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年末的一天，我到上海华东医院看望了黄宗英。 那天一大早儿，天有些阴。当我来到上海华东医院门外的时候，天上飘起了细如牛毛的雨
2009年年末的一天，我到上海华东医院看望了黄宗英。
那天一大早儿，天有些阴。当我来到上海华东医院门外的时候，天上飘起了细如牛毛的雨丝。我和上海作协的两位朋友约好在这里会面，然后一起去看望黄宗英。
黄宗英的名字人们太熟悉了。这位中国电影界的著名演员，以秀丽的姿容塑造了众多银幕形象。早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她就因主演喜剧《甜姐儿》而闻名上海滩。黄宗英原籍浙江瑞安，生于北京。1941年，她跟着大哥黄宗江到上海，进入了“演艺圈”。先后在上海职业剧团、同华剧社、北平南北剧社任演员，1946年开始发表作品。1947年，先后在北平中电三厂、上海中电一厂、二厂、昆仑等影业公司主演了《追》《幸福狂想曲》《鸡鸣早看天》《街头巷尾》《丽人行》等影片。让她第一个获得国家大奖的影片是《乌鸦与麻雀》。在此片中，黄宗英扮演了一个国民党小官僚的姨太太，举手投足间复活了一个上海小女人的刁钻刻薄，人物刻画得相当成功。在文化部1957年举办的“1949－1955年优秀影片评奖”中，她当之无愧地获得了一等奖。
新中国成立以后，黄宗英一直在上海电影制片厂担任演员。她塑造的角色，如电影《家》中的“梅”、《聂耳》中的“冯凤”等形象，可谓家喻户晓。与很多女演员不同的是，黄宗英很有写作天赋，也很有才气，最终“演而优则写”，走上了文学道路。1965年以后，黄宗英几乎就专事创作，不仅是当时中国作协上海分会的专业作家，还是中国作协第四届理事。可以说，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开始，黄宗英就成为大众喜爱的作家。她创作的报告文学《特别姑娘》《小丫扛大旗》《天空没有云》《没有一片树叶》《大雁情》《美丽的眼睛》《小木屋》等，以清新的文笔、生动的语言形成了自己的创作特色，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
那么，这位今年已经86岁高龄的老作家，此刻会是什么样子呢？她会欢迎我的到访么？带着有几分兴奋、又有几分不安的心情，我走进了她的病房。
“我们家有长寿基因”
让我没想到的是，她见到我很高兴，而且很开心地说：“《文艺报》的？太好了。我很喜欢《文艺报》，是《文艺报》把我捧红的。那时候我写的报告文学，是《文艺报》发了评论文章，我就一下子红了。”大家都被她说得笑了起来。
黄宗英坐在病床旁边的椅子上，穿着蓝白条子的病服，头戴一顶白毛线织的帽子，帽子还织了细细的红边，看上去气色很好，谈吐清晰。虽然已是耄耋老人，但当年的美丽依然没有完全从她脸上消退。人家说老年黄宗英有三个明显标志：一头漂亮的白发，一口整洁的牙齿和一脸光洁的皮肤。当我见到她的时候，觉得这三条总结得一点不错。虽然在病房，但她状态很好，整个人显得优雅可爱。听到我夸她，老太太高兴了，用一种愉快的口吻说道：
“我们家有长寿的基因。我大姐黄瑞华，今年已经100岁了，二姐黄燕钰，98岁。现在她们都住在北京。我大哥黄宗江，大我4岁，今年90了。黄宗洛比我小一岁，今年都85了，我的小弟弟黄宗汉，也有78岁了”。“那您100岁肯定没有问题”，我插话道。她微笑地点点头又摇摇头，感慨道：“活着是好，但是也见不到，也不好。”
黄宗英的大姐和二姐，可能人们并不熟悉。她和她们是同父异母姐妹。不过这种关系，是她在父亲逝世后，从亲戚、邻居夸姐姐对她好的话里才知道的。黄宗英说，“两个姐姐帮着撑持家庭，并且把我这个丑丫头打扮得花蝴蝶似的”，只是两位姐姐，并非像黄家其他孩子那样有名气，所以这种姐妹情深一直不太为世人所知。而人们知道得比较多的，是黄宗英和大哥黄宗江关系非常“密切”。正是因为黄宗江对戏剧艺术的痴迷，才最终把小妹也带上了道儿，成为人们喜爱的表演艺术家。不过，这件事我们还真得感谢黄宗江。黄宗英的父亲在她九岁时便辞世，家道中落，那时候小小年纪的她，就整日做着养家孝母供兄弟上学的梦。黄宗英说，她曾经想去当护士，但母亲说当护士太苦了；有想去做文书，因为她家里有英文打字机，她很小就会打字，但人家嫌她太小了；她又梦想着做个卖花姑娘，因为“小小姑娘清早起来，提着花篮上市场”的歌儿好听；她又梦想吆喝着卖菜、摇拨浪鼓卖针头线脑……反正自始至终没做过当名星的梦。要不是有宗江大哥的带领，人们可能就不会知道黄宗英，也不会有这么好的戏看、有这么好的书读了。
长寿的话题还没说完呢，上海巴金文学馆的周立民就送上了给老人家带来的好几本书。原来，黄宗英有“约法三章”，就是凡要来看她的人，一不许带吃的，二不许买花，三是要带一本书。但周立民除了给黄宗英带来的书外，还拿出了一本已经有些旧、但设计得很朴素的深蓝色的小册子。我一看，原来是黄宗英的文集《星》，是1981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我很诧异地问：
“这么宝贵的书，你哪里弄来的？”
“在摊儿买的，”周立民很有几分得意地说。“我前两天逛旧书摊，忽然发现了黄老这本书，我就赶紧买下了。今天特地带来，是要请黄老师给我签个字的。”说罢，他把书恭恭敬敬地递在了黄宗英的手上。
黄宗英用一管黑色的软笔，微笑着在扉页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字很娟秀好看。我打趣对周立民说，你这书可要好好保管，有黄老师签字，将来可值钱了。黄宗英说，也不一定呢。我就值一毛五。原来她说的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她去昆明出差，看到路边有卖明星画片的，“我一看有赵丹、白杨的，再一看又看到我自个儿的了，那个卖画片的人头也不抬地说，‘黄宗英儿，一毛五！’”她用云南话，学着路边小贩的语气，活灵活现，又把大家逗乐了。
我很小心地问她，现在主要是哪里不舒服，她说她现在最主要的病痛是头疼，而且是从1959年开始的。“那年我在上影厂，开大会的时候，电影局长忽然就说，黄宗英调到创作组去写剧本。我的头‘嗡’一下就疼了。我怎么会写电影剧本呢？写不出来怎么办？他也不征求我的意见，就宣布让我写剧本了。我从那个时候头就疼了，一直疼到现在，疼了50年。”本来她是在叙述一种痛苦，可她那生动的语调特别可爱，总是闪现着女孩子特有的浪漫，几乎真的让人忘记了她疾病缠身和年事已高。
一生是一个三段式
如果概括黄宗英的一生，可以说是一个很鲜明的三段式：上世纪四十年代的著名演员，六十年代的报告文学家，九十年代则是浪漫爱情故事的女主人公。
黄宗英15岁闯上海。用现在的话说，是迅速在演艺事业中崭露头角。在旧上海的观众心中，黄宗英是个柔媚清新的“甜姐儿”。现在很多上海的老人，都能津津乐道地向人们说起她饰演的话剧《甜姐儿》，在这部戏中，黄宗英成功地塑造了女主角，除了受观众好评外，还得到了电影导演们的赞赏。其实，黄宗英当时参加了很多进步戏剧的演出，如《蜕变》《鸳鸯剑》《霸王别姬》《君子好逑》《日出》《七重天》等等。嗣后，她受邀加盟电影界，拍摄的第一部影片是《追》，在这部片子里，她饰演资本家的小姐叶文秀，接着又拍摄了影片《幸福狂想曲》《丽人行》《鸡鸣早看天》《喜迎春》《乌鸦与麻雀》《三毛流浪记》《武训传》等。在拍《幸福狂想曲》时，她认识了赵丹，并在拍摄结束后成为赵太太。那年她23岁。从此她陪伴这位电影大师32年，直至他驾鹤西去。文革期间，赵丹被关进监狱长达五年，黄宗英独自一人带着孩子们长大。她自己也被下放到干校，但她勇敢地面对磨难，挑长担、耘稻、筛麦子、挖厩肥样样精通，甚至创下过一顿吃六两面条外加两个馒头的纪录，硬是坚持到曙光再现。这些经历，人们从她的许多文章中都能看到，让人不由感佩一个柔弱女人的乐观和坚强。
至于黄宗英的多才多艺，她自己倒觉得并不是刻意学得或者得益于什么“家教”。但她说，“七岁看大”这句话，对她倒不是没道理的。正如她在后来的文章中写的：
我仿佛从未逾越过“家庭熏陶”这个圈儿。我爸爸活着的时候，老没大没小地撺掇着我们上树、爬墙，还拿他当大马骑，并常年在戏园子里订包厢带全家看戏，孩子们在学校里开同乐会演戏、演讲、跳绳……爸爸都是最佳观众“追孩族”。父母从没说过一句让我们好好读书的话，却一个书库、一个书库地给我们买书：《万有文库》《中学生文库》《小朋友文库》……连描金漆绿题字的玻璃橱门的书架子一起买回来。姐妹兄弟办起了“我们的图书馆”，还刻了章。我最喜欢整理书架，把书摊一地，慢悠悠半懂不懂地一本本看过去。
童年，爸爸是影响我最大的人。爸爸，好爸爸！人家都叫他老师。他却是孩子们的朋友和奴仆。他早上九时上班，可天不亮就起来，笑眯眯看我们一个一个背着书包走出家门，才又去睡回头觉。他总是带我们去游泳、去看灯、去放风筝……我小时候长得最难看，他就最疼我，老让我跨在他背上骑马马、转圈圈。
我九岁时，爸爸病倒了，说是伤寒。一天深夜，我从热被窝里被叫起来，只见楼上楼下，每个房间的灯都亮着，我被领到爸爸的卧室，爸爸正被人架着在大喘气(长大后才知道是抢着在他断气前给换衣服，不然到了阴间是赤身裸体的鬼！其实爸爸才不信鬼。都是好心人瞎操持)。我觉着爸爸睁大眼睛看了看我，我叫爸爸，爸爸不应。大人叫我跪下，我不明白。从来是爸爸朝我下跪，让我骑，骑。干吗这回要我跪？又不是过年！等大人把我按得跪下来时，只听得母亲爆发出撕心的号啕。
正是在这一年的秋天，黄宗英的“大马”自己跑了，她从此没有马马骑了……
而黄宗英人生的第二个辉煌阶段，是以自己活泼清新的文字，成为人们喜爱的作家。尽管在哥哥黄宗江的眼中，黄宗英的文章时有“发嗲”的痕迹，他说她“好像是在和读者谈恋爱”，但正是这种浪漫与激情，使得她的文字有了灵气。从她自己说的，1959年被局长“点名”到创作组开始，她就踏上了人生的另一条路——文学的道路。她编写的电影文学剧本有：《平凡的事业》《你追我赶》《六十年代第一春》，特别是她为赵丹创作的描述爱国民主人士闻一多先生事迹的电影文学剧本《红烛》《大火》，在影坛内外反响很好。那时，她写作之余也客串参加影片的拍摄，其中《为孩子们祝福》《家》《聂耳》《一盘没有下完的棋》《闺阁情怨》等等，可以说这个时候她是“双栖”的。从六十年代以后，她的文学创作愈发成熟，特别是她的报告文学《大雁情》，引起了文坛的关注。《大雁情》发表于1978年，描写了遭受非议的植物科学家秦官属为科学事业任劳任怨、无私奉献的高高精神和正直、刚强的品格，并通过她的遭遇，进而直面中年知识分子面临的严峻现实，很有思想深度。而在艺术手法上，《大雁情》借作者自身的感情变化结构全篇，以小标题的精心制作，巧妙地表现出人物从未知道疑惑的探索过程，造成悬念，有很好的阅读感。
其实，黄宗英的报告文学作品题材广阔，人物形象丰富多样，她总是重在人物精神品质和人格力量的挖掘，叙述方式以“我”与对象的交往为线索，将自身介入于所描写的过程，同时也是发现人物、认识人物的过程。因而，她的作品总是亲切自然，意境清丽婉约，文字简约舒曼，自成一格。黄宗英写了很多知识分子，但她不是描写对象有什么了不起的重大贡献，而是把眼光更多地投向人物的那些坎坷经历和困境，表现了一个女性作家特有的人文关怀。
黄宗英已经出版的散文集和报告文学集有很多，大家比较熟悉的是《星》《桔》《大雁情》《和平列车向前行》《爱的故事》《一个小孩子》《小木星》和《黄宗英报告文学选》，以及后来与冯亦代合著的《命运的分号》《归隐书林》，但我认为她写的很好的“新作”是《上了年纪的禅思》。这本在2004年出版的书，收录了她的34篇散文，《故我依然》《敞开心扉的栖息地》和《我公然老了》等篇什，都是发自她心底的歌声。经过了几十年的岁月，当她猛然发现自己“公然老了”的时候，那个老，不仅仅是由于那一头亮丽的白发和她的风采，也不单单是那些知心朋友的先她而去，留下一个伤别离的她，甚至也不是她由于记忆力的衰退，记不住自己几天前动了感情写就的文章。她的那个“老”是那么恬淡自然，那是对自己返璞归真的欣喜，是对人生的咏叹和感悟！她笔下的俏皮，字里行间的亲情、真情、浓情的肆意挥酒，让人感觉她的“老”是那么深沉而动人，充满了禅思……据说当年这本书上市，在北京的西单图书大厦销售得很火。她自己都没有想到，那些温醇闲淡的散文，让她一不小心成了畅销书的作家。其实这里只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很多人都对这位老作家和她的文字充满了挚爱。
她的第三个人生阶段是近人皆知的，几乎可以说是具有“轰动”效应。那就是在刚刚过去的世纪之交，黄宗英和大翻译家冯亦代的恋情，让她再次成为一个浪漫故事的女主人公。这次还是要感谢书——人们可能还没忘记，《纯爱——冯亦代黄宗英情书》曾引起了多少人的追捧啊！那是一场风花雪月的情与爱，一幕动人心魄的黄昏恋。300多封情书、40多万字，我们的大明星兼大作家黄宗英，激发了她的“爱哥哥”——大翻译家冯亦代如火山爆发般的激情。两个老人鱼雁传情八个多月，为人们留下了一本火热而厚重的情书。浪漫才女黄宗英，使学富五车的老夫子冯亦代焕发青春，而热烈智慧的冯亦代，也成了明星作家黄宗英心灵的港湾。这一段幸福美丽的爱情佳话，让人除了感动，还是感动。这里，我想采撷他们情爱中的芬芳两朵，让我们重睹那晚情的芳华。
冯亦代，《我和小妹》：
星期六，小妹从上海飞来。我要了辆小面包上机场，一上新开通的高速公路，只要一刻多钟就可以到达。心里喜洋洋的，已经四年多不见，以前随随便便，现在恩恩爱爱，忽然两人的关系改变了，不知道怎么说见面后的第一句话。
想不到这时汽车忽然行步蹒跚起来，司机摆弄得满头大汗，车子还是抛锚了。我瞄了一眼手表，时间还早，即使眼看一辆辆小轿车飞驶而过，心里还是泰然。车子重新上路，走了一会儿，又步履维艰了，于是又停又修，再上公路。
女儿说这一次大概可以熬到机场了，我说一二不过三，到机场大门前还得停一次，果不其然，一箭之遥，即是机场入口，而车子又停了下来。
进得机场，好容易挨到报告上海班机到达，行李房逐渐有了人影，突然在人群中看到那顶熟悉的白绒帽，我的心怦怦然。于是看她急冲冲向我走来，女儿给她送上一束红色的月季花，我们相对呆望着，不知怎么我突然冒出了一句：“我今天早上还写了一篇文章。”
亲友们送了许多花儿给我们。风的妹妹热心地说，蒸过了可以永久保存。小妹问：“真的吗？”Fafa说：“真的，我在朋友家里看过蒸了的花和叶，像新鲜的一样。”于是第二天小妹真个“新妇来三日，洗手入厨下”，一边说不可能一边蒸花朵。揭锅时，花儿全化了，只留下一张橡皮树叶，小妹抢出烫手的树叶发呆。我说一定我们蒸得不得法，小妹要我打电话给Fafa，她听说花儿蒸化了也呆了，最后说她去问懂养花的那个朋友。后来，电话来了，她说她好受一番朋友的埋怨，原来是要用药水泡过的。Fafa这个马大哈少说一个程序，于是我们便闹了笑话。
在马路上散步，看到一处大学在招生补习英语，小妹便去报名。她去学英语是要和我拉开距离，躲得离开我远远的，还是缩短距离，更密切无间，帮我搞翻译呢？但我担心黑灯瞎火，她会不会不认识路，回不了家！叫我又到哪儿去挂失呢！
……
而她则在《闲说亦代》中这样描述了自己和“二哥”：
五年半之前，是赵丹离世十三年之后，一九九三年深秋，在上海，我对忘年女友、资深编辑、新秀作家彭新祺说：“我要结婚了。”小彭特高兴：“好呀！跟谁？”答：“冯亦代。”“名字好熟，是……”“翻译家、书评家、散文家、《读书》杂志编辑部的家长。”“什么叫家长？”“家长掌过家呀！”“那他以前都担任过什么职务？”“闹不清。”小彭笑个不停：“滑稽，连人家职务都闹不清就嫁？”我驳她：“够清楚了。难道还要政审？反正是好人，反正不是写作翻译，就是编辑出版呗。他是赵丹、黄宗江的至交，当年文艺界都称他二哥，在重庆文艺界谁没钱、没饭吃、没地方栖身都找他想办法。他和二嫂郑安娜两人过日子，吃饭总是拉开八仙桌坐满，他家小客房住过不少风云人物哩！”小彭点头：“怪不得，同气相求。”我补充说：“在二哥倒霉的时候，阿丹更是每到北京必带我去看他和二嫂，还告诉我说：‘如果没有冯亦代，当年重庆、香港、上海的左翼戏剧运动是难以生存发展的。’唉……”小彭：“干吗叹气？”我黯然说：“他老了。已经多次患脑梗塞了，偏瘫了，身边也没伴儿。我属牛，他比我大一轮，二牛抬杠耕耘绿格田，相伴走人生最后一程吧。”
这两位纯情的世纪老人，以他们真诚的爱写出了人间最美丽的诗篇。在1998年冯亦代第五次患脑梗塞的时候，经抢救后病情时缓时急，黄宗英就联络朋友张罗给他出文集，说他一辈子为大家出版了许多书，一定要赶在他还明白的时候能看到自己的文集。她也拼命整理资料，在《冯亦代文集》五卷出版后，也竟然患脑梗昏迷住院。后来，还是冯老撒手人寰，把自己深爱的“黄妈妈”扔在了人间。
“是我自己改的名字”
其实我们没有敢谈老人的感情问题，是她自己谈到了老伴的离去，“爱哥哥没陪我”，黄宗英有些黯然神伤：“是我的名字不好，你看，黄、宗、英，三个字都是单体字，说明我注定要孤独。”
“哪里啊，”我安慰黄宗英说：“这是碰巧而已呀。中国字那么多，再说谁起名字的时候能想那么多呢？”
为了让老人不再想伤心事，我赶紧把话岔开：
“您说您的姐姐叫黄瑞华、黄燕钰，她们的名字怎么不和你们的名字连着呢？”
“其实我也不叫黄宗英，我们家女孩都是不排辈分的。”
“是啊，旧社会是这样，很多女孩子是被歧视的，她们不能进入家族名录的排行……因为女孩子将来要嫁人的啊，不能算家里人的。”上海作协的老陆在一边插话。
“那您的名字是排了辈分的，是谁给您改的？”
“是我自己改的名字。”黄宗英说：“我不喜欢原先的名字。在上学的时候，我就让老师给我改名字。老师就问，你哥哥叫什么，你弟弟叫什么，我说叫黄宗江、黄宗洛，老师就给我起名叫黄宗英了。”
“那您原先叫什么？”
“我觉得那个名字太娇气了，一直没有公开。”
“现在向我们公开一下可以吧？”
“我叫黄月娇”。
说完，老人和我们一起哈哈大笑起来。
难怪黄宗英的散文集《星》《桔》《半山半水半书窗》等书中，能有许多脍炙人口的篇什，也难怪她能写出像《小木屋》那样充满浪漫情怀的文字，那是因为她有一颗童贞的心。黄宗英之所以连续获得1979－1980年、1981－1982年、1983－1984年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现在也还不断写着恬淡美丽的散文，她身上的一派浑然天成的天真，就是她进行文学创作的最为宝贵的本源。
即使到现在，读书和写作也依然是黄宗英生活中的重要程序。她现在的生活，是每天上午治疗，下午就一定是看书或者写字。此外，她还要学英语，“我的英语还不到中学水平，所以一定要学”她很认真地强调了“中学”这两个字，好像这真是她学英语的原因。我们说，现在也经常能看到她写的东西，她貌似有些不好意思地笑笑：“有精神的时候就写一点，写不好了。”周立民说：“其实，黄老师还在《新民晚报》开着专栏呢。”我顺势也请她给我们报纸写点东西，她连忙摆手：“不行不行，你们《文艺报》要求太高了，我可不敢给你们写。”大家又随着说笑起来。
遗憾的是黄宗英的病房有点乱，也显得逼仄。两人间，旁边一位老年妇女貌似病得很重，不能自理。保姆悄悄告诉我，经常是黄宗英在吃饭，她那里就大便了。黄宗英又爱干净，一下子就吃不下去了。“为什么不要个单间？”我问。“级别不够，”黄宗英回答：“我不是局级。”“不能和院方交涉下，这么著名的作家、明星，一定得看级别？”而此时在座的朋友们，却全支支吾吾环左右而言他，显然是有难处。我忽然想起一个细节，刚才在华东医院门口，有位保安模样的中年男子见我等人，就问我是否是看病人，我说是，他又十分礼貌的问：“敢问你看领导呢？还是普通人？”我说，不是领导，应该也不是普通人吧。我看黄宗英。“黄宗英？那当然不是普通人，”男子立刻兴奋起来，“她就住在那座楼。”他用手指点着，“我有时候见她出来散步的。请你见到她，一定代我问好。就说一个普通人向她问好。”
我当然把这个“好”带到了，黄宗英听了也很高兴。但是，连一个普通人都知道，黄宗英不是“普通人”，医院如何就不能破个例呢？黄宗英非常喜欢树，还写过一篇题为《人•树•天》的文章，说的是赵丹落实政策后被允许看一套新住处，结果就因为楼下有一株大松树，连房子都没看就搬进去住了。走南闯北的黄宗英，无论是西藏冰峰雪岭上的云杉，还是南海边的棕榈，还有与百姓人家作伴的杨树榆树大樟树，她都喜欢。但她现在是不可能看到什么像样的树了，小小的病房连摆绿植的地方都没有。即便出去散步，在楼群和水泥路构造的一片灰色环境中，她又如何看到自己喜欢的绿色呢？难道这样一个老百姓心中的“大明星”、一个头发花白仍然能够全心“纯爱”的女作家、一个年近九十去日无多的病人，就不能拥有一个更好的休息空间么？退一步讲，当今文坛上像这样国宝级的财富，还能有几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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