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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培元长篇小说《雪祭》评论

近年来,党和国家把“三农”问题当作工作的重心和关键,文学领域也出现了很多描写农村、农民的农业题材作品。忽培元创作的长篇小说《雪祼/textarea>



 
     近年来,党和国家把“三农”问题当作工作的重心和关键,文学领域也出现了很多描写农村、农民的农业题材作品。忽培元创作的长篇小说《雪祭》,就是近年来状写农村生活、塑造农村基层干部的代表性作品。2008年12月4日,本报主办了忽培元长篇小说《雪祭》作品研讨会,来自北京、陕西、延安、大庆的评论家、文学工作者40余人与会。大家纷纷对《雪祭》的人物塑造、语言风格、宏大的叙事特征以及浓厚的生活气息给予肯定。本版特摘登部分发言,以飨读者。 ——编    者

  
    王巨才:
  《雪祭》是一部由非专业作家创作的有较高专业水准的作品。就其激情充盈的理想精神和生气扑面的生活质感而言,甚至是一般专业作家不易达到的。
  与当下大量反映改革开放历史进程和巨大成就的作品不同,《雪祭》选取的是一个历史的断面,一种独特的观照角度和叙事立场。上世纪90年代初,我国农村经过十年的改革发展,初步呈现出生机蓬勃的兴旺景象,但在一些地方,如作品中描写的秦岭山区的古关县,也存在一些发展不均衡的问题。作者正是基于强烈的忧患意识和责任感,以直面生活、正视现实的勇气,通过荡气回肠的故事情节和跌宕曲折的人物命运,对此作了颇为生动而深刻的揭示,为人们总结历史、思索未来提供了一个不可多得的文本。
  忽培元是一位有着丰富生活阅历的领导干部,又是一名执著的具有健康艺术追求的作家。在这部耗时十多年的作品中,作者通过发生在牛峰峪这样一个先进富裕村的丢失巨款案和私开金矿案的侦破过程,成功地塑造了县委书记丁坚、地委副书记孙安民、省委副书记方林、镇长刘国泰、农工部长朱振武和老劳模王秀花、老支书王明德、老饲养员李峻山等一批党的中坚力量的感人形象,并进行了热烈而深情的颂扬。可以看出,正是得益于长期从政所形成的对生活、对社会独到的感知和理解能力,得益于勤奋笔耕所积累的驾驭题材、铺陈故事的写作经验,作者在描写两种势力复杂博弈和激烈较量时,能够自然融入自己的爱憎情感和理想精神,使整个作品自始至终激荡着昂扬奋发的浩然之气,传递给读者的是正义不可战胜、改革航船必将破浪前行的信心力量。这种恰到好处地体现在情节推进和人物刻画中的分寸感,常常是一些同类题材作品的书写难点,因而,《雪祭》的成功便显得尤其难能可贵。

  刘润为:
  古人论文,有“有意为文”和“真能文”之分。所谓“有意为文”,就是硬作;所谓“真能文”,就是有感而发。二者的根本区别在于是否出自真实的人生体验。有了真实的人生体验,才能真正做到歌有所思、哭有所怀。
  培元同志的《雪祭》不是“有意为文”,而是真能文者。
  小说所写,是16年前作者在陕西省潼关县担任县委副书记时的生活。这一时期,正是作家作为一名领导干部走向成熟的拐点,因而其所见所历对于心理的冲击格外深重,以至形成一种不可消磨的记忆,一种浇不化的胸中块垒。特别是主人公丁坚,更多地倾注了作家的情感、情操、理想和信念。作家将这一段人生经历形诸文字,自然是出于真实表达的需要。
  除偏见极深的人之外,大多是人生体验越深,越有助于确立积极的情感态度和价值观念。相反,一个人生体验浅薄的人,不但其内心世界是苍白的,而且其情感态度和价值观念也往往是经不住历史检验的。在艺术形式上也是如此。人生体验浮浅而贫乏,往往要靠玩形式、耍花枪弥补,其结果是内容越见苍白,形式越见鄙陋。相反,人生体验越深刻,越没有必要去片面地经营形式;人生体验越独特,越容易找到适当的形式。其结果是内容越见充实,形式越见完美。
  由于出自表达深切人生体验的需要,《雪祭》在内容上远离编造,在形式上不事雕琢,真实朴素,像花开草新一样自然天成。读这本书,我感到一种无法抗拒的真实和真诚。

   雷达:
  《雪祭》是一次艰难而真诚的写作,它的难度之大几乎让人难以置信。它写的是“八九”之后,1991到1992年之间在农村展开的“社教”,也即社会主义思想教育活动。按作者说的,“社教”本身“至今也还是一段有争议的历史事件”,何况作品还涉及到了不少可能会有争议的观念。作者认为,这是具有某种风险性的写作。这也许是此书搁置了多年才得以出版的原因。
  但诚如作者所言,小说所写的毕竟是真实存在过的历史,题材应无禁区。作者以极其真诚的态度,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为基础,以对农民兄弟的深刻理解和眷眷深情,坚持写出他眼中的真实的充满矛盾和斗争的生活血肉。作者说,中国的社会变革历来是从广大农村开始的,一次又一次,我们以为已经找到了解决农村发展和农民问题的金钥匙,但以后的事实往往证明,我们得到的并非长效的灵丹妙药,许多时候我们是在艰难的探索中,甚至迷茫中前行。我认为这些话很有见地。
  首先应该说,这部小说具有强烈的真实性。作品纪实色彩浓厚,所写是作者在秦岭山区一个县做县委书记时亲历的一段真实生活,所以其中的大多数人物,特别是主要人物,都有生活原型。小说虽然没有曲折的故事,传奇的情节,但哪怕着笔很少的人物,都曾在作者身边存在过。联产承包让李老汉痛苦不堪,真实吗?真实。仁义的铁牛,耿直的高信,他们真实吗,很真实。作者长期做基层领导,熟悉并热爱农民,本书就是献给农民兄弟的。
  第二点,作者是一个执政者,所以这本书也是一个县委书记笔下的文学档案。在这个意义上,它是独特的,具有填补空白意义。它打开了一个新的视角,对三农问题作者有着一般人不易体察的清醒的认识和感受。
  第三,作品全力刻画了年轻的县委书记丁坚的英雄形象。他放弃安逸安全,选择迎难而上,来到这个山区县搞社教,有一种蔑视困难的英雄情结和堂·吉诃德式的无畏。他顽强执著,打定主意干的事非干到底不可。他是工作狂,写调查报告一丝不苟。他有献身精神,一开始就站出来为人输血。他深夜应对行贿者马占梧一节,应该说写得精彩生动,沉静有力,将计就计,正气凛然。作者体味生活细致,例如输血后虚弱,医院首先上暖气,“没想到年轻力壮的自己也成为受益者”。他有一种一定要攀上秦岭峰巅的悲壮的使命感,明知不可为而奋力为之,终于积劳成疾倒下。谱写了一曲理想主义的悲歌。
  作品突出的优点是,敢于写基层干部的作风问题和愈演愈烈的两极分化。陈武才的官场经和关系学,以及由这个人物引出的关系网,姚明理,陈大勇,韩万胜等,直到这个县长怂恿并教唆杀人,写得惊心动魄。应该说作者很早就不留情面地写出了反腐倡廉的刻不容缓性,这是小说的一大亮点。
  但这部小说局限于“社教”,影响了涵盖面,摆脱不了事件原形,影响了概括力。

  何西来:
  《雪祭》是忽培元继《群山》之后的另一部重要作品。《群山》是写马文瑞和西北革命的,是纪实的传记性作品;《雪祭》则是“三农”题材的长篇小说,从构思到完成初稿,到几经修改后最终面世,历时将近20年,显然是作者精心打造之作。
     小说是虚构的艺术,但培元笔下的正面人物,据他自己说,都有生活的原型。培元的主业是从政,走的是仕途,做过马文瑞秘书、延安市委副书记、政协主席、大庆市委副书记等领导工作。从政,他是勤勉的官员;政务之余,酷爱文学,勤奋写作。传记、报告文学、中、长、短篇小说、散文、诗歌、均曾涉足,著述甚丰。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他曾在陕西潼关作过3年主管党群、经济和农业的副书记。《雪祭》就是以他所组织和领导的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活动为题材,经过典型化的艺术概括与加工,升华而成的。主人公丁坚,是一位有理想、能任事、敢担当、头脑清晰,并且有忧患意识和使命意识的县委书记,他可以说是在自己的岗位上鞠躬尽瘁,以身殉职的。在这个人物身上,有作者自己人格的影子。培元以丁坚这个人物为中心,勾勒出上世纪90年代初农村生活的形象图卷,表达了他对这些问题的判断和忧虑。

  胡   平:
  首先,这是一部真诚之作。作者执著于这一题材的写作精神是罕见的,他先后用20年时间酝酿、创作和修改这部长篇小说,始终不放弃,并且坚持自己的观点和信念,值得敬佩。
  其次,这是一部反腐和反对两极分化之作,这一点在政治上是站得住脚的,无可非议的。作者始终忧患改革进程中出现的干部作风问题,以及社会上贫富差距过大的问题,表现出鲜明的社会责任感,也是值得肯定的。
  其三,作者通过主人公丁坚所表现出的党性立场,在今天仍然具有现实意义,特别是相对于某些领导干部彻底丧失理想信念、惟个人利益是图、不为党负责,也不替党的长远利益着想的状况,这一立场更难能可贵。
  其四,这部作品客观地反映了存在于当前社会形态下的不同的政治思想和政治观念,以及不同的政治人物之间的冲突,可以帮助人们更深入地认识复杂的社会现实。

  白   描:
  《雪祭》的价值,首先在于塑造了一批性格迥异、色彩鲜明的人物,从地县官员、各层领导,到平头百姓、山民村妇,无不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在这些人物群像里,我们看到,无论作者饱含激情、全力讴歌的诸如丁坚、李铁牛、刘国泰、李峻山、高信等,还是无情揭露、愤怒鞭笞的诸如陈武才、陈大勇、韩万胜、张根旺、姚明理等,在塑造他们时,都把这些不同个体性格逻辑与宏大时代背景、典型生活环境、特定社会心理氛围紧密联系,从而使得每个人物都有很深的“根”,不光让人觉得真实可信,更让人久久深思,从而营造出一个既真实可感,又极富思想分量的审美境界。
  作品运用传统现实主义笔法,写得非常质朴,作者不想“玩花活”,不想在技巧上花样翻新,拼的是生活,拼的是对生活的谙熟程度和深度发掘,作品通篇贯通着一股感奋人心的浩然之气,正义、忘我、理想、奉献、牺牲……这些在价值多元化的社会语境和当下文学作品中久违的闪光字眼和精神火光,在这里被作者以高高地托举起来,被丁坚、李铁牛、刘国泰们高高托举起来,读来让人热血沸腾。这是一部有着独到价值的书,是一部当下非常需要的书。

  王   干:
  忽培元的长篇小说《雪祭》是一部来自作家自身生活积累和生活经验的作品,作品中出现的人物很多有人物原型,小说处处洋溢着浑厚的生活气息和现场实感,和那些专业作家比较而言,虽然少了些技巧,多了些素材,但由于作家带着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小说就有了特定的历史价值和生活美学。
  很显然,作家秉承的是从延安起始兴起于建国十七年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传统,虽然学术界对这一传统看法不仅一致,但毋庸置疑,在反映生活的快捷和敏感方面,在思考当下生活的价值意义上,有其独特的谱系。《雪祭》从生活本身出发,写出了农村改革的艰难,写出了中国乡村社会的复杂和混沌。作家写出的英雄丁坚,力主对乡村进行改革和清理,试图创造一个理想化的社会图景,也收到了很多人的拥护,但由于种种原因的牵制,最终以悲剧结束。丁坚的悲剧,不仅是人物的局限,用恩格斯的观念来看,也是作者的局限,当然更是时代的局限。如果当时的丁坚无往而不胜,顶天立地,那才是违反了历史的真实。小说的深刻性,或许在于写了一个悲剧的堂·吉诃德式的英雄。

  李建军:
  《雪祭》是一部充满政治激情的小说,具有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的气质。当“私人化经验”取代“社会化经验”成为一种普遍现象的时候,忽培元的充满忧患意识和道德义愤的叙事,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令人耳目一新的叙事图景。作者在作品中,表现出对利他主义价值观的崇高敬意,表现出对社会公正的关注,表现出对底层大众生存现状的真诚关切。丁坚属于上世纪60年代文学叙事中常见的英雄,他们正直、富有使命感,具有令人尊敬的道德纯洁性。忽培元通过塑造这个人物,彰显了自己对时代生活的理解,和自己对时代问题的思考和回答。
  如果说,在文学叙事上存在刺猬型叙事和狐狸型叙事的话,那么,忽培元就属于典型的刺猬型叙事。这种叙事固着于一个稳定的价值支点,坚定执著,对过去的价值观表现出一种守成主义的态度。在当下“时尚”主宰一切的语境下,《雪祭》所表现出的向过去回望的姿态,无疑是充满悲剧意味的。我们也许会觉得困惑不解,甚至难以接受,但是,我们应该向它致敬,应该从中看到某种不应该被抛弃的精神财富。

  木   弓:
  长篇小说《雪祭》思想的厚重、人物的内涵以及经济社会的现实描写都给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这是作者对“三农”问题深入思考的结果。我在读小说过程中,也同时比较了一些我所读过的同类题材作品,发现一个在组织决策领导过全局工作的同志提供的社会思想,和一般从某个局部看问题的作家所提供的思想厚度含量是不一样的。作者提供的思想真实、可信、稳健,而有不少作品不仅没有思想,还有误导,或者只是从一般的“人性”去涵盖农村经济社会的矛盾冲突。我想,作者正是对这一切有所认识,所以才花那么大的气力去写这部小说,展现真实的矛盾冲突关系,告诉读者一个真实的农村。作者坚定地把目光投放在最熟悉的西部农村生活中,通过干群关系找到了当时的农村现实困扰,触摸到时代最敏感的神经。能站到这样的时代高度上,需要水平和胆识。
  《雪祭》努力塑造了一个甚至一批优秀的基层干部的艺术形象,来鲜明地对比小说中所描写的腐败分子,以此来完成小说叙事的任务。小说一开头,描写县委书记丁坚在那样艰苦条件下工作,就让人印象很深。紧接着,是一起干群关系的流血事件,就把尖锐的矛盾冲突推了出来。故事由此展开,一步步让小说要揭示的生活矛盾清晰起来,整个西部农村发展改革的风貌也就以牛峰峪为点展开去。我们在小说中,看到一批一心要带领农民群众致富的基层干部形象,这些生动的农村人物形象把小说的主题推向思想的高度。
  关于小说人物,还可以说得很多。但我更愿意顺着小说的主题思路讨论下去。实际上作者是通过这些人物,深刻思考着我们党在一个改革开放的年代如何执政,如何提高执政能力和水平的大问题。据我所知,提出由一个革命的党向执政党转变,做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理念,是在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新世纪才明确提出来的。也就是说,执政党执政规律的探索这些年整个国家才更加认识其重要性,紧迫性。而作者在上个世纪一个特殊的年代就试图进行探索并有了不少心得,因而成为最早思考和探索这个问题、并用小说去表达的作家之一。更重要的是,作者坚持站在党和人民的立场上,站在民族生活的土地上来思考,所以走着一条正确的探索之路。
  
  魏久尧:
  《雪祭》是在现实主义倍受挤压的处境下,绽出当代中国文苑的一朵奇葩,是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继浩然《苍生》之后,又一部反映农民生活、关注农民命运的现实主义作品。
  《雪祭》的基本叙事形式是指向深层理性和道德的宏大叙事。首先,《雪祭》的人物塑造和情节描写植根于现实生活的“元经验”。《雪祭》带有很大的自传性成分,小说中的主要人物和事件都是作者直接经验过的人和事,有的重大事件作者直接在场,参与其中,并充当着重要角色。其次,《雪祭》以清晰的理性洞达生活的整体性,这也是后现代主义极力否定、反对的东西。作者截取了曾经发生于1991年的全国农村“社教”这一政治事件的一个片断——古关县的社教活动,高度集中地反映在《雪祭》中,艺术地再现了它的全貌。作者通过艺术的典型化过程,巧妙地将生活的这一偶然现象和“片段”嵌入历史必然性的链条中,使它显现出现实的整体性和普遍必然性,一微粒映现出一个世界。第三,《雪祭》的宏大叙事特征还集中体现在人物性格的丰富性和统一性上,体现在作者的创作主体性上。《雪祭》中的许多人物(包括反面人物)的性格既有多面性,又有统一性;每个人物都寄托着作者的爱憎之情、正确的道德判断和美学评价。这正是作者的创作主体性之所在。
  《雪祭》的灵魂和精髓是被当前文学界的新派人物视为“陈旧”、“过时”的现实主义基本原则。典型人物与典型环境相统一,真实性与倾向性相统一,细节描写的真实性等,这些现实主义基本原则在《雪祭》的创作中被运用得卓有成效。《雪祭》成功地塑造了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并使二者高度完美地统一起来。这是《雪祭》的一大艺术成就,可圈可点,值得肯定。
  《雪祭》的杰出艺术成就表明:现实主义并不过时、陈旧,它比充斥于当代中国文学艺术界的伪古典主义新得多,比后现代主义真实、丰富得多。它所特有的高度统一的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是它常新的内在根据,如果说真实性是艺术的永恒生命和灵魂的话,那么现实主义的原则也是永恒的。这正是《雪祭》的认识价值和美学价值之所在。

  杨铁钢:
  人类必须要有理想。理想是人类存在的依据,发展的动力,追寻的目标,更是个体判断生活的价值尺度。
  《雪祭》围绕着心怀理想、具有英雄情结的主人公——古关县委书记丁坚面对矛盾、坚守理想、并为理想的实现作出了不屈抗争的故事,塑造了党的基层干部形象。他写出了《农村党支部书记的苦衷》的调查报告;他创造性地在全县开展了旨在解决矛盾与问题的“社会主义思想教育活动”。丁坚紧紧依靠上级的信任支持和群众的拥护帮助,找到了解决一系列矛盾、问题的突破口,使“社教”基本达到了预定目标。最终,丁坚因积劳成疾突然殉职。
  可以说:丁坚并没有完全实现他来古关的理想,但他为这一理想的实现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丁坚所解决的问题没有他涉及的问题多,而他所涉及的问题又没有他引发读者深入思考的问题多,因而使作品具有了震撼力。
  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是:《雪祭》成稿于1994年至1996年。那时,改革开放、经济建设、特别是“三农”的状况和成就远没有今天这样明晰、巨大,相应的理论探索和建设也远没有现在这样系统、深化。由此足可以见出《雪祭》所具有的超越一般的艺术魅力和振聋发聩的认识作用,而这也恰恰是作家具有深厚的政治和艺术修养,特别是敏锐、深刻的政治洞察力的最有力证明。

  张洪溪:
  忽培元在繁杂的政务工作之余,创作了大量的散文、诗歌、短篇小说、传记作品,他的文学作品形式齐全、影响广泛、可圈可点。他的文学创作是一种值得研究的文化现象。传记文学的创作也是他写作的一个重要领域。他相继成功塑造了《群山——马文瑞与西北革命》一书中的政治家形象,《修军评传》中的艺术家形象,《阎红彦将军传》中的军事家形象。这三个形象既有共同之处,又性情各异、人生轨迹截然不同。前两部作品还荣获中国传记文学优秀作品奖。
长篇小说《雪祭》的出版标志着忽培元的文学创作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对他的文学创作,有三点我感受颇为深刻:
  一是他在写作手法、创作形式上不断进行新的尝试和探索,这和他在审美意识上执著追求的精神是分不开的。
  二是他的文学创作语言经过多年的锤炼和沉淀,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特色。他的生动、真诚、平实的话语间蕴涵着激情和诗意,用陕西地方朴实的语言进行文学创作,在人们习以为常的生活中发现、表现和赞美崇高,给人以心灵的震撼。
  三是他的作品饱含情感和充满激情。这和他的人生经历是分不开的,黄土高原的浑厚,东北黑土地的博大兼而有之,激情涌动于内,自然淳朴于外,达到了良好的艺术效果。
  忽培元在文化建设方面也多有建树,完成了多项大型的文化建设工程。如《延安文艺丛书》(五卷本)、《新延安文艺丛书》(五卷本)共十卷六百万字;《大庆文艺精品丛书》(十八卷二十一本)共计一千二百万字。这些书几乎涵盖了文化艺术领域的各个方面,十分厚重,非常宏伟。




·创作谈·

                                               迟开的花朵
                                                    忽培元
  
      这部小说,其实也算是我的一部重要作品,从体验、准备到创作完成,直至出版面世,用了将近十几年时间。这同当前一年即可完成几部长篇的高产作家相比,实在是惭愧得无地自容。2007年5月16日静夜时分,当我在遥远的松嫩平原一座沉睡中的北方城市校阅完这部书稿清样,我的心情实在说不清是轻松还是沉重。书中的故事,是我亲历过的一段真实生活。其中的大多数人物,特别是正面人物,都有具体的生活原型。我曾经同他们朝夕相处,同他们一道工作,一道感受过生活的酸甜苦辣、喜怒哀乐。他们是我的上级或下级、同志或挚友,是我人生一段重要旅途上相伴而行的人们。同他们的结识与交往,是我刻骨铭心的人生积累。数年之后,当我离开那个环境,因为感恩与思念而拿起了笔,更因为梦想与责任而纵情歌咏。此后近十多年间,我曾多次故地重游,与部分老友相逢,总觉得那一段日子和情感忘不了,放不下。十多年后,当我利用业余时间,认真地将这部克服种种困难、冲破重重阻力即将顶裂板结的土地而要顽强面世的作品认真校阅一遍,随即再度陷入了深思。那是在个个人血气方刚的青春岁月……我突然意识到这“当哭”的长歌,恰是对那逝去年华最珍贵的回报和最真切的纪念。
  中央近年来一系列“亲农”、“惠农”政策出台,特别是关于“新农村建设”的英明决策如同雪中送炭。可见20年前,小说中主人公丁坚立志要改变的“农村现状”是符合实际的。至于他“不自量力”地同党内腐败及种种恶势力展开的殊死较量,更是“替天行道、为民除害”的正义之举。作为精心组织开展过四期“社教”的作者,总觉那是一场不该忘记的艰苦搏击。明知不可为而奋力为之,理想主义的悲歌,充满了英雄豪气与诗意的悲壮。也许我们这个时代人们过于现实,大家对于物欲的诱惑太缺乏定力。人是有思想的,除了物质需求之外,还当有精神追求。一味地依赖满足人的七情六欲来求得社会发展是难以长久的。而片面强调“人性”,必然会带来许多负面效应。胡锦涛总书记“八荣八耻”的警示,其重大意义显然正在于此。
  坦白地说,主人公丁坚是个理想化的人物。在他的身上,寄托着我自己作为一个共产党员的社会理想与政治抱负。当初创作这部小说时,并没有想到发表,更未曾顾及文坛风向与出版行情。自觉主观认识与客观接受之间,存在太大的距离。十多年后的今天,当初那个精力过剩的热血青年,已经步人知天命之年。客观、冷静地审读自己这部作品,却深深感到了当初并未料到的某种价值和分量。用今天的眼光与标准来衡量,作为一部人物众多,情节浩繁的长篇巨制,就艺术创新而言,它也许缺乏更加凝炼的构架和诗意,但那其中的激情与忠于真实的勇气显而易见。
  当然,一部忠于现实的作品,在新潮人物眼里,内容“不合时宜”、写法“陈旧”之类的评说也是在所难免。但不能完全同意的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作为两种科学的文艺创作方法,就其本身而言是难论高下,甚至难以断别。就像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其精神本质永远不会过时。基于这样的认识,我总是坚信,只要真诚地采自生活的矿藏,哪怕是一掬普通泥土,经过精心冶炼,都会具有真实的内涵和鲜活气息。从这个意义上讲,一部真正源自生活的作品即使在认识上有某些局限,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误差,但至少也都留有那个时期的烙印,具有志史与认知的参考意义。这些感觉和认识,也许正是《雪祭》这朵迟开的花朵对作者的最大回报和安慰。
  小说的题目原为《落雪的日子》,这次出版前改定为《雪祭》,并非追逐时尚,而是站在更为广阔的时空交汇点上,感悟题旨的结果。那一段令人激奋、痛楚而又难忘的历史,已经渐渐成为了遥远记忆。尽管是悲剧的结局,但我还是执意在春暖花开时节,让人们在丁坚的坟头,秦岭鸡冠岭《去思碑》的近旁,遍植紫色的丁香与金黄的迎春。有花朵,就会有结果,亦即对未来寄托着无限的希望。
  感谢作家出版社接纳这株迟开的丁香,使它在封存多年之后,终于得以面世,总算对那一段历史有了一个完整
的交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