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鹤有还巢梦

一 游子 天涯,惨淡年华。可怜春半不回家。老鹤还巢犹有梦,雨暴风斜。 耆旧






     一

     游子    天涯,惨淡年华。可怜春半不回家。老鹤还巢犹有梦,雨暴风斜。      耆旧暗嗟讶,不见归槎。青楼寥寂噪昏鸦,无主空陵开又闭,谢了林花!
     ——题记词?调寄浪淘沙

     今古文人都喜欢用“飘零”两个字来状写自己的游走生涯。老杜的“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算是最形象不过的了;而东坡居士的“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鸿爪,鸿飞那复计东西”,则道尽了萍踪浪迹漂泊人生的衷曲。
     洎乎现代,最有资格谈论这一话题的,也就是说,对于飘零况味真正有切身体验的,我以为,大概非张学良将军莫属了。他常说,自己是“走星照命”。不是吗?他只能说出祖籍是辽宁海城,而出生地却找不到确切的地点,因为他“落草”在一辆奔跑在台安县境内的大马车上。尔后,便南北东西,萍浮梗泛,从关外到关内,从北方到南方,从大陆到台湾,从中国到外国,颠沛流离了整整一个世纪。
     “年年难过年年过,处处无家处处家”。以致定居在檀香山之后,关于家,他还在困惑着。一次聚会中,他的五弟张学森看他坐了很长时间,担心过于劳累,便说:“大哥,咱们回家吧!”他听了,愣怔了片刻,突然问道:“家在哪疙瘩?咱们还有家吗?”这种凄怆的反问,从另一个层面上,印证了老人是无时无刻不在思念着家园,思念着故乡的。
     类似的情景,几年前在国外,他就曾经历过一次。当时,《美国之音》资深节目主持人劈头问道:“自从发生西安事变以后,您的住所一直漂泊不定,这些年来您一直住在台湾,现在来到美国看望家人。您觉得您现在的家究竟在哪儿?”
     “家究竟在哪儿?”这个问题着实让老将军犯了一番核计
     如果说,家是指长期居住的场所,那么,他在台湾倒是羁留了几十年。只不过,那并非晏处闲居,而是被监禁着,难道能说监禁场所就是家吗?
     如果说,家就是故土,是乡园,是族群血缘繁衍之地,家人生息之所,香火缭绕之乡,父祖埋骨之地,那么,他的家应该是在辽河之滨。可是,他离开那里已经六十多年了,那日夜喧响的辽河涛声,那循环往复、生生不息的青青河畔草,还认得他、还能接纳他这个天涯游子吗?
     如果说,家指的是现时的居住地户口簿上的地址,那么,他可能会说,我的身躯确实在此,可是,醒里梦里,冬寒夏暖,心魂时刻都在回归故乡。在灵与肉判然分割的情况下,你该如何定这个案呢?
     老将军经过一番斟酌,最后,繁话简说,采取写实的方法回答了记者:

     我年轻时,当然家是在东北。长大了,我飘荡不定,随遇而安。我还想我自个的大陆故土,我还是怀念故土。可是,自“九?一八”后,我就没有回过东北老家。

     说来,人的情感真也特别有意思,往往是空间距离越大,思念便越深;故乡离得越远,情感拉得越近;梦里,眼睛闭着,却看得分外清楚;而年代越是久长,就是说,特别是到了老年,思乡、怀旧的情感便愈益炽烈;而且,异乡结梦, 几乎梦梦皆真。
     有人问了:世界上,有没有一样东西,在你失去了七十年之后,仍然属于自己的呢?回答是:说不清楚。如果硬是要给出一个答案,那么我说,恐怕就是故乡了。不是吗?这个隐藏在心底的故乡,通过大半生的想象与向往,经过浩荡乡愁的刻意雕饰,它就像存贮多年的陈酿那样,已经整个地醇化了,诗性化了。听听老将军在异国他乡是怎样讲述家乡的特产吧:

     晚上,有月亮,我就听士兵们在吵。我就说:吵什么?闹什么?他们说看见河里有个鱼,挺冷的天呐,八九月间了,他们下去就去抓,把这个鱼活着给抓上来了,一条白鱼。第二天早上,我们在船上,搁白水煮煮,那好吃极了,新鲜白鱼那太好吃了。我本来不大吃腥的玩艺,那个真是美极了。可惜我没有苏东坡作诗的天分。
     ……
     对人参,我父亲是内行,他对参茸最内行了。他们采人参的人讲,说那大雪,那都下得多厚啊,奉天的冬天,你没到过奉天吧?那冬天什么都看不见,那都是雪啊。采人参的时候,一看那雪有个洞,底下一定就有。他们说,挖人参不是用铁东西挖的,是拿竹子和木头来挖,冬天那很冻很冻的冰啊,不过在雪底下比较软一点,就一定要当时把人参挖出来,要是不挖出来,说它就会跑了。我想那是迷信。

     看得出,他对故园的一切都怀有深厚的感情。
     1980年,老将军有金门之行,这在他的铁窗生涯中,是唯一的一次。站在海岛的高地上,他通过高倍望远镜,贪看着海峡对岸的锦绣风光,不禁百感丛生,兴起了浓烈的故园之思。过后,他在一封写给亲友的信中专门谈了当时的心境,并引用了于右任先生晚年的诗作: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
     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
     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

     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像于右任先生一样,“等是有家归未得”,张学良感同身受,甚或过之。
     “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那么,如何来补偿这一缺憾、了断这份情肠呢?于是,便“锦绣家山纸上看”,寄情、留意于反映祖国风貌的各种图书、音像、文物。他的眼睛看东西已经十分吃力了,但当来自辽宁的乡亲把大帅府和张氏家族三处墓园以及他出生后寄居的亲属家的后园枣树的照片带给他时,他竟连连看上半个时辰,辨认着哪个是大青楼,哪个是小青楼,他的父亲是在哪个房间谢世的;还给身旁的人讲了父亲死后他在铁背山选定墓地的经过。讲了一阵,便又拿起放大镜,再次把照片从头看起。解禁后,祖国大陆常常有人前去探访,只要是来自故乡辽宁的,他便会细致地追问:“哪疙瘩的?那里都有哪些新的变化?”接着,便又是一番有趣的追忆。
     1992年12月,媒体传出了“大陆古物珍宝展”即将赴台展出的消息。耄耋之年的老将军,兴奋得手舞足蹈,像儿时盼望过年那样,掐着指头一天天地算计着。这一天终于来到了,他早早地赶到现场,看得动情时,竟然离开轮椅,站起来欣赏着一件件珍贵的展品。马王堆出土于荆楚大地,这里是他当年驻节的场所,他详细地询问那里离武汉有多远,是走水路还是走旱路,让人觉得不久他就会踏上这一征程的;围绕着兵马俑,他前前后后转了多少圈,硬是舍不得离开。当他听说出土地点就在始皇陵附近时,他说:那里是我的旧游之地,临潼离西安不过三十公里。又看了金缕玉衣,他仿佛又回到了冀北山区,耳畔回响起昂扬激越的燕赵悲歌。他询问整个玉衣用了多少玉片、多少金丝,还问墓主刘胜是不是刘备的祖上。次年8月,在观看“敦煌古代科技展”时,他同前来观展的蒋纬国就“木牛流马”究竟为何物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辩,俨然一个十分内行的古代文物专家。

     二

     “鹤有还巢梦”,这是铁定无疑的了。至于近期有没有“还巢”的打算,什么时候成行,当时还是未知数。
1991年3月,他首次离开台湾,前往美国探亲,也开始公开露面。当台湾《联合报》记者问到他:“听说中共大使馆很注意您的行程,您有可能转回东北老家看一看吗?”
     他的回答是:“我不知道注意我的事,我也从未和大陆亲属联络。我不排除到东北的可能性。大陆是我的国家,我当然愿意回去。”
     记者又进一步追问:“有没有考虑回东北定居?”
     他说:“考虑什么?我从来就没有考虑这一回事。我要什么时候去就什么时候回去。”
     而当回答《美国之音》节目主持人 “您有没有打算就便回东北看看您的故土”的提问时,他说:“当然我是很愿意回到大陆,但时机尚未成熟。”
     问:“在什么样的状况下您会回去?”
     答:“假若两方敌对的问题完全没有了,我就可以回去了。”
     看来,在老将军那里,基调已经定下了,只是当时,尚未引起人们的足够注意。
     而在大陆政府和家乡人民方面,对于老将军的一切都是深切关怀、高度重视的。诚如台湾记者所说,当他们夫妇从台北桃园机场踏上赴美探亲之旅的消息传到北京时,中共中央的确是格外重视。中央书记处特别注意到,张学良在台北机场登机前对中外记者的谈话时,曾公开表示有回祖国大陆探亲的意向。邓小平当即打电话给总书记江泽民和国家主席杨尚昆,说:“你们应该开个会,研究研究这个问题。”并对如何迎接张学良的归来做了较为详细的指示。
     当时,中央做了四项安排:一是当年六月在北京为张学良举办九十一岁寿庆活动;二是郑重纪念“九?一八事变”六十周年;三是修葺大帅府和元帅陵,为张学良归来迁葬其父张作霖的遗柩做好前期准备工作;四是派出一位党内高级干部,赴美转达中共中央对于张学良还乡的欢迎之意,并具体负责安排有关事宜。经过中央书记处讨论,最后选定了原全国政协副主席吕正操将军。他和张学良是同乡,属于东北军旧部,又是西安事变的直接参加者,他们有着至为深厚的私人感情。
全国政协主席邓颖超还以私人名义写了一封邀请张学良回访大陆的亲笔信:

     汉卿先生如晤:岁月不居,时节如流。数十年海天遥隔,想望之情,历久弥浓。恩来生前每念及先生,辄慨叹怆然。今先生身体安泰,诸事顺遂,而有兴做万里之游,故人闻之,深以为慰。先生阔别家乡多年,亲朋故旧均翘首以盼,难尽其言。所幸近年来两岸藩篱渐撤,往来日增。又值冬去春来,天气和暖,正宜做故国之游。今颖超受邓小平先生委托,愿以至诚,邀请先生伉俪在方便之时回访大陆。看看家乡故土,或扫墓、或省亲、或观光、或叙旧、或定居。兹特介绍本党专使×××同志趋前拜候,面陈一切事宜。望先生以尊意示之,以便妥为安排。
     即颂春祺
                                                               邓颖超    1991年5月20日

     5月29日,吕正操在纽约贝祖贻夫人的住所,首次会见了阔别半个多世纪的老上司,进行礼节性的晤谈和赠送寿礼。第二天上午,他们又避开所有外人,进行一次单独谈话。吕正操首先转交了邓颖超的亲笔信。老将军看后,感慨万端,动情地说:“周恩来我熟悉,这个人很好。请替我问候邓女士。” 吕正操又转达了邓小平、江泽民对他的问候,以及欢迎他趁赴美之便返回祖国大陆探亲访友。老将军颇受感动,说:“我很想回去,但现在时候不到,我一动就会牵动大陆、台湾两个方面。我不愿意为我个人的事,弄得政治上很复杂。” 几天后,老将军结束了他的祝寿活动,又主动提出与吕正操再次会面,地点安排在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的官邸。三个小时的谈话中,范围十分广泛。听了吕正操介绍中央关于一国两制,和平统一祖国的大政方针,他极表赞同,并表达了在自己的有生之年能为祖国的和平统一尽一份绵薄之力的愿望。他还亲自执笔给邓颖超主席写了回函:  
        

     □□□来美交下尊札,无限欣快,又转述中枢诸公对良之深厚关怀,实深感戴。良寄居台湾,遐首云天,无日不有怀乡之感。一有机缘,定当踏上故土。中枢诸公对良之盛意,敬请代向致敬,另转请转陈愚见。

     几乎与此同时,老将军当年的七位部下,以耄耋之年万里驰函:“深盼能不放过我公一生惟一之九秩寿诞,为公面祝南山不老之寿,借叙离情;我公亦可假此机会,探视扫墓,移葬先人。”
     此刻,大陆方面已经做好了一切接待的准备:沈阳的大帅府整修一新,清新的花丛、碧草,伴着明窗净几,在默默地等待着迟归的主人;空置了六十年的铁背山元帅林,四柱三楼的汉白玉石坊巍然高耸,三层宝顶闪着青光,闲阶净扫,陵门洞开,前后新栽了几行青松翠柏,静候着老将军主持安灵仪式;西安金家巷张公馆的卧室,按照当日的场景做了重新布置,便于旧主人缅怀飞逝的岁月;……乡亲、故旧在翘首迎候,东北、西北在同声呼唤。
     而远在大洋彼岸的老将军,像是做有意的呼应,在经由夏威夷飞回台湾途中,接受了记者的采访。他说:

     我要完全以一个老兵的心情,在适当时候回到东北老家去探亲、访友、叙旧,决不涉及传达两岸任何讯息的事,也不做长期定居大陆的打算。返回东北老家后的第一个心愿,是前往父母的坟前拜祭,以了却几十年来未能亲自扫墓的愧疚。在大陆访问的探亲行程,将由东北亲友代为安排。

     他一再申明,回大陆纯为私人活动,与政治无关,希望两岸媒体不要打扰他。“我本人早已退出政治,早已脱离政治。我希望人们不要把我回去探亲、扫墓的事同政治连在一起,不要这样,我不喜欢这样。”
     话虽这么说,但港台记者都注意到了:“何时返回大陆去看看,他一直未定。看来这件事还得等他回到台北见到李登辉,请示、商量以后,才能定夺。”
     一直等到第二年秋天,始终他也未能成行。不过,有关张氏伉俪返回大陆的信息,倒是与日俱增,渐渐多了起来。当时,老将军因患感冒住进了台北荣民总医院。《联合报》记者闻讯赶到,直截了当地问道:“出院后,是否就要安排返回大陆的行程?”老人机敏地避开,说“很抱歉,我没有带助听器,听不清你提出的问题。”夫人赵一荻代为答复:“他现在还躺在床上,你看他这样子,怎么去?”
     也许是为了解除夫人的疑虑,主治医师说:“如果张先生想回大陆,体能上绝对没有问题。”这不合时宜的插话,煽动了记者的热情,马上追问:“外界都很关心这件事,张先生能否告诉我们一个明确的答案?”正在老人思考过程中,记者又追问一句:“能不能这样说:出院之后会考虑大陆之行?”老将军听了,点了点头,看看夫人。于是,赵一荻告诉记者:“好吧!你可以这么说:我们会在这次出院后,慎重考虑是否回大陆看看。”
     意思原是很清楚的,是不是回去,出院后再慎重考虑。可是,后来见报的消息,标题却是明确地亮出:《张学良决定近期返乡探亲》。文中说,确切日期,将视其身体状况及东北气候而定,一般推测,月底或9月初可能成行。这由记者提示、诱导、发挥所形成的讯息,最后竟不胫而走,传遍了整个世界。
     到了次年3月,报章上又刊出蒋纬国“主动函约张学良伉俪结伴返乡”的信息。沈阳、奉化为此行重点,以扫墓、探亲为目的;其他则以旅游为主,包括之城市有西安、重庆、南京、北京。孰料,两个月后,蒋纬国心脏病发作,在医院里抢救。更糟糕的是,这个期间,赵一荻夫人又患了老年性骨质疏松症,也住进了医院。这样一来,老将军返乡、扫墓的计划,便统统落空。其实,上述这些安排,本都出自患病前的蒋纬国的设想;至于张氏夫妇是否接受,他们还有些什么想法,尚不得而知。
     总之,返回大陆东北的愿望,最终成了幻梦一场。九秩寿诞时,他曾为旧日挚友阎宝航的女儿阎明光题写了一副联语:

     鹤有还巢梦,
     云无出岫心。

     悠悠幻梦而已,尚何言哉!当时人们大概都没有料到,一语竟然成谶。

     三

     那么,为什么已经有了回乡之便,老将军却又不肯返回祖国大陆呢?
     对此,海内外媒体有种种猜测。一种说法,由于已届高年的张氏夫妇当时身体欠佳,怕适应不了东北的气候。其实,在首次赴美探亲前后,他们的身体尚好。只是定居夏威夷以后,张氏伉俪的身体确实已一天不如一天了,丧失了返回东北的机会。还有人猜测,是由于夫人赵一荻从中加以阻拦。她曾公开表示过,不希望张将军回去,主要是担心他的身体吃不消,因为他一接触到故乡亲友便会激动万分,情绪久久安定不下来,多少天吃不好、睡不好。但这似乎也并非主要原因。如果老将军执意回去,身体又能够坚持,通情达礼的一荻夫人,大概也不会硬性加以阻拦的。还有一个因素,他的一个侄子如是说:“我们长期跟他相处下来,我们都知道,如果回东北他会更难受。因为这是爷爷的地方,他完全丢掉了。他怎么回来面对他父亲留给他的一切呢?……而且,他自己觉得他没有战死在沙场,是他欠了其他人。所以,我们去服兵役的时候,我大伯对我们说,必须要很勇敢去面对所有的一切,不要怕苦,这样出来以后,才可以做一个真正的男人。”
     现在做客观分析,他之所以最终未能成行,应该说,有外因与内因两个方面。
     政治阴影始终笼罩在这位一生热爱祖国、主张国家统一、反对“台独”的民族英雄身上。众所周知,自西安事变起,张学良就与中国共产党结下了深厚友谊。即便他羁身铁窗之中,与世隔绝,周恩来仍然通过秘密渠道与他有过书信往来。所以,当张学良1990年恢复自由后,他面对海外媒体,曾数次表露出对中共领导人,特别是周恩来的思念之情。邓颖超病故,他曾专函嘱托北京友人,代他和夫人为故去的邓颖超送上一只花篮,以志哀悼。而这一切,都触犯了台湾当局的忌讳。 老将军在美国的旧友、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张捷迁透露一个鲜为人知的信息:汉公于1990年秋天,曾打算去香港参加一位早年朋友的孩子的婚礼。但是,由于台湾当局的阻拦,以致未能如愿。他们认为,香港情况复杂,而且临邻大陆,张学良一旦到了罗湖桥边,弄不好就会迈过那条界限,回到他日思夜想的东北家乡去,那样,事情就麻烦了。
     看来,张学良晚年未能回归故乡,台湾当局给予他的精神打压过于沉重,这是一个重要原因。积极策动“台独”的李登辉,表面上以张学良的基督教友自居,实际上对于他的自由出入却制造了重重障碍。据台湾报纸披露:

     贝夫人讲,少帅居停纽约时,北京派不少人来看他,中共当局已经备妥一架专机,只要少帅愿意返回大陆,专机即随时飞至纽约搭载少帅。贝夫人当时曾力劝少帅回大陆看看,说这是大好机会。少帅说:李登辉只准许他到美国来,他不能借此机会就跑去大陆,这样做对李登辉不好交待,而且也会给两岸关系带来不必要的麻烦。而他又是个讲义气的人,不愿意难为李登辉。再者,既然台湾当局不想让他返回大陆,如果他贸然回去,就等于偷偷摸摸地跑回去,也不符合他的性格。贝夫人劝他,不要管那么多,你就利用这个好时机回去走走。少帅一直犹豫不决,想回到台湾请示李登辉,待批准后再回大陆。贝夫人说:“你不用问他,问也白问。他一定不准。”请示的结果,果然不出所料,李不准他回去。贝夫人说,少帅上了李登辉的当……

     上李登辉的当,是因为张学良没有看清他的本质。归根到底,还是轻信。从前轻信蒋介石,最后又轻信了李登辉。结果,抱憾终身,始终未能圆此还乡之梦。若是说最终的遗憾,这该是主要的一项。他返回台湾之后,为了实现回大陆的愿望,足足等了两年半时间,一次次地试探,一次次地遭到回绝,最后带着满腔幽怨,愤然走出国门,掉头不顾,永生永世再也不想返回台湾了。目的就是为了摆脱控制。只是,风烛残年,身体日渐衰颓,终于有心无力,想要回归也没有条件了。
     当然,这只是一个方面;自身的考虑也要占很大成分。人们分析认为,充当了一辈子“政治角色”的他,由于所受到的伤害太严重、太残酷,因此,再也不想卷入两岸纷争的政治漩涡了。这样,在是否返回大陆这个问题上,他始终处于游移状态,含含糊煳,模棱两可。张捷迁先生说:

     张将军非常想念家乡,愿意在适当时候回去看看。但是,由于海峡两岸的政治关系影响,现阶段还不想回去。他总觉得自己的年龄越来越大了,不想再卷入政治的漩涡之中,愿意继续等下去;待政治气候晴朗下来,海峡两岸谈判有了完满的结果后,在安定、和谐的社会环境下,再考虑回大陆。

     其实,这番心思,他在回答《美国之音》记者提问时,已经表述得非常清楚了。他是这样说的:“当然我是很愿意回到大陆的,但时机尚未成熟。”“假若两方敌对的问题完全没有了,我就可以回去了。”
     1993年,两岸正在举行“汪辜会谈”。老将军对此异常关注,寄予了深切期望;并且表示,愿意为两岸和平统一做点事情。他曾对友人说:“晚年最大的愿望是希望中国和平统一,自己也可以安居乐业,回家乡看看。”但是,台湾当局根本没有统一的诚意,因此也不想让他介入这件事情。结果,回乡的愿望也就落空了。
     至于为什么他非要等到两岸结束敌对状态才肯回去,这个问题的蕴涵就很深了。虽然他口口声声说要“脱离政治”,实际上,他时时刻刻考虑的仍然是政治问题。其间有着很深的考虑,说穿了,也就是虑及自己身后的历史地位。表面上,甚至于心态上,他对过往的一切,已经视为过眼烟云,淡然处之;但在实际上,作为曾经在中国现代史上留下过浓重一笔的风云人物,尤其是一个受中华传统文化影响至为深远的老派政治家,他还是十分爱惜羽毛的。
     他的想法,一是全身而退,洒脱地转身退下,退出历史舞台,为多灾多难又多姿多彩的人生画上一个句号,维持自己的“失败英雄”的完整形象;其二,滤除政治色彩,淡出两岸的纷争,以中间状态出现,使自己成为一个超越意识形态,各方都能够接受的中华民族历史上的伟人。
     但是,这种中立状态的出发点,却又不是纯然为着个人,其中有着更为崇高、更为深远的意义在。原来,他想要在“桑榆晚景”中再完成一项有功于国、泽被千秋的伟业。作为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奠基人之一,他衷心期望能够通过自己的特殊身份,在实现国共第三次合作中再一次发挥其独特作用,起码可以在沟通两岸关系方面充当一名使者,促进两岸和解,进而推动祖国统一。
     当记者问到“对第三次国共合作有什么看法”时,他回答说:

     我可以促其成功就是了。现在已经老了,在政治上也没什么了,我能帮忙,我很愿意尽我的力量,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愿意中国统一,年轻时到现在,我这个人过去的事都摆着呢,凡是为国家为人民的事情,我都很愿意帮忙。

     他在和当年的部下吕正操将军第三次交谈时,讲得就更加明确了:

     我愿保存我这个身份,到那一天会用上的。我虽然九十多岁了,但是天假之年,还有用得着我的地方,我很愿意尽力。作为一个中国人,我愿意为中国出力。

     现在,看得很清楚了,他之所以特别留意于那种超越于意识形态、政治色彩的“中间状态”,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保存这个身分”的考虑。
     当时,海外许多有识之士对此都乐观其成。美国资深记者索尔兹伯里曾说:

     少帅已投身一项新的努力,促进北京和台湾建立统一的中国。他的许多同胞认为,他有可能取得成功。……少帅认为,他本人是中国统一的象征。由于他在中国大陆和台湾所受到的尊敬,似乎使人觉得他所做出的不陷入历史纠葛的榜样,可能会取得在西方人看来是小小奇迹的成果。

     正是由于他对两岸关系“解冻”比较乐观,充满着期待,因此,他不想因为急于返回大陆,而妨碍充当这一角色,从而妨碍这一神圣使命的完成。
     基于这一系列的深层考虑,我们大体上可以认定:如果关于他过去的一切作为,在海峡彼岸并不存在太大的争议,也像祖国大陆那样一致的拥戴与赞赏,那他在回归故土的问题上,也就不会存有过多的顾虑了;如果他的回乡探亲,没有引起各方面普遍的注意,特别是媒体的蜂拥炒作,也许他就可以悄没声地回大陆来走一走、看一看了;如果对于他的回乡探亲,没有大陆的高端介入,不是那样准备以最高的规格隆重、热情的接待,只是像他所希望的那样“由东北亲属”来出面安排,也就是摆脱一切政治色彩,也许他就不会那样犹豫不决,顾忌重重了。
     这个问题弄清楚了,为何定居夏威夷的疑团也就容易索解了。除了那里气候宜人和靠近五弟学森免致暮年孤独这两个因素以外,恐怕还有心理因素与政治因素的考虑。在这个既远离台湾又并非大陆,既为美国领土又并非美国本土,孤悬大洋中的“旅游者的天堂”,优游岁月,以终天年,对于这位意志坚强却神经脆弱的“政治老人”来说,是不是可以减轻些许未能回归大陆所带来的心理负担与客观责难呢?
     (作者附注:文中部分资料引自窦应泰先生著作,恳致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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