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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农村走来

江苏如皋,现今成了全国闻名的长寿之乡。解放前那儿可是个穷地方。1942年,我就出生在离县城四十多里的农村。我上面已有两个姐姐,父母虽然一心盼望生个儿子\/textarea>

     江苏如皋,现今成了全国闻名的长寿之乡。解放前那儿可是个穷地方。1942年,我就出生在离县城四十多里的农村。我上面已有两个姐姐,父母虽然一心盼望生个儿子,但还是满怀慈爱地接纳了我。
     故乡给了我美好的童年,也给了我太多难忘的记忆。不管我走到哪里,故乡永远是我心中最神圣的乐土。
这是一个环境十分优美的村庄。我家的房屋朝南,和很多人家连成一排,每家门前都有个几十平米大的晒谷场。场南边有一条东西向的大路,路南边就是一条大河,河水清澈见底。河边有高大挺拔的皂角树,有伸向河面的多采多姿的乌桕树,还有各种杂树。淘米、洗菜、洗衣服、饮用,日常生活用水都靠这条河。各家的房屋后边都是菜园,长满了莴苣、韭菜、茼蒿、苋菜……菜园北边是一条小河,河边也长满了树。
     大河是全村人集资养鱼的地方。每年的中秋和春节,起鱼分鱼是全村人最快乐的时候。大家都聚在河边,人欢鱼跃;小河则是孩子们的天堂。我们夏天在河里捞鱼摸虾摸螺儿,冬天在河上蹓冰,到了春天则在两岸挖野菜,拔茅针(茅草刚长出的花芽,甜甜的)。
     我家院子里有两棵大枣树。春夏时节,满树的枣花,香喷喷的,引来蜂飞蝶舞。秋天枣儿逐渐成熟,孩子们垂涎欲滴,鸟儿也常来偷嘴,最常光顾的是白头翁,一边吃,一边发出满意的咕咕声(这种鸟儿现在可不多见了)。大人用锄头勾住树枝,拉住锄把往下一拽,枣儿就劈劈啪啪洒落一地,孩子们争先恐后地捡。
     冬天,树枝光秃秃的,我们把一些不太大的红薯结成串,一串一串地挂在枣树上,冻上几天再拿下来,放在刚烧过饭的灶膛里,焖在火灰下,熟后拿出来又香又甜,没有什么糕点能与它媲美。
     我的父亲是位小学老师,虽然只读到小学五年级,但刻苦好学,知识面挺宽,还写得一手好字。他早年就参加了地下党。我们那儿是革命老区,县委领导常在我们家落脚。母亲虽不是党员,却不止一次带着孩子扮成家属陪领导到外地去搞活动。日后她一直为此而自豪。而父亲最津津乐道的是有一次去红十四军参加会议,见到了张爱萍上将。
     吴大伯的二儿子在父亲的带领下也走上了革命道路,担任地下交通员。他后来做了上门女婿,成了我的大姐夫。我一直叫他二哥,而我从小就称大姐为“大哥”,由此就有了我们家“大哥嫁给二哥”的笑谈。
      新四军北撤时,父亲正生病,组织上发给路费让他隐蔽起来。父亲就到江南丹阳等地做小学教师,直到家乡解放才回家。
回到家乡以后,他受县政府委派在县城创办了“军工子弟小学”,并担任第一任校长。因为工作成绩显著,很快他被调到地委所在地南通市,到一所中学做教导主任。大姐夫则成了县邮电局的领导。
     1957年整风反右后,不知何故父亲被撤了领导职务,在学校里教历史和生物。本来就少言寡语的他变得更加沉默无语。
此后的大小运动,父亲总会遇到点磕碰,文革中还被关进“牛棚”很长时间,吃尽了苦头。但他在我们面前从不提这些事。文革后,父亲继续教高中的历史和生物,直到72岁才退休。学校的老师们都尊称他“黄老”。
     父亲活了81岁。病重住院期间,学校派人去看望他。当着来人,父亲突然放声大哭,从没见他哭过的我惊呆了。他边哭边说:“我入党时宣誓说要永远保守党的机密,我可从来没有做过对不起党的事啊!”
     父亲终于卸下了多年来压在他思想上的重负,去世时很安详。
     母亲是位勤劳善良的农村妇女,在老家种地时,夏收秋种样样在行。后来进了城,她还是整天忙里忙外,在门前房后种些南瓜、扁豆,爬满了院墙和屋顶。母亲活到89岁,一生最大的遗憾是不识字。她发誓,即使讨饭也要让三个女儿读书。于是,我们姊妹三个都成了知识分子,大姐、二姐当了医生,我成了教师。
     除了有疼爱我的父母和姐姐们外,我还有一个同样疼爱我的干哥哥。他是个孤儿,讨饭来到我们村,为人忠厚老实。村里人见我妈很喜欢他,就出面说合他给我妈当了干儿子,成了我的哥哥。后来他参了军,我们家成了军属,受到很多优待。
干哥哥参加过渡江战役。听说大军渡江时牺牲了很多人,妈妈每天一边哭一边烧纸钱求菩萨保佑他,把眼睛都哭坏了。全国解放了,他回到了家,妈妈别提有多高兴了。后来组织上送他去苏州工农速成中学读书,又保送他到南京工学院自动化系深造,毕业后被分配到合肥自动化研究所工作。
     我的学生时代是从解放后开始的。解放初,由于父亲和大姐夫到县城工作,大姐也进了县医院当护士,我家就从农村搬到了城里。我和二姐都进入我父亲创办的学校读书,吃住都在学校。我从小特别崇拜老师,觉得他们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梦想着长大了也做教师。
     1959年初中毕业后,我瞒着父母报考了师范。父亲为此好长时间唉声叹气。隔了好久我才知道,他误以为是自己的“问题”影响了我——那时上高中比上师范“政审”严格。毕业前夕,学校收到教育部的通知:应届师范毕业生可以考大学。
领导决定让我试一试。离高考只剩15天,师范与高中课本不一样,我心中毫无把握,硬着头皮试了一试,居然考取了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当时南通地区只录取了我一个,家人们异常激动,学校老师们无不为我高兴,那些有大学梦的同学也从中看到了希望。
我在大学里最大的收获是看到了自己的不足。老师们讲课旁征博引,天马行空,我听得迷迷糊糊。同学们聊天也是谈古论今,引经据典,令我望尘莫及。一通紧追慢赶,总算没有拖后腿,我顺利地完成了学业,开始了毕业实习。就在我们盼望着早点走上工作岗位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当时,我与几个同学被抽调到学校组织的写作小组,编写毛泽东诗词注解。带领我们的老师一开始就告诫我们,要记住反右的教训,不要盲动。我这人本来就比较保守,很自然的就成了“老保”。
     我也曾贴过一张轰动全校的大字报,题目是《评“上揪下扫”》,表达了我对“打倒一切”的不同意见,认为打击面不宜过宽。我的大字报一贴出,边头角脑,甚至字里行间,都被写满了评语,赞成的,反对的,甚至辱骂的,五花八门。
后来有人偷偷告诉我,那口号是“旗手”提出的,我心中很有些惴惴。庆幸的是,我们班的那些言辞激烈、心地善良的造反派们,却没有做出任何伤害我的举动。
     在动乱中度过的一年多浑浑噩噩的日子,真像做了一场梦。1968年初,我们终于离校走上了工作岗位。
当教师的父亲还被关在“牛棚”里,大姐夫还在“靠边站”。家里人都搞不清他们到底有些什么问题,什么时候才能被解放出来。家里气氛很沉闷,我心里也是灰溜溜的。母亲为我着急,担心我的婚姻大事,于是,一个邻居很热心地帮我介绍了我现在的先生。
     他就读于清华大学化工系,共产党员,也快毕业了。他的父母是卖熟肉的,有兄弟姊妹七人(其中两个给人家抱养),最小的妹妹才五岁。他们住着租来的两间房,白天一间作起居,一间作店房,晚上把店房收拾一下也住人,厨房不足一平米,生活很艰苦。
     我俩的事双方家长都满意。他们家满意我家的经济条件,也满意我们家在周围邻居中的好人缘。我们家则满意他们家的政治条件,文革中没有人受到冲击,还有一位当高级军官的叔叔。至于家里穷,不能算是条件不好,因为“越穷越革命,越穷越光荣”。
     相处了一段时间,我感到他胸怀比较宽,思想不偏激,生活上特别能干,会照顾人。而我是家里的老小,特别不会干活,于是就对他产生了好感,确切地说是依赖感。他一毕业,我们就成了家,并在1969年有了一个可爱的儿子。我觉得前景一片光明,可不久却发生了令人意想不到的事。
     先是公公婆婆所在的香肉商店说他们多吃多占,要偿还总店1000多元。这对每人月工资30元,要养活一大家人的公婆来说,就是一个天文数字。没办法,他们就让工作组到家里来搬东西作价赔偿,不足部分再每月扣工资。家里唯一的一张大床被搬走了,结婚时我大学同学送的一盏漂亮的台灯也被拿走了。家中的分店被撤消,公婆的工资剩下每人每月不足20元。被扣发工资一直延续到文革结束。我们每次回家得用木板搭床睡,伙食也更差了,原先店开在家里,还能落点油汤油水煮煮菜。幸好我们都有了工资,他叔叔又常给予支持,一家人的生活才得以勉强维持。
     接踵而来的是深挖“5·16"。当时我在镇江郊区做教师,他被分配在苏北兴化县化肥厂做技术员。有一阵,我一个多月没接到他的电话,心里很不安,打电话过去,那边接电话的人倒挺客气,说没什么大事,就是有大学同学牵扯到他,要审查一下,暂时不能离开兴化,也不能接电话。
     于是我请假带着儿子去看他。厂里人确实没整他,纯朴善良的工人们对他都很尊重,在县城行动也不受限制。虽说我不再担心,但心里总不是滋味,不知他什么时候才能解脱。
     我们学校也揪出了一个“5·16”分子,与我同宿舍的老师是工作组成员,南京人,工人家庭出身。她见我苦闷,就对我说,她不信有“5·16”,南京有些工厂里揪出的“5·16”多达40%,怎么可能?1972年,丈夫完全恢复了自由,他也从没听说过什么“5·16”组织,至今我们都不知道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从1970 年到1976年,我一个人带着孩子,又远离家人,身体十分瘦弱,牙疼不断,常常疼得睡不着觉,只好睡前往脸上贴两块伤湿止痛膏,早上撕下来再去上课。更伤脑筋的是每学期都要带学生去20几里外的农场支农,一去就是两个星期,孩子只好放在平时照看他的70岁的老太太家里。
     每次我回来都发现孩子在发烧,只得独自带他去镇江打点滴,往往点滴还没打完,就累得睡着了。我一个人的工资,要支付生活费、医药费、来往的车船费,请人照看孩子的费用……经济上总是紧紧巴巴。
     文革结束,我和丈夫都调回了老家,他当了干部,我仍教我的书。孩子有老人照看,我全身心地投入到了教学之中。1977年恢复了高考制度,更激发了我的工作热情。我爱教学工作,更爱我的学生,看到他们进步,是我最大的快乐。
     1982年,我接了一个高中班,教语文兼班主任。学生有城里的,也有农村的。他们学习基础不好,但很纯朴,肯吃苦。有一个来自农村的姓张的女孩子,学习基础特别差。老师讲的课,她好多都听不懂,下了课老是追在老师后面问问题,有时放了学还追到老师家去请教。
     看她忽闪着一双渴求知识的大眼睛,老师们都不忍拒绝她。开始,我真怀疑她是怎么混入高中的,但时间一长,便深深地被她锲而不舍的精神所感动,把她树为学习标兵。我和学生们都以她为榜样,刻苦钻研,点滴积累,全班的成绩眼看着一步步上升。我还经常用杂技大师夏菊花的一大堆碎碗瓷,数学家陈景润的几麻袋草稿纸之类的事例,以及名人名言激励他们。高考中,班上30多人超过了录取分数线,而且语文平均成绩还超过了重点中学,令全校师生都为之振奋。
     那个姓张的女孩也顺利考取了苏州大学,后来成为省重点高中的优秀教师。她虽是我的学生,但是我从心底里敬佩她。
     1987年,我给毕业班辅导作文,语文组的同事们为我出谋划策,出了一道《论习惯》的作文题让学生练习。我把其中的优秀作文和培根的《论习惯》打印出来,认真进行讲评。这次练习使学生受到很大的启发和鼓舞,巧的是那一年高考的作文题就是《习惯》,我们学校的语文高考成绩又一次在全县拔尖。
     30多年,我教给学生知识和做人的道理,自己也从中学到了更多的知识和做人的道理,生活因此而变得格外充实。
     作为一个教师,我是幸运的,南至深圳,北至京城,都有我的学生;作为一个母亲,我也是幸运的,儿子以全县第二名的好成绩考取清华大学,女儿则被保送上海交大。现在,他们都已成了有用之才。
     说到底,我只是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小人物,回顾往事,心中充满了愉悦与感恩!


     (作者简介:黄即秋,女,中学高级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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