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解放前是纺织厂的一名保全工，解放后在上海一家国营纺织厂当副工长，手里经常提着榔头和扳手，工薪颇高。 上世纪50年代初期，
母亲解放前是纺织厂的一名保全工，解放后在上海一家国营纺织厂当副工长，手里经常提着榔头和扳手，工薪颇高。
上世纪50年代初期，母亲拥有一辆三枪牌的女式自行车，十分漂亮，在当时令人羡慕。母亲非常宝贝它，平时爱护有加，每逢节假日必定维护一番，擦得锃亮。那时马路上的自行车还很少。有一次我在马路上逛荡，恰巧遇见母亲和同住工友下班回家，从一座桥上冲下来左转弯，两人都高举左手，车速飞快，单手把车，那潇洒的一幕，有如定格的镜头，永远镌刻在我幼年的心头，至今仍记忆犹新。
60年代初大困难时期开始精简吃供应粮的职工，母亲因为丈夫和子女户口在乡下，也在下放之列。这对9岁到城里做童工、此时年近40的她来说，回乡干农活确有点儿为难。动员之后，担任一点小职务的母亲带头响应了。当时厂领导承诺说，形势好转后就把你召回来。她很把这话当回事，一直记在心里。回乡之前，各类生活用品可带的留，不可带的就卖。父亲去上海接她时，发现那辆自行车没处理，母亲要带回乡下去。父亲说这东西乡下没用，争执好久，终于只得卖了。结果那辆骑了10年的车子卖价超出了买时的原价，父亲欣欣然说卖得值，母亲则一声不吭，神情很是黯然。
父亲的话是对的。那时自行车在我们家乡的确还很少见，但母亲总有点念念不忘她那心爱的宝贝，曾多次在我面前提起过它。在乡下母亲第一次见到自行车是回乡后的第二年，我暑期在家。那天下午吃点心时分，她烧好稀粥正等着在大田干活的家人回来，村口忽然传来一串铃声，仿佛电击一般，母亲弹簧似地一下窜到门口，向村头张望。原来是乡邮员，以往一向背着大邮包步行的，今儿突然鸟枪换炮，骑着一辆崭新的自行车过来了。
老熟人了，母亲像往常一样招呼他歇一会儿。他刚坐下，话题很快就拉到自行车上了，镇邮局配到两辆新车，东西片各一辆跑乡下。母亲的热情超乎寻常，又是倒水又是递扇，一面说叨一面眼睛却不断地扫视停在门口的新车，说的话兜来转去总离不开自行车。
面黄肌瘦的邮递员疲态毕现，几乎提不起答话的精神，脸上刻着饥荒的特征，鼻子不停地嗅着灶下飘出的粥香，一望便知，辘辘饥肠正折磨着他。其实，那岁月饥饿也折磨着我们每一个人，吃了上顿就愁着下顿。
聊了一会儿，邮递员几次站起来要走，母亲几次都挽留他再坐一会，最后他表示不能再耽搁了，母亲霍地站起来说声“等等”就踅到灶间。不一会，她端出满满一碗粥，上面还挟了条自腌的咸瓜，送到邮递员面前。
我一下目瞪口呆，那时的惊愕之情简直无以形容，心想母亲一定疯了。邮递员无论如何不肯接下，那年月谁都知道这一碗粥的份量，有时兄弟姊妹为多少一口还会争得面红耳赤，甚至动起粗来。在母亲的坚持下，他还是吃了起来，刚吃几口，母亲就笑着提出要求：“我试试你的车？”
他愣了一下，农村还从没见过女人骑自行车：“你会骑？”
“车龄比你还长呢。”
“那好吧。”
母亲立刻卸下邮包，熟练地用扳手放低车座，骑上车在村巷里兜了两圈。此后，我还见母亲骑过两次那位乡邮员的车，好像是为了过过她的车瘾。
我上大学后，曾陪母亲去过两次上海，在马路上一见到自行车，她总会驻目凝望，那神情就像小孩路过玩具摊似的。70年代开始，农村自行车陆续多起来，母亲见熟人骑车过来，也总找机会过一下她的车瘾。80年代经济条件好起来了，家里也已有了３辆自行车，可有几次我回乡时她曾念叨说也想买一辆，我从未上过心，总是用同一句话应对：“您那么大年纪了，买它有什么用？”
令我大吃一惊的事终于还是发生了。90年代中期，我回家探亲，刚一进门弟妹们就围过来“告状”：前些日子老母亲竟一个人到镇上买辆车子骑着回家了。我不知说什么好，只是抬起头看着她责难地高喊了一声“娘！”
她朝我诡秘地一笑，发亮的眼睛直射向停在堂屋里的那辆崭新的女式自行车。这是当时最新款式的靓车，她终于遂了心愿。从镇上骑车回家约３公里的路程，其间有一半是崎岖的田间小道，还得经过几个河塘。一个70多岁的老妪独自走这么一段路，就够让子女们担惊受怕的，遑论骑自行车了。这事在我们乡间成了桩轰动一时的奇闻，在所有人看来，母亲的行为绝对是荒唐的。
为了母亲的安全，我武断地对母亲说：“车子我带走，给你孙女儿骑。”
母亲没吭声，目光一下子变得黯然了。此后，她再也没有提起过自行车，精神却一年不济一年。每次我回乡探望，她总是神情木木的，全然没有了以往的热情和丰采，没几年便患上了老年痴呆症。
所有熟识母亲的人，尤其我们兄弟姊妹，没有一个不感到困惑：她性格洒脱，心地善良，行事果断，虽然从小做童工没进过学堂，但解放后靠上夜校读到初中，语文水平绝不亚于时下的初中毕业生，怎么竟会患上老年痴呆了呢？困惑之余，我只好用美国前总统里根也得了此病来安慰自己。
如今母亲已离我们远去了，追思她对自行车近乎成癖的钟情，我的心情分外沉重。她在世时我们常以此为调侃，却从未去体察这自行车情结里寄寓着什么。其实，这情结是源于她对工作的热爱和渴望。从９岁就进城在工厂与机器为伴，她习惯了那样的生活。尤其解放之后，地位和待遇的提高令她更加珍视自己的工作，工作已经成为她生命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下放回农村彻底改变了她的生活，支撑着她含辛茹苦把几个子女抚养成人的，是对重返工作岗位所怀有的希望。随着年事的增高，她知道希望已成泡影，但心结未解。不难揣想，母亲的后半生实际上就一直生活在前半生的影子里，而潜意识中自行车是上班工作的象征，是回归城市生活的一个精神符号。自行车赋予了她一种快感，一种安慰，从而诱发精神上的兴奋，甚至躁动。我没收了她的车子，无异于扑灭了她精神世界的火种，掐断了她所寄托的最后一丝希望。
由此，我联想起当年上海等大中城市，“困难时期”曾精简了数以百万计的企业职工。就国家而言，这仅仅是一个存录在文档里的统计数据，千百万被下放到农村的职工却是一个个真实而鲜活的生命个体。他们响应号召，告别城市，下乡务农，为帮助国家渡过难关做出了莫大的牺牲。困难过后，动员他们下放时的承诺却并未兑现，一个个只能带着苦涩终老乡间。
如今，他们中间的大多数可能已经谢世，即使活着也已届耄耋之年。作为个体，他们被牢牢地记挂在儿孙们的心中；而作为群体，他们则被默默地遗忘在历史的天空。母亲作为其中一分子，她的情结折射出这一群落所共有的心愫。
让我深感愧疚和悔恨的是，在很多年里，我同样未能解读母亲的这种特殊心态，对于他们曾经遭受过的物质贫乏和精神困苦，对于他们人生的无奈和灵魂的呼号，我也未曾予以过应有的关注。我们不该忘记那样一个群体曾有的豪情和贡献，也不该忘记他们历经的忧伤和苦难。毕竟，这是一段不该抹去也抹不去的活生生的历史。
（作者简介：徐兴华，江南大学原学报主编）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