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鼻梁蓝眼睛的布威纳是出生于慕尼黑的德国人，却对中国清代的钱币情有独钟。为了能够对这些古钱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他不惜远离故土和亲人长期旅居东方，四十余年如一日孜孜不倦地从事着在一般人眼中枯燥乏味的学术研究。
他是世界上第一位因研究清钱而获得博士学位的人，在清钱的年代与版别鉴定方面是当之无愧的权威，无论拥有的文献资料，还是收集的钱币实物，从质到量均无人能望其项背。他耗半生心血完成的学术专著《清钱编年谱全集》史料翔实，立论严谨，广泛涉及清王朝几百年间的历史沿革、经济发展、货币政策及铸币技术等诸多方面，不仅填补了清钱研究中的该项空白，还为清朝的货币史和经济史研究提供了大量极有价值的资料。
更为难得的是布威纳几十年焚膏继晷的孜孜以求纯属个人行为。为了维持生存和开展研究，他当过教师，干过记者，担任过图书馆的部门负责人。在没有任何机构和团体提供经济资助的情况下，他不惜倾其所有地奔走于世界各地的图书馆、博物馆及钱币市场，多方搜集缺失的资料和珍稀的钱币，且不说一个外国人在中国古钱币研究领域中能够有如此令人瞩目的建树，仅这种全然不计个人得失、埋头苦干的献身精神，就值得我们每一位同胞额手致意了。 对中国的最初情愫源自古朴的青铜器
第一次在博物馆中看到青铜器，布威纳还是个未脱尽稚气的中学生。典雅大气的造型，精美别致的纹饰，富有神秘感的铭文，这些来自中国的古朴器皿，令他的心灵受到了极大的震动。一种强烈的敬畏感油然而生：“有着如此高超铸造技术的古老国度，必定是个伟大的国家！将来我一定要研究中国的东西，还要娶个中国姑娘作太太！”
十几岁的孩子对未来都有过不切实际的美好憧憬，成年之后未必会被当年的幼稚念头所左右。布威纳却不然，日后的岁月中，他真的将少年时的心愿变成了自己的人生现实。
考入慕尼黑大学后，对中国情有独钟的他以汉学为主修目标，攻读博士学位时则选清朝钱币作研究对象。他认为清钱制作技艺精湛，堪称中国古钱币中的上品，可惜缺少科学系统的权威性研究，自己应该来填补这一空白。
导师对他的选择颇不以为然——别看钱币不大，其中蕴涵的学问却不可小觑。每一个朝代的钱币均折射着历史演进的轨迹和经济发展的脉络，以及时代的社会文化背景，要想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必须广泛涉猎诸多历史文献。对一个德国学子而言，研究东方古国有着近三百年历史的清王朝钱币，且不说相关资料之匮乏难觅，仅语言文字上的障碍和思想文化上的隔膜，就是难以逾越的沟壑。
导师的顾虑言之有理，却没能让布威纳因此而改变初衷。他是个认准目标矢志不移的人，先用３年时间集中精力攻读汉语，有了一定基础后便找来《清朝文献通考》、《制钱通考》等书籍精心研读。清朝乃满族入主中原建立的政权，钱币上除汉字外还刻有满文，有些相关书籍就是由满文撰写的，为此他又下功夫研习满文。当年集藏和研究中国古钱币的以日本学者为多，出版的相关论述和研究资料比中国还要丰富，为了能够获取更多的资料，他又再接再厉攻下了日文。
研究古钱仅靠文献资料不过是隔靴搔痒，必须有实物参照才能深入开展。为了得到与清钱近距离接触的机会，布威纳决心前往中国留学。 拳拳而来怏怏而去
上世纪60年代，中国与西方基本处于隔绝状态，彼此间存有相当多的误解和成见。一方面，周围的人都觉得布威纳匪夷所思，致力于冷僻的清钱研究已经够令人费解的了，还要漂洋过海到“红色中国”去；另一方面，一个西德人要想踏上中国的土地，绝不是件轻而易举的事情。
经过一番不懈的努力，布威纳终于盼到了一封来自中国的电报，不过不是邀请他前往留学，而是询问他是否愿意接受复旦大学德语教师的职位。虽然是个与自己的研究全然不相干的工作，他还是毫不犹豫的接受下来，并迫不及待地踏上了陌生的旅程。当年，德国没有直达中国的航班，需要先飞到莫斯科再转机。一场罕见的大雪使莫斯科机场陷于瘫痪，在那里被阻留了几天几夜，他才终于搭上前往中国的飞机，几经辗转来到上海复旦大学。
虽然教学并不是理想中的职业，布威纳却是一位恪尽职守，循循善诱的好教师，很快就受到了学生们的普遍欢迎。教学相长的同时，他也没有懈怠自己的“功课”，业余时间不是去图书馆查找资料，就是到旧货市场和古董店去寻觅古钱币。
即使在中国内地，要想淘到有价值的古钱也不是件容易的事。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曾经大量收购中国的古旧钱币，当废铜熔化后用来制造武器。此外，旧中国连年战乱，许多珍稀的古钱都在动荡中流散于世界各地，少许存于境内的也大都分散在民间，人们一般都不肯轻易将自己的珍藏示人。
俗话说，功夫不负苦心人。寻寻觅觅的过程中，布威纳陆续结识了多位古钱币收藏家。得知他为了研究清钱而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家有藏品的他们便热情相助，让他既鉴赏到许多难得一见的珍稀古币，也得以见识了几可乱真的赝品。
克服了生活上的诸多不便，逐渐适应了在远东的“清教徒”式的生活，甚至有些“乐不思蜀”了。可惜好景不长，一场来势汹汹的“文革”令中国内地变得动荡不安起来，无书可教的他只好前往香港。 本以为可以一鼓作气完成的工作，耗时16载才告一段落
前往香港虽说是无奈之举，对布威纳而言，却无疑是找到了一块福地。在这里，他不仅得到一个千载难逢的大好机缘，从而有力地推进了清钱研究的深入，还得以与自己生命中的“另一半”相识并缔结良缘。
清朝鼓铸钱币的过程颇为复杂，通常春秋两季为铸钱时节，各省开炉铸钱时，户部的宝泉局先雕刻一枚祖钱，然后用祖钱鼓铸出百余枚母钱，再用母钱铸出制钱，一式三款交由各省钱局，依照标准铸造市面上流通的铜钱。把几百年间铸造的这么多种钱币搜集到一起已不是易事，再上下求索、左右印证地将它们做出分门别类的系统排列，找出本末之序更是件艰苦卓绝的工作。还从来还没有人做过这样的尝试，布威纳决意做成这件事。
香港商人刘志文得知布威纳立志研究中国的古钱，便将一船来自印尼准备熔成铜料的旧铜钱提供给他研究和保留。这批重达七吨、约有两百万枚的古钱，不仅让布威纳搜寻出许多珍稀的钱币，也使他有条件参照资料根据不同的朝代、钱局和年度来排列它们的准确顺序，从而完成清钱编年谱的工作。本来他是希望能将这项工作一鼓作气地完成，没想到竟一直持续了40余年，耗尽半生的心血，目标才得以实现。
从这批古钱中挑选出清代各朝的制钱，按年号、地域、版式分别排列，他发现每个朝代的铜钱摆在一起就像是同胞兄弟，粗看大模样相似，仔细端详彼此间却略有差异，或是某个字的一撇有点长，或是某个字的点有些歪，或是一个点变成了两个点……
同一朝代的钱币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不同的式样呢？原来这是朝廷用来查验铸钱的官员是否克扣铜料的重要手段——每年都把标准神不知鬼不觉地改动少许，毫不知情的铸钱局长官们若不用新颁样铸钱就会被识破。
对古钱币进行系统科学的深入研究是一项辛苦而寂寞的工作，长期与沾满尘埃与污垢的旧铜钱打交道，布威纳因吸入大量不洁的空气而患上了鼻窦炎。就这样他也没有放弃，依然锲而不舍地终日与这些“破铜烂铁”为伍。
掌握了大量的相关资料后，他先将史料对照钱币实物进行分析比较，再按年、月、地点重新加以编写。他的治学态度十分严谨，论必有据，凡涉及对同一件事（譬如鼓铸日期）的不同解释，定要经过多方求证，反复验校，力求得出最准确的结论。尽管耗尽了心思，却一直没能找到咸丰大钱，也缺少新疆和西藏的钱，他的研究工作只好先截止到雍正时期。
历时16载完成的研究成果《清钱编年谱·至雍正王朝》于1974年2月在慕尼黑大学通过了论文答辩，布威纳被授予博士学位。同样是学汉学，选择其它研究目标的同学们只需三四年就轻轻松松攻下了博士学位，他却为此足足用去了16年时间，远离故土和亲人也无怨无悔。
《清钱编年谱·至雍正王朝》从努尔哈赤立国至雍正诸朝，对这百余年间的货币政策和钱币的铸造程序、每一年各钱局的铸钱数量，以及不同版别的珍品、赝品均加以详细论述。更为难得的是所附拓图也非常丰富，官铸私铸均有，牙雕祖钱和精雕母钱俱备，并且品相均极佳。经过汉学家、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钱币专家的审阅后，这本以西方文字撰写的专著得以在台湾出版。
该书问世后受到各国专家学者的一致好评。英国皇家钱币协会委员会认为该书与其它同类著作相比，有更多坚实的和学术的详细论述，为英语世界收藏和研究中国钱币者提供了极有价值的介绍，并为此而将当年的LHOTKA纪念奖授予布威纳。国际钱币委员会认为，他对清钱的研究成果是中国钱币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的进步。 40余年磨一剑出版却成为难题
布威纳并没有满足，决心继续乾隆以后各时期的钱币研究整理工作，搜寻并填补钱币的“缺环”，完成整个清代钱币的编年谱。本以为其余部分再花几年功夫即可完成，没想到这一干又是30年。
研读了大量文献之后，他发现当时的官员们并不是很负责任的记载相关资料，《文献通考》仿佛是经过过滤的，钱币的铸造方法以及钱局的运作方式均没有记载，史料只表明这一年应该开支多少，赋税是多少，却没有交代这些“应该”是不是付诸了实施。
实际情况究竟是怎样呢？为了进一步考证，他前往哈佛等许多地方查找答案均无功而返。中国的钱币专家也给不出准确的答案，明明光绪年间全国各地共有29个钱局，史料上有记载的却只有25个。
为了掌握最真实、最全面的清朝制钱资料，布威纳前往保管清宫档案的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请求协助查找朝廷制钱方面的年报。档案馆的目录中查不到有这样的文件存世，工作人员据实相告：“根本没有你要的这种文件。”
他却不死心，坚信不可能没有，只是他们没有找到而已。为此，20多年来他坚持每年一次前来探询，一次又一次无功而返也不气馁。直到档案馆清理库房时，发现了一批落满尘埃的《内阁汉文题本户科货币类》，才有人惊呼：“这不就是那个德国人要找的资料嘛！”
得到这批包括2838种文献，计43742页的清朝机密文件的微缩胶卷后，为将其还原成可以阅读的文献，布威纳和太太两人整整用去了一年时间。认真研读这些来自宫内的第一手文献，他掌握了清政府诸年铸钱的实际数据，发现它们与《文献通考》所载数据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运用科学的态度与方法对资料进行严密的比对，仔细考辨，审慎排列，全面把握，深入分析，布威纳的研究缓慢而有条不紊地进行着。自身的研究经验让他感觉到，由于资料大多显得模糊，需要借助钱币拓图展示出来龙去脉。撰写第二部书的同时，他便根据文字记号的渐变，将来自每个王朝不同钱局的铜钱，按年代排列出前后顺序制成图表，并考证大量资料使之与背景相吻合。目前已经有20多个证据可以佐证该表的正确性。
有了这张排列表，人们就可以发现，文献资料上模糊的问题都被直观地表达出来了。譬如，有一枚山西铸造的铜钱，找不到与之关系密切的“兄弟”钱币，文献则显示该省因缺铜而六年没有铸钱；乾隆32年在湖北出现源自不同母钱的两种铜钱，资料记载证实这年有“加铸”及“加二铸”。
历时30载，布威纳终于完成了他的第二部专著。这本书将与他的第一本书合并成《清钱编年谱全集》。
当初，他决定研究清代古钱币时，在德国学术界曾被几个学科推来推去，人们说不清他的研究该归属于汉学、经济学，还是考古学。《清钱编年谱全集》终于大功告成后，同样的尴尬再次出现了。为了筹措出版资金，他找过大学，找过银行，也找过学术机构。中国人说他应该向德国申请，德国人则认为他做的是有关中国的研究，经费当然要由中国负责…… 布太太是丈夫的坚强后盾
从特定角度讲，布威纳可谓“爱钱如命”，遇到珍稀的钱币不惜倾囊相求。爱钱者却不贪财，而是一位真正以学问为重，不汲汲于一时之名利的学者。几十年来，他早已成为清钱收藏的集大成者，若肯出让部分藏品，汽车楼房均不在话下，可他坚持只买不卖，用布太太的话说就是“专做蚀本生意”。
成为布太太之前，蔡逸美是旅日富商家中的掌上明珠，从小过着优裕的生活。不顾全家人的反对嫁给布威纳后，她既要做生意赚钱养家又要打理家事，还要帮助丈夫寻觅资助人，确实生活得十分辛苦。但是，她却无怨无悔：“我有自己的决定，我的决定就是支持他。同时，我也希望能有更多的中国人支持他的工作，毕竟他为中国的钱币研究做了这么多！”
她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生活在香港那样高消费的城市，他们一直租住在别人的房子里，也没有自己的汽车。可是，为了购买研究资料和搜集古钱币，需要再多的钱她也从不吝惜。
一次，拍卖行拍卖一枚中国的古钱币，这种钱币全世界总共只存有三枚，两枚都收藏在博物馆中。价位一路攀升到10万时，原本志在必得的布威纳迟疑着不敢再将手中的牌子举起来，身边的太太见状毫不犹豫地帮他一次又一次地举起牌子，最终以13.5万得手。事后有人愿出双倍的价钱购买，他们却不为所动。
更为难得的是，这对经济并不宽裕的夫妇，还资助了广西贫困山区的200名学生，每年都要筹款为他们支付学费。信奉“给他们鱼不如教会他们钓鱼”的布威纳，还亲临那里考察山区土壤，希望能帮助当地农民推广适宜的经济作物，藉以提高他们的收入水平。
布威纳是个中国通，对中国充满感情，特别喜欢吃鱼香肉丝和山东大馒头。对中国社会上一些不尽人意的现象，他却不肯姑息。有些人著书立说时用《清钱编年谱·至雍正王朝》作参考，甚至大量抄袭其中内容，却没有人肯注明出处或表达谢意，欠缺对学者及其著作权的尊重，这种行为遭到他的严词斥责。
抨击这些社会不良现象时，他很理直气壮：“做中国人是我自找的，所以我有权比你们更痛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