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陶菊隐是一位有鲜明风格和重要影响的传记文学作家，必须深入探寻其作品的魅力，评介其在中国现代传记发展中的意义。从新闻记者到旧闻记者的人生历程，使陶菊隐的创作具有注重时效性和通俗性的鲜明写作个性：一、选择公众熟悉近代名人为传主，强化自身与传主的关系，并通过非叙事话语明晰表达对人物的评判；二、善于从历史事件中提炼情节，在强化因果链接中不断制造戏剧性的悬念；三、着力打破传统史传简约记事的写法，注重细节描绘，通过重构具体的生活场景增进作品的生动性和形象性。这一切共同构成了陶菊隐传记作品的通俗叙事特征，在中国现代传记文学史上有特殊的价值。 从1936年《六君子传》开始，陶菊隐（1918～1989）创作了包括《督军团传》、《吴佩孚将军传》、《蒋百里先生传》等数量不少的传记作品，当年的中华书局曾在上海福州路河南路口的中华发行所辟一专用橱窗，陈列其作品，［1］（P232）其影响可见一斑。但时至今日，他独特的传记文学建树却很少为人道及，更不用说能到充分的、恰如其分的认识或研究。目前已经出版的几种“传记文学史”中，其作品几乎没被提到，报刊杂志上有关陶菊隐的文字，大多关注的是其史学或新闻采访方面的价值，如谢迪南：《陶菊隐：迟到的史学地位》、苏小和：《陶菊隐的多重价值》、陶端口述、陈远采写：《陶菊隐：军阀的情况，他了如指掌》、世涛：《中国报坛一老兵——访老报人陶菊隐》 ，等等，对其著述的评价，一般也只认为其著作“为研究北洋军阀史提供了系统的资料”。［2］因此，本文拟深入探寻其作品的魅力，进而评介其在中国现代传记发展中的意义。
一
在1950年代之前，陶菊隐是以著名报人闻名于世的。他1898年出生于湖南长沙，童年随父母到南京，就读文昌宫小学时曾在上海《时报》上发表《去年今日》、《苦海》、《发》等小说。［1］（P2）1910年回湖南长沙后，就读明德小学和明德中学，期间及之后担任过《女权日报》、《湖南民报》、《湖南日报》编辑，《湖南新报》总编辑，并为上海《时报》“余兴”栏撰稿。1919年，陶菊隐以湖南报界联合会代表资格，参加湖南民众的驱张（敬尧）运动，翌年受聘上海《新闻报》驻湘特约通讯员，撰写长沙特约通讯。在1920年代，他先后担任《新闻报》旅行记者、战地记者，驻汉口特派记者，1934年5月开始为《新闻报》撰写《显微镜下的国际形势》专栏文章。1936年定居上海后，又参与《新闻报》编辑工作，直至1941年退出《新闻报》。总之，自1920年至1941年的二十年间，陶菊隐与《新闻报》有着长期、稳定的联系，他在新闻界的地位与影响也和《新闻报》密切相关。另外，他还担任过《武汉民报》代理总编辑、曾与人合办过《华报》，等等。
作为一个传记作家，陶菊隐的正式传记作品是1941年的《吴佩孚将军传》，［3］但他的传记尝试则始于1934年在南京创办《华报》时期，那时他为自己创办的这份报纸撰写“政海轶闻”专栏。这一专栏采用的是类似于列传的形式，分别以袁世凯、熊希龄、徐绍祯、张勋、徐世昌、曹锟等为题，用文言文写洪宪王朝至1930年代军政界名人的生平经历和遗闻轶事。其中如《张勋》，开篇以“张勋之身世”为题，勾勒其善于机变，从江西奉新一普通佣役到清末民初“辫子军”首领的人生轨迹。接着，依次以“黄陂引狼入室”、“大风起于萍末”、“冯国璋之眼泪”、“ 中堂装做煤小子”、以及“群犬争骨之现象”为题，集中叙述其复辟帝制的历史闹剧。最后的“失败之一刹那”不仅描写复辟失败、张勋匿居荷兰使馆结果，而且补叙其平时冬不重裘、礼待文士、纷纶款客等趣闻，并交代奉系失败，郁郁以没的人生结局。这种以具体人物为传主，以纪实为主要表现手段，集中叙述其完整生活历程的写法既突出了人物参与重大历史的过程，又完整交代一个人的一生，无疑具有典范的传记文学意义。这些具有鲜明传记特征的文字，华报馆曾以《政海轶闻》为书名单独印行。［4］后来作者在这基础上增删修订，改名“近代轶闻”，列“菊隐丛谭”在中华书局正式出版。［5］
1939年12月4日，原北洋军阀首领吴佩孚在绝拒日伪诱惑，保持晚节后病死北平。为此，国人雪涕，国民政府明令褒扬，追授陆军上将。一年后，陶菊隐开始《吴佩孚将军传》写作，并陆续在《新闻报》连载，1941年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单行本。在这之前，陶菊隐已写过相关的《吴佩孚》、［4］《曹吴之盛衰》、［5］《孤城古木英雄老》、《什景花园中古怪老头子》、《吴子玉将军之一生》［6］等文，所以他为吴佩孚立传可谓得心应手，《吴佩孚将军传》也可称得上陶菊隐传记中最优秀之一种。
《吴佩孚将军传》出版后，陶菊隐又用两个月时间写成《六君子传》。［7］这一作品从书名上看似六人的合传，实际上这六人并非传主，作者对筹安会“六君子”落笔也不均衡，像孙毓筠、严复、刘师培等的人生历程并没多少涉及。《六君子传》记叙辛亥革命前的排满潮和党团活动、袁世凯与清廷之斗法、南北议和与统一、二次独立、洪宪丑剧以及最后袁世凯忧愤而死的结局，而具体的叙述主要则是围绕袁世凯展开的，所以作者说“名为《六君子传》，其实写的是袁世凯窃国、叛国的罪恶史”。［1］（P227）因此，作者后来在这基础上分别写了《袁世凯演义》［8］和《筹安会“六君子”传》。［9］
《六君子传》延至1946年才正式出版。两年后，内容与写法与此相近《督军团传》也由中华书局出版。［10］作者说，《吴佩孚将军传》、《六君子传》以及《督军团传》“联系起来，是民元至民十五间民国初期的掌故”，［7］（《自序》）所以五十年代后他“把这些资料衔接起来，加工补充核实，写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八册”［1］（P227）出版。
最能代表陶菊隐传记文学特色的作品是《蒋百里先生传》。［11］作者与传主及其家人有很深的私交，传记写作前又专门访问过传主的师友陈仲恕、钱均甫等人，并且得到了蒋百里侄儿蒋慰堂的有关资料的支持，这一切都成为《蒋百里先生传》写作成功的重要基础。
陶菊隐还撰有数量不少的短篇传记。除前面提到的《政海轶闻》中的军政人物的传记外，像总题《文坛名宿列传》［5］所写的王闿运、康有为、辜鸿铭、苏曼殊，以及《新语林》所写的梁启超、齐白石等的小传，都别具一格，各有特色。《世界名人特写》、［12］《世界名人特写续编》［13］中的特写也有不少类似于人物小传，如《达拉第》、《瑞典王加斯塔夫五世》、《墨西哥总统加登纳司》、《莫洛托夫》，等等。但作者自身不通外文，这些作品是在专人代译外文资料的基础上写成，因此被戏称“林琴南第二”，［1］（P181）这些外国人物小传靠的是第二手资料，其可读性和艺术性相对较弱。《闲话》［14］中的《标准政客传》则属拟传记的虚构，虽非严格意义的传记文学作品，但所叙标准政客通七十二种方言、能发出七十二种笑声、溜须拍马、两面做人等伎俩，却令人相信“今史氏”最后所说“标准政客不必有其人，然而滔滔者天下皆是也”。另外，陶菊隐晚年完成的《新闻记者三十年》则是一部完整的自传作品，对了解、研究其早年的生活和创作有重要的价值。
从1912年入《女权日报》当编辑到1941年完全退出《新闻报》，陶菊隐当了三十年新闻记者。其中1936年移居上海后长期为报纸撰写国故丛谈，他开始自称“由新闻记者改作旧闻记者”。［1］（P174）这种人生历程，无疑造就了这位传记文学作家注重时效性和通俗性的鲜明写作个性。
二
传记文学是以写人为中心的文学，它是作为作者的人以人的命运、人的智慧和人的情感启迪人、感染人的艺术。围绕传记文学作品，由作者、传主、读者共同构成了一个介于文学和现实的艺术世界。而就作者而言，他并不仅仅是被动纪录传主生平的书记官，在选择传主、记录传主生平、评判传主思想人格时，无不体现其个人的价值评判与情感取向。
一般说来，传记作家的主体性首先就体现在传主的选择上。陶菊隐的传记作品中，传主大多是近代以来的名人，他们生活的年代与作者生活的年代都相去不远，而且是他较为关注或较为熟悉的人物。如为吴佩孚立传虽说是配合重庆国民党当局明令褒扬之举， 但也与其年轻时就开始的对吴的特别关注有关。他说： 吴的一生与湖南结不解之缘：始而在衡阳发迹，继而在岳阳避难，他的事业湘人所知最多，我所写亦最多，所写与吴有关的各种通信稿前后无虑数十万字，有一时期几至一手包办；即其练兵洛阳之时亦常从北方归客口中得着他的详细消息。……二十一年(1932)吴由川北上后，他的消息在报上几于“鱼沉雁渺”，而我从北方归客口中所得愈多，甚至他每天喝几盅老酒，发些什么怪议论都有人传到我的耳里。……二十八年(1939)吴的噩耗传来，我的心灵上像遇了一次莫大的打击，戚戚然，惘惘然，若闻亲戚故旧之丧，为之不怡者累日”。［］（《自序》） 而陶菊隐与蒋百里的关系更是非同寻常。1922年，作为普通记者的陶菊隐首次见到应邀到长沙帮助起草省宪的蒋百里。1928年，为了解前方战况，陶菊隐也曾几度到上海蒋百里家造访。1934年之后，陶菊隐因在《新闻报》写国际问题专栏引起蒋百里的关注，两人因此开始密切的往来。1938年9 月，由蒋百里推荐和周密安排，陶菊隐由上海绕道香港、广州、衡山、长沙，月底在汉口接受蒋介石召见，陶菊隐与蒋介石也由此建立秘密的电讯联系。10月中旬，陶菊隐在长沙与蒋百里郑重道别；11月4日，蒋百里以心脏病猝发逝世广西宜山。此时，陶菊隐刚绕道返回上海不久，接此噩耗，悲痛万分。他后来回忆说：“别来不及一月，此别遂成千古，我在私情上自不免悲痛万分，一面又不禁为国家失此栋梁才而痛悼不已”。［1］（P208）因此，陶菊隐在十年后写作《蒋百里先生传》时，笔下还满带深情。而当年与蒋百里一家交往时，由于职业的敏感，陶菊隐似乎就已有意识地了解、收集相关资料。1938年九、十月间在长沙时，他还建议和支持蒋百里夫人左梅撰写自传。此工作虽然中途而废，但对陶菊隐后来生动描写蒋百里的恋爱史和家庭生活，无疑有很大的帮助。
陶菊隐的传记写作不仅选择自己熟悉的人物为传主，而且喜欢在叙述中有意无意地强调自己与传主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如《蒋百里先生传》开篇写1938年蒋百里在国家危急关头撒手西去，其恩师陈仲恕悲痛万状，紧接着作者就插叙自己访问陈仲恕、钱均甫的情形。在之后面的叙述中，“我”也时常是在场的，如 二十四年百里以军委会高等顾问名义，奉派出国考察欧洲各国的总动员法。他偕夫人及蒋英、蒋和两女登上意大利邮船维多利亚的时候，我送到船上，合拍一影以留念。我看见驻法大使顾维钧夫妇和新任驻意大使刘文岛纷纷上船来，知道他此行颇不寂寞。［11］（《畅游欧美》）
（西安事变后蒋百里）他回沪后的第一件事是驱车到福民医院看他第四女蒋华割治盲肠后的情况，随即回家打电话给我，叫我到他家再吃一顿海宁菜。他对西安事变从头至尾地说了一遍，……［11］（《西安事变的不速客》） 至传记最后的《冷客目击的一脔》、《陆大的代校长》和《“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三章，“我”则更是传主许多亲历事件的参与者，因此也就自始至终出现在叙述文本中。
就叙事而言，中国传统的史传一般很少夹叙夹议，也不直接评价人物。“司马迁在写过一个人物之后，有‘太史公曰’一小段文字，谈他对这一人物的印象和评价，也是在若即若离之间，游刃于褒贬爱憎之外……。班固以后，这种文字，称‘赞’或称‘史臣曰’，渐渐有所褒贬，但也绝不把这种文字滥入正文”。［15］（《与友人论传记》）但陶菊隐传记中的“我”则是直接出场，他并不忌于人物事件的直接评价，因此行文时常穿插着各种非叙事话语。这些非叙事话语内容涉及了社会、人生、政治，而形式则包括议论、抒发或解释等。如写齐白石从民间艺人到著名画家的人生历程的小传《北方一艺人》［6］仅五千余字，但叙述中不时就齐白石刻苦学艺和世态炎凉发出各种令人心领神会的精辟议论： 气之为物，有时可杀身辱国，有时却是发愤为雄功成名就的唯一动机，许多英雄豪杰往往因受不了“气”而后来得以扬眉吐气的。［6］ 天下事往往是这样的：名气越大润格越高，润格越高，登门求教的越多，可是他的时间越迫促，气作品却不免失之于粗制滥造，然而一般人偏视若拱璧，这好像大家不是颠倒他的作品，而系为名气所颠倒。［6］ 这些议论不仅富于哲理，且带讽世意味。而《吴佩孚将军传》中关于北洋时期社会各种怪现状的分析或批点更是信手拈来，鞭辟入里： 前清官场中有一习惯，督抚呼属吏为老兄，那是泛泛路人的称谓，他若呼你老弟，那就是抬举你，把你看做自家人了，你切莫回敬他一声“老兄”，依然要乱喊“恩帅”、“我宪”这类肉麻得要命的称呼。另有一种习惯，呼兄唤弟往往以爵而不以齿，比方他是你的上司，官比你做得大，年纪却比你小，那么他唤你老弟不但不曾辱漠了你，你应当受宠若惊，出而语人曰，“督帅弟我，祖宗与有荣焉”。［3］（《另一知己》） 短篇《曹三爷大事不糊涂》中也有类似的议论： 老袁对曹始终不假词色，终老袁之世，曹三直挺挺立着，没有‘赐坐平身’的分儿。可是官场中往往有这种习惯：长官对部下越客气越不放心，不假词色挨骂越多的升迁得快。［6］ 早期的《张勋》［4］在讲述完张勋复辟失败之后分析到：“其时论者以为张勋心粗气浮，冒天下之大不韪，虽其行诣足以危害我国家，而略迹原情，究不失为清廷忠仆。此皆不明底蕴之谈也。盖张愦愦武夫，功名心切，谥之曰愚忠，诚非其分。而复辟一幕之所以演成，乃发动于一极不相干之小政客，所谓大风起于萍末，其是之谓乎？”这其中先“时论”，后反驳，再分析，虽以反意疑问作结，但针对性强，分析精辟，充分体现了作者鲜明的立场和评判。
而在后来的《蒋百里先生传》中，这类的议论、分析仍不见少，且不时流露出称道传主或为传主辩解的意味，如对蒋百里愤激自杀的分析： 百里一生为人温和，遇事不疾不徐，采取中庸之道，从无疾言厉色，激烈流血的行动生平只有这一次，但由此反映他舍生取义和见危授命的真精神。他自杀的那件血衣今仍保存。当时盛传这血案有着学派的背景：该校教官以前多由速成生担任，百里换了些学识新颖的留学生，而军学司司长魏学瀚（字海楼）就是速成生出身，为学派的关系，对百里请款及任何建议多方留难，百里乃忿而出此。事实上并非如此简单，严格说起来，杀百里的不是魏司长，也不是段总长，是旧军人杀新军人，庸才杀人才，是时代杀了他的。［11］（《保定军校校长——自杀之一幕》） 这不仅说明蒋百里这过激行为是偶尔为之，平时乃儒雅中庸，而且突出强调的是这必然结果是因为他超越了一般的官僚政客，超越了旧军人，也超越了当时的时代。又如关于蒋百里的婚姻家庭生活，作者一方面语焉不详，另一方面又有“辩诬”式分析： 百里处新旧递嬗的时代，脑子受了新时代的洗礼，身子却摆脱不了旧时代的背景。关于婚姻问题，一方父母之命不敢为，一方自由之爱又不能自制，便构成了“东宫”“西宫”的复杂家庭，这是新旧之交多数中国大家庭共有的悲剧，不是个人的过失，但百里也常常觉得精神上对左梅负了债。［11］（《吴佩孚的参谋长》）
总而言之，陶菊隐选择与作者、读者生活的年代都相去不远的近代名人为传主，强化自己与传主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并且运用各种非叙事话语分析人物与事件，表现对传记人物的价值评判，这一切都使其传记体现了通俗叙事的特点。相对于高雅文学或严肃文学而言，通俗的文学是那种易于为广大读者接受的文学，其特点往往是取材上的新闻性与时效性，贴近读者热切关注的时代话题和社会话题，表现上则语义明晰，真假易辨，善恶分明，褒贬倾向跃然纸上。近代名人实际上就是公众人物，普通读者在心理上有自然的亲近感；强化传主思想个性的主导面固然与人本身的复杂性有距离，但却减少了传统春秋笔法带来的接受障碍。陶菊隐传记叙事，首先正是以这种现实针对性和语义明晰性适应普通读者的接受期待，进而使其传记作品产生社会效应的。
三
如果说从新闻记者到旧闻记者的写作转向对陶菊隐来说是人生历程中一个被迫的选择，那么从写新闻报道到为近代公众人物立传却是他面临的一个全新的挑战。新闻写作关注的是突发的“事件”，传记写作的对象却是“人”，而不管是徐世昌、曹锟、吴佩孚、筹安会“六君子”，还是齐白石、梁启超或文坛名宿，陶菊隐笔下的传主大多是当时读者耳熟能详的近代名人或公众人物。随便那个人的一生，总会是几次曲折的历程，总会有几次激动人心的搏斗的瞬间。因此即便是普通人，只要调查一下他的生平，往往也是一个充满曲折变幻的故事，更不有说名人或伟人。为伟人、名人等公众人物立传，固然容易召唤一般读者的阅读期待，但除了尽可能收集披露独家资料、满足普通读者的窥探欲外，在叙事上同样必须讲究策略，以形成持续不断的陌生化效果。因为凡是名人总是有故事的，但他们的故事却又大多是众所周知的。那么，陶菊隐的传记叙述，如何在不违背众所周知事实的同时，又使众所周知产生陌生化效果呢？
传记文学讲述人的故事，而人的故事借用福斯特的话说，实际上“就是对一些按时间顺序排列的事件的叙述——早餐后是午餐，星期一后是星期二，死亡以后便腐烂等等”，［16］（P24）不管是伟人还是普通人，他一生的终点都是坟墓。因此，除了自传，任何一部完整的传记的结局都是死亡。但即便是伟人，他来到人世的第一声啼哭也不会与普通人有什么两样，所以，根据传主的生平，选择独特的人生节点开始叙述就现得特别重要。否则，像陶菊隐在长篇传记《吴佩孚将军传》开篇所谈到的，用“吴佩孚字子玉，山东蓬莱人也。少孤，太夫人课之严，以是养成其刚毅不屈之个性。妻李氏事姑至孝，有‘玉美人’之目。弟文孚初亦习儒，后碌碌以没。将军无子，以弟之子道时为嗣”这种固有传记叙事模式，排列人所共知的故事，“那就太老调而乏味了”。［3］（《逃出故乡》）
因此陶菊隐的传记写作，一般总是从传主最富于戏剧性的人生转折关头展开叙事，他认为：“要写吴将军历史须从投笔从戎时说起；在这阶段之前，将军虽应登州府试，得中第二十七名秀才，实与市井常儿无异，无着力描写之必要。将军从戎的动机非由于所谓‘少年怀抱大志’，他是穷秀才，大烟抽上了瘾，因大烟闯了一场大祸，因而逃出故乡来，因而以吃粮当兵为其避祸安身之计。假使不抽大烟，也许他后来不会造成其‘虎踞洛阳’的地位，也许郁郁居故乡以死，与春花同落，秋草同腐”。［3］（《逃出故乡》）所以，他的《吴佩孚将军传》开篇第一章讲述的就是吴佩孚投笔从戎的故事。
为齐白石立传的《北方一艺人》写成于1938年6月底，这时齐白石已经名满天下，关于他的种种传奇也早已在社会中广泛流传。但陶菊隐一开始的讲述也不是齐白石的家庭、出生或家乡，而是从上海人的俗语“长沙里手湘潭漂”谈起，信手点了几个近代湘潭的“名人”：文学泰斗王壬秋、君宪救国论者杨度、中共领袖毛泽东、近代大画家齐白石以及善唱《毛毛雨》的影星黎明晖女士。然后进入“若干年之前……”的叙事，讲述湘潭黎翰林有一天请王壬秋吃饭，王却在黎的轿厅见到一个木匠的工作案板上摆着陆游和自己的诗集，他不禁疑惑，木匠能读懂自己的诗？上前攀谈后王壬秋发现木匠不仅能读懂，而且诗也做得不错，于是他惊喜地收了木匠为弟子。行文至此才点明，“那木匠姓齐，名璜，字萍生，便是现在誉满全国的大画家白石老人”。读者也才恍然悟出作者这是在为齐白石立传。然而一个普通的木匠，是如何有此“诗情”，日后又是如何成为著名的画家，这些自然也成为有待揭开的悬念。
《莫洛托夫》［12］的情节设计也类似于《北方一艺人》，只不过作品一开始就直接进入叙事： “你叫什么名字？”
“斯克利亚宾。”
“你来干什么？”
“首领叫我来的。”
问话的人是个戴皮帽子穿大衣的彪形大汉，（他）用怀疑的眼光望着站在他面前的坚决果敢的孩子。这孩子年约十五六岁，人很单瘦，长着很阔的肩膀，还顶着一颗很大的头颅，在他苍白的脸上有一对伶俐的眼，戴着一副厚玻璃眼镜，穿的是一套大学生服装。
“这倒是个好小子。”看守人一面想，一面把他导入黑暗的走廊。沿着墙走下梯子，潮湿的空气马上扑入鼻端，原来这种秘密会议是在地窖中开着的。
时间是1906年11月，地点是圣彼得堡。那时革命党正在进行推翻帝俄的运动，俄皇警察也在千方百计地搜捕他们……
此后斯克利亚宾成为一个青年革命党员，三十年以后，他用莫洛托夫的假名变成苏俄的第二号领袖。 二战期间，一般的人对于莫洛托夫并不生疏，但叙述者一开始却先把三十年前有着绝然反差的斯克利亚宾推到人们面前。这巨大的反差无疑也足以引起接受者的好奇。正是在这样的情势之下，叙述者才从容不迫地展开叙述：“莫洛托夫于1890年生于……”
《蒋百里先生传》一开篇讲述的并不是蒋百里的故事，而是杭州陈家一门三翰林的故事，“前清末年，杭州出了个一门三翰林的佳话：名翰林陈豪的长子汉第字仲恕，次子敬第字叔通，先后都点了翰林。后来仲恕主持杭州有名的求是书院，蒋百里便是该院的高材生，该院即现今浙江大学的前身”。而直接引出传主的则是一个别开生面的细节：“二十七年百里奉命代理陆大校长，由长衡道出桂林的时候，忽然想到老师陈先生以高龄避难上海，靠着画竹子维持一家人的生计，近况当然很清苦，便由中国银行汇了五百元接济陈先生。陈领到汇款的第三天，早起翻开报来看，看到他的得意门人病逝宜山的噩耗，就像暴雷从他的顶门劈下来的一样”。［11］（《浙江求是书院》）接着才展开对蒋百里童年时代的叙述。
在其他许多作品中，陶菊隐也都是这样一开篇就直接亮出预先设计的“悬念”，从而唤起读者的接受期待，如： 自清末至民国，以权术窃高位者多矣，术之愈工者，位亦愈显。然皆饱涉风波，或有所凭借，始得蒸蒸日上。独徐世昌者，侥幸入词苑，学问非所长，终身未绾军符，戎事更非所习，谈笑从容，取功名如拾芥，仕清室忝握机枢，佐民国俨居元首。士林称之曰雅，黎庶目之为庸，然徐氏岂真庸人、雅士哉？［4］（《徐世昌》） 人人都知道曹三爷（即曹锟——辜注）的出身是个买布的行脚商，却少知道他做过三家村教读的夫子的。［6］（《曹三爷大事不糊涂》） 作为著名的新闻记者，陶菊隐当然深知新闻记者赖以生存的原因之一是大众的知情欲望，所以新闻写作最讲究的是时效性，谁先向受众传达了事实的真相，谁也就获得了成功。而所谓的追踪报道或深度报道，利用的也正是受众被突发事件激起的、不断增长的求知心理。非同一般的原因才可以导致出乎意料的结果，如果某一事件的发展进入常规的轨道，其结果变得完全可以预料，这一事件也就失去其突发时的“未定性”，本来存在的“召唤结构”也就荡然无存。
所以，陶菊隐在传记写作中不仅有意通过开头设置悬念来吸引读者，而且还努力从“故事”中寻找“情节”，在固有的时间的链条之外突出和强化因果的承接，从而使传主的故事产生引人入胜的奇妙效果。《吴佩孚将军传》在第一章讲述吴佩孚因大烟闯了大祸、因大祸而逃出故乡、因无法谋生而吃粮当兵的经过之后，紧接着讲述的是：他因曾是秀才所以被保送开平武备学校、但又因秀才体弱改入测量科，因是测量科而被选派赴满洲一带试探军情、而立功、而升管带、而……，总之，正是这一环紧扣一环的因果链条，在不断满足读者接受期待的同时又不断超越读者的期待，形成新的召唤结构，从而把吴佩孚的思想个性，把他因时际会、在短短十几年间从一个穷秀才变成吴大帅的发迹过程，紧凑而自然地展现在读者面前。
名人或历史人物的结果一般是众所周知，但他们所以成为名人或历史人物的历程却各有各的不同。陶菊隐着力从传主生平寻找因果关系，意在强化历史故事的情节因素，揭示偶然中的必然，进而展现传主所以成为传主的各方面原因。前述的《北方一艺人》不足六千字，但叙述者从三个层面有声有色地讲述这位近代著名画家的传奇经历：学画的道路、成名的过程以及家庭的故事。在开篇点出王湘绮慧眼识木匠之后，叙述者就开始了富于戏剧性的追述：齐白石“在十八九岁时”还只是个雕花的木匠，因乡下人请其作画而不让落款“一气”而发愤读书。接着因湘绮关系，他成为一“名人”家的教习，但又因主人“待师何其热，待我何其冷”，“二气”而发愤练艺，终于成为一代画家。齐白石刻苦自学而成为大画家是人所皆知的故事，但陶菊隐寥寥一千多字中突出强调了两次的因果变化，使现成的故事有了曲折的情节，叙述也因此充满了悬念。在第三部分讲述齐白石的家庭故事时，作者也着力于从故事中寻找戏剧性因素，一开始就强调 “说齐白石的家庭，有一段曲折离奇的情节……”，而这“曲折离奇的情节”在紧接着的叙述中，其实不止“一段”，而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总之，陶菊隐传记叙事打破了传统传记流水帐的写法，善于从历史事件中提炼情节，在强化因果链接中不断推出戏剧性的悬念，使其传记作品收到引人入胜的阅读效果。
四
作为叙事性的文体，传记文学强化故事情节固然可形成独特的召唤结构，但艺术的形象性和生动性都赖于细节的展开和丰富。如果《史记》中的人物传记缺少那些绘声绘影、栩栩如生的细节而只有故事的梗概，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必将大打折扣；因为没有细节的故事仅仅是人生轨迹的概貌，没有细节支持的情节充其量也只是故事的纲要。一部传记缺少丰富的细节，读者接触到的就只能是传主抽象的影子。因此生动形象的细节描绘对于增进传记文学的艺术魅力至关重要，惟其生动形象，才能“使阅者如闻其声，如见其人，不觉其枯燥无味”。［1］（P37）陶菊隐深谙此理，所以他总是打破传统史传简约记事的写法，注重细节的描绘，注重场景的渲染，通过具体的生活场景的艺术重构，增进作品的生动性和形象性。
要为名人或公众人物立传，排列公众耳熟能详的故事既不能对读者产生陌生化的效果，也无益于历史的再现或传主个性的刻画，因此陶菊隐首先借助的是历史文献，他注意通过报纸、书信等素材，还原具体的历史场景。像吴佩孚这种秀才出身的军阀，引用其当年发表的通电、诗词等，不仅能给人以历史的现场感，而且还使人真切感受其狷介的个性。如《讨“财神”檄》一章叙1922年梁士诒政府大搞亲日外交，吴接连发表了庚、佳、蒸电斥梁卖国媚外，至真电则直接劝梁引退： 洪宪蹉跎，埋首五六稔，此次突如其来而窃高位，余孽群丑咸庆弹冠。鄙人与公素无芥蒂，何至予公以难堪!而不谓秉揆未及旬日，伟略未闻，秽声四播：首先盗卖胶济铁路，促进沪、宁、汉长途电话，援引曹陆朋比为奸，实行盐余公债九千万借款。旬日之政绩如斯卓著，倘再假以时日，我国民之受福于公者更当奚若!……今与公约，其率丑类迅速下野，以避全国之攻击，三日不能至五日，五日不能至七日，七日不能是终不肯去。吾国不乏爱国健儿，窃恐赵家楼之恶剧复演于今日，公将有折足灭顶之凶矣，其勿悔! ［3］（《讨“财神”檄》） 文电则下结论说：“燕啄皇孙(隐藏燕孙二字——陶注)，汉祚将尽，斯人不去，国不得安。倘再恋栈贻羞，可谓颜之孔厚。请问今日之国民，谁认卖国之内阁!”至此梁有元电复吴，除解释无卖国行动外，还特意公开表现出对吴备致推崇：“执事为吾国之一奇男子。然君子可欺以其方，彼己之怀未能共喻，至足为大局惜。平生好交直谅之友，诤论敢不拜嘉”。吴则又以嬉笑怒骂之删电回敬： 鄙人本诸公意，迫于乡国情切，对公不免有烦激过当之语。乃公不以逆耳见责，反许鄙人为直谅之友，休休有容，诚不愧相国风度!鄙人朴野不文，不禁有亵渎之感，公之元电心平气和，尤不能不叹为涵养过人。赫赫总揆，民具尔瞻，鲁案经过，事实具在，公应下野以明坦白。笑骂由他笑骂，好官我自为之，以公明哲，谅不出此。承许谅直，敢进诤言。岁暮天寒，诸希自爱! ［3］（《讨“财神”檄》） 接连引用的这些电文，不仅形象还原了吴佩孚愈战愈勇，梁士诒狼狈下台的历史过程，而且写出秀才出身的传主不同于一般军阀政客的个性所在。
另外像吴佩孚之烟馆受辱（《逃出故乡》）、郭梁丞之发现吴佩孚（《从戎》）、德国小姐追吴的爱情喜剧（《洛阳花絮》）等故事的细节描写也都有声有色，文趣盎然。另外，老同学王兆中求官和吴大帅批条的片段更是令人忍俊不禁： 开平另一老同学王兆中也来依吴，得委上校副官。王颇想过“知县”瘾，上了个条陈自称“文武兼资尤富于政治常识；大帅不信，请令河南省长张凤台以优缺见委，必有莫大贡献”。吴亲批“豫民何辜”四个字，原件发还。王不懂这四字的意义，欣然如奉丹诏，以为县篆稳稳在握。迟之又久，百里侯始终轮不到他的头上，他才带着原批请教那位代撰条陈的朋友，一经说破，才哑然若失。他又央求着那位朋友另作条陈请吴委充混成旅长，“愿提一旅之众讨平两广，将来班师回洛后，释甲归田，以种树自娱。”吴批“先种树再说”。［3］（《第一知己》） 《蒋百里先生传》中，传主任职保定军校，但因请款发生困难，校务无法推进，辞职又不为袁世凯照准而被迫自杀的场景，在作者笔下显得特别紧张动人。学生的窃窃私议，校长的迷离惝恍, 划破黎明沉寂的枪声及军校慌乱一团，时刻都给人以亲临现场之感。之后有关左梅看护蒋百里、蒋百里追求左梅的一系列细节的描摹，更多渲染的则是温情脉脉的浪漫。
在陶菊隐的传记中，形象生动、妙趣横生的精彩细节在其他短篇传记中更是比比皆是，出人意表。王闿运处理女儿女婿、儿子媳妇等家庭关系时的怪异思路，在场面上“玩世不恭、语言妙天下”的特立独行都是通过一系列极端的细节加以表现；［5］（《王闿运》）齐白石成名前后的世态炎凉，齐夫人千里寻亲的曲折离奇也都由精彩细节加以演绎。熊希龄当年曾以参赞名义随五大臣出洋考察，但他却在国门外闹出“洋相”： ……抵新金山，下榻某旅馆。一日，熊自外归。楼数层，设备相类，熊以电梯上，误登另一层，左折右转，昂然推扉入。一西妇方裸卧，睹熊状疑为暴客，锐声呼。旅客咸集，熊茫然不解，操华语曰：“此吾寝处地，何来夫人高据吾榻？”喧呶间，熊友梁鼎甫至，急挽其臂曰：“君误矣！君所居为上一层。”熊悟，赧然而退，群客大噱。［4］（《熊希龄》） 如果说故事与情节是传记叙事的枝干，那么细节的描写就是枝干上的绿叶。中国现代的许多传记作家受史传传统的影响，叙事时总拘泥于索引性历史的写作成规，因此不少传记成了流水的纪事，少细节，缺文采，令人感受不到艺术创造的魅力，因此“不免失之於刻板，读未尽而思睡矣”。［17］（P107）实际上，历史叙事关注大局、大事和人物大节，而文学的叙事则应在细微处显功力，令读者如闻其声，如见其人，如临传主生活的现场。陶菊隐传记叙事的迷人之处，从某种程度上说就得益那些形象有趣的精彩细节。
问题也随之而来。陶菊隐的传记材料，“半采自书报，半得自传闻”，［3］（《菊隐启事》）有时难免有不实之处。他的全景式叙述固然让读者感受到吴佩孚、蒋百里们纵横捭阖的惊奇，但作为普通的记者，其笔下那些深入密室，涉及军政要员的人物对话、人物心理的细节描摹有时也不能不留下采自掌故、逸闻，加以主观揣摩、想像虚构的印痕。如吴佩孚在总统府的四照堂点将，《吴佩孚将军传》说“从下午二时直点到晚上十二时，刚刚写到‘总司令吴佩孚’几个大字时，总统府全部电灯骤然熄灭，这是每晚十二时例有的现象，但不先不后，刚刚点到自己头上，眼前一片漆黑，一般人颇疑其不祥”。［3］（《第二次直奉之役》）但作为当境者的冯玉祥的回忆，显然和这有一定的出入： 那晚被邀请参加的人员，有……及其他有关人员。四照堂四面都是玻璃窗，电灯明如白昼，厅中置一长条桌，挨挨挤挤，坐满六十多人。大家坐了许久，才听到有人大声地报告道：“总司令出来啦！”嚷着，吴佩孚已经摇摇摆摆地走到堂中。且看他那副打扮：下面穿着一条白色裤子，身上穿的是紫色绸子的夹袄，外披一件黑色坎肩，胸口敞着，纽子也不扣，嘴里吸着一根纸烟。他走到座上，即盘腿在椅子上坐下，斜身靠住条桌，那种坐法，宛似一位懒散的乡下大姑娘。于是口传命令……,念到中间，电灯忽然灭了，半晌才复明亮。王怀庆和我坐在一处，附着我耳朵根低声笑道：“不吉！不吉！这是不吉之兆！”［18］（P497） 就历史故事的大致情节而言，陶菊隐讲述的和冯玉祥的回忆还算比较接近，但冯玉祥的记忆中，吴佩孚的出场并非是“下午二时直点到晚上十二时”，而是晚上灯亮了“许久”才“摇摇摆摆地走到堂中”，他的点将仅是“口传”而不亲自操笔，电灯骤灭也是发生在“中间”而非发生在最后。
从《蒋百里先生传》看，传主早年从东北虎口脱险是其人生道路的一个关键。时任东三省总督的是赵尔巽，蒋的恩师陈仲恕则是赵的幕府。在1948年版的《蒋百里先生传》中，作者写道：“赵对旧军不能不采取绥靖政策，百里遂无用武之地。一天赵密告百里：‘现在应该是你走的时候了，迟则我无能为力’。百里遂登京奉车南行”。［11］（P32）但1980年代修订后的新版《蒋百里传》中，私下指点蒋百里离开东北的却变成了陈仲恕：“百里恩师陈仲恕（赵尔巽久任各省督爱抚，陈仲恕始终在其幕中——原注）密告百里：‘此时此地，旧军占有绝对优势，应该是你离开东北的时候了。’百里也知情况不佳，立即登车南行”。［19］（P22）实际上，蒋百里人生道路的关键，在于南行是否成功，而非在赵告或陈告。而在历史的政治舞台上，此类“密告”之事一般民众也是无法详细了解。所以像这两种不同的描写，目的无非是写出神秘惊险之状，但其实都只能是作者想像发挥的结果。
因此，同样的取材，历史叙事和文学叙事的根本分野或许就在于虚构之有无。“历史但存其大要”，［20］（《三国志•关羽传》）文学则须具体形象。历史地纪录一个人的生活大致轨迹并不难，难的是栩栩如生地讲述出一个人多姿多彩的具体生活历程。生动的故事情节如缺少虚构细节的丰富，就缺少传记文学的具体性和形象性，缺少读者接受时饶有兴味的快感。所以在传记文学写作时，精彩细节的虚构和描摹不仅是难免的，而且是必须的。 总而言之，由彰显主体而形成的明晰的语义，在人们熟知的故事中提炼出曲折动人的情节，以及包含了趣事轶闻、虚构想像的生动细节，共同构成了陶菊隐传记作品的通俗叙事特征。所谓“通俗”叙事，就是“合乎普通人民的，容易理会的，为普通人民所喜悦所承受的”［21］（P47）的叙事。在中国现代传记文学史上，胡适、朱东润等的传记作品固然朴实严谨，但有时难免失之拘谨，所以其理想读者主要是专业的读者；郭沫若、郁达夫、沈从文的自传舒展活泼，但故事的连贯和情节的曲折有时碍于非叙事的抒发，其理想的读者则可能是一般的文学青年。陶菊隐的传记作品虽在严谨方面不及胡适朱东润，在描摹抒发方面不像郭沫若、郁达夫、沈从文那样文采斐然，但其主体特征明显，故事情节连贯，叙事生动活泼，所以更易于为普通的读者所接受，因此也自有其别样的价值所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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