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唐绍仪

     1934年陈济棠发动倒唐事件，父亲被迫离开家乡广东中山县，经香港辗转来到上海。嗣后，母亲携弟妹去香港，父亲仍滞留上海。当时社会上有各种猜测，有些人别有用心地说他另有所图。事实并非如此。父亲留在上海有他不愿为人所知道的苦衷。他和母亲由于年龄的悬殊的各自经历的差异，对政治见解和日常生活的处理，意见时常相左。父亲虽在清政府长期位居要职，官至尚书，但因早年留美，颇受资产阶级民主共和思想的影响。在前清的高级文官中，像他那样能脱离清廷和  洋政府而与当时的革命党派——国民党的结合虽不能说绝无仅有，却也寥若晨星。他不同于眷恋权位的封建官僚，为反对袁世凯的专权独裁、维护责任内阁的尊严，他可以辞去总理之位。1936年他身为西南政务委员会七常委之一，却率先建议撤消该委员会，其主观动机是为了维护国家统一。事后，蒋介石有意委他任广东省长。为表明心迹，他固辞不受。晚年，他同国民党政府保持若即若离的关系，仅持名而已。这固然因他鄙视蒋之为人有关，但事实上他在任西南政务委员及中山县长之时就有退居林下之意了。出任该两职务，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满足母亲的要求。母亲是个个性很强的女性。她正逢壮年，对生活有更多的追求，不愿父亲退出政治舞台，更由于其他方面的原因，两人感情不合。这才是父亲留在上海不去香港的真正原因。后来他想离开上海这个是非之地去美国，但为时已晚，因为日方对他监视甚严。大哥唐榴曾对我说，父亲如果装成病  ，或可设法出走，但也不一定能瞒过日本人的耳目。最后，父亲终于没有获得出走的机会。

二、是谁要父亲接见土肥原的

     父亲接见土肥原是他被害的直接原因，也是某些论者说他  日本的拉拢犹豫观望的主要依据。父亲究竟怎么会同意见土肥原的呢？这里有一件绝少为外人知道的史实。抗战爆发，沪宁相继沦陷。日本侵略者对国民党政府采取双管齐下的策略：一方面企图用军事手段压服，同时又拼凑傀儡政权以便从政治上予以打击。按他们的想法，傀儡政府首脑应该来自军政两界的元老，这样才具有与国民党政府相抗衡的号召力，才能起到政治打击的作用。父亲是他们物色的人选之一。日本侵略者为达到其目的，到处散布流言，暗示唐绍仪将出任伪职。一时谣言四起，其中既有不明真相的猜测，但更多的是故意混淆是非的恶意中伤。父亲的至亲好友都劝他登报辟谣。但他胸怀坦荡，十分干脆地回答说：“没有必要！谁不知道我唐绍仪的为人？我不愿为虎作伥，造谣也造不倒我。只要身正谣言自息。”然而，他以多年从政的经验，面对动荡的时局，当然深知自己处境的危险。因此，他在处理具体事情上十分小心，免得授人以柄。他闭门谢客，除非至亲概不接见，不给日方以及和他作对的政治势力以可乘之机。《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说他与汉奸温宗尧来往密切，纯系误传。温宗尧虽是他的旧部，但自从温投敌后，父亲即与其断绝来往。尽管温多方设法求见，却始终未能如愿。日人松井和土肥源屡次派人试探，要求会见我父亲，均被严词拒绝。刺客谢志磐能见到父亲是因为父亲对他有救命之恩，不同于一般的朋友。
     但是后来发生的事使父亲改变了初衷，同意接见土肥源。1938年9月上旬和中旬，大姐宝珠和大哥榴先后转道香港来沪，带来蒋介石、孔祥熙、宋子文、居正和戴季陶5人的亲笔信。信中请父亲设法向日方打听讲和的条件，这样做对国民党政府有几方面的好处：第一，当时父亲在日方心目中有一定的地位，可以利用他同日方讨价还价。第二，如果事情传出去，由于父亲不以政府代表的身份出面，不会损害国民党政府的形象。父亲在接到信后经过考虑，同意与土肥原见面。因为他认为，如果以后被人指责，他有5封信可资证明。但是没想到数日后他就遇害。如果说见土肥原是个错误的决定，那么父亲的错误就在于他又一次以国民党的大局为重而置个人利益于不顾。对这个决定，应该负责任的不是他，而是国民党政府。

三、父亲遇害后的风波

     父亲遇害后，上海报界大肆渲染。国民党政府大员包括蒋介石在内，或致唁电，或送花圈，行政院长孔祥熙专门发表讲话，颂扬有加；国府拨款治丧，可谓备极哀荣。然而奇怪的是正在香港的大哥榴接到噩耗后迟迟不来奔丧，以致父亲的葬礼一再延期。多年以后，我们才知道，原来当时大哥榴在香港被军统特务扣押住了，目的是追回那5封信。其实那些信件一直由大姐宝珠保管着，直到军统特务们弄清楚信件确实不在大哥手中，而且得到他保证不泄密的许诺后，才予放行。父亲葬礼后不久，大哥即外放檀香山总领事。那时，凶手谢志磐的军统特务身份已经暴露，所以我们认为父亲的死完全是蒋介石玩弄的花招。我对大哥接受任命十分不满，怒责他靦颜事仇，只知当官连不共戴天的杀父之仇都不管了，大哥无言以对。现在想来，大哥去檀香山既出于最高当局的安排，或许只有听命才是他避免杀身之祸的唯一出路，要他和那么强大的特务机关对抗实在是苛求于他了。父亲的老友章士钊、叶恭绰两位先生曾提出为父亲写传记，终因大哥大姐为自身的安全计不愿公开那5封信件而作罢。
     平心而论，蒋介石虽曾命令军统监视在沦陷区各要人的行动，但刺杀我父亲恐非他的本意。问题出在当时蒋等5人的亲笔信，为保密起见，是直接交由大哥他们转致我父亲的。很有可能那时连军统的上层人物都还未掌握这个情况，更不用说担任实际行动的中下层人员了。凶手谢志磐在看似密锣紧鼓的调查过程中，被人暗杀于重庆。这是再明显不过的灭口举动了，是军统帮助蒋介石摆脱尴尬局面的惯用手法，否则这出戏如何收场呢？

四、我的几点看法

     文章结束前还想说几句并非与主题全然无关的话。那就是究竟如何评价历史人物这个老生常谈的问题。有关这方面的论著可谓汗牛充栋，本不容我这个外行置喙。但当今历史界是否能对前朝人物都做出公正、客观、全面、求实的叙述和评论呢？我看未必，我想以我父亲为便谈谈我个人的看汉。如能抛砖引玉，则幸甚。
     第一、辩证唯物主义者都懂得并主张评价人物时既要充分估价其行为的客观效果，又要深入探讨其主观动机，将两者结合起来加以考察。道理尽管正确、运用起来却不一定得心应手。以我父亲为例，就我所知，他丝毫没有与日寇勾结的主观动机。如上所述，接见土肥原是应蒋介石等人的要求而为，不是他自己的愿望。况且他见土肥原这件事也远没有产生危及抗战全局损害举国的客观效果。怎么能要他对此事负责而加以“犹豫观望”的定论呢？至于说他是大汉奸，更是完全不负责任的无稽之谈。要说“犹豫观望”，国民党高级人士中为数不少，这不是个别历史人物特有的政治态度。要之，只能说这件事从侧面反映了中国官僚资本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所表现出来的软弱和妥协。
     第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认为评价历史人物不应脱离人物所处的待定历史条件和历史环境。父亲充其量是一个脱胎于封建官僚的旧民主主义者。在当时沦陷的上海，他不主动接触日伪势力，不与其合作，就是坚持民族气节的表现。怎么能因为他没有离开上海就说他“犹豫观望”呢？
     第三、我觉得当今有的史学家，特别是有的历史传记作家有一种倾向，即习惯于用僵硬的政治公式去衡量每一个历史人物，把历史人物写成政治概念的体现和化身；习惯于单从政治角度去寻求历史人物一切行为的动机。从我父亲晚年留在上海得出他对日方的拉拢持“犹豫观望”的态度这个结论，正是这种思想方法的结果。
     我认为要正确认识历史人物并对其作出全面公正的评价，不仅要考察他的社会政治活动，还应该了解他的个人和有家庭生活。因为所有政治家其实都是有血有肉的凡人，他们有自己的儿女私情，有一般人的各种欲望。家庭生活毕竟是政治家们一生经历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不在位的政治家来说，尤其如此。如果对此一概视而不见，怎么谈得上全面正确地认识他们呢？王安石读史发出“当时  闇犹承误，末俗纷纭更乱真”的感叹是极有道理的。
     第四、历史著作问世前，编者照例求教于专家学者，这是必要的。但是否也应该向有关人物的家属征求意见，以及从他们那里收集史料呢？我认为是应该这样做的。家属虽不一定是专家权威，却有亲历某个事件者，也有掌握秘闻轶事者，可以补正史之不足。只有深入调查研究，才能不人云亦云，才能成一家之言。可是，现在这方面的工作似乎做得很不够。我之所以对父亲的这一段经历隐忍至今，是因为：一、没有适当的机会；二、投鼠忌器，必须顾及在海外的大哥大姐的安危。如今他们已相继谢世，连和他们同时代的人也多已作古，知道内情的人越来越少了。为了对父亲负责，更要对历史负责，我必须披露事实真想。我不否认，父亲有很大的历史局限，特别是他的早期经历，更有其反动的一面。但是究竟怎样评价他才是公正的呢？其实即使在为清廷效力时，他也为中华民族做过好事。1904-1906年，他受命以钦差大臣的身份与英国谈判西藏事宜，成功地捍卫了国家领土与主权的完整，以积弱之清廷的代表面对穷凶极恶的帝国主义而不畏强暴且有所作为，这是难能可贵的。中年他反对帝制、赞襄共和。晚年，他不受日本侵略者的拉拢，坚持民族立场，我个人认为，说他在中国近代史中的作用是功大于过，并非溢美之辞。关于他，今后可能还会有这样那样的评说。但是不管怎么说，修史终归是一件好事，是盛世之举。好在“身后是非谁管得，满村争说蔡中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完全有理由相信，人们会更严肃、更负责任地对待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我满腔热情地期待着质量高的民国史著作和民国人物传记的出版。

                                          （原载2010年第1期《炎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