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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艺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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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里唤姣儿早上学院家虽贫学不辍古有格言
——选自马派名剧《清风亭》
学艺生涯
(《我的祖父马连良》片断)
1901年,“庚子之乱”的第二年,大清王朝与西方列强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国力衰竭,山河破碎,风雨飘摇,大厦将倾。帝都北京城失去了往日的辉煌气象。就在这年的正月初十,马连良出生在北京阜成门外檀家道一个普通城市平民家庭。他的降生,并未给家里带来欣喜,因为当时马家的生活已经相当拮据。在这战乱频仍的动荡年代,家里多一张嘴,就意味着多一份不安和辛劳。马连良出生时,家里只盼这孩子能平安长大,根本就不曾想到日后能出人头地。
1950年马连良与张大千等人于香港
马家是一个回民大家庭,世代信奉伊斯兰教。马连良的父亲叫马西园,娶妻马氏。马氏病故后,又续弦满氏,育四男一女。长子早殇,次子春轩,三子连良,乳名叫三赏儿,幼女慧敏及幼子连贵。满氏也是穷人家出身,是人称德胜外“鸡子满家”的女儿。持家勤俭,办事果断,对子女管教甚严。而马西园本人则性情温和,慈眉善目,恪守教规,一心向主。他除了赚钱养家之外,还十分热心于回民的公益事业,乐于助人。马连良就成长在这样一个慈父严母的家庭环境中,他的性格特征打上了深刻的家族烙印。他之所以后来能成为一代京剧大师,与他出生时的家庭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
早在清咸丰年间,马连良的祖父就定居北京。当时京城居住的回民人口才五六万人,属典型的少数民族。历史上,由于清政府曾对回族起义进行过多次武装镇压,大批逃难的回民四处流散,择地而居,到清末已很难形成反抗的势力。流散的回民势单力孤,备受压迫歧视,过着逆来顺受的生活。京城的回民同样地过着“大分散,小聚居”的日子。他们分散在京城各地,以各地的清真寺为中心,聚集在一起。京城有几处回民居住相对集中的区域,如牛街、花市、齐化门(今朝阳门)、德胜门外等地。回民在清代甚至清以前多不参加科举进身仕途,因此回族人中官宦人家并不多,有钱有势者更是凤毛麟角。由于血脉中有经营、谋划之才,回族人多以营商为业。20世纪初京城回民中主要有“白、马、金、邓”四大家族,富庶殷实,为人称道。
京城回民有两大特征:其一,由于人口少又互相通婚,彼此之间常有亲戚关系,被形象地比喻为“缠头亲”。北京人形容远亲时喜说“八竿子打不着的亲戚”,这在京城回民当中却不适用;其二,姓氏集中。故多在姓氏之前加一“小批儿”,以示区别。较有名的有廊房头条“金店李家”,以经营金银首饰闻名。牛街“驴子孙家”,贩驴起家,后业航运。“珠子沙家”,垄断性专供皇家用珠。花市“古玩李家”、“玉器铁家”等,均为京城知名商家。在回族中,大门大户,发达之家毕竟是少数,其余大多是小商小贩、小业主等穷苦人家,生活境遇远不如京城的满汉人家,故世人皆称之为“穷回回”。
“回回手中两把刀,一把卖羊肉,一把卖切糕。”这就是说,回民主要以做小买卖和勤行为谋生手段。虽然从事的都是体力劳动,但是回民受伊斯兰教义的影响,对清洁卫生非常重视,在京城内以干净整洁而著称。卖切糕的木头推车永远用碱水洗出白碴儿,车上的铜活擦得锃亮,看着就洁净,给食客以万分的信赖。据晚清沈太侔《东华琐录》记载,阜成门内锦什坊街有一推车卖羊肉的回民,如遇有泥潭,用手持车的两端,有数百斤重,抬起离地二尺有余,轻捷地飞身越过,成为当地一奇观,可见回民爱清洁的程度。
马连良祖父马永祥就是于勤行出身,所谓勤行就是饮食业。他共生有七个孩子,六男一女。分别名为马西园、马心如、马昆山、马振东、五子名不详,马沛霖及幼女,后称哈马氏。马永祥故去后,留给七个孩子一份祖产,即阜成门外马家经营的“门马茶馆”。这家茶馆因设有“清音桌”,常有戏迷、票友在此大唱西皮二黄,专业演员如金秀山、德珺如等常来喝茶并演唱。这二位一个是花面大家,一位是小生翘楚,在当时都是响当当的头路大角儿。“门马茶馆”也算当时有一定艺术凝聚力的票房之一,马家也被人称之为“门马家”。
此时京剧艺术的发展经历了从民间到宫廷,再从宫廷回归民间的过程,进入了前所未有的成熟阶段。以“伶界大王”谭鑫培为首的一班优秀京剧艺人正大红大紫,如日中天。进宫承差,为西太后和光绪皇帝演出,如同家常便饭,他们被称为“内廷供奉”。这在世人眼里,是莫大的荣耀。特别是谭鑫培,他一改过去须生直腔直调,声宏宽响的唱法,创立了低回婉转的巧腔甜腔,为慈禧所赏识,听谭唱戏已成了她不可或缺的享受之一。西太后还赏赐谭鑫培四品顶戴,对朝中大小官员称谭为“谭贝勒”、“谭大王”等都予以默许,不加干涉,给予了谭极高的地位。
常言道:上有好者,下必甚焉。京城内外的人们,上至达官贵人,下至贩夫走卒,没有不好唱两句“杨延辉坐宫院自思自叹”的,谭派戏迷遍布各地。当年“大老板”程长庚认为谭腔过于甜软柔媚,近于凄凉,并预言“此乃亡国之音”!虽然这句话逐渐地被应验,可朝廷的景状颓败至此,人们除了用谭腔来宣泄胸中的郁闷以外,又有何良策呢?“国家兴亡谁管得,满城争唱叫天儿”正是这个时代的真实写照。
1957年马连良与子女们在中山公园合影
在如此强烈的艺术氛围之下,马西园等老哥儿六个都被熏陶得喜好京戏了,而且都能够来上两段。日子过得虽然清苦,可苦中作乐也是一大精神解脱。子承父业,老哥儿六个也都从事于勤行,同时照应着茶馆的生意。日子长了,马家兄弟和来茶馆的艺人、票友也都混熟了。一日戏班儿的爷们半逗半认真地与马家哥儿几个说:“平常你们净伺候我们了,今儿客人少,闲着也是闲着,我们哥儿几个也伺候你们一回。马大爷来一段吧,我们傍着您!”马西园腼腆得不知所措,连忙推辞:“我不行,不行,要唱让我们老三唱吧。”三爷马昆山在众人热切要求之下,大大方方,直工直令地唱了一段《摘缨会》。开始大家都抱着玩的心态,谁也没把这位马三爷当回事,可不唱不知道,一唱吓一跳。“好!”几位专业的角儿们和众票友齐声喝彩:“这马家门真是藏龙卧虎啊!昆山,你都能下海了!”“您别逗了,我这两下子都是跟您学的。”没过几日,众票友总撺掇马昆山唱,他也不推辞,一来二去,马昆山会的戏就露了不少。一天几位角儿推心置腹地与马昆山聊了起来:“昆山,你是不是以为我们跟您逗哏呢,你的玩意儿地道,跟我们一块儿干吧,下海!”马家哥儿几个这才知道,原来三爷的水平真够“下海”的资格,没有不高兴的。唱戏挣钱多,不但能让一家老小过上安生的日子,而且还能山南海北地云游四方,增长见识,多过瘾呢!可是不行,要让北京的老回回亲戚知道马昆山下海唱戏,马家天天都得被人戳脊梁骨。回民的传统观念认为,唱戏就不是回回应该干的职业。因为穆斯林只有安拉才是惟一应该顶礼膜拜的真主,而唱戏这行在后台要拜祖师爷,前台上又化妆、勾脸,时不时还要下跪,拜拜帝王将相、各路神仙,这都是伤“伊玛尼”的事,就是指破坏了回族的宗教信仰,所以不能干。另外,当戏子毕竟是“下九流”的贱业,为世人所不齿。在中国社会传统的四堕民“娼优隶卒”中,唱戏的还排在妓女的后面。戏班的人曾无奈地自嘲:“咱们管窑姐儿还得叫声姨儿哪。”马昆山把他的难处说了,有人开导他:“你唱戏养家,靠本事吃饭,天经地义!总比眼看着一大家子人受穷挨饿强。有没有真主,在你心里,不在乎别人怎么说!”马昆山何尝不想下海唱戏帮补家里呀,只是碍于坊间的闲话,怕伤及家人。老哥儿六个商量之后,想出了个高招,决定让三爷昆山先到上海尝试一下。这一招进可攻退可守,倒也两全。于是马昆山踏上了南下的火车。
马昆山到上海之后,没费多少周折,竟然以票友出身在戏班里唱上了二路老生。时常来个《洪羊洞》中的八贤王,《珠帘寨》里的程敬思等二路活儿,并以擅长王帽戏在上海滩站住了脚,非常不易。等把白花花的银子汇到北京后,老回回亲戚们才知道,原来唱戏比干勤行和做小买卖强多了,真挣钱呀!随着当时社会上西风东进,思想也日渐开放,老辈们也逐渐地接受了现实。
马昆山又将其四弟振东、六弟沛霖约到了上海,正式“下海”。振东唱小生,沛霖唱丑角。北京这边主要靠大哥西园维持。虽然兄弟们在上海挣了钱,可北京的日子也没好到哪里去。主要是马家人丁兴旺,各家添丁进口,开销也就大了。于是马昆山又把大哥的次子马春轩、二哥的长子马春樵、四弟的长子马四立、大嫂的娘家内侄马春甫等全接到上海,让他们进了当地的小金台科班学戏。从此,在马昆山的带动之下,马家两代人均在上海走上了从艺的道路,马连良以后从艺多受其三伯影响。京城的回民下海从艺,马昆山不是第一人,也是前辈了。他让回民血脉中能歌善舞的特质,通过京剧艺术得到了充分的展示。后辈的京剧演员中多回族,不应忘却马昆山等老前辈的引领。
同其父辈一样,马连良自幼受到“门马茶馆”里的京戏熏陶。咿呀学语之时,耳朵里就灌满了西皮二黄。等能说会道了,嘴里的哼唱自然就有了京戏的味儿。马连良五岁时,就被送入阜外三里河清真寺所办的学堂念书,诵读《古兰经》。和他一起读书的都是周围回民人家的孩子,他的同窗好友之一赵炳南,后来成了北京中医医院的院长。他上学时经常路过一家破败的老戏园子,叫“阜成园”。当时“宝胜和”戏班常在那里演戏,一听到锣鼓点响,马连良这两条腿就想往戏园子里跑,终于有一天实在忍不住逃学了,第一次看了场真正的大戏。其中有杨瑞亭的《战太平》,崔灵芝和冯黑灯的《因果手报》等,年幼的马连良一下子被舞台上的艺术魔力所征服。从此以后曲不离口,等会的戏多了,戏瘾也越来越大。
他的三伯马昆山见侄子对戏特别“魔怔”、入迷,整天哼哼唧唧的,小大人儿一般,就向大哥建议:“我看三赏儿是块唱戏的料,您让他也学戏吧,将来准有出息!”马西园已有次子春轩习小生,他对学戏多少有些了解,那不叫学戏,叫“打戏”。哪个学戏的孩子,不是遍体鳞伤的。即使是这样打出来,也不一定能成好角儿,俗话说:“三年能出一个状元,十年出不了一个戏子。”三赏儿从小聪明可爱,人又懂事,马西园实在不忍让他去学戏,还是先念书再说。
人算不如天算,世道日趋艰难。门马茶馆的生意实在无法维持下去了,马西园只好干起了卖洋灯罩(煤油灯罩)的小买卖。马连良从小心重,眼见家境越来越差,就与父亲商量:“还是听三伯的,让我学戏去吧。人家又管吃,又管穿,还能挣点零花钱,将来我一定成好角儿,奉养您二老!”马西园心酸地说:“儿啊,你真懂事,别怨爸爸心狠,咱们先试试吧!”
当时学戏有三种形式:其一,请人教戏。家中有钱的请先生给孩子教戏,每月付给先生“月规”;其二,坐科学艺。进科班后,不用交钱,科班管吃管住,接受七年的严格训练,如坐七年大狱;其三,手把徒弟。也不用花钱,把孩子“写”给师父,满师后多少年内还要给师父效力。如程砚秋、张君秋等就是采取这种方法学艺的。马西园选择了第三种方式,把马连良送到一个叫樊顺福的先生家,先学戏试试。这位先生倒不太爱打人,可是特别爱骂人。有一回他儿子偷了他的钱,他没完没了地“砸灯罩子”(骂人谐音),整骂了一天一夜。马西园一看着急了,心想这可不行,玩意儿没学着,再把我们孩子教坏了,这种先生品行不好,咱不试了。
马连良从樊家离开不久,有内行人士张子潜先生给马西园介绍,喜连成科班的叶春善社长可是个公正忠厚之人,为人谦逊,崇尚道德。其社中弟子一个个都谨慎自好,专心技艺,否则在社中不能立足。张子潜称叶教学办事,公私分明,廉洁自重,身上绝无戏班中人的不良恶习,堪称梨园界之君子!马西园听说后十分高兴,心想跟着这样的师父,孩子才能走正道。
另外,“喜连成”科班一贯重视尊重回教,以前曾有个别戏班在演戏之时,因某些戏词中带有对回教歧视不敬之意,引发了京城中的穆斯林捣毁戏园子的事件。因此,“喜连成”总教习萧长华先生特别告诫丑角演员,在现场抓哏时要特别慎重,禁止信口开河,以免引起回教观众的误会。
在“喜连成”,所有回教学生的伙食与其他学生严格分开,饭、菜、碗、筷等都另备。学校制订纪律,要求学生之间互相尊重,不许歧视,违者必罚。尽量在生活上给予回教学生方便。让回教学生的家长对叶、萧二位深信不疑,他们把孩子送到“喜连成”学戏非常放心。马西园基于上述理由,三思之后,决定把儿子送入叶春善主持的“喜连成”科班。
宣统二年正月十五,马西园带着儿子三赏儿去了前门大栅栏里的广德楼戏园子,见到了“喜连成”的社长叶春善先生。叶社长把这个孩子上下仔细端详了一下,说了句:“这孩子长相不错,先让他学武生看看成不成?”马家这个“三赏儿”从此就算是入了“喜连成”。等散戏之后,随着大队人马回到了科班。由于教师和师兄们没有任何交待,马连良又是第一次独自离开家门,在外面与陌生人从未打过交道,心中甚感不安与惶恐,就这样惴惴不安地过了一夜。
入科的第二天,叶春善先生把马连良叫到身边问道:“在家里学过戏没有?能唱一段吗?”于是马连良就唱了《清官册》里“听谯楼打罢了四更时分”一段,叶说:“嗓子不错,让他文武两门抱吧,还是先学武生!”
进入“喜连成”后,排二科“连”字辈。总教习萧长华先生为之起名“连良”,号“温如”。从此有了学名“马连良”,而乳名“三赏儿”逐渐被人淡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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