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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1989年4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胡耀邦追悼大会，又一次引起了全中国乃至全世界的注目，牵动着亿万人的心，更牵动着杨勇将军夫人林彬的心，她九点半钟就来到人民大会堂台湾厅坐在李昭的身边陪伴她了。坐在李昭另一边的是胡耀邦的胞兄，76岁的胡耀福老人。开完追悼会，在护送灵柩去八宝山火化场的车上，林彬也一直坐在李昭的身旁。乡情、亲情和战友之情，把胡、杨两家紧紧连在一起……
杨勇的母亲刘世珍和胡耀邦的母亲刘明伦是浏阳文家市的同宗姐妹，按当地约定俗成的规矩，胡耀邦、杨勇就是姨表兄弟，俩人互称对方的母亲为“姨娘”或“姨妈”。1962年11月至1964年7月，胡耀邦挂职下放湖南任湘潭地委第一书记，回到阔别了三十二年的浏阳文家市，去杨勇老家看望姨娘（杨勇的母亲住在北京，有时回浏阳老家），特地去杨家祠堂看了看。有人奇怪地问他为什么不去老家的胡姓祠堂，去杨姓的祠堂？胡耀邦说，有人曾经向中央告状，说1949年杨勇率领二野五兵团进军大西南，路过湖南老家时，在杨家祠堂为自己立了牌坊。他要来看个究竟。胡耀邦在杨姓祠堂走了一圈，察看了每个角落以后说，我看了，没有什么牌坊嘛，诬告，我就不相信有这种事情，我太了解他了！
是啊，杨勇和他是从同一条山村小道走上革命道路的表兄弟，是文家市仁里高小和浏阳中学的同班同学。杨勇原名叫杨世俊，当了红军才改名叫杨勇，他人高马大，好打抱不平，生就一副英勇善战的将军像；胡耀邦个子矮小，思维敏捷，脑子快，学习成绩名列前茅，作文和英语全班第一。大革命时代的浏阳是共产党、共青团活动最频繁、最活跃的地方，杨勇、胡耀邦在学校就秘密参加了青年团的活动。没过多久，胡耀邦发现表哥不见了，他估计可能是当红军走了。从湘东少共局调到中央苏区少共局，胡耀邦才确切地知道表哥是参加红三军团的随营学校走的。由于两人不是一个系统，虽同在中央苏区，却没有见面的机会。
长征路上，胡耀邦被调到三军团，到彭雪枫任团长、甘渭汉任政委的十三团做政治工作，在攻打娄山关时被敌机炸伤，伤口还没有好，弹片没取出来就出发了。过草地挨冻受饿，疲劳过度，疟疾又复发了，高烧不退，倒在路旁奄奄一息，从身边走过的战友都以为他是已经牺牲了的烈士，留给后面的收容队处理。不知过了多久，胡耀邦被刺骨的寒风激醒，睁开眼睛，看见一队队红军战士从身边走过，突然他发现队伍中一个熟悉的身影骑着马从身边走过，他用尽了所有力气连叫两声：“世俊哥，世俊哥！”。杨勇一惊，勒住缰绳，回身下马走近一看，躺在路边的竟是憔悴、虚弱的胡耀邦。杨勇惊讶地俯下身子问他是病了还是负了伤？胡耀邦说：先负伤，现在又打摆子，怕不行了！
原来，遵义会议以后，回到领导岗位上的毛泽东第一次指挥红军攻打土围战斗失利，伤亡很重，因为战前对敌人兵力判断有误，对守备土围的川军战斗力估计不足。毛泽东总结失败经验时说，千不怪万不怪，只怪我对敌情了解得不够。
三军团第十团政委杨勇在战斗中腮帮子负伤，打掉了六颗牙齿，被收容到休养团，才巧遇胡耀邦。按当时的条件规定，团级干部的伤病员分配坐骑，杨勇把马牵到胡耀邦身边，胡耀邦不愿拖累他，要他去追赶部队，杨勇不容他多说，以命令的口气说，上马！有话路上慢慢讲！胡耀邦永远也忘不了这段刻骨铭心的经历。他多次对家人说，要不是杨将军的搭救，他恐怕早就是牺牲在长征路上的烈士了。
红军到达陕北经过东征和整编，杨勇于1937年随115师出征山西，又辗转到了山东鲁西的抗日前线。胡耀邦进了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好快啊，一晃就好几年过去了，因为关山阻塞，通讯条件极差，他们连书信往来都没有。
1941年5月杨勇奉命来延安参加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两人见面时已鸟枪换炮，今非昔比了，杨勇已是抗日前线独当一面的司令员，算得上是一路诸侯了。耀邦进步也很快，已是军委总政治部主管全军干部的组织部长了。两人都有了家室，杨勇带来了爱人林彬，胡耀邦也和延安女大毕业的李昭结为秦晋之好。
李昭和林彬也很快成为好友，巧的是她俩都是1921年冬天出生。林彬在山东冠县师范学校毕业后教了一年书，1937年参加革命；李昭在安徽宿县有名的启秀教会学校从小学读到高中，也是1937年参加抗日救亡运动的。更巧的是，后来两家孩子的数量、性别也完全一样，三男一女，女儿最小，杨勇和胡耀邦都是最宠爱自己“千金”的人。
李昭和林彬两人都是纯洁、热情、上进、求知欲望强的人。在李昭眼中，林彬是有丰富实战经验的战士，是学习的榜样；来到延安的林彬，对什么都感兴趣，她快人快语，如饥似渴地问这问那，要李昭介绍女大讲授的课程，问：能经常听到毛主席、朱总司令、周副主席和中央首长的讲话和报告吗？李昭说，1939年7月20号那天，毛、朱、周和中央其他领导都在中央礼堂参加了女大的开学典礼。毛主席、周副主席讲了话。毛主席说，全国妇女起来之日，就是抗战胜利之时。只有妇女都起来了，革命才能成功。周副主席介绍了共产国际几位著名女战士蔡特金和李卜克内西，中国共产党第一位妇女部长中央委员向警予同志的革命事迹……。李昭说女大学政治、学军事，可没有实际经验，哪有你们战斗在第一线，真枪真刀地打日本鬼子的实践经验呀！她们越说越投机，似乎成了一对同胞姐妹，有人误传杨勇和胡耀邦是一对表兄弟，又是一担挑的连襟。
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延期举行，杨勇没有马上返回前线，进了抗大军事高级研究班，同时又在党校学习政治理论。
1942年，国民党反动派又一次掀起了反共高潮，全面封锁陕甘宁边区，延安缺吃少穿，经济极度困难，为了打破封锁，减轻人民负担，解决经济危机，延安军民开展了大生产运动。杨勇响应毛主席“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积极参加大生产运动。来自湖南农村的他，沿用了老家的种地经验，用大粪给菜地灌底肥，种出的南瓜大、茄子长、青菜肥实又水灵，受到大家的赞扬，同时也改变了陕北农民种菜不用大粪的传统习俗。杨勇把收获的第一批瓜菜，挑了两筐最好的送给毛泽东，毛泽东非常高兴，用湖南话说：听别个讲，你在抗大、党校学得都不错，又种出这么好的菜，好样的！真是文武双全呦，在延安过得惯吧！听说，你的堂客也来哒，有崽了吗？杨勇也兴奋地用湖南话回答：最近得了，是个伢子！毛泽东笑盈盈地祝贺他：好哇，好哇！有了接班人啰！ 二
杨勇经过在抗大和党校学习，军事素养、理论水平提高得很快，虽然多次受到领导表扬，但身为高级指挥员，和胡耀邦聊天时多次流露出想回前线的情绪，他说，离开部队时间长了，不跟战士摸爬滚打，号不准部队的脉搏，摸不透战士的脾气，就带不好兵、打不好仗，还是尽快地回前线去，才是军人的本色。身为军人的胡耀邦深知在沙场驰骋惯了的战将，对战场深深的眷恋之情。在表哥面前，他忘了组织部长的身份，挥动胳膊激动地说，形势发展好快啊，德国法西斯在苏德战场遭到毁灭性的打击，节节败退，要退到柏林老家去了；小日本也遭我们全民抗战的打击，敌伪沦陷区日益缩小，解放区、根据地发展极快。我在延安呆了七、八年了，再不下部队打仗，就没有立功建业的机会啰。他话音刚落，发现自己说过了头，马上又找补回来，改口说，当然，在延安和去前方都是革命需要，革命战士不论在哪里都要把现职工作做好才最重要。性情直爽的林彬见耀邦的话转了向，急了，问：你说想去前方打仗是真的假的？一向沉稳的李昭马上代耀邦答道：真的，真的！谁不想去打鬼子呀？胡耀邦说：李昭说得对，不想去前线的军人还算是革命军人吗？但革命军人首先要服从革命的需要，组织叫在哪就在哪把工作干好才是第一位的！
林彬说，你真是胡部长，滴水不漏，道理都让你说了，全是你对！
杨勇哈哈大笑：对了，对了，你说不赢他的……
1944年春末的延安还略带寒意。一个春光明媚，朝霞四射的早晨，杨勇、林彬兴冲冲地向耀邦、李昭告别来了……
根据形势的发展，中央军委命令杨勇、林彬迅速返回鲁西前线。林彬为了适应战争环境，行动方便，把出生不久的儿子小鲁平留在了延安保育院，她和杨勇匆匆地赶回鲁西。
李昭用羡慕的口气对林彬说，为人民立功建业的机会到了，你们会干出大事来的！胡耀邦拉着杨勇的手说：施展才华大显神威的时候到啰，你这块金子会闪光的。杨勇谦虚地说：我是什么金子？是砣快要生锈的破铜烂铁了，耀邦，这么快让我回前线，多谢你帮忙呀！
林彬睁大眼睛看了一眼耀邦，问杨勇，他帮了什么忙？
杨勇说：耀邦在总政是管调配干部的组织部长，他不帮忙，我们能这么快回鲁西吗？
林彬恍然大悟，“啊、啊”了两声说：你们哥俩谁帮谁都应该嘛！
胡耀邦说：我只不过是办办手续，敲敲边鼓而已。杨司令去哪里、任什么职务都是军委首长的命令。
正如胡耀邦所料，杨勇回到鲁西南很快就当了纵队司令员和冀鲁豫军区司令员，率部驰骋在河北、山东、河南的辽阔战场上。消灭了大量的日、伪军，迅速打开了局面，扩大了解放区，壮大了队伍，为后来解放战争中挺进大别山、决战淮海、强渡长江等重大战役的胜利，作了必要的物资和思想准备，立了大功。这位统率十万大军的兵团司令员，又在后来挺进大西南、解放贵州、成都大会战中建立了卓越功勋。1951年，杨勇奉命赴朝作战，在朝鲜战场上打败了号称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国侵略军。胡耀邦、李昭为有这位中外闻名的战将、新中国的开国上将的表哥而自豪。
杨勇、林彬1944年离开延安回鲁西，胡耀邦和李昭也于1945年“8·15”日本投降后响应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充实战斗部队扩大解放区的号召，从延安到了华北解放区。胡耀邦任纵队政委，李昭在地方工作。胡耀邦参加和指挥了解放华北各项重大战役，1948年提升为十八兵团（又称华北第一兵团）政治部主任，在解放太原的战役中协助徐向前司令员消灭在山西统治了三十八年的土皇帝闫锡山，立了大功。聂荣臻元帅赞称他是我军杰出的政治工作者。
1949年末，周士弟、胡耀邦又率领十八兵团在贺龙麾下越过秦岭，进军大西南，一路厮杀直奔川西，参加成都会战，令他高兴的是，二野五兵团司令员杨勇拿下贵州以后，奉命挥师参加成都大会战，围歼盘踞成都的胡宗南残部。这是他和杨勇的第一次联合作战，也是他们在解放战争中建功立业的最好、最后的机会。虽说是联合作战，但大兵团数十万部队的包抄迂回行动，互相见不到面，即使是开高层指挥员联席会议，也没有私下说话的工夫。成都会战消灭胡宗南以后，杨勇又马不停蹄地回师贵州，出任贵州省主席兼省军区司令员；胡耀邦也赶往南充市出任川北区党委书记省级行署主任，两人连打个照面的工夫都很少，好在他们都是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和中央西南局成员，在重庆开西南局重要会议时，利用有限的休息时间，两人交流所辖地区的政权建设，清匪反霸的经验。
随部队进入大西南的林彬担任贵阳市百货公司解放后的第一任经理；李昭在川北首府南充市最大的丝绸三厂任党委书记。相距千里，别说相聚，连电话都很少联系。两家调到北京后，李昭任北京国棉一厂厂长，林彬是国务院财贸办公室百货业务处的处长。百废待兴的建国初期，身为商业工业战线上的骨干力量，她们除了工作就是工作，根本没有时间相聚，但是两家的老人孩子不同，他们走亲戚，来来往往可多了。
杨勇的母亲和胡耀邦的母亲，互相拜访走得很勤，两位同宗姐妹常在一块儿拉家常，说家乡话，做些浏阳小吃相互馈赠。浓浓的亲情，让人羡慕，受人称赞，也给两家带来了无限的快乐。
1966年文革初期的红卫兵运动席卷北京，人心惶惶。胡、杨两家走亲戚的欢乐被文革的风暴冲断。好在杨勇的母亲早已返回湖南老家料理家务。
这天，林彬急匆匆地赶回家告诉杨勇，红卫兵揪斗了胡耀邦，杨勇沉默不语，过了足足半分钟一巴掌拍在沙发的扶手上，呼的站起身，几乎喊出声来：这些人想干什么？人家在家养病，有什么问题？妨碍了谁？杨勇怎么也没想到，就在他为耀邦打抱不平的时候，林彪盯上了他。林彪深知北京军区的重要，本意是要拉拢北京军区党委第一书记、司令员杨勇，并告诉杨勇随时可来见他，谈情况汇报工作。没想到杨勇不买账，每次汇报工作都拉着政治委员廖汉生一块去，谈完工作转身就走，不多留一分钟。也从不单独去见林彪。林彪极为不满，说杨勇把持的北京军区，针插不进、水泼不进，在军内搞独立王国。蓄意要拔掉这颗钉子，以解心头之恨。文革不久，林彪集团伙同“四人帮”，首先发难打倒杨勇的浏阳小老乡、老战友总政副主任、军内文革组长刘志坚中将，然后把文革组长的帽子扣在军内外享有崇高威望的徐向前元帅的头上，并传话要烧焦杨勇、打倒杨勇。徐帅认为杨勇没有大错，只能烧而不焦、打而不倒，与林彪集团水火不容,不久坚决辞掉了文革组长的职务。
胡耀邦和杨勇先后成了“四人帮”、林彪集团的阶下囚，就是名副其实的难兄难弟了。一夜之间，两个革命家庭，变成了反革命的黑窝，子女成了黑五类的狗崽子。更让林彬不能接受的是杨勇被劫持以后，没有音讯，不知去向。她心急如焚，这位血管里流着伊斯兰血统的回族女儿，眼里揉不得沙子，不屈不挠地找造反派说理，四处打听杨勇的下落。她在艰难中熬过每一分钟，七天后的一个深夜，儿子的同学，一个好心的青年，敲开林彬家的门对她说，林阿姨，我看到了批斗彭德怀五虎上将的大字报，上面的照片有杨叔叔、黄克诚、王平、邓华、洪学智。还看到彭德怀和他的五虎上将一块儿被架在汽车上，到处游斗，一天好几场，没有固定的地址，没有固定的会场，关押的地方极为保密……。别的，别的他就不知道了。根据这个消息，林彬领着孩子们四处打听，虽没有得到杨勇的踪迹，却知道他还活着，也算是极大的安慰了。
又过了几天，突然，北京军区审查杨勇的专案小组，两个造反派送来了一张纸条，林彬一看，眼前一亮，纸条是杨勇写的，没有抬头，没有署名，上面写着他要的东西：旧军装一套、衬衣、内裤各一件、袜子两双、漱口牙具、毛巾……。林彬看见那刚劲熟悉的字迹，又激动又心酸，激动的是这纸条上清晰有力的字迹证明他确实活着，心绪没有乱；心酸的是，从他要的东西就知道环境的恶劣，受虐待的程度，连刷牙、漱口、洗脸的条件都没有，更不用说换洗内衣内裤了。在那好人受屈，将军蒙难的日子，林彬看见纸条，如获至宝，把杨勇要的东西一一交到来人手里。待他们走后，她再回过头来，在纸条的右上角写上收到的日期并编上号，然后细细解读纸条上的每一个字，她似乎要从字里行间看出杨勇的心迹。从此，她期盼每周送纸条来取东西的那一刻，试图从杨勇需要的生活用品中体味他当前的情绪和处境……
过了一段时间，情况突变，专案组的人不来取东西了。林彬盼了两周，失望了两周，突然一个周末，来了两个新面孔的造反派，没有纸条，也没提要东西，不等林彬开口，其中一人阴沉着脸对林彬说：你是林彬吧，以后不要为杨勇准备东西了，用不着了。——为什么呢？没有解释，没有说明。这话如雷轰顶，林彬耳朵里嗡的一下，几乎要晕倒，但她马上挺住了，想到不能在他们面前倒下，她相信与国内外敌人战斗了大半辈子，指挥过千军万马的丈夫，在朝鲜战场打败过武装到牙齿的美军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绝对不会屈服于邪恶势力，也绝对不会轻生的。但也不排除被害的可能啊，这班十恶不赦的“法西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的呀。林彬马上想到解放战争时期杨勇任纵队司令员时候的政治委员、建国后任国务院煤炭部部长的张霖芝，文革初期横遭连续批判、围攻，造反派用棍棒殴打，铁丝捆绑他，最后惨死在地下室囚房里的悲剧……
想到这些，林彬不寒而栗，急切地追问：杨勇同志在哪里？他活着吗？专案组的两个造反派恶狠狠地说，他是三反分子，问那么多干什么？想想他的问题，和他划清界线吧！林彬寸步不让，当面和他们顶撞起来：杨勇同志绝不是三反分子，你们扣帽子，陷害好人！她的二儿子杨冀平，年少气盛，冲上前去要和他们辩论，林彬怕惹出事对孩子不利，使劲拉住儿子。造反派扬长而去。
从此，再也没有了杨勇的音讯。为了打听丈夫的下落，林彬不遗余力四处奔走，通过正规渠道，名正言顺地找过当时的总参谋长军委办事组长黄永胜，找过曾经和杨勇在一个部队共过事的“战友”军委办事组成员后勤部长邱会作，结果都吃了闭门羹。林彬真是度日如年。杨勇的安危，孩子的成长，沉重的家庭负担，使得林彬那一头油黑的秀发枯了、焦了、黄了。一向爽朗、快人快语的她失去了往日风采，她忧心忡忡，惦记着杨勇，杨勇在哪儿啊？
1969年春，在京的中直单位和国家机关，掀起了办“五·七干校”的热潮，林彬毫无例外地要下干校劳动。除了大儿子在哈工大住校外，身边的三个孩子怎么办？林彬思前想后，唯恐年少气盛的冀平留在北京和造反派发生冲突，决定带他去宁夏国务院“五·七干校”，把下面的儿女北北和京京留在北京，让小兄妹互相照应。到了干校，她又放心不下两个留在北京的孩子，只得疲于奔命，往返于宁夏和北京了。1969年夏天，林彬从宁夏回北京看孩子，得到胡耀邦悄悄捎给她的信息：毛主席在九大的一次小型会上讲了杨将军，杨将军肯定活着。
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文革以来，很多“八大”中央委员被当成“牛鬼蛇神”打倒了，“四人帮”为了在十二中全会上通过开除刘少奇党籍的决议，必须凑足过半数的法定人数，他们想到了胡耀邦。在中共中央召开八届十二中全会扩大会议的前一天，1968年10月12日，由两名解放军把关在团中央机关“牛棚”里两年多的胡耀邦押送到京西宾馆参加全会。胡耀邦被押走时，“难友”们以为他是被提审或是写交代材料去了。夜晚，耀邦没有回来，两名军人又来到“牛棚”，叫醒与胡耀邦关在同室的李致（现任四川省文联主席），问哪是胡耀邦的铺盖和生活用具，李致立即起来收拾好耀邦的铺盖等用品，交给解放军，猜想耀邦大概不会再回“牛棚”了。果然，广播电台很快就广播了中央召开十二中全会的新闻。半年后的1969年4月，胡耀邦参加中共全国第九次代表大会，据说还是毛泽东提了他的名。参加会议过程中，胡耀邦的情绪始终低沉，头脑却是清醒的，唯有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说了句关于杨勇的公道话，让他兴奋了好一阵子。毛泽东说：北京的杨勇是怎么回事？这些人总还是有功劳的吧！群众谅解了，就解放他们，他们总是要出来工作的嘛！
开完九大回来，胡耀邦悄悄地把这个消息传递给林彬。林彬十分激动但考虑到政治环境的复杂，把激动之情深深地埋在心底。后来，又听说周恩来总理向国务院机关传达毛泽东在九大会议上讲话时有意讲到杨勇的问题时说：杨勇有什么问题呀？群众谅解了，就解放，杨勇还是要出来工作的嘛！林彬激动得哭了。可是半年过去了，没有听到一点要落实毛泽东关于杨勇问题的讲话精神的消息，她趁回京看望孩子的机会给周恩来总理写了一封信，信这样写的：
敬爱的周总理：我是杨勇同志的妻子，在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工作，是第一批下放到宁夏平罗“五·七”干校的。当时留下了两个年幼无知的孩子，实在放心不下，这次我来北京决定把他们带到宁夏去劳动锻炼。以后是否再回北京，何时能回北京，就很难说了。为此，我和孩子们离京前想见见久别而又不知下落的丈夫，恳求予以批示。
林彬敬上
信写好怎么才能递到总理面前呢？她想只有请财贸办的老首长李先念副总理转递了。没想到周恩来总理很快就批复下来，让她带着孩子去石家庄见杨勇。林彬万分激动，要马上动身。孩子们一致认为妈妈常年劳累奔波，身体虚弱，不宜过分激动，最好先由他们兄妹去见爸爸。开始林彬还是坚持要去，经过孩子们再三劝说，她才同意留守在家等候电话。从孩子们离开北京，她就坐在电话机旁了，盼望着电话铃响的那一刻。直到晚上九点多钟，林彬听到孩子从石家庄传来的声音，她激动得心都跳到嗓子眼儿了，孩子说：他们兄妹俩和爸爸见面了，爸爸很好，爸爸向妈妈问好。并说他们马上要乘火车返回北京了，详情面谈。话筒没放下，林彬早已是泪流满面了……
孩子到家后，林彬才知道，根据所谓林彪的一号命令，把杨勇秘密押到石家庄部队“五·七”干校劳动改造。由于杨勇名声太大，便把他的名字改为王长树。两年多的日日夜夜，杨勇受尽煎熬，无休止的审问，没完没了的检查、交待，体格魁伟、一米八的杨勇被他们摧残得只剩下一身骨架子了……
听罢孩子们的讲述，林彬又一次落泪了，她心疼受屈受难的丈夫，但她立即又破涕为笑，因为孩子见到了父亲，她从此可以和丈夫通讯联系了，这对她是极大的安慰啊！好久以来脸上第一次露出舒心笑容。她决定把三个孩子都带到宁夏干校去，一块生活，一块劳动锻炼。她和孩子们在北京呆了愉快的三天，按干校规定的返校时间，一块去了宁夏。林彬和三个孩子一边劳动，一边祈盼着全家团圆的那一刻。
一天，刚收工回“家”，林彬突然收到王长树一份长长的电报，说他不慎摔断了腿，要她速去商量要事。她带着孩子们立即赶到石家庄。躺在病床上的杨勇告诉她，这里的领导要他就地手术，但负责治疗的卫生部门，是林彪集团严格控制的单位，政治环境十分恶劣，根本不适合手术，必须想办法回北京治疗。
林彬让两个小孩子留在爸爸身边，自己和老二马上赶回北京，再一次以家属的名义给周总理写信，请求总理尽快把杨勇接回北京去301医院手术，留在石家庄太危险了。信写好后，怎样才能送进中南海，送到总理面前呢？她马上去找同在冠县师范读书时的同学边涛商量怎么办？边涛是万里同志的夫人，她二话没说，派儿子万伯翱领着林彬的儿子杨冀平直接把信送到总理办公室。总理立即派了一架军用飞机把杨勇从石家庄接回北京，送到301医院。当飞机降落在南苑军用机场时，林彬激动得热泪盈眶，杨勇有救了，又是总理伸出的援助之手！
1971年9月13日，林彪自我爆炸，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以后，恢复了党组织生活的杨勇问林彬怎样才能感谢那些曾经帮助过他们的好心人呢？林彬打趣地说，老杨，中央很快就安排你工作，多做好事就算感谢了。杨勇奇怪，中央什么时候安排我工作，你怎么知道？林彬说，不是明摆着吗，整你的人都爆炸了，不安排你安排谁呀？果然，1972年7月的一天，周总理找杨勇谈话，要他先出席“八一”建军节纪念大会公开亮相，然后出任沈阳军区副司令员。
杨勇接到任命后，林彬马上让小女儿京京把吴晓彦接到家里来，问他们姐弟俩愿意不愿意跟着一块去沈阳？吴晓彦是原北京市副市长吴晗的女儿，是京京患难时结识的小姐妹。杨勇和林彬都不认识吴晗，但他们知道吴晗是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地下工作者，解放前为党做过不少贡献。他们也不认为吴晗写的历史剧《海瑞罢官》是反党的，即使有错误也不该是死罪，两个孩子更是无辜的。杨勇、林彬都是热血心肠，设身处地考虑，想把两个孩子带到沈阳去好照顾。晓彦虽然年少却很有头脑，她说爸爸是北京市的干部，死在北京，将来还要在北京解决问题，她和弟弟还是留在北京好！去沈阳就不方便了。林彬听了非常高兴，连说好孩子，有志气、有志气！
杨勇就任以后，办了不少受人称道的好事。
第一，把郭林祥、王尚荣、萧向荣几位红军老同志的子女送到部队当兵。军区机关几个造反派给杨勇贴大字报，说他走后门，杨言要把后门兵退回去。杨勇大义凛然，态度十分鲜明的说，几位受迫害的老同志至今没有解放，他们的子女跟着倒霉，被打成黑五类狗崽子，倍受歧视，不能就业，不能上学。不公道嘛，不符合党的政策，总得让人家有口饭吃嘛，安排他们当兵，有什么错？不能退！一个也不能退！要退就退我的孩子！造反派胡绞蛮缠，揪着杨勇不放，一直上告到中央军委毛泽东面前，毛泽东说了句：从后门进来的不一定是坏人。为此，中共中央又下文：关于走后门问题，留到运动后期处理，这场不大不小的风波才不了了之。杨勇敢做敢为敢于负责的精神在军内传为佳话。
第二件事，杨勇受林彬的重托，利用到黑龙江边远地区检查防务工作的机会打听到了安黎的下落。安黎不是军事系统的人，他不好插手，就由林彬出面把安黎调回北京。安黎是原中央组织部部长安子文的女儿，清华大学物理系的毕业生。杨勇夫妇是和安子文共事多年的好朋友，安子文被诬蔑为61个所谓叛徒集团的成员，“叛徒女儿”是安黎流放到黑龙江某偏僻小县一个小工厂劳动改造的唯一理由，她每天要不停地抡着十八磅重的铁锤劳动，苦累不说，受尽了欺负和虐待，过着屈辱的生活。
林彬见她单薄的身体，干着繁重的体力活儿，泪水夺眶而出，安黎抱住林彬失声痛哭。林彬安慰她：孩子，委屈你了，别哭，别哭，我不是接你来了吗？可没想到工厂不愿意放人，县革委会一位政工组的人员问：为什么非要把叛徒安子文的狗崽子迁回北京？应该让她好好接受再教育，好好改造思想。林杉据理力争，从厂部到县革委会，层层过关，终于把安黎的户口迁回了北京。
林彬笑了，更让她意外惊喜的是回到北京的安黎很快和李昭的大儿子胡德平相识相爱并结婚了。林彬高兴极了说，安黎呀，你再也不会受欺负，再也不用戴叛徒女儿的帽子了，你就是我的侄儿媳妇了，你知道我们和胡家是什么关系吗？安黎说，知道，知道！林杉乐哈哈笑道，知道就好，我和你婆婆李昭同年生辰，老杨比你老公公胡耀邦大两岁，你得叫我大妈，巧了吧？哈哈！
“四人帮”为了打倒刘少奇的需要，文革中把早作过组织结论，定了案的61个同志的历史问题重新定为叛徒集团。前中组部部长安子文就是其中的重要成员，被当成叛徒逐出北京关进监狱。“四人帮”被打倒后，担任组织部长的胡耀邦，以“我不下油锅，谁下油锅！”的大无畏精神，冲破各方的层层阻力，平反冤假错案，首先把所谓的61个叛徒集团的冤案彻底翻了过来，安子文恢复了党组织生活，出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但好景不长，不久就去世了。
身为组织战线上的战友，胡耀邦对这位具有高度党性原则的前任和亲家，怀有深深的敬意。他清楚地知道，文革中在那种乌云蔽日的氛围中求存政治生命对每个党员干部来说都非常重要。对开除刘少奇的党藉，绝大多数党员是不同意的，但敢于表明不同意见的人却是极少数。童工出身的女革命家、曾担任过新四军五师的副政委陈少敏，是在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唯一没有举手同意永远开除刘少奇党籍决议案的代表，另一位敢于说刘少奇不是叛徒的人就是安子文。
八届十二中全会前夕，“四人帮”、康生控制的刘少奇专案组，派人提审安子文，妄图从这位组织部长嘴里挖出刘少奇是叛徒、内奸、工贼的过硬口供，但他们的如意算盘在这位原中组部部长面前被粉碎了。安子文坚持说刘少奇的历史问题早有结论，没听说过有新问题，也没有见到过新的材料。“四人帮”的爪牙百般威逼、引诱，安子文始终不按他们的要求去说、去写，他们恼羞成怒，连续打掉了他的三颗门牙，满嘴流血，但安子文还是坚持说刘少奇不是叛徒、内奸、工贼…… 三
李昭、林彬从不依靠胡耀邦、杨勇的社会地位提高自己的身份，她们不是在丈夫荣誉的光环下借光夺彩的人，而是以优异的工作业绩赢得大家尊敬和赞扬的。改革开放以来，出于对服装服饰的热爱，李昭、林彬又走到了一起。创建了北京服装协会的李昭，是公认的服装专家，也是高干夫人中带头穿裙子的人；思维敏捷，对新鲜事物特别敏感的林彬，对时装服饰也表示出了浓厚的兴趣，有时发表一些人们意想不到的高见，还常常把儿媳、女儿从海外买来孝敬她的时尚服饰、新潮衣服穿出来。人们戏称她是“服装教授”、“港客”、“时装模特”……
胡耀邦、杨勇对夫人们的事业和爱好都是投赞成票的，家庭女主人的共同爱好，使本来就十分亲密的两个家庭更加亲密，往来更多了。胡耀邦和杨勇这两个浴血奋战了几十年的战友和兄弟，在党的十二大一中全会上分别当选为党中央总书记和书记处书记，真正在一起共事了。
杨勇为耀邦获得全党同志的信任当选总书记而高兴。十二大一中全会结束，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与新选入领导层的年轻同志合影留念时，总书记胡耀邦提议七十岁以上的老同志在前排椅子上就坐，七十岁以下的同志，对不起就要与代表们席地而坐了，67岁的胡耀邦带头坐在草地上，长他两岁的杨勇跟解放军代表团坐在草地上，但他心里很高兴：耀邦如此尊重老同志，是深得人心的表现啊！
杨勇是中央军委副秘书长，解放军第一副总参谋长，在军内外都有很高威信，是书记处联系军委事宜的负责人。他关心全局，无论会上会下，研究问题，商量工作，都从大处着眼，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对群众反映强烈的党内不正之风，深恶痛绝，主张按十二大的要求，尽快开展整党，改善党群关系，他说整党要动真格的，从我们自己整起，不能走过场。书记处的万里、陈丕显等多数同志，赞成杨勇的意见，要通过整党凝聚人心，取得群众的信任。另一种代表性的意见则认为整党首先要清除文革中搞打砸抢的三种人；清除干部队伍中那些鼓动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反动文人，如刘宾雁、王若望……胡耀邦说：清除三种人很有必要，但要有严格界线，思想意识有毛病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主要是教育问题，不在清除范围，对他们不扣帽子，不打棍子，不施压力。整党的关键是，把党自身的作风搞好、搞正，我们要带好头，管好自己，管好家人，管好身边的工作人员，不搞腐败，不搞歪风邪气；杨勇同志说得好，要从自身做起，我们自己做好了，说话才硬气，才有力量，在座的各位如果发现我胡耀邦搞腐败，就向我开炮，揭发、批评毫不留情，如果党中央有腐败行为，搞不正之风，我们应该欢迎下面的同志向党中央开炮！谁搞不正之风谁负责，我们都不要护短，欢迎下面监督……胡耀邦和杨勇配合默契，常常不谋而合，想到一块。
可是天不遂人愿，没过多久，杨勇就得了癌症，胡耀邦知道后，脑袋“嗡”的一下，好像重重地挨了一棒，自言自语地说：他刚刚七十，还能干很多的事……
周六胡耀邦吃完晚饭在院子里漫步时，心情沉重地对李昭说：杨勇得了癌症，发现晚了，没想到啊，损失太大……。李昭惊讶地问：林彬知道吗？胡耀邦说：应该知道，都住进301医院了，我也是今天下午知道的。
李昭说：真是好人多难啊！唉，杨勇烟抽得太多了。胡耀邦不以为然地说：他不早戒了吗？
李昭说：调到新疆去才戒的，这才几年，病根早就种下了，林彬没少说他，他不听，你也一样，我怎么说都没用。你们表兄弟都是犟脾气。
确实，耀邦和杨勇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他们都是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烟瘾很大，一根接一根的抽。林彬知道杨勇肺气肿的毛病，一到冬天就咳嗽不止，痰又多又浓，劝他劳逸结合少抽烟，但没用，杨勇还是我行我素，抽烟、工作，工作、抽烟，恶性循环……
1973年5月，杨勇在北京参加完工作会议，周总理找他谈话，说中央要调他去新疆部队任司令员兼自治区第二书记，问他有什么困难？总理说那是西北高原，身体行吗？杨勇报告总理，说他有肺气肿的毛病，环境气候一变化就咳嗽，一咳嗽就上不来气儿。周总理说：肺气肿还抽那么多的烟，不好！能不能下决心把烟戒了？戒了就好了，要真是戒的话，你烟瘾那么大……受得了吗？
杨勇到底是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总理的话就是命令，他马上表示：只要能为党多工作几年，听总理的，把烟戒了！李昭听了林彬的这些话非常高兴，回到家对胡耀邦说杨勇戒烟了，建议他向杨勇学习戒烟，耀邦没有回应，她又说不戒也要少抽、减量。胡耀邦笑着扬了扬挟在中指和食指间的香烟说：哎，我活着干，死了算，到见了马克思的那天，我就无愧地说，我胡耀邦是干出来的，不是混出来的！干活儿哪有不要口粮的？这就是口粮啊！
李昭笑了：歪理，歪理！真拿你没办法。
胡耀邦作了个鬼脸说：我老胡除了嗜书嗜烟，没别的嗜好。李昭同志宽容一点，支持支持嘛！……
杨勇住进301医院就没出来，李昭经常给林彬挂电话打听杨勇的病情和治疗情况，再转告胡耀邦。胡耀邦总是十分低沉地说，杨勇的病情通报都到看了，不见好转。他叹气说，眼睁睁看着一个鲜活勇敢的生命被人类的大敌癌症无情地吞噬，太可惜了，我相信癌症总有被攻克的一天……
杨勇的病情发展得很快，1983年1月寒冷的一天，胡耀邦接到了杨勇病危的通知，立即和李昭驱车直奔301医院。在车上他对李昭说，这可能是他和杨勇的最后一次见面了，正是需要用人的时候啊，杨勇是军内外出色的领导人……
进了医院，胡耀邦和李昭在病房的走廊里足足停了两分钟，让心情平静下来才推门进去。守在病榻边的林彬和孩子们都站了起来，胡耀邦立即扑到病床前，哈下腰说：你、你好好休息，你……的任务是安心养病，我以后还要来看你，我们还要一起工作……
身心憔悴的林彬知道，耀邦在鼓励杨勇和死神做斗争，也是给她以希望。但她心里明白，杨勇的时间不多了。她眼睛在流泪，心在流血。……也许是迴光反照，杨勇这时神志特别清醒，他完全忘记了自己的病痛，深情地说：耀邦，你那么忙，来医院干什么？你瘦了，天天十几个小时的干，受不了的，要注意，要保重，你的健康不是你个人的事，你的担子很重啊……
李昭的心在擅抖，杨将军在生命垂危的时刻，惦记的是党的事业，是耀邦的健康……。她激动地转过身来，几乎是拥抱着林彬说：杨将军会战胜一切疾病，奇迹会出现的。你是杨家大厦的台柱子，一家之主啊！孩子们围着你，大家都看着你呢，要保重啊……
悲痛欲绝的林彬微微点头：谢谢你，李昭，我知道肩上的责任……
此情此景，像一个个特写镜头，长久地留在李昭的脑海里，让她感动。
（作者简介：萧祖石，编审，原任中国文联理论研究室负责人，发表作品有小说、散文、报告文学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