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安门事件’之后对我们来说非常艰难。”宋健博士回忆道。宋健当时是国务委员兼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他是一名爱国者，希望看到国家的进步，这种进步既是对国内的人民而言，也是要中国恢复在国际社会中的应有角色。“后来的事实证明，1989年风波之后中国的进展，邓小平的正确判断和领导能力是关键性的。”
1991年，对改革速度依然缓慢感到恼火的邓小平，将锐意进取、手段强硬的上海市委书记朱镕基提拔为副总理。他在国务院具体分管工业、金融和财政，他是一名热忱的改革者和出色的经济思想家。
随后不久，经邓小平和江泽民同意，出现了一个不露声色的变动。曾经在“天安门事件”中被免职的三位高层官员——政治局常委胡启立、书记处书记芮杏文和阎明复——被重新起用(虽然官职较低)。
1991年8月19日，为了维护苏共的至高无上地位，克里姆林宫里的强硬派政治人物们孤注一掷，发动了一场政变，软禁了戈尔巴乔夫。第二天，8月20日，邓小平召开会议，和江泽民总书记、杨尚昆主席、李鹏总理以及外交部部长钱其琛一起分析莫斯科仍处于混乱不清的局势。两天后，叶利钦平息了政变，许多人惊得目瞪口呆。几个月后，苏联解体，进行了70多年的“斯大林模式"的实践以失败告终。
这个教训对中国领导人不无影响。中国召开了多次高层会议，讨论事变可能对中国造成的影响。大家显然都提高了警惕。关于“和平演变”的争论升温了。“和平演变”是指西方(尤其是美国)为推翻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而(可能)采取的微妙的社会变革手段，而不是赤裸裸的军事行动。邓小平的改革是否会把国家“和平演变”为资本主义也成为争议之一。 就江泽民而言，他要寻找苏联崩溃的内在原因。他把苏联解体的原因归结为无法处理好辽阔国土上不同民族族群之间的关系。他还认为苏联重心过多地放在了政治改革而不是经济改革上。在中国，这个轻重次序被调过头来，强调只有经济繁荣了才能保持党的执政地位。 “我们必须逐渐向政企分离的目标迈进。”江泽民在一篇支持邓小平改革的讲话中说，“我们必须减少对企业不必要的行政干预，这样它们在管理中才能有自主权，在经济上才能自负盈亏。” 邓小平始终渴望中国能够稳步走上发展壮大之路。他对“天安门事件”后由于保守者影响而放慢改革步伐很不满意。1992年初，这位88岁高龄的领导人决定把问题摆到台面上来。 本来，邓小平已享受着他的退休生活，其中包括一大家子人一起进餐，还有桥牌——他可是一位桥牌高手。可是，他深知为了建成一个与世界强国平起平坐的强大中国，必须迅猛扩大它的经济基础，为经济注入新的活力。他告诉身边人，他得离开北京，到各地看看。 他选择去南方，到广东省他所创建的经济特区去，他期望在那儿找到对其改革思想的有力支持。此后邓小平的这一行程就被称为“南方之旅”。 在邓小平去南方期间，当时的广东省委副秘书长陈开枝全程陪同，亲眼目睹了发生的一切。下面的内容即来自陈开枝的个人回忆。
“1992年元旦，我接到一个任务，那就是接待、陪同和保卫小平同志接下来的视察工作，”陈开枝回忆道，“当时的广东省委书记谢非同志打来电话告诉我：‘我们盼望已久的老人家要来了，请你赶快回来研究一下总体安排和接待警卫工作。’我马上明白是小平同志要来了。
“熟悉中国历史的人都知道，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国际国内形势非常严峻，出现了异常复杂的局面。在国际上，各种矛盾错综复杂，风云变幻莫测，随着‘8·19’事件发生，苏联迅速解体，东欧国家易帜剧变，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顿时陷入低潮。在国内，出现了令人忧虑的局面。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制裁、封锁和孤立的政策，外商投资止步观望。经济上由于治理整顿措施以指令性计划和行政命令为主的形式出现，要求很急，力度很大，加上其他因素影响，致使经济下滑。而在思想政治方面，‘左’的东西死灰复燃。1990—1991年间，一些地方出现了一股不大不小的批判市场经济的风潮。有些人提出‘以反和平演变为中心’，有些人说全党和全国人民现在有‘双重任务——阶级斗争和全面建设’。
“一句话，当时整个中国无论在政治方面，还是在经济方面，都处于一种低谷的状态。 ‘中国向何处去?’中国人民需要有人出来指出前进的方向和树立信心。现在时机到了。
“我们和先遣组的同志一起，前后花了七天时间，选择参观点，进行细致的准备和检查布置工作。在安排中，我们始终注意按以下四条要求来安排活动日程：
“第一，要保证小平同志的休息需要，不能太劳累，不能影响他老人家的身体健康。
“第二，参观的点要精选又精选。要让小平同志看到最有特点、最有代表性的东西，同时，要特别注意掌握好时间，汇报要精简，要留出尽可能多的时间让老人家讲话。
“第三，安全工作要绝对保证，要万无一失。
“第四，要细致地按照小平同志的生活习惯来安排饮食起居，使老人家感到舒服、自然、愉悦。举例来说，多年来他老人家习惯睡硬板床，沐浴一直是淋浴。说出来可能大家不相信，我们只给他安排住宾馆的普通客房，加以合乎他习惯的适当布置。伙食也是朴素的家庭餐。小平同志是四川人，以川菜为主，加上清淡的粤菜，再准备一点法式烤面包，如此而已。
“还有一个就是有关报道的问题。经过争取，广东电视台去了两个人，南方日报社去了一个摄影部主任，新华社广东分社去了一个副社长。将小平同志在车上谈、走着谈、接见时候谈的内容，尽最大的努力保留下来。” 在一切准备就绪之后，邓小平开始了世人瞩目的这一次南方之行。1992年1月17日深夜(农历腊月十三)，邓小平从北京南下。于18日抵达武昌，他在站台上接见了湖北省委书记关广富和省长郭树言，第一句话就问：“生产搞得怎么样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你们抓得怎么样?”
关广富、郭树言简要汇报了湖北的情况后，邓小平一字一顿地说：“就是要抓住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嘛!”接着，他言简意赅地说：“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形式主义多。电视一打开，尽是会议。会议多，文章太长，讲话也太长，而且内容重复，新的语言并不很多。重复的话要讲，但要精简。形式主义也是官僚主义。要腾出时间来多办实事，多做少说……我建议抓一下这个问题。” 随后，专列驶离武昌，继续南下。1月19日上午8时许，专列徐徐驶进深圳火车站。当天下午，邓小平先去参观皇岗口岸。该口岸是由广东省、深圳市与港商三方合资兴建的。它全部开通后，大大减轻了罗湖桥、文锦渡、沙头角等口岸的压力。
“站在两端分别飘扬着五星红旗和米字旗的深圳河大桥的桥头边境上，小平同志久久地凝视着对面的香港土地。他没有讲话，站了很久，当时风又比较大，不断地把他的大衣吹起。”陈开枝说。
视察完皇岗口岸，邓小平随后乘车在深圳市区转了一圈，参观市容。沿途一片繁华景象，高楼大厦鳞次栉比，宽阔的马路纵横交错。老人家看到深圳八年来的巨大变化，眼睛里闪烁着喜悦的光芒，高兴地对陪同人员说：“八年过去了，这次来看，深圳特区和其他一些地方，发展得这么快。我没有想到，看了以后信心增加了。”
邓小平一边看，一边与省市负责人交谈。当谈到创办经济特区问题时，他说：“对办特区，从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担心是不是搞资本主义。深圳的建设成就，明确回答了那些有这样那样担心的人。特区姓‘社’，不姓‘资’，从深圳的情况看，公有制是主体，外商投资只占1／4，就是外资部分，我们还可以从税收、劳务等方面得到益处嘛!多搞点‘三资’企业，不要怕。”接着，他尖锐地批评道：“有的人认为，多一分外资，就多一分资本主义，‘三资’企业多了，就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就是发展了资本主义。这些人连基本常识都没有。”
陈开枝回忆说：“回到迎宾馆，下车时，老人家说了一句令人意想不到的话：‘那些人尽讲屁话!’”他这是在批评那些对经济特区进行各种非议的人。 1月20日上午，邓小平乘电梯登上了53层高的深圳国际贸易中心大厦旋转餐厅。听完汇报，他很高兴，他铿锵有力地说：“深圳的重要经验就是敢闯，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不冒点风险，办什么事情都有百分之百的把握，万无一失，谁敢说这样的话?一开始就自以为是，认为百分之百正确，没那么回事，我就从来没有那么认为。”他又说：“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
邓小平接着说道：“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陈开枝说：“邓小平理论中著名的‘三个有利于’的论断，就是在这里提出来的。‘三个有利于’的论断为我们在改革开放中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
讲着讲着，邓小平激动地举起微微颤抖的右手，语气坚定地说：“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只有坚持这条路线，人民才会相信你，拥护你。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
这一番话，是邓小平到达深圳以后的第一次集中系统的讲话，也是他南方谈话中最重要的一次。
上午10时多，邓小平离开国贸大厦后，来到深圳先科激光电视有限公司。在这里，他听取了先科公司董事长叶华明的汇报。邓小平说发展高科技主要靠年轻人，同时还要遵守国际有关知识产权的规定。
1月21日，邓小平游览了深圳华侨城的民俗文化村和锦绣中华缩微景区。游览完后，他说，“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
“1月22日是安排小平同志一家到仙湖植物园植树。小平同志看得兴趣盎然。其中有一种树叫‘发财树’，邓榕风趣地对小平同志说：‘以后咱们家也种一棵。’小平同志说：‘让全国人民都种，让全国人民都发财。’”陈开枝笑着回忆说。
这天下午，因为第二天就要离开深圳了，邓小平同省市负责人作了重要谈话。当谈到社会主义的本质时，他明确地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谈话中还论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问题。他说：“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
邓小平于1月23日上午离开深圳。在蛇口港码头登船前，他突然转身对深圳市委书记李灏叮嘱说：“你们要搞快一点。”这是他在深圳留下的最后一句话。 9时40分，邓小平乘坐轮船离开蛇口港，横越伶仃洋，向珠海驶去。广东陪同的有省委书记谢非等人。整个航程约1小时10分钟，邓小平大概作了40分钟的谈话。
谢非指着地图说，“广东按经济发展水平可以分为‘三个世界’，‘第一世界’是经济发展较快的珠江三角洲，‘第二世界’是发展中的粤东、粤西平原，‘第三世界’就是大片山区。目前广东正在努力缩小贫富地区的差距，力争在下世纪赶上中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发展水平。”
邓小平听完后用浓重的四川口音说：“要得。”他说，“广东在改革开放中起了龙头作用，今后还要继续发挥龙头的作用。广东要上几个台阶，力争用20年的时间赶上亚洲‘四小龙’。不仅经济要上去，社会秩序、社会风气也要搞好，两个文明都要超过他们，这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他接着说：“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现在，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比我们快，如果我们不发展或发展得太慢，老百姓一比较就有问题了。所以，能发展就不要阻挡，有条件的地方要尽可能搞快点，只要是讲效益，讲质量，搞外向型经济，就没有什么可以担心的。低速度就等于停步，甚至等于后退。要抓住机会，现在就是好机会。我就担心丧失机会。不抓呀，看到的机会就丢掉了。时间一晃就过去了。”他说：“发展才是硬道理。……犹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邓小平对谢非等人说，中国已经穷了多少年，现在就是要加快发展，要搞跳跃式的发展，“你们广东经济发展能搞多快就多快，不要听以计划经济为主的那一套。”
邓小平说：“我在1989年5月底还说过，现在就是要选人民公认是坚持改革开放路线并有政绩的人，大胆地放进新的领导机构里，使人民感到我们真心诚意搞改革开放。人民，是看实践。人民一看，还是社会主义好，还是改革开放好，我们的革命事业就会万古长青!”
“对改革开放，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这是正常的。不只是经济特区问题，更大的问题是农村改革，搞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废除人民公社制度。开始的时候只有1／3的省干起来，第二年超过2／3，第三年差不多全部跟上，这是就全国范围讲的。开始搞并不踊跃呀，好多人在看。我们的政策就是允许看。允许看，比强制好得多。我们推行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不搞强迫，不搞运动，愿意干就干，干多少是多少，这样慢慢就跟上来了。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不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农村改革是如此，城市改革也应如此。”
邓小平还重点对“左”的思潮进行了批判和清算，他指出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他说：“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唬人的，不是右，而是‘左’。‘左’带有革命的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他搞掉了。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右的东西有，动乱就是右的!‘左’的东西也有。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是来自经济领域，这些就是‘左’。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这样就不会犯大错误，出现问题也容易纠正和改正。”
他还说，“你们不要相信那些假马列主义，不要被那些假马列主义吓唬倒，他们就会拿着大帽子吓人。我告诉你们，我读的书并不多，我的入门老师是《共产党宣言》和《共产主义ABC》。我就是运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研究中国的问题。毛主席也这样。综观我们党70年的历史，突出的错误，都是‘左’。”
邓小平还说，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事求是。“我就是相信毛主席讲的实事求是。过去我们打仗依靠这个，现在搞建设，搞改革也靠这个。我们讲了一辈子马克思主义，其实马克思主义并不玄奥。马克思主义是很朴实的东西，很朴实的道理。”
上午11时许，邓小平抵达珠海经济特区，下榻于石景山庄。他在珠海市度过了一个星期的时间，一连考察了几个高科技企业。在一家制药厂，邓小平说：“我们应该有自己的拳头产品，创造出我们自己的名牌，否则就会受人欺负。这就要靠我们的科技工作者出把力，摆脱受人欺负的局面。”
接着，他又说：“中国应该每一年有新东西，每一天有新东西，这样才能占领阵地。尽管我岁数大了，但我感到有希望，很有希望。这10年进步很快，但今后会比这10年更快。全国各行各业都要通力合作，集中力量打歼灭战。每一行业都要树立明确的战略目标，我们过去打仗就是用这种方法。”在二楼拐弯处的一块牌子前，邓小平停了下来，他轻声念着牌子上“不求虚名，只求实干”几个大字，然后赞赏地说：“对，就是要实干!”
1月25日上午，邓小平来到亚洲仿真控制系统工程公司。他对在场的科技人员说道：“你们要带头。希望所有出国学习的人回来。不管他们过去的政治态度怎么样，都可以回来，回来后妥善安排。这个政策不能变。告诉他们，要作出贡献，还是回国好。希望大家通力合作，为加快发展我国科技和教育事业多做实事。”
在与澳门仅一箭之遥的拱北口岸，邓小平说道：“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它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封建社会代替奴隶社会，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但道路是曲折的。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的几百年间，发生过多少次王朝复辟?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说，某种暂时复辟也是难以完全避免的规律性现象。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锻炼，从中吸取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因此，不要惊慌失措，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
1月29日下午，邓小平乘车离开珠海，前往顺德视察。下午3时30分左右，汽车来到了顺德容奇(今容桂)珠江冰箱厂。
陈开枝这样回忆道：“在颇为气派的冰箱厂办公大楼前，小平同志问：‘这是什么类型的企业?’当听说珠江冰箱厂只是一家乡镇企业时，老人家脸上满是惊喜：‘这是乡镇企业吗?’该厂厂长潘宁肯定地回答：‘是，我们是乡镇企业!’小平同志指出，一个国家如果没有民族工业，没有自己的拳头产品，这个国家就没有希望。
“时间很快过去了，下午5时40分，小平同志乘坐的汽车抵达广州火车东站。在我们依依不舍的目光中，小平同志登上了北去的列车。” 邓小平的专列奔驰在中国南方的大地上。由于不清楚邓小平的南方之行将会产生何种影响，所以北京方面没有人想过早地表明自己的立场。然而，有关他去南方视察和发表激烈批评的消息仍然不胫而走。
江泽民决定采取行动。他与李鹏达成一致意见，决定加快改革。随后的几个月里，他们批准下发了大量刊载和阐释邓小平的谈话的文件，总数大概有20多份。江泽民决定支持并全心全意落实邓小平的意见。
首先，在他的支持下，党的中央委员会准备了一份文件，总结了邓小平的主要思想。2月28日，《关于传达与学习邓小平同志重要讲话的通知》下发到全国各级党组织。中央党校向2000名学员和教职员分发了邓小平谈话的书面稿。该校的毕业生在全国各级主要的领导岗位上任职，党校是个宣传新政策的理想途径。
3月上旬，政治局连续两天召开全体会议，认真学习了邓小平的南方谈话，会议最后作出了重要决定，即政治局完全同意并支持邓小平的言论和思想。
3月11日，也就是邓小平南方之旅六周后，新华社报道了这一事实，并且是头版头条。报道指出，“我们必须更加大胆地改革开放。”
中国媒体开始大篇幅报道邓小平的南方之行，他的每一步都会引发一场“政治地震”。几乎每一篇有关公共事务的报道都会提到邓小平的南方之行。记者们如今都在滔滔不绝地谈论邓小平，把新一轮的改革称作“吹遍全国的一股春风，吹散了人们心头的犹豫、焦虑和疑问”。全国各地都在寻找改革的新路子。整个国家正在加速驶入快车道。
“如果没有邓小平的南方谈话，”10年后一位高层领导人说，“我真难想象中国如今会是个什么样子。” 1992年时，陈锦华是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他深入参与了对邓小平加快改革的号召的落实工作。在此之前，他是中国石油化工总公司总经理。1993年，他又被任命为国家计委主任。他详细阐述了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对他的影响。
陈锦华将“1989年风波”作为起点。他说：“那场风波以后，中国经济领域的改革在社会上引起了新的争论，加上苏联解体、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巨变，引起一些人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特别是对主张以‘市场为取向’的改革的种种责难和批判。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于1990年8月18日受命出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这是我一生经历中面临困难最大的一段岁月。我曾对中央领导同志说过，我当时的感受是左不得、右不得，急不得、慢不得，压力特别大，我的体重一度减了10多公斤。”
1992年3月下旬，也就是邓小平结束其南方之旅后不久，陈锦华作为安徽省代表团的代表，参加了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4月1日晚上11点钟，他接到了江泽民总书记打来的一个电话。
“江泽民对我说现在改革开放正处在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下一步该怎么办，大家都在等待，也有点着急，体改委好好研究一下，向中央提出建议。我说，情况确实是像总书记指出的那样，大家都在等待，在看中央的态度，下一步该怎么搞，认识也不大一致，思想有点混乱。我答应尽快找人研究，向中央提出建议。总书记说，好，并说他自己也在考虑这个问题。”
4月15日，陈锦华邀请广东、江苏、山东、辽宁、四川五个省的体改委主任，到北京专门座谈下一步的改革设想，主要议题是计划与市场的关系。
“五省体改委主任座谈会开了三个半天。结束以后，我根据会上讨论的意见，给江泽民总书记、李鹏总理写了报告。我说这五个省都是大省，尽管在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上代表了不同层次的改革开放度，但他们都一致表示，寄希望于(即将于当年秋天召开的)党的十四大在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上有所突破。五个省的体改委主任一致认为，从五个省已经形成的、不同程度的经济发展的生机和活力看，今后应当明确提出：‘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界定公有制基础、按劳分配原则、政权性质、国家在宏观经济上的规划和重大决策’；‘市场经济是手段、方法，应当也只能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个报告是我自己写的，事先没有同任何人商量，写好后也未给任何人看过。4月21日直接送江泽民总书记、李鹏总理亲收。”
与这份报告一起的，还有陈锦华附上的两份支持性的材料，其中一份是基辛格写的一篇发言。在陈锦华召开座谈会前不久，国家体改委召开过一个“经济体制转换国际研讨会”。许多外国专家，包括基辛格博士，都应邀与会。基辛格给陈锦华写了一封信并附上一篇题为“经济发展与政治稳定”的论文。“我仔细看了他给我的信和所附论文，感到他的论点没有政治偏见，没有夹杂意识形态，讲得比较客观。”陈锦华说，“改革过程必须与各个国家的经济、社会、文化环境相一致……我觉得他的论文可供参考，就把它附在给江泽民、李鹏的报告后面，推荐他们一阅。”陈锦华还在报告后面附了一个统计资料，列举五个省的经济发展比较数据，说明市场化的程度是如何导致了它们各自发展的差距。
（摘自《中国30年》，吕鹏 李荣山 徐辰 吕佳龄译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年12月第一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