
     [23] 胡兰成.今生今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24] 张爱玲.沉香.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
     [25] 茨威格.自画像引言.西苑出版社，1998.
     [26] 许德金.自传叙事学.外国文学.200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