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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祖宗”走不到老《不该遗忘的胡先骕》(节选)

解放后,胡先骕成为新的中国科学院植物分类研究所的研究员。尽管他仍然没有放弃科学研究工作,但已很难得到公正的待遇,他的政治思想、文化背景咼/textarea>

  

     解放后,胡先骕成为新的中国科学院植物分类研究所的研究员。尽管他仍然没有放弃科学研究工作,但已很难得到公正的待遇,他的政治思想、文化背景和丰富阅历与率真性格,使他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的遭遇比一般知识分子和科学家更为不幸,最后他经受不住“文革”中的侮辱、折磨和迫害而含愤去世。

     中国植物分类学之父
     1950年,胡先骕根据自己多年研究植物形态解剖学、植物分类学、遗传学和古植物学各方面的心得,提出并发表“被子植物的一个多元的新分类系统”,对被子植物的亲缘关系作了重要的革新,不仅在目与科的排列上有重大变更,而且对若干科的分合也有新的建制,使分类学更加符合植物学的其他学科研究结果。此外,他还整理出一幅“被子植物亲缘关系系统图”。他的主要论点是被子植物出自多元,即出自15个支派的原始被子植物。这是中国植物分类学首次创立的一个新的被子植物分类系统,也是胡先骕在新中国成立后完成的第一篇学术论文,刊载在新创刊的《中国科学》第一卷第一期上。
     分类系统是从事分类研究的工具。要获得研究者的广泛接受,首先系统必须表明亲缘关系,同时便于实用。若不能表明亲缘关系,即使便于实用,也只是一个人为的分类,而不是研究科学的真理。胡先骕提出新的系统,修正了其他系统中的人为成分,运用相关证据,强调在被子植物中存在的单槽花粉和三槽花粉、雄蕊向心发生和离心发生的不同在系统分类上的重要性,他划分的一些目,如八角目Illicales等被现代系统学家所采纳。
     当时,胡先骕也意识到自己的系统还存在缺陷,希望将来在古植物学和植物形态学方面有更多的发现后再作修订,这也是他一贯遵循的一丝不苟、有错必改的治学态度。尽管如此,新系统的创建是他多年慎重思考、反复研究的结果,无疑具有不容忽视的学术价值。但他的论文发表在还不具有国际影响的《中国科学》上,引不起国际植物学界的注意。胡先骕自己把论文译成外文寄到国外。这就触犯了那时不许私自与海外发生联系的禁律,胡先骕的邮件被转到所在的单位时,引起一系列的调查。他不但达不到联系海外的目的,反而给自己给家人带来了无穷的烦扰。
     胡先骕提出的多元的新分类系统,对传统分类学和机械的一元论哲学都是一种背离,因而遭到不少人的冷遇和讥笑。直到他去世30多年之后,才逐渐得到学术界许多人士的肯定和重视。美国密苏里植物园朱光华博士在2004年胡先骕诞辰110周年的纪念会上,对胡先骕的学术成就给予了至高的评价,他说:西方人把林奈作为植物学之父,那么胡先骕博士则当之无愧是中国植物分类学之父。我们知道地球只有一个历史,地球上的生物发展史也只有一个。作为一个分类学家,研究其中的植物一个主要的任务就是研究植物类群,对植物进行分类。至于它的起源,尽管现在世界上普遍认为我们世界的植物所存在的种类是单一起源的,可是尚未有人证明这一点,胡先骕博士1950年提出了到目前为止是世界公认的一个多元系统,也就是说,胡先骕认为当今世界植物不是起源于一次,而是由多次起源的。胡先骕教授为中国人争得了荣誉。

     似乎突然消失了
     前面谈过,中基会是利用美国退回的庚子赔款设立的,1949年大陆解放,中基会将一切可移动的证券及现金资产移到香港,后转向纽约,它在大陆的活动宣告中止,它所创办和资助的事业在抗日战争中受到重创后尚未有效的复苏又面临新的动荡和冲击,不得不宣告终结,由人民政府加以接管和重组。胡先骕只是以中基会资助的静生生物调查所等机构为前身新成立的中国科学院植物分类研究所的研究员,而且还只是三级研究员,而他的许多学生却已评上一级研究员。地位的变化和轩轾尚在其次,更具根本性质的是中基会被视为美帝国主义对华文化侵略的工具和走狗,遭到彻底否定。1950年胡先骕撰《庚子赔款与中国科学人才之兴起》一文,刊在由黄萍荪编辑、子曰出版社出版的《北京史话》丛刊上,因文章多处涉及中基会对近代中国科学的贡献,作者和编者都被认为有崇美思想,刊物被勒令停刊。以后几乎再也没有人肯谈到中基会的人与事了,哪怕是参与其事,或得到资助者,都讳莫如深;不过当时可能由于多种原因,也没有遭到追究,似乎突然消失了。
     至于静生所也难容于新社会,除了它的民间体制和隶属中基会而遭到否定外,还在于它的工作本身也遭到这样那样的“遗忘”和否定。1953年一位权威人士所作的综述性文章——《中国植物学历史发展的过程和现状》,对1949年之前的植物学有这样的评论;“早期的领导人一般都是美国英国留学的,哈佛大学的特别多,其他法、德、日本留学只有少数。由于中国植物丰富,由于阿诺德树木园(Amdd Arboretum)和邱园(Kew Garden)偏重分类,由于这个工作所需的设备比较简单,当然也由于分类学是植物学同时也是农学、林学的必要基础,所以植物分类学这门科学便单独获得了较大的但是畸形的发展,而在发展中同时也加深了帝国主义影响的烙痕。”(《科学通报》1953年2月号)阿诺德树木园属于哈佛大学,邱园是英国皇家植物园,这两个机构至今仍是植物分类学的权威机构。文中却把那时中国植物学中最有成绩的分类学发展,说成是“畸形”;把国际间的学术交往,笼统地说成是帝国主义的“烙痕”。其矛头指向令胡先骕的心头感觉是何等滋味,是不难想象的。
     外在的剧变也许胡先骕不曾预料,不过他还能接受;但这种剧变进一步深入人的灵魂,对有独立人格的人来说,就不可能没有反感了。对于政治学习,胡先骕难以适应,1951年12月15日《竺可桢日记》记载一次胡先骕反感政治学习的情况:胡先骕先是提出学习是突击性的,大家不赞同;后来他又不肯做笔记,说他记性很好,从大学毕业以来已没有记笔记的习惯,并且抗拒抽查笔记。
     早在1943年春,胡先骕作为中正大学校长被召集到重庆中央训练团受训,即引起他极大的反感。他认为训练大学校长,实在是侮辱大学校长,尤其不能忍受的是,还要写自传,考试拿结业文凭。胡先骕就没有写自传拿文凭,曾对人说“我这年纪再不能做天子门生了”,由此可见他的高傲。这种自幼即由多种因素养成的高傲使他在社会环境更迭后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和其他一系列运动中,遭受到一而再,再而三的批判。

     低下高傲的头颅
     中科院从1952年初开展思想改造运动,高级知识分子几乎人人都要作检讨,院属各研究所所长如夏鼐、郑振铎、罗常培、钱崇澍、陆学善等皆诚恳检讨,获得通过;就连副院长竺可桢也不例外,2004年出版的《竺可桢全集》就收有他的检讨文章。与旧政府有染的科学家,即所谓有“历史问题”者,更是重点改造的对象。
     1952年8月13日,胡先骕在植物分类所召开的批判会上,作了万余言的书面检讨,主要是以新社会的意识形态来检讨自己的历史。他的头开始低下来了,但与人民的立场还有距离,还不能获得通过。当时有一份《坚决站稳人民立场,彻底肃清反动思想——记对胡先骕先生提意见大会》的报道,这样评述胡先骕的检讨;“胡先骕先生的检讨是极不认真的,避重就轻,夸耀自己,企图用‘单纯技术观点’、‘改良主义’的招牌掩盖他的亲美反苏反共反人民的思想。因此在14日下午对胡先骕生提意见大会上,群众诚恳认真揭发他的反动思想,展开严正的批评。在大家热情的帮助下,胡先骕生频频摇头,态度高傲,毫无接受的诚意。通过提意见大会,大家更进一步认识胡先骕生恶劣的检讨态度和严重的反动思想。”
     这样的态度,只能遭受进一步的批判。在会上发言最为积极的主要是过去静生所的一些旧人,他们过去或多或少得到胡先骕的关顾,无论在学业上,还是在生活上,都是如此。这时却出于各种原因,大多站在他的对立面。
     最后,出席会议的人员一致决议胡先骕应再作检讨,彻底暴露反动的思想与行为、改造自己,站到人民立场上来。为了开好批判会,会议的组织者,先召开预备会,分配发言名单,以植物所高级人员为主,遗传所、地球所、数学所、昆虫所也准备发言。8月18日胡先骕骕作第二次检讨,会后又有《坚决和反动思想斗争,彻底划清界限》的会议报道:“胡先骕先生的第二次检讨仍然避重就轻,又企图用‘中间路线’的招牌掩饰他的反动思想,对于胡先骕生这种蒙混的不老实的检讨态度,同志们感到异常不满。在第二次提意见大会上,大家更严正地指出胡先骕生一贯的极不端正的学习态度,更深入地揭发他亲美反苏反共反人民的言论和行动。……胡先骕生震动了。态度开始老实一点,大家觉得应耐心与积极地和他的反动思想进行斗争,争取他的思想改造。发言的同志达三十余人。”
     发言的主要还是胡先骕的一些老熟人,胡先骕听到这些过去对自己十分谦恭的人,现在却讲出许多尖锐的话,他的心情如何今天我们已无法知晓。在这份记述中,只讲到胡先骕在会议进行过程中,曾自己去倒了一杯开水,并重重地放在桌子上,从这个举动我们也许可以感觉到他的悲愤之情。但是,这样的举动只能加重他的“罪孽”,因此又有了9月4日的第三次检讨。胡先骕第二次和第三次的检讨内容与第一次基本相同,只不过用词更加卑微,认罪更加彻底而已,面对这种从未经历的场面,胡先骕知道只有这样顺从才能得到通过。
     当中科院的思想改造运动进行正酣之际,李富春代表中央指示科学院不要搞思想改造运动了,于是突然终止。(武衡《科技战线五十年》,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92)也许正是这项指示,使得胡先骕的检讨没有继续下去。

     落选学部委员,不是他个人的耻辱
     1955年,中国科学院成立学部,选举产生了相当于院士地位的学部委员。说起院士,民国时期的中央研究院在上世纪40年代选举产生过中国学术史最早的院士,人数不足一百,而郭沫若、尹达等公认的政治思想进步的科学家能名列其中。这批院士有58人留在大陆,1955年产生学部委员时有12人没有入选,胡先骕就是其中之一。其实,在中科院上报的名单中尚有胡先骕的名字,只是在最后的审核批准时被除名了。当时入选学部委员有三个标准;(1)学术成就; (2)对科学事业的推动作用;(3)忠于人民事业。以此标准衡量胡先骕,显然是政治标准不符合,因而被排斥在外。
     也有人谈到,胡先骕性格直率,锋芒毕露,得罪了不少人,一些同行和学生嫉妒他的成就,有些亲友则害怕受到他的牵连,所以在关键的时候,给他投了反对票。票数不够,只要需要,总有办法可想,如此这般的民主造势的成功事例并非罕见,但遇到胡先骕这样的刺儿头,票数不够就是有人为他说话,也难免不另当别论了。
     1957年学部委员增选,胡先骕又被列为候选人,但再次落选。2002年春,笔者赴北京出席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史会议,拜见久有通信之谊的中科院政策与管理研究所樊洪业先生,有幸得到他的面谕。樊先生正在整理《竺可桢日记》,他说在竺可桢的原稿中,有关于胡先骕在1957年增选学部委员时落选的重要材料,在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竺可桢日记》里都被删节了。并且嘱笔者对日记中所记之事,予以查实,或可作一文,还胡先骕以清白。不久后接樊先生寄来《日记》的复印件。其中谈道:三月二十六日学部委员增补名额中减五人。关于胡先骕的意见,有“为平日言语不慎,工作质量不高,且所著《高等植物分类》一书,多译自英文,未指出原作者姓名,有掠美之嫌”。
     这里所说三条,“平日言语不慎”显然不构成评不上学部委员的堂而皇之的理由;“工作质量不高”,笼统含混无从揣测;什么叫高、什么叫不高?胡先骕的著作和他办学校办研究所办植物园,组织领导教育和科研工作取得大量有目共睹的成果,算高还是不高?一句“工作质量不高”为各种见不得阳光的说法打掩护的空间太大了。这两条“理由”如果置而不论,第三条“理由”即《高等植物分类学简编》,也就是引发李森科事件的那本《植物分类学简编》是否有抄袭之嫌,则是不能不辩的。
     植物科学自从20世纪初开始引进中国,一开始就面临本土化的问题。植物学与农林、中草药、园艺紧密相关,在中国讲授植物学,必须用中国的语言,讲解中国的植物,方能对生产有指导和促进作用,才能达到学以致用、科学救国的目的。前面所述1922年胡先骕在东南大学执教时,与邹秉文、钱崇澍合著了中文第一本大学生物系教科书《高等植物学》,在这方面就作了尝试,并取得很好的效果。1934年卢开运著《高等植物分类学》,由中华书局出版,因为胡先骕名气大,请他校订,胡先骕也乐于作序推荐。胡先骕在1949年前,虽然执掌静生所,但长期在大学,如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大学等任教,对于教学有着丰富的经验,编写教材自然是得心应手。1951年曾刊布一部《种子植物分类学讲义》,在自序中,作者回顾了他教学的历程,并且提到“初写此书时,完全用英国名植物学家赫经生(J.Hutchinson)之分类系统……(今)对于若干科之分合,亦有新建置,因此将全书又重加以整理”。但胡先骕还是认为该书的缺点在于材料过多。当他接到学生方文培和戴藩来信,请求再编著一部简明的教课书时,就依美国学者施文古(Dearie B•Swingle)所著《植物分类学》(A textbook of systematic Botany)为蓝本,编写了《植物分类学简编》一书。这两部书仅仅部分章节的体例一样,而内容大多是胡先骕对中国植物研究的结果,何况原著所讲并不是中国的植物;至于文字,也完全是胡先骕的独特白话文,文笔简洁,叙述明了,引人人胜,没有深厚的国学功底是达不到这个境界的。再说,书中有些章节完全是胡先骕加写,如中国植物学历史,各家分类系统和研究中国植物分类的文献等。胡先骕署名为“编”,符合实际。然而反对者抓住胡先骕在书的初版中没有提到蓝本这一点,便大肆攻击,其实是借题发挥,别有原因。当李森科事件平息之后,胡先骕又对该书重新修订,于1958年改由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作者自序中写明“仿施文古教授所著植物分类学”一语,不给人以口实,以后就再也没有这种攻击了。但是,这类攻击,在当时已然取得了一些人预期的效果:1957年学部委员增选,胡先骕再次落选了。
     无论何种原因,胡先骕落选学部委员,对于他本人而言,并不很重要,至今没有看到他对此有任何言论,也许他并未放在心上。即便是他的许多学生都荣列其间,也是如此。抗日战争结束后,他曾自负地说自己已获得了生前身后的名,也许学部委员的名誉不足以增加他的荣耀。从竺可桢当时的一条意见,可知其一,他说:“学部既有233专家,应当为最高权力机关,为何组织章程草案第十条,院务委员会是最高权力机关,许多是行政人员,而院务常委会中行政人员成分更大。”在这样一种体制结构下,怎么能要求学部委员的人选乃至其他一些事情都能尽如人意呢!
     但是,像胡先骕这样的先驱性奠基性人物被拒于庄严的学部委员之外,终究是一桩憾事。今人谢泳先生对此有这样犀利的评判:“对1955年学部委员的选举来说,胡先骕的落选,不是他个人的耻辱,而是这种体制的耻辱。”

    批驳李森科伪科学理论,《植物分类学简编》被禁毁
     1954年,胡先骕写作了一部《植物分类学简编》,在第十二章第三节“分类的方案与范畴”中,讨论物种和物种形成的问题时,对曾经红极一时的苏联人李森科的物种新见解进行了批评。
     李森科“关于生物学种的新见解”在初发表的时候,由于政治力量的支持,一时颇为风行。接着便有若干植物学工作者发表论文来支持他的学说:报道黑麦“产生”雀麦,橡胶草“产生”无胶蒲公英,作物“产生”杂草,白松“产生”赤杨,鹅耳枥“产生”榛,松“产生”枞,甚至向日葵“产生”寄生植物列当。但不久即引起了苏联植物学界广泛的批评。自1952年至1954年各项专业的植物学家先后发表了成百篇的专业论文,对于李森科的学说作了极其深刻的批评,大部分否定了他的论点。……这场论争在近代生物学史上十分重要。我国的生物学工作者必须有深刻的认识,才不至于被引入迷途。
     苏联批评李森科的文章,当时在中国也有译出。1954年12月号《科学通报》刊有罗鹏、余名仑翻译的苏联《植物学期刊》编辑部的文章,题为《物种与物种形成问题的若干结论及其今后的任务》,对李森科伪科学理论进行了批驳,指出“这次讨论之所以在李森科最初发表关于种的意见几年以后才开始,应当归咎于一些生物学家,他们身居科学中的领导职位,不加批评地崇拜权威,并蓄意用行政的方法和给人戴侮辱性的帽子来阻碍科学的向前发展”。诸如此类的批评虽已出现,但李森科仍处苏联农业科学院院长要职,还有一定的政治实力。当时的中国正处于向苏联学习的“一面倒”的高潮之中,许多事情包括学术观点往往以苏联专家的言论为标准。鉴于李森科伪科学理论在中国生物学界已产生较大影响,造成某种思想混乱,胡先骕认为不能坐视其泛滥。于是对它进行了批评。
 《植物分类学简编》一书于1955年3月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指出《简编》有“严重政治性错误”的始作俑者——北京农业大学的六位讲师、助教,于当年夏联名致信高教出版社,要求停止《简编》的发行。
     随后在高教部的苏联专家提出“严重抗议”,说“这是对苏联政治的诬蔑”。继而中科院在纪念米丘林诞辰一百周年大会上,对胡先骕进行了批判,《简编》也被销毁了。
     不过,胡先骕还算是幸运,李森科的闹剧在苏联已被揭穿,胡先骕因反对李森科伪科学而招致的批判也很快就因中国与苏联失和而停止下来了。胡先骕依然继续着他的研究工作。

    毛泽东说“他是中国生物学界的老祖宗”
     1999年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陆定一传》,其中有1956年4月27日陆定一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当时陆定一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宣传部部长,会议主题是讨论毛泽东《论十大关系》。陆定一的发言中提到胡先骕,毛泽东插了不少话。
     从前胡先骕那个文件我也看了一下,看一看是不是能够辩护一下。那是很难辩护的。那个时候我们给他加了几句,就是着重他的政治问题,因为他那个时候骂苏联,所以我们就气了。他讲的问题是生物学界很重要的问题,这个人在生物学界很有威望。(毛泽东插话:不是什么人叫我们跟他斗一斗吗?)后来我们把那个东西和缓了,报纸上没有提他的名字,是在一个什么米丘林的纪念会上有几个人讲话讲到他,我们掌握了这一点,就是报纸上一个名字都不讲,因为没有和他撕破脸。(毛泽东插话:胡先骕那个文章对不对?)他批评李森科的观点很好,那是属于学术问题,我们不要去干涉比较好。(康生插话:我问了一下于光远,他觉得胡先骕是有道理的。)胡先骕是反对李森科的,什么问题呢?李森科说:从松树上长出一棵榆树来,这是辩证法的突变,松树可以变榆树[笑声],这是一种突变论。(毛泽东问:能不能变?)(康生答:怎么能变呢?那棵松树上常常长榆树,那是榆树掉下来的种子长出来的。)这件事胡先骕反对是对的。但胡先骕说李森科可以吃得开是有政治支持着的,其实,斯大林死了以后,苏共批评了李森科,没有支持李森科,所以胡先骕这一点没有说对。但整个的来讲,胡先骕讲得还是对的,他只讲错了一个例子,我们不应该去抓人家的小辫子,就说他是错误的。那不一定去向他承认错误。(毛泽东插话:那个人是很顽固的,他是中国生物学界的老祖宗,年纪七八十了。他赞成文言文,反对白话文。这个人现在是学部委员吗?)不是,没有给。(毛泽东插话:恐怕还是要给,他是中国生物学界的老祖宗。)
     这段谈话是在学部委员第一次评选和李森科事件之后的第二年,很可能是把两件事混为一谈,或者一开始所谈并不涉及学部委员事。当然,这只是笔者的猜测,重要的是要查看到“胡先骕那个文件”才能断定实情。假如这条论据确凿,我们便可断定胡先骕在1957年的学部委员增选时,是可以入选的。其理由有三:
     第一,胡先骕之所以未因反对李森科而引发轩然大波,是因为李森科不久就失去了政治地位,在苏联被彻底否定,在中国则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1956年5月在陆定一的建议下,中宣部科学处决定会同中科院和高教部于8月在青岛召开遗传学座谈会。7月1日竺可桢到胡先骕住处,代表有关方面向他道歉,说“去年10月间批评有过火处,所以学部于8月10日至25日将在青岛讨论,盼他能参加”。胡先骕后来参加了这个座谈会,并发言达11次之多。这可说是对胡先骕名誉的恢复。
     第二,毛泽东对他的长辈学者素来敬重,如朱师辙、冒鹤亭、朱启钤、章士钊等在1949年后都受到礼遇。胡先骕在《学衡》与《新青年》进行的文白之争,以毛泽东投身于新文化运动的热情,应当知道胡先骕的名字,只是不了解详情,说胡先骕“年纪七八十了”,其实那年胡先骕才六十二岁,比毛泽东还小一岁。对胡先骕不是学部委员,毛泽东认为“恐怕还是要给”。——“还是要给”意味着毛泽东已经知道了不给者的声音,经过考虑、权衡之后认为“还是要给”,前面虽然加了“恐怕”二字,毛泽东的肯定态度是十分明显的。
     第三,胡先骕因批评李森科而受到批判,他本人对此事并不是逆来顺受,当中科院让他作检讨,他拒绝了,只是写了一篇学习米丘林的文章,讲了他对物种的见解。其实在胡先骕内心,对此有强烈不满。在1957年的一份向党组织“交心”的材料中写道:“我对于米丘林诞辰百周年纪念会上,对于我的攻击不满意,尤其是在1954年《科学通报》刊布了苏联植物学会对于物种形成问题的讨论总结以后。”


     作者简介:胡宗刚,现为庐山植物园图书馆副研究馆员。著有《静生生物调查所史稿》、《胡先骕先生年谱长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