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先生没有“谜”

     一
     今年2月3日是我国一代文学巨匠、语言大师老舍先生诞辰110周年(老舍生于1899年2月3日，1966年8月24日投京郊太平湖自杀)。由于老舍是 “文革”中被迫害惨死的第一个国宝级的殉难者，是人们心中一道很深的伤疤，海内外都发出 “连老舍这样的人他们也容不了”的叹声。于是,它就成了一种忌讳，这些年来某些看不清的人影子常常暗示“少谈文革，少写文革”，老舍之死就很少有人说了，仿佛没这回事似的，由来久矣。记得在十年前老舍诞辰100周年的大日子里，我除了在1999年1月9日《今晚报》上读到傅光明先生的访谈录《端木蕻良谈老舍之死》，又在《读书》杂志上读到陈徒手先生的两篇纪念文章《花开花落有几回》（2期）和《浩然：艳阳天中的阴影》（5期）以外，就什么也没有了。 “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不由得生出一些感慨。也曾提笔写了一点随想，然而终于因病没有写成，只留下一个草稿。倏忽十年又过去了，十年中我又病了两场，虽然没有死，这次也不准备写什么了。可没想到，还不得不写。前些时读到一篇署名散木的关于老舍的文章，标题很是抢眼：《老舍之“谜”》（载2008年7期《同舟共进》）。乍见颇感蹊跷：老舍有什么“谜”呢？再三捧读之下，觉得这文章像是为蒋泥的《老舍之谜》一书而作的评介，但又不太像，因为它写得含糊，哪是蒋泥的意见、哪是文章作者散木的话都分不清楚了。然而没关系，反正我想的是说说有关老舍先生的嘉言懿行，献上一瓣心香，而不是全面评论这篇文章。
     先从文章中引出一些所谓的“老舍之谜”来看看：
   
      蒋泥开列的老舍之“谜”引人入胜。如：
     “老舍有多重人格吗？如何理解他的政治‘热情’？有多少是他真正的‘热情’？”即：“老舍真的是‘歌德派’吗？为什么在台湾的老友梁实秋认为他基本上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不相信他真的是‘歌德派’？为什么‘大师’老舍要把自己降格成为‘匠人’？”
     “老舍挨打是惊心动魄的，参与的人各是什么表现？他为何选择自杀来了结一生？”即：“1966年8月23日，已经无班可上的老舍，为什么刚从医院出院，就急于去上班？他为什么三次受暴打？”“老舍是自杀，还是他杀？如是自杀，为什么死后他腹中无水……”
     这些材料，说明老舍在当年确有某种“两面人”的分裂性格，即“他是一个有心机的、智慧过人、知人论世的人”，“他八面玲珑，以‘外场’和‘交游’闻名，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两面人”，“这个人绝不可恶，但有时却非常可怕”。这，或者才是真正的老舍之“谜”？

     请看，这都是一些什么样的问题，什么样的“谜”？翻查《辞海》：“谜，比喻还没有弄明白或难以理解的事物。”上引的这些有一个真正的“谜”吗？老舍先生的生平事迹有哪些是“还没有弄明白”的？有哪些是“难以理解”的？其实这些全是揣着明白装糊涂、醉翁之意不在酒；无中生有，歪曲事实，花言巧语，恶意地嘲讽和丑化老舍。为了什么呢？也许就因为老舍之死是人们心中的伤疤，无法抚平。无法之法倒有一个，那就是采取欺骗手段，千方百计地贬低老舍，让大家认为老舍是一个无足轻重的、甚至于品格低下的人。鲁迅先生在《狂人日记》中记下狂人的狂想：“他们岂但不肯改，而且早已布置：预备下一个疯子的名目罩上我，将来吃了，不但太平无事，怕还会有人见情。”现在散木、蒋泥二位用的也许正是这种手段：先把老舍“制造成”一个多重性格的两面人，一个冒充歌德派的伪君子，一个自己找上门去挨打的傻子，一个不是自杀而“冒充自杀”稀里糊涂死掉的疯人。于是，一切都被化解了，“不但太平无事，怕还会有人见情。”引文中的每一句话都是挖空心思精心设计才写出来的，尤其可圈可点的是“他为什么三次受暴打”一句，简直是神来之笔，字字珠玑，一个字也改动不得。你试着给它换一个表述方式：“为什么红卫兵三次暴打老舍”那就全完了。前者可以理解为老舍自己招惹来暴打，后者只能是红卫兵对老舍施加的暴行。天壤之别，作者们的天才就表现在这些地方。

     二

     老舍先生一生光明磊落，肝胆照人，豪爽坦诚，无论创作、工作、生活，一切都是透明的，他根本就没有什么“谜”。他一生正直善良，爱国爱民；一生严以律己，宽以待人；一生勤奋笔耕，自号“文牛”。他横死于最成熟、最有可能更进一步的中老年，在40多年的创作生涯中（其中还要刨去繁重的社会工作所占的时间），有人统计他一共写了900万至1000万字，其中包括《骆驼祥子》《四世同堂》等12部长篇小说（含被迫没写完的《正红旗下》）；《月牙儿》等2部中篇小说；《赶集》《贫血集》等6个短篇小说集；《茶馆》《龙须沟》《张自忠》《方珍珠》等21部戏剧；《老牛破车》《出口成章》等7个杂文集；此外还有难以统计的曲艺、新诗、旧体诗、文艺理论等等作品。著作如此宏富，其中很多都是红遍全国以至享誉世界的精品。
     天才加勤奋，是老舍先生文艺创作的第一个特点。天才不好说，勤奋是人人都可以学到的。老舍说：“才华是刀刃，辛苦是磨刀石，再锋利的刀刃，若日久不磨，也会生锈。”据胡絜青、舒乙合著的《散记老舍》一书所述：“老舍不说自己是作家，而自称为‘写家’，表示愿意写一辈子。他非常谦虚，总说自己没写过什么好作品。但是对‘勤快’他倒是相当得意。他说：‘勤快是我的长处，我宁愿忙死，不愿甘作懒汉。’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他天天都写。从一九三六年他辞去教职之后，直到逝世为止，在这三十多年里，基本上是每天少则写五百字，多则三千字，除非严重头昏贫血，病得起不来床，都要天天动笔，天天有所得。” 1962年全国话剧、歌剧、儿童剧创作会议在广州召开，笔者作为歌剧作者得到一个代表名额参加了这次会议，第一次见到老舍先生。我从小爱读老舍的书，他早已是我心中的“偶像”了，见到他真感到三生有幸！一天上午，老舍对全体代表作了一次关于戏剧语言的极其精彩的长篇发言。他是一位很好的演说家，娓娓而谈，丝丝入扣，绘声绘色，又有不少幽默的“包袱儿”，会场气氛十分活跃。我曾经作了一个详细记录，至今保存着，现在摘记一点在下面。这些不都是老舍的原话，但保证不背原意。“和有些朋友的猜想相反，我的作品中的语言不是自然地流出来的涌出来的，而可以说是苦心经营出来的。我在下笔之前不是想到一句就写，而是要想好一小段才写。不可能每一句都精彩，但在几句话当中，一定要有一句是精彩的，这样才能让读者维持往下读的兴趣。当读者刚有点倦意的时候，这句精彩的话就能把他拉回来。我觉得这个方法是很有效的。在选择字眼（词汇）上，我不但要求准确，还要求它有力、生动、念起来响亮。但是我主要的注意力还是放在这一节一段的句子是否表现得正确鲜明，语言的气势和声音是否满意。写完了一大段就朗读一遍给自己或别人听，请人家提意见、修改。不论是写小说写戏我都这样做，尤其是写戏。咱们的话剧可千万别写成“话锯”，——用那种很别扭的难听的台词‘锯’观众的耳朵……” 也就是在这次会议上，老舍透露出他已开始写一部新的小说（即只写了八万字就被迫停笔直到被迫害致死也没写完的自传体小说《正红旗下》）。他说：“真是写得受罪不少，苦不堪言，几乎每一字都要想很久……” 毫无疑问，正因为有这种字斟句酌、苦心经营的精神，才出现了老舍作品的独特魅力。写作态度如此刻苦认真，在老一辈作家当中，开创“山药蛋派”的赵树理先生是差堪比拟的一个。恰巧他们俩又是极好的朋友，据《散记老舍》所载：“老舍说：‘每逢读到赵树理同志的小说，我总得到一些启发，学到一些窍门。’赵树理也曾在老舍家的窄小的客厅里扯着嗓子高‘喊’几段上党梆子。” 同书中总结老舍和赵树理二人有非常近似之处竟达八条之多：“他们都来自社会底层；他们都勤奋一生；他们的作品的主人公都是土生土长的小人物，一个人力车夫祥子，一个农民李有才，后来都成了名人；他们都对自己的家乡感到骄傲，一个一辈子写北京城，一个一辈子写山西农村；他们都热情、豪放，像一团火；他们幽默，都是说笑话的能手；他们都很谦虚，在原则问题上眼睛不揉沙子，但律己极严，生活异常简朴甚至有点古板；甚至于他们的死都是那么近似，他们的耿直使他自己都不明白六六年的事态究竟是怎么回事。”老舍和赵树理一样，倾注了自己全部心血，在现代文学创作中立下了不朽功勋，赢得了中国人民的衷心爱戴并获得了巨大的国际声誉。但也许正因为他们的业绩太耀眼了，而他们又不断表露出自己一些独特的见解，于是双双陷入灭顶之灾。
     大力追求雅俗共赏的民族风格，以城市底层最穷苦的平民作为描写对象；热情主动地向民间艺人学习，创作了大量通俗文艺作品。这是老舍先生文艺创作的另一个鲜明特点。这种“下笔不忘底层”的做法，在“鲁郭茅巴老曹”中，老舍是独一无二的，在当时全国作家中也很少见。这和老舍的出身和生活经历有密切关系。老舍出生在北京一个贫苦旗人的家庭，父亲是清军中的一名“护军”，在抵抗八国联军攻打北京城的巷战中牺牲，襁褓中的老舍由母亲在贫民区中抚养长大，备尝辛酸。所以他和北京的贫民有着血肉相连的感情，即使在他成为教授、名人、大作家之后，他的朋友中仍有不少曲艺人、洋车夫，巡警和小贩。他熟悉他们，热爱他们，以他们为主人公，为他们写书。“五四”以来新文学作品的读者大多为学生和知识分子，但老舍的作品能够突破这个小圈子进入贫苦大众之中。抗日战争爆发后，老舍抛妻别子，从济南奔赴武汉，参加“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组建，被推举为常务理事（实际上的负责人），一身而兼组织和创作二任，一干就是八年。1939年9月，老舍参加全国慰劳总会北路慰问团，历经八个省（包括延安和陕甘宁民主根据地），行程二万余里。在艰难跋涉的途中，他以饱满的反帝爱国热情，写作了大量他熟悉的曲艺作品，也学写他不熟悉的戏剧。如他与宋之的合作的话剧《国家至上》，演出后大受各地抗日军民的欢迎。茅盾先生当年说：“如果没有老舍的不懈努力，文抗会的工作是难以为继的。”夏志清先生也特地写道：“抗战爆发后，老舍的种种无私表现，实在是一个令人感动的榜样。”
     大胆探索，刻苦实践，将北京方言加工提炼成文学语言，成为“京味小说”的奠基人。这是老舍先生文艺创作的第三个特点。我们知道。第一个以北京方言为基础加工提炼写出“京味小说”的首创者，是《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大师。但是“京味小说”真正成为气候，蔚为风气，应该说是在老舍的《骆驼祥子》等大量小说出现之后。所以我以为老舍是“京味小说”的奠基人。和曹雪芹相比，老舍采用的北京方言更广泛，提炼得更生动，个性和特色更为突出。原因可能是《红楼梦》主要写的是封建贵族大家庭的生活，老爷少爷、太太小姐们都有很高的文化素养，说起话来不免文绉绉地，使用方言土语粗话较少，那种话多半只能出自丫环小厮们和呆霸王薛蟠之口。老舍描写的基本上是社会底层的劳动人民、市井穷人和小知识分子，这就不能不大量地使用方言口语，并且必须把它们提炼得不是北京人的读者也能看懂。在这里，老舍找到了他大展拳脚的用武之地。当我还是初中学生的时候，第一次读《骆驼祥子》：祥子糊里糊涂地被抓了兵，挨了打，丢了洋车，又糊里糊涂地牵来三匹骆驼卖了，回到人和车厂，正赶上刘四爷和虎妞在吃晚饭。后者想留住祥子一道儿吃。下面是这样写的：

     “刚吃了两碗老豆腐！”他表示出一点礼让。
     “你干什么去了？”刘四爷的大圆眼还盯着祥子，“车呢？”
      “车？”祥子啐了口吐沫。
      “过来先吃碗饭！毒不死你！两碗老豆腐管什么事？！”虎妞一把将他扯过去，好像老嫂子疼爱小叔子那样。

     现在还记得很清楚，当我读到这段描写时，是非常意外又非常惊喜的。留客人吃饭而用“毒不死你”这样的表达方式，不但我的家乡话中没有，别的书中也没有，就连《红楼梦》里也没有，然而这是何等地鲜明、形象、有力，同时又符合人物性格的语言！后来我看得多了，发现老舍的作品除了“味道好极了”的京味以外，还有妙语、警句、幽默、讽刺、人情味以及那种跳动向前驱赶着读者的气势。所以我觉得老舍的小说除了别的长处，光是语言就有特殊的风格和特别诱人的魅力。文坛史实证明，有了大量的老舍小说之后，“京味小说”才有了全国性的影响，众多后起作家竞相采用。至今如此，老舍功不可没。
     以上说到的老舍先生文艺创作的三个特点，也就是老舍的三大贡献：对中国文学的巨大贡献，对中国人民的巨大贡献，对中华民族的巨大贡献。老舍不仅是中国的“国宝”，也是世界级的大师，标准奇高的夏志清在他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中贬多褒少，唯独对《骆驼祥子》给予无保留的赞扬：“可说是到那时候为止的最佳现代中国长篇小说。”老舍的多数小说、戏剧作品都被译成英、法、德、日等国文字出版，《骆驼祥子》的英译本在美国成了畅销书，话剧《茶馆》在西欧一些国家演出后，被誉为“东方舞台的奇迹”。种种报道（包括舒乙的一篇专文）表明，如果没有“文革”，《骆驼祥子》极有可能获得1968年诺贝尔文学奖，老舍将成为获得该奖项的第一位中国作家。
     可不知为什么，从新中国建立直到“文革”，老舍的长篇小说只再版了《骆驼祥子》和《离婚》两本，别的早期作品如《老张的哲学》《赵子曰》《二马》《牛天赐传》《四世同堂》等等都没有重印。就连老舍先生在抗日战争中艰苦卓绝的表现和种种功劳苦劳也都一律不加介绍。多年来，也没有一本老舍的传记出版。以致很多年青的读者都不了解老舍的生平与贡献。譬如前些年电视剧《二马》上映，有些不明真相的观众说：“没想到土气十足的老舍还到过英国，在英国的大学里讲学，还能用英文写作！”这不仅是谚语中的“不把豆包当干粮”，简直是把国宝当成草了。为什么会这样呢？《散记老舍》中答道：“这是个不好回答的问题。”其实，今天我们明白，这个问题并没什么不好回答的。

     三

     老舍先生追随三闾大夫而去，已经四十三年了，许多问题都已尘埃落定，平反大会早开过了，被无理剥夺的荣誉称号都已恢复，然而时至今日还有人揪住老舍不放，生怕他死后不下地狱而升入天堂，对他嘁嘁喳喳，设谜参禅，继红卫兵之后再给老舍的亡灵描上一个大花脸。这实在出人意料之外。“为什么在台湾的老友梁实秋认为他基本上是一个自由主义者”？我可以反问一句：为什么在美国的夏志清评论《骆驼祥子》结局时指出，老舍“已经开始非难带有自由主义味道的个人主义”了？说老舍是什么什么主义者，不能光凭某人的一句话，而只能看老舍的作品和言行。笔者决不敢说自己是老舍研究者，也不敢说读过老舍已发表的全部小说戏剧作品，不过没读的也确实不多了。和老舍本人也有过一点接触。我觉得老舍至少可以说是爱国爱民主义者、儒家的人道主义者，同时又带点理想主义的色彩。否则，他不会在新中国建立之初听到周恩来的召唤就立即遄归北京。老舍是“歌德派”吗？毫无疑问，能够写出话剧《龙须沟》的人还不是“歌德派”吗？一本根据老舍的著作、书信、谈话、年谱中的自叙文字，在老舍身后由别人加上注释编辑出版的《老舍自传》中记载：老舍就自称为“歌德派”。例如，他对1950年春天北京市人民政府修好了龙须沟一事大为感动，他写道：“感激政府的岂止是龙须沟的人民呢？有人心的都应当在内啊！我受了感动，我要把这件事写出来。……有这样的好政府而我们吝于歌颂，就是放弃了我们的责任。”这些话都是肺腑之言，凭什么“不相信他真的是‘歌德派’”呢？无论是当时或现在我都认为，实事求是地歌颂新中国新政府为老百姓做的好事，对于深知旧社会黑暗的老舍来说，那是很正常很自然的事情。歌德必须出于真情实感，不能对莠政暴行也歌功颂德，更不能把“歌德”当棍子，说不歌德就等于“缺德”，将不歌德的人或善意地提了些不同意见的人打成“反革命”，因此，老舍的歌德是有原则的。对于批判《武训传》、反胡风、反右派、反右倾等等大运动，老舍都没有写过“歌德”的剧本，没有就是没有，不能妄加猜测。至于说老舍写过一点表态短文，那是当时的语境下不得不然之举，不能以今天语境中的标准来要求老舍。散木、蒋泥二位不是“桃花源中人”吧，难道不知道当时是没有“不表态权”的？越是名人越要表态。但老舍的表态也是有分寸的，他决不会像郭沫若先生那样在会上当面向江青献诗，不久又写出“还有精生白骨，自比则天武后，铁帚扫而光”的名句。如果说老舍是“充满矛盾的两面人”，郭沫若又是什么样的人呢？当年政治高压下形成的“表态文化”遍及全国，人皆难免，在建设和谐社会的今天看来，老舍的表态不算问题，郭沫若的失态也只能存而不论。“分裂性格”“两面人”“非常可怕”等等都是很严重的詈骂之词，奉劝散木、蒋泥二位下笔稍加斟酌。老舍虽已不能站出来抗辩，但同情老舍的人还多。
     写了“配合任务”的作品，是否就是“把自己降低为‘匠人’”了？上述《自传》中也说得很明白。“只要是人民需要的，我就肯写。我对各种文艺形式都一视同仁，没有值得写和不值得写的分别。”实际上，为“配合任务”而写作，对老舍来说早已是家常便饭了。他在抗日战争中不但与宋之的合作写了名剧《国家至上》，而且写了无数宣传抗日的通俗作品，鼓词、相声、快板以至于三千多行的长篇河南坠子书。这些也都是为了配合抗日救亡的任务。老舍当然知道，文艺不能从属于政治，宣传不等于艺术，这是文艺创作的规律。但在有紧急需要的时候，又不得不写。文学史表明，假若作者有深厚的生活底子，有充沛的激情，“配合任务”有时也可能出现佳作，如王勃的《滕王阁序》、范仲淹的《岳阳楼记》都是命题作文，都成了名文。老舍的《龙须沟》也如此。但这些作品的产生都各有符合创作规律的来由，不是特例。毛泽东的《讲话》把文艺服从政治定为金科玉律，违者有罪。于是老舍就不能不继《龙须沟》之后，接二连三地写《春华秋实》《西望长安》《女店员》等等好几部配合任务的话剧，无一成功。名闻遐迩的话剧《茶馆》，开始也是配合宣传新宪法的戏，初稿总体很差，但有一幕众人都认为写得极为精彩。导演焦菊隐建议以这一幕为基础扩充为另一部戏，反映中国百年来的沧桑巨变。老舍很胆怯地说：“那就配合不上了。”但一咬牙，他同意了（这里就是文艺创作规律在起作用）。《茶馆》诞生了，演出后一炮而红，最终成了举世称誉的名剧。但是老舍必须为“配合不上”付出代价：剧本被文化部副部长刘芝明大骂一通，一度被禁演；“文革”中此剧又成了老舍的“严重罪行”之一。这种可悲的创作经历，使得老舍心力交瘁，他非常想写的自传体小说《正红旗下》也因此一再推迟动笔。动笔后刚写一个开头，柯庆施提出了“大写十三年”的口号，许多作家受到批判（当然都是毛泽东默许的），《正红旗下》的题材不属于十三年，老舍又不得不停下笔来。但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后来就自愿下乡去写快板“科学养猪口诀”……
     总起来说，老舍先生自1949年12月回国，到1966年8月24日自尽，17年来是苦多乐少。随着外部环境的由好变差变恶，由政通人和，天下大治，加速度地逆转，变得阶级斗争无处不在，专政范围无所不包，折腾不断，运动不断，全国造神，全民拜神，人命微贱，天威莫测，和尚打伞，无法无天，自由空间越来越小，作家处境越来越难：无论老舍如何善良、听话、委曲求全，也跟不上这种急剧而惨烈的变化。老舍的精神状态由建国初期的意外惊喜逐渐变得困惑、失落、苦闷乃至于悲愤了。1963年春，我有一位朋友自北京来，他是和老舍比较熟悉的青年剧作家。我叩问老舍的近况，他说：“老舍的日子不好过，他不是一个超脱的人。就在一次小会的休息时间，当有人说到一位剧作家遭受冤案被整得很惨，老舍很气愤地说：岂有此理！这事儿要是搁在我身上，就是一个字：死！” 我听了十分震惊，很为老舍担心，但没想到他的这句话后来竟会“一语成谶”。                                                                                                                                                                                                                                                                                                                                                                                                                                                                                                                                                                                                                                                                                                                                        
     关于老舍之死，过去有很多种传说，现在看来有些是不确实的。随着新的材料不断增多，事情的真相也越来越清楚了。本文开头提到的陈徒手先生发表于《读书》杂志1999年第2期的《花开花落有几回》中说：“舒乙回忆，一九六四年以后老舍觉得慢慢地被遗弃，心情日趋暗淡。挚友吴组湘进城常到老舍家中喝酒，他告诉别人，老舍经常酒后发很多牢骚。这些牢骚话随着老舍、吴组湘去世而永远带走。”这些话印证了笔者于1964年在北京的一个座谈会上第二次见到老舍先生时的印象。那次会上，他除了在别人发言时有一句插话以外，就什么也没有说。陈徒手发表于《读书》杂志1999年第5期的《浩然：艳阳天中的阴影》一文中又详述了他在于1998年12月对浩然采访时，记录下的浩然的话： “六六年八月二十三日下午，北大造反学生候文正在文联搞队伍，来了一车女八中红卫兵，说要揭文联盖子。给叫出来的黑帮分子挂牌子，后来叫到老舍，我急了。过去每次运动都是市委保他过关。我知道他是大统战对象，周总理重视他，建国后写东西最多，他如果出错，我们责任担不起。我三次进去请军代表制止一下，他躺着不动，说：‘群众起来了。’打电话到八分部，那边也说：‘接受群众考验，不能阻拦。’后来把老舍他们往卡车上装，女孩子拿皮带抽得厉害。我找一个人跟车去看情况保老舍，找机会拉回来。以后去的人打电话说：‘老舍挨打了。’把老舍送回来时，用唱戏的水袖包着打坏的脑袋。红卫兵让他继续交代，场面乱哄哄。老舍砸牌子碰到红卫兵，我赶紧说：‘他是现行反革命，送派出所去。’送走红卫兵已是夜里十一点，到派出所我批评老舍：‘你不能打红卫兵，回家休息吧，到医院看看，明天到机关开会。’给他家打电话，说司机不愿拉他，让孩子来接。第二天一早到到老舍家造反，我们这个组织也去了，贴大字报。那天家里人说，老舍一早就出去上班了。晚上我接到一个电话，说太平湖捞上一个尸首，是老舍。我派人去了，并给老舍家中打电话，胡絜青说：‘人都死了，你们处理吧。’老舍之死是市文联文革中最厉害、最重要的一件事。”为了不损伤文字的完整性，不得不抄下这一大段。从这里我觉得又可以弄清几件事情。一，过去传说1966年8月23日的斗争会本来不叫老舍参加的，是老舍自己去的。又传说本来是斗另一个人，老舍为了讲义气自动去陪斗的。现在知道全不对，明明是红卫兵把老舍他们从文联机关里抓去的。而在老舍死后四十多年，居然又有散木、蒋泥二位发表文章，旧调重弹，说什么“1966年8月23日，已经无班可上的老舍，为什么刚从医院出院，就急于去上班？他为什么三次受暴打？”这可真像陆放翁的诗中说的：“死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二，过去传说老舍他们是被拉到文庙以后才挨打的，老舍提出抗议后打得更厉害；现在知道是一拉上车就“用皮带抽”，老舍并没提什么抗议。散木、蒋泥二位的文章问：“他为什么三次受暴打？”不为什么，就因为红卫兵喜欢打他。文章又问：“老舍是自杀，还是他杀？如是自杀，为什么死后他腹中无水……”这个问题，舒乙先生在一篇题为《再谈老舍之死》的文章中说得非常明白（此文作为附录，也收在《老舍自传》里）。“老舍之死非自杀实为他杀”之说，最早是台湾作家姜穆先生提出的。舒乙访问台湾时，已在座谈会上作了详细的澄清，返回北京后又写了这篇文章。此文流传甚广，散木、蒋泥二位如果读过，为何又在这里布下疑阵？要是没读过，请找来读一下。
     舒乙在此文中有一句话非常警辟：
     “其实，‘他杀’和‘自杀’的讨论之所以重要，与其说对解开老舍之死的谜至关重要，还不如说，这个问题的解决对于了解老舍这个人更有意义。”
     “人是一根会思想的苇草。”（ 法国17世纪思想家布莱兹•帕斯卡尔的警句）人的生命非常脆弱，有如苇草，但他是会思想的苇草。人类的一切文明创造成果都是由人的思想发端的，社会的盛衰祸福也无不系乎人心。执政党和当政者不可不考虑子民们在想些什么。1966年上半年“文革”欲来风满楼的时候，老舍在想什么呢？上述《老舍自传》的最末两段话就记下了他在那时的思想：“我能理解为什么毛泽东希望摧毁旧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但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所以我无法描写这一斗争，我也无法和一九六六年的北京学生一样思维或感受世界。” 这就是说，老舍已经对自己的“思想改造”绝望了，他承认自己跟不上了。他又写道：“你们大概觉得我是一个六十九岁的资产阶级老人，一方面希望革命成功，一方面又总是跟不上革命的步伐。我们这些老人不必再为我们的行为道歉，我们能做的就是解释一下我们为什么会这样，为那些寻找自己未来的青年人扬手送行。我们把描写新社会的任务也移交给青年一代，他们可以根据他们的经验改造社会。”这些话今天读来是令人震撼的。大概就是老舍对红卫兵说的“告别”的话，他仍然对他们寄予厚望，他可能没有预料到自己很快会遭到他们的毒打，但他已经意识到自己走在了悬崖边上了。

     人是需要有一点尊严的。台湾作家柏杨先生写过一本书叫《我们要活得有尊严》，据说很好，无缘拜读，光是书名就令人向往。人要有尊严，大概是人性的共同要求，别说是老舍，就是骆驼祥子、孔乙己、阿Q也要有尊严。祥子宁愿穷死也不向刘四爷乞求，孔乙己被打折了腿还强调“窃书不能算偷”，阿Q临死还为自己圆圈画得不够圆而羞愧，虽然可怜，也是尊严。毛泽东他老人家总要求知识分子“脱胎换骨”地改造思想，其实脱胎换骨是不可能的，就算小乘佛教的轮回之说是可信的，你还得投胎转世等到下一辈子。现世的脱胎换骨，无非就是折辱知识分子的人格尊严，不但斯文扫地，而且尊严扫地。第二次大战结束以来，已经有三十多个国家把“人的尊严受到法律保护”写进了宪法里，可见人同此心。老舍先生对别人非常尊重，也有很强的自尊心。等到一旦非但要触及灵魂，而且要触及皮肉，被红卫兵的皮带抽得头破血流，“用唱戏的水袖包着打坏的脑袋”，于是老舍就只有一死。他的死，不是回避，而是以死抗争，捍卫自己的尊严以及人人的尊严；他的死不是身谏，因为他早已“知虞公之不可谏”；他的死也不是出于一时激愤，而是经过了深思熟虑，彻底绝望之后作出的抉择。我不赞成他的抉择，但是我不能不表示恭敬与哀悼，而且也深信老舍不会白死，他的抉择可能会产生长久的警示作用，促使未来多少代的中国领导人深长思之。
     接到刚送到的2009年2月5日的《文艺报》，打开一看，眼前顿时豁亮。这一期的头版头条大字标题是“纪念老舍先生，倡导为大众的艺术”，下有：北京文联举办系列活动，纪念老舍诞辰110周年；老舍诞辰110周年纪念会暨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京召开，老舍的话剧《龙须沟》在时隔56年后由北京人艺重排公演；读后甚感肷慰。这些表明，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不仅在经济建设方面突飞猛进，精神文明建设也有长足的进步。尤其让我高兴的是，所有的纪念活动都没有提出什么“老舍之谜”的问题。
     但是我还不能放心。没有制度的保证，没有长时间的反思，就难以防止历史的反复。想在中国再搞一次“文化大革命”，复辟封建法西斯专政的人很难说今后就不会出现。为此，我恳切地呼吁：
     建立行宪法庭，并赋予它足够的权力。各级领导机关作出的指示、通知、条例、法规，如果违宪，一律无效。各级领导人的言行如果违宪，立予追究。
     认真考虑和采纳巴金老人的建议，成立“文革博物馆”，让这本浸透了中国人民血泪的反面教材如警钟长鸣，子子孙孙世世代代永宝用之。
     建立“文革学”，深入研究“文革”的造因、恶果以及防止之道。有突出研究成果者可以取得博士学位。“文革学”之下应分设“红卫兵学”，深入研究为何天真纯洁的孩子们可以在短时间内被训练成打人杀人的能手？笔者仿佛记得，“红卫兵现象”在我国历史上好像是存在过的（如李自成军中和太平军中）。是否确实，有何异同？为了汲取教训，非常值得研究。
     恳请全国理论工作者、文艺评论者共同商榷：在报刊上（网络除外）发表牵涉到具体的人和事的评论文章时，作者是否应该署下实名？如果你把对方摆在明处，自己却躲在暗处，署上个笔名（如散木、蒋泥之类），似乎有悖于平等原则。鄙见不知当否，尚祈公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