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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将萧克晚年

他是一位军队高级将领,又是一个民间文化团体的实际领导人,还曾以长篇小说获得过我国第三届茅盾文学荣誉奖,国内外都 称他为“军人弯textarea> <

     他是一位军队高级将领,又是一个民间文化团体的实际领导人,还曾以长篇小说获得过我国第三届茅盾文学荣誉奖,国内外都      称他为“军人学者”和“儒将”。他就是我国军队原军政大学校长萧克将军。
     早在战争年代,我就不断听到萧克将军的英名及其业绩,知道他是我国人民军队一位威名赫赫的青年将领,红军时期,他就是以贺龙为总指挥的红二方面军副总指挥兼六军团军团长,全国解放以后长期从事军队训练、军事教育和研究等工作,晚年离开了军队领导岗位,却自告奋勇参加并主持了一个民间组织,以弘扬民族文化、促进祖国统一大业为已任的“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我曾是研究会主办的《炎黄春秋》杂志主编,因此有缘多次聆听其教导,领略了将军风采,更接触到他的为人及情怀,使我获得了很大教益。
     当初受命创办《炎黄春秋》时是1991年初,只给了我一个准予出版的刊号,却无钱无人又无办公地点,我找了几个同道,借了一点钱,租了几间小平房,借了一些桌椅书架等等,又到处搜罗组约了一批稿子,开始了编辑工作。基本就绪后,我们开了个创刊座谈会,因为没钱,只买了二两茶叶招待莅会者,萧老将军却亲自赶来了,看了我们的办公室,说我们是北京最艰苦奋斗的杂志社,为此大大赞扬了我们。在那儿工作一段时间后,他又通过也是炎黄文化研究会领导人“国图”馆长任继愈先生的关系,亲自到文津街老“北图”院内,选了一处楼上的办公室,改善了我们的工作条件。杂志社搬家时,他为我们派来了大小汽车装运东西,又让他的警卫战士们都来帮助我们搬东西,使杂志社全体同志,直接享受到了他的关怀。
     《炎黄春秋》预定于1991年7月1日创刊,正赶上中共建党70周年纪念日,我们就多组织了几篇歌颂共产党的稿子,排出第一期目录后,我向萧老汇报了创刊号的稿目,他听后却说,你们最好把有关我们党的文章,至少砍掉一半,我们自己吹自己,过去吹得太多了,也有些过头了,其实效果并不好,这种做法应该改一改。他接着又说,这份刊物既然叫《炎黄春秋》,就是宣扬炎黄子孙的历史及其文化的,中国内地人民是炎黄子孙,台湾与港、澳同胞和海外华人,都是炎黄子孙,他们的功勋业绩也应该是刊物的重要内容,以后你们每一期都应该反映台湾与港澳人士和和海外华人的生活,这样才符合研究会的宗旨。到会下他又叮嘱我们道,《炎黄春秋》不能办得太红,最好能灰色一些,千万不能办成党刊,不能只是歌颂共产党,也不能老是批评国民党,尽可能客观一些,中性一些,使广大炎黄子孙都能接受,努力办成一份“不分海内外,爱国大团结”的文化读物。
     按照萧老的要求,我们很快调整了创刊号的稿目,抽掉原定的一批文章,增加了关于张学良、林语堂、蒋纬国和国民党名将李默庵的作品。我们将新的目录发出后,立即受到了各方面的注意与欢迎,第一期刊物就印发了11万份,台湾和海外很快就有了反应,人们发现这份刊物有别于国内其他报刊,其中不吹共产党,也不骂国民党,有人认为这是中央统战部门新办的,台湾方面据此说,“中共统战伎俩有了改变”,著名美籍华人科学家李政道回国看到《炎黄春秋》后说,这个刊物应该发行到海外,华人都会爱看的。这时我们愈来愈发认识到,萧老对本刊办刊方针指导的深远意义。正是遵照他的要求,我们才办出了一个内容丰富多彩,涵盖四海内外,自有特色的历史文化刊物。由于我们杂志“一炮打响”,从第一期起就能自负盈亏并稍有积余,经济上完全能独立自立了,不仅在竞争激烈的文化市场上站住了脚,并且创造了一个很受注目的文化品牌。而这正是我们遵从萧老指导的结果,人们说你们刊物有萧克将军作“后台”真是太幸运了!
     还是在编发《炎黄春秋》创刊号时,原中组部副部长,著名毛泽东研究者李锐同志,有篇关于青年毛泽东“心路历程”的文章,我们准备当重点作品发表,但是当时距“89政治风波”时隔不久,李锐同志有过一些言行,在党内国内某些人中,不被认同甚至受到批评,他怕自己会为我们刊物引起麻烦,主动提出发表时换个笔名。萧老知道后对我们说,不要用笔名,就以李锐同志原名发表,有人来问就说由他定的,他为此承担责任。发表以后果然反映很好,李锐同志从此成为我们刊物的主要作者,他每有重要作品,都先送《炎黄春秋》发表,由此又带动了大批国内党内思想活跃、知识高深又经历丰富的学者和老同志,都来经常为本刊写作,为读者提供了不少有分量、有见地又有文采的权威性文章,不只提高了刊物的质量,更扩大了刊物的影响。曾在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工作过的老革命家师哲,生前给过我们多篇作品,内容都是关于党内上层大事,在发表前应该先送审,但是这等于将责任往上推,使审稿者十分为难,常常压着不发。萧老了解此事后,指示我们仍将稿件上送,却只作为备案,如有问题再下通知,但不要他们拍板,也不由审稿者为此承担责任,有些重要稿件编辑部拿不准时,可以由他来定。这就为我们又开了绿灯,在他的支持下,发表了许多很有影响的文章。
     萧老主动为我们承担责任的事,还有多次。有一期刊物发表了一篇重要作品,是徐向前元帅生前关于红四方面军和西路军问题的谈话,此文是首次公开发表,出来后反响很大,有关方面认为我们“擅自发表”此文,应该受到查究处理,我们也准备为此作检查了,萧老却说,你们下不为例就行,由他向有关方面说明情况,发表此文是他决定的,如有问题就由他负责,保护了我们编辑人员。有一篇记述当年“大跃进”运动的作品,也有人认为此文不能发表,因为其中暴露了党的“阴暗面”,会有损毛主席的形象。萧老却同意发,他说当时的中央以至毛主席,是犯了“左”的错误,但是广大党员和干部仍然是好的,他们自觉地抵制和反对“左”倾错误,正说明我们党是和人民站在一起的,这类文章恰好反映了这一点,所以发表此文不会有损于党,而是提醒大家,不要忘记历史教训。这种种事实说明了一点,萧老不仅领导了炎黄文化研究会的工作,更成为《炎黄春秋》真正的“后台”,这才使刊物在全国报刊之林中,显出了自己的特色和名声。
     萧老对《炎黄春秋》不只每期必看,常有评论和建议,还点题作文章,他曾几次说起党的早期领袖陈独秀,认为应该正确评价这样的历史人物,不能贬低更不能忘记了陈独秀等人,我们就组织了这方面的稿件,并且逐渐形成了刊物的风格。当时我们在编辑工作中,对党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都以中央的两个“历史问题决议”为准,取舍是非都按这两个文件的精神办。萧老却明确指出,不一定都这么做,他说这两个“历史问题决议”本身,都有一定的历史局限,只反映了当时的历史条件和政治需要,你们可以尊重它,对照和参考那两个文件,但是不能完全为其所限,不必一切以它为准,你们遵循的最根本的只有一条,就是实事求是,一切尊重事实,只按事实说话,只要符合事实,言之有据,就可以如实说。萧老这些有胆有识,不唯书,不唯上,也不唯“文件”的话,打开了我们的思路,更放开了我们的手脚,按照这个精神,我们组织和发表了不少引人注意的优秀作品,使《炎黄春秋》更为增色。在肖老对我们说上述话后,邓小平同志于1993年也曾表示(大意):“若干历史问题决议”中一些论述,也不都是定论,有的材料并不真实,只是出于当时形势,为了顾全大局不得不这么说。有些问题的评价,要由下一代做,是非功过摆在那里,事实是不会变的。可见肖老的思想和小平同志是十分一致的。我个人在革命历史题材和历史人物传记的写作中,也一直牢记着实事求是方针,从而使自己的作品,在这一方面也自有特色,而这正是我遵循萧老指导的结果。
     萧克将军是以我国军事将领和军队领导人闻名于世的,然而我接触到的萧老,却是一位富有历史文化学识,具有独到见解和睿智胆识的大学者,他是一位真正的儒将,访问过他的斯诺夫人,就称他为“军人学者”。不过他的学者气质,似乎曾经影响到自己的“仕途”。1955年解放军首次授衔后,我一直感到奇怪,原红一方面军的军团一级干部,都享有了元帅军衔,他是红六军团军团长,又是二方面军仅次于贺龙元帅的副总指挥,至少应是一位大将,但是却与一方面军的团级干部相同,也只是一个上将,等于将他压了几级。后来我才听说,早在内战时期的红四军第七次党代会上,军队主要领导人毛泽东和朱德之间,发生了较大意见分歧,当时还不老的萧老,对毛泽东的意见不尽认同,又感到不宜支持毛的“对立面”朱德,就投了另一领导人陈毅一票,结果使陈老总当选为前委书记。是否确是如此,我也就是听说,不过萧老“仕途”似很不顺,这也是事实。好在他并不在乎此事,到晚年竟弃“官”为“民”,不仅成为一个民间团体的领导人,更直接投入了他的学者事业。
     1991年5月,萧老参与筹备已久的“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在京宣告正式成立,研究会以著名学者周谷城、李政道和老革命家薄一波为会长,萧老成为执行会长,主持会内各项工作,创办了《炎黄文化研究》专刊、《炎黄春秋》杂志,又促成在郑州黄河畔,由海内外炎黄子孙集资兴建,矗立了炎黄二帝巨型塑像和纪念园地,还组织大批专家学者,经过认真筹划研讨和分别编撰,并由自己主持编辑出版了百卷共达3000万字的巨篇文库《中华文化通志》,这都成为弘扬中华民族文化的巨大工程。他作为一位老革命家和军事家,以统帅的气概和胆略,直接指挥了这几个极其重大的文化“战役”,从而使他不只作为著名的军事将领,更作为集武略文才于一身的杰出人物和中华文化学术的领军人物,屹立于我国历史之中。
     萧老之所以如此,不只是由于自己的声望和地位,而是由来已久和厚积薄发的事。我曾随他去河南参加炎黄文化活动,就亲见了几件小事。当地安排他去开封参观,他却提出先去朱仙镇,那里是宋将岳飞抗金的古战场,他参加北伐战争时,曾随军来过这里,这次正好再考察一下。他带我们寻访古迹遗址时询问当地干部竟都一无所知,只得找来一位老学究,他才有了对话者。我们又随他到新郑,再在“轩辕故里”寻访遗迹,见到一些研究者,就一起讲述发生在当地的历史故事,萧老把许多历史大事和典故,解释得清清楚楚。去洛阳后,他又参加了一个“夏商文化学术研讨会”,在会上他就洛阳一带西周文化和古文化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见解与感思。在随行中我见他正读着一部古籍,还随手写下笔记,悄悄看清书名,竟是关于《左传》的研究。这使我认识到,萧老成为炎黄文化研究会执行会长,正是由于他深厚的学术知识与文化底蕴,正如海内外许多人士一致公认的,他是一位“博古通今的著名儒将”。
     老将军不仅热爱和精通我国的历史文化,还亲自执笔进行文艺创作,从红军时期起,他就立志写一部中国的《铁流》(反映原苏联内战的一部长篇小说名著),利用军中战事的点滴空隙时间,历时几十年,埋头写下了一部反映中国革命战争的长篇小说《浴血罗霄》。他在行军和宿营时,不断构思、增补和修改,陆续形成了45万字巨著。只是作品尚未问世,却几次遭到批评和批判,有人说他身为将军却写小说,真是不务正业,又说其作品“宣扬战争恐怖”,“歌颂错误路线”等等,好心人劝他别自找麻烦了,还是当好自己的将军吧。他却矢志不改,甚至“一意孤行”,说自己只是把别人打卜克、闲聊天的时间,充分利用进行文学创作,以歌颂革命斗争,记述先烈功勋,这决不是错误。直到“文革”以后,他把原来“供批判用”的长篇初稿,才交到了出版社,然后又根据编辑部的要求,再作认真修改,甚至重返旧地,重温战斗生活,又重访了战地人民和老兵们,对原稿作了大量删改和润饰,又将40万余字改成了25万字,终于成为经得起文学推敲和史实检验,一部完整的艺术精品。从他开始写作到出版,历时整整半个世纪,超过《红楼梦》写作时间5倍,可见其创作的决心与恒心。
     《浴血罗霄》由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后,立即引起了热烈反响,从普通读者到与作者同辈的老革命家们,都一致称颂这部作品,人们称之为“奇人奇书”,说这部作品创造了几个中国甚至世界之最,作为纯文学作品,作者不仅军队职务和军衔最高,革命资历最老,写作时间也最长,出版前受到的批评最多,出版后获得的褒奖也最高——全国首届茅盾文学奖。萧老不仅是军事上的,学术上的,又是文学上的一位著名将军。
     到萧老晚年,他又陆续完成了《铁军纵横谈》、《南昌起义》、《秋收起义》等长短篇回忆录,还出版了《萧克诗稿》。正如老将军于1988年作的《感怀》一诗所写:
     戎马生平惯引弓,
     倥偬犹喜事雕虫。
     深谢中郎多厚意,
     小锥何敢许焦桐。
     第二句说自己一直热衷于写作,却自谦为“雕虫”。第三、四句将关心和称赞他作品的同志,誉为识才的“蔡中郎”,自认不如古琴“焦桐”。然而又如胡耀邦同志读了他的《浴血罗霄》后,为他赠诗所写:“夜度将军罗霄曲,清香伴我到天明。”萧克将军的战功业绩及其劳动结晶,必将永存于亿万炎黄子孙的心中。
     在萧老面前,我不论从资历上还是事业上,都属他的晚辈,又与他接触有限,但他对我们仅有的几次教诲,就已使我终生受益。惊悉萧老以102岁仙逝仅以此文对这位功勋卓著的老将军,表示一个“帐下小兵”永远的崇敬。
     (注:写作此文时,因当时听萧老谈话,有的未作笔记,现在仅是回忆,如有谬误,由作者负责,请读者原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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