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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有个李鸿章

清道光三年正月初五,即公历1823年2月15日,李鸿章出生于安徽省的庐州府合肥县磨店乡。鸦片战争爆发那一年,他17岁。 似乎从出生的鼯textarea> <


     清道光三年正月初五,即公历1823年2月15日,李鸿章出生于安徽省的庐州府合肥县磨店乡。鸦片战争爆发那一年,他17岁。
     似乎从出生的那一天起,李鸿章就以不可避免的命运安排,延续着这种东西方撞击下的清朝溃败态势。一个人的力量总是微不足道的,在一种扑面而来的乾坤大挪移面前,所有的努力都像一个纸人在风雨中的飘摇一样,一切心有余而力不足,什么也不能改变什么也谈不上改变。
     从李鸿章的父亲李文安上溯六代,李家每代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但到了李文安这一代开始,三代中竟有四人考取了进士,还有人考上了举人、拔贡、秀才……
     到了李鸿章诞生那一年,李家已经算是当地比较富裕的了。其父李文安在中年之后考中了举人,这在当地来说是一个惊天动地的大事了。李文安共有四子,分别为瀚章、鸿章、鹤章、昭庆。这个旧式的知识分子虽然资质平平,但却有着相当好的大局观,而且在教育子女上有着独到之处。长子李瀚章一直跟随曾国藩,李鸿章发迹之后曾官至两广总督。至于鹤章和昭庆,一个从商,一个从官,也算是好的结果。
     少年的李鸿章一直生活在祠堂郢村,间或也会到附近的于湾等地走走亲戚。那时的他是一个聪明的孩子,志向高远,内心也极为敏感。这段少年的乡野生活为他的成长积累了非常好的草根经验,也使得他在本质上成为一个实际而不迂腐的书生,同时乡村少年那种压抑的生活,也积蓄了他出人头地的愿望,为乱世中的崛起打下了基础。
     成年之后,李鸿章身材颀长,一表人材,精悍之色现于眉宇。少年之时的他并不像后来那样讳莫如深,而是极具方巾之气,像所有少年得志的年轻人一样,有着一览众山小的抱负,这可以从他20岁时所写的一首诗中可以看出:“丈夫只看把吴钩,意气高于百尺楼。一万年来谁著史?八千里外觅封侯。定将捷足随途骥,哪有闲情逐水鸥。笑指卢沟桥畔月,几人从此到瀛洲?”
     在李鸿章身上,集中体现了很多江淮间之人的特点。从总体上来说,他给人的感觉是在性格上兼有南北之气,仁慈,开朗,诙谐,喜权力,爱面子,重义气,同时为人处事又比较平民化,草根,和蔼可亲,狡猾,精明,不迂腐,甚至带有些许痞气。
     这个生长在祠堂郢村的肥东人自小便有着强烈的功名抱负,24岁时考中了进士,在京城翰林院当了一段时间编修之后,对于那种机械八股无所事事的生活方式觉得厌倦了,痛感英雄无用武之地。正在此时,太平天国起义爆发。朝廷由于军事力量薄弱,只好借助于民间力量来“平乱”。于是在曾国藩之后,李鸿章与他的父亲李文安都被派回安徽组织民团,与太平天国开战。
     李鸿章的回乡之路与他的命运紧密相联。当他重新踏上这片土地之时,这里已不是昔日的诗情画意,也不再充满着孩提时的亲情与童趣了。对于这个意气风发的青年来说,他所面对的一切空前残酷:庐州失守,安徽巡抚被杀,家乡磨店已被太平军占领。回到家乡之后,他即忙着招兵买马,准备与太平军开战。
     出人意料的是,李鸿章的开局相当好,不仅很快就组织起了一支千余人的民团队伍,而且在巢湖一带首战告捷。据说,这还是清军在皖的第一场胜利。为此,李鸿章受到了朝廷的蓝翎赏赐,官位从七品升至六品。到了年底,父亲李文安也从京城奉命回原籍“办理团练”,弟弟李鹤章也从家乡出来,父子三人开始共同为朝廷打仗。
     接下来的战斗却没有他预料的那样简单,反而是残酷无比。不久,与他一同来安徽作战的上司吕贤基在舒城战败后投水自杀。三年后,李文安这个一直声称自己虽平庸无能,却能培养出好几个杰出儿子的老实官吏,在战局僵持中抑郁而死,临死时留下了“吾父子世受国恩,此贼不灭,何以为家”的遗嘱。
     李鸿章似乎在这国破家亡的仇恨中汲取了力量,又接二连三地打了好几个胜仗,先是攻克含山,然后又参与攻克了庐州。朝廷为了嘉奖李鸿章,将他的官位一下子提升至四品,提拔的速度可以说是异常惊人。
     紧接着,庐州再次失陷,战局又转向了不利,环境也变得更加艰苦。战场上的频频失利以及相伴的怀疑和猜忌,让李鸿章变得郁郁寡欢、愤懑不已。他经常长吁短叹,深感壮志难酬,知道如果仍然以这种散兵游勇的抵抗方式,必定难成气候。有一次,清军与太平军正面相遇了。主帅郑魁士准备退避三舍,但李鸿章情绪激越,强烈要求正面作战,这样的行为有点意气用事。他与主帅签订了生死状。结果战败无脸再回去,干脆离开了安徽,去投奔恩师曾国藩的湘军。
     李鸿章可以说是无意当中走出了最为幸运的一步——这是他走上人生显赫道路的开始。在曾国藩身边观察和感悟到的,使得他的人格得到根本性的升华,也奠定了他最后成功的基础。
     最后一次得益于这块土地是在曾国藩攻下安庆之后,出于战局的需要,李鸿章受命组建淮军,准备挺进上海,从东面完成对太平天国京城南京的包围。此时的他已不是前几年那个蛮打莽撞的书生了,而是深怀韬略的战略家。除了复仇的欲望升腾之外,他还有着冷静、铁血以及相当的方法和能力。
     受命回到家乡,因有之前父子办团练的基础,所以李鸿章很快就进入了角色。他派弟弟李鹤章去家乡肥东招募丁勇,把过去被打垮的摊子重新收拾起来。他自己则把重点放在肥西,招募了周公山下的张树声、张树珊的“张老圩”,大潜山以北刘铭传的“刘老圩”和以南唐殿魁、唐定奎兄弟的“唐老圩”。此外,还有董老圩以及紫蓬山一带周盛华带领的周盛波、周盛传兄弟的“周老圩”……
     利用李家的威望和乡情,李鸿章收编了这些民团,也用自己的才学和声望征服了这些绿林好汉。短短的几个月,他就拉起数千人的淮军部队。与此同时,他还模仿曾国藩的样子招纳起诸多军中幕僚,得力干将周馥、吴汝纶等就是在这个时候跟随他的。

     有一种评价几乎已成为定论了,那就是说李鸿章之于曾国藩,就像管仲之于鲍叔牙,韩信之于萧何。曾国藩与李鸿章可以说都是那个时代的枭雄,也可以说都是中国五千年文化的集大成者。他们亦师亦友,相濡以沫。论学问人格,当时无出曾国藩其右者;论人情练达,处事敏锐,李鸿章又可算是首屈一指。曾国藩应该说是对李鸿章影响最大的一个人。
     曾国藩,1811年生,比李鸿章大9岁,与其父李文安是同一年的进士,又是朋友,在辈分上应该是李的长辈。李文安虽然资质平平,却深知曾国藩是位雄才大略之人,所以在京时便有意跟他交好。李鸿章1845年去京城时,李文安特地让他带信给曾国藩,托曾对其进行关照。
     气味相投的人必定是惺惺相惜的。曾国藩与李鸿章即是如此。在北京,当惯于察人的曾国藩见到李鸿章时,便觉得这个身材修长的年轻人出类拔萃,读到他的诗文后不禁“大爱之”,料定他必定是一个经天纬地之才。自此之后,李鸿章不仅与曾国藩“朝夕过从,讲求义理之学”,还受命按新的治学宗旨编校《经史百家杂钞》。曾国藩一再称其“才可大用”,并把他和门下同时中进士的郭嵩焘、陈鼐、帅远铎一起,称为“丁未四君子”。两年后,李鸿章如愿以偿考中了进士,入了翰林院成为一名翰林。而这时,曾国藩奉命回乡组织民团抗击太平军,二人算是暂别了数年。
     李鸿章战败后投靠曾国藩当上幕僚之后,他的人生道路才算是真正起步了。关于李鸿章和曾国藩,在曾部任幕府的那些年,应该是李鸿章受益和改变最多的几年。对于他来说,曾国藩是一个过来人,过来人当然清楚自己曾经的张扬、傲气、才情和不足了,而这样的性格要成就事业必定是要经过一番打磨的。曾国藩并没有主动要求李鸿章留下来,当正在幕府中做事的陈鼐受李之托来打听风声时,他不紧不慢地说:“少荃是翰林啊,志大才高,是办大事的,在我们这个小地方,像个小水沟一样,哪能容得下他呢,还是叫他到京城去当他的京官吧。”
     他知道李鸿章要为己所用,还得先打压一下他的傲慢与浮躁。
     李鸿章在曾国藩大营里的那几年,正是冶炼性格的时期。曾氏生性“懦缓”,沉稳厚重;而李则作风明快果断,反应敏捷。曾国藩每有大计,往往得李在旁数言而决。曾国藩深知李鸿章年轻气盛,欲望强烈,于是常常给他泼点冷水,不仅时常告诫他高官厚禄乃是天命所定,并非人力所能强求,还利用日常生活的一些准则来约束他的言行。曾每天黎明即起,招呼着全体幕僚一起吃早饭,边吃边把一天的工作布置下去,这是他多年的习惯。李鸿章的习惯正好相反,喜欢睡懒觉不起床,一到晚上即变得生龙活虎兴奋异常。所以他每到早上便懵懵懂懂,甚至经常找理由不参加一天的“早会”。
     李鸿章天资聪颖,富有才干,在掌管文案的那段时间里,无论是奏稿还是批示,都写得条理清晰,严丝合缝,的确让曾国藩省了不少心,堪称是其左膀右臂。不过,他年轻气盛,经常仗义执言。曾国藩把大本营设在安徽祁门一事,他不理解,二人发生争执,弄得不欢而散。不久,这个“刺儿头”李鸿章又为弹劾李元度的事情跟曾国藩再次发生争吵,并负气离开湘军大营,前往江西去找大哥李瀚章。
     在李瀚章那里哪儿有用武之地呢?但事情到了这一步,爱面子的李鸿章只得硬撑着。不久,湘军节节胜利,一举攻克了安庆。李鸿章反省了自己的鲁莽行为,对曾国藩更是多了几分敬佩,遂写了一封信给他,恭贺攻克了安庆。知李鸿章者,曾国藩也。他知道李鸿章的心理状态,立即派人送来了一封回信,对于往昔之事只字未提,只是说:“你要是在江西无事,可以马上前来。”
     李鸿章要的正是这句话,马上打点行装,赶赴安庆。
     很多年后,每当李鸿章回忆回皖抗击太平军的这一段历史时,总是显得神情凝重。除了庆幸命运对于自己的垂青之外,还庆幸在人生道路上遇上了曾国藩这样一位亦师亦友的人物,得以在人生的几次大转折中总有贵人相助。此后,李鸿章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不仅仅体现在地位的增高、气度的沉稳,更多的还是表现为内心深处的不断拓展。从少年时意气风发,聪明异常,到后来的洞察细微,隐忍无限,他的人生和性格可以说是转了一个巨大的U形弯。
     李鸿章的“出头之日”是他组建淮军进入上海。

     1861年7月,当李鸿章重新回到曾国藩身边的时候,形势已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湘军已经夺回了安徽省城安庆,并且控制了长江中游的局势,对太平军形成了顺江而下的局面。与此同时,曾国藩的九弟曾国荃部带领重兵出击,已经打到离南京不远的地方。从战略上说,对太平军的战役已经由防御、僵持阶段转入战略进攻阶段,胜利的曙光已展示在湘军眼前。
     洞察力惊人的李鸿章看出了大势,向曾国藩提议,另派重兵深入到上海地区,从而对南京形成包夹之势。曾国藩听从了他的意见。经过反复考虑之后,派他组建淮军,挺进富庶的长江三角洲。
     李鸿章终于等来了机会,急忙赶赴老家合肥,短短的几个月时间里,招兵买马数千人,率领着首批四营淮军抵达安庆。这样的神速让曾国藩大喜过望,亲自召见各营将领加以考察,并为之订立营制营规。担心新建的淮军兵力太单薄,他还从湘军各部抽调兵将,慷慨地交给李鸿章。
     随后,李鸿章又利用了上海士绅的财力,耗银18万两雇用了英国商船7艘,将9000淮军分批由水陆运往上海。当淮军分乘七艘船从长江上顺江而下的时候,沐浴着温湿的江风,他知道自己青史留名的真正机会到了。
     到上海后,李鸿章加紧整肃军队,去除军队的散漫习气,同时也知道了洋人军纪严明和武器先进。他是个见贤思齐的人,很想借鉴和学习一下洋人军队的做法。为了解洋人军队的情况,他甚至化装后溜上了洋人的军舰,亲眼看看英法军队到底有多大实力。真是一看吓一跳啊,他一下子明白了,泱泱华夏帝国何以会败于区区西洋小国了。他暗下决心,要以西洋人的军事方式来对阵太平天国,并通过大哥李瀚章向洋人火速购买了三千支洋枪,充实了淮军的装备。
     不久,淮军在上海与太平军打响了第一仗。对于此仗,李鸿章做了精心的准备,虽然一直对自己的子弟兵抱有足够的信心,但这毕竟是一支没有经历过大战的刚组建不久的部队,而且进入上海的第一仗关系到自己的声望和淮军的军威。这一仗打得无比惨烈,数万太平军在李秀成的带领下攻打上海,交战的地点就在如今上海西郊一带。
     据说,在战斗呈胶着状态时,李鸿章搬来一把椅子在虹桥桥头亲自督战。太平军用上了火炮,火力非常猛烈。淮军春字营的张遇春部上去没多久就顶不住了,渐渐退了下来,跑到桥边正撞到李鸿章。他回顾左右说:“拿把刀来,把他的头砍了!”
     张遇春吓得赶忙掉转头又去跟太平军拼命,一时间淮军大炮齐发,随即天上突然乌云密布,一场大雨倾盆而下。一向迷信的太平军心理上发生突变,开始仓惶撤军,哄乱无序,竟至自相践踏,死伤者无数。就这样李鸿章部第一仗就击退了太平军。首战得胜,不仅仅使淮军有了信心,也使李鸿章本人看到了胜利的曙光。
     这一战使得整个上海滩为之瞠目结舌。接下来的8月和10月,李鸿章带领淮军与太平军又两次正面交锋,均取得了胜利。连胜三场,为淮军赢得了相当好的口碑,李鸿章卓越的才干完全显露出来了。站稳脚跟后,他开始从“察吏、整军、筹饷、辑夷各事”入手,进一步巩固自己的地位,不仅起用了郭嵩焘、丁日昌等一批务实肯干的洋务派官员,还建立了不同于湘军幕府的、以务实干练、通晓洋务为基准的淮军幕府。

     可以说李鸿章是靠江淮起家的。无论是在他的生长期、危难期,还是发达期,这一方水土都给予了他太多的幸运和支撑,让他登堂入室,让他战功显赫,让他气度浩然,更让他安全而惬意。也许正因为如此,李鸿章和他的大家族一直留恋着合肥这个鸿运之地,不仅在这一带大量购田置产,死后也舍不得离开这里。当年,李鸿章的父亲李文安就安葬于此。李鸿章的母亲在北京去世之后,也专门从北京经过大运河进入巢湖,辗转运到这里安葬。在这里憩息的,还有李氏家族的李翰章、李鹤章等等。
     也许,长期居于庙堂之高,后半生一直跟洋人打交道,受尽屈辱和委屈的李中堂知道,身后肯定难免千夫所指,只有回到自己的家乡,安息于这片偏僻的黄土地才能得到得安宁。
     1901年11月李鸿章去世之后,仍旧是辗转运回老家,与妻子赵氏合葬于合肥大兴集。从他的出生地祠堂郢村到长眠之地大兴集只有十来公里。毕生辉煌的李中堂走完了72岁的生命之旅后又回到了原地。而在他的身后,一切都在变化着,惊涛拍岸,惊天动地。这样的轨迹,就如同日月星辰的起起落落一样,说不出哪儿是起点,哪儿是终点,也无所谓起点,无所谓终点。
     李鸿章看似优雅风光,其实却矛盾尴尬,在整个社会的动荡之中又是个显得悲凉无比的栋梁人物。他真正具有的,是怎样的一个内心世界?而他所做的一切,又需要怎样的内心力量支撑?在这个人的身上,存在着一种似乎属于他,又是属于整个中国文化传统的东西;是属于个人,又是属于中国整个士大夫阶层的精神。  
     与李鸿章复杂多样的经历相一致的,是他更复杂更多样更深度的心路历程。可以肯定的是,他的内心是有着强大支撑的,从所作所为也能断定他是一个有着巨大内心力量的人。支撑他整个身躯的,不仅只是单薄的个人力量,这种力量还与中国文化精神范畴紧密相联,正是在传统的浩渺大海中,他才能汲取力量保持内心的平静。这种精神的本质在于:他肯定能认识到自己所追求的目标的伟大,同时也会了解到困难的艰巨。以至于在这一事情的过程中,他常常陷入一种自欺欺人的高尚绝望,也陷入一种无法自省的习惯当中。
     万物将倾,天翻地覆,对于一般人来说,面对数千年从未有过的变迁,早就会乱了方阵,内心迷离动荡。但对于李鸿章来说,数千年大厦之倾,并没有让他的内心乱了方阵,反而使他有了更坚毅的目标,那就是兢兢业业,克己复礼,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尽人事,听天命,并且力挽危局于不倒。这样的行为本身,当然可以看作是这块土地巨大的能量,也是这种文化岿然不倒的根本所在。
     在担任巡抚或者总督的33年间,李鸿章逐步建立了从其任职所在地延伸到全国的势力网,利用血缘、地缘、业缘来网罗亲信。他当上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后,先后出任总督、巡抚、尚书、侍郎的淮系要员共有38人。而在淮军和北洋海军两大军事系统中担任过提督、总兵以上的将领多达1300多人。
     李鸿章知道做官就像大树一样,不仅自己的头顶要有天空,更要把自己的根须渗得更深更远才是。只有当权力基础搭建得非常牢固时,才能谈得上实现自己的主张。在他的眼中,权力不仅仅是安全的最高筹码,同时也能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
     在处理事务方面,李鸿章可以说一直是个高手,他深谋远虑,办事明敏练达。这在自明朝之后的知识分子出身中的人当中,是相当不容易的。因为中国社会发展到了明之后有一个明显的弱点,那就是很多知识分子都是好高骛远不切实际,重虚文而不重实质,喜放言而不埋头实行;他们的知识结构完全变成了空中楼阁,变成了一种知识游戏,与实际的生活操作相差太远。不仅如此,这个制度上的很多人,在人格上,还有着相当的残缺。从这一点出发,李鸿章因为自身的聪敏,以及对于基层民间的了解,这使得他与更多的官吏不一样,是一个能改变一点东西并且能够实际操作的人。正因为李鸿章是一个很注重实用的人,所以他在选拔和提携人才中,也喜好那些真正有办事能力的人。
     在这近四十年的时间里,李鸿章从未离开过官场,含辛茹苦,委曲求全,忍辱负重……与几乎所有的官僚们不一样,李鸿章从不回避棘手的事情,从不逃避事务和责任,他一直兢兢业业,承担着责任,从平定太平天国、捻军,到洋务运动,到甲午战争……大清那个摇摇晃晃的小朝廷所能倚仗的,似乎只有这个留着山羊胡子、身材高大的长者。李鸿章的忍辱负重是他坚信着未来的报偿吗?或者是在他的内心当中有着舍生取义的想法?似乎不能这样看。李鸿章一直就不是个理想主义者,也谈不上是一个具有深厚人文精神的人。他不算是一个有着精细的远大目标的人。但李鸿章却是一个对于中华民族以及中华文化抱有巨大信心的人。李鸿章也是一个踏踏实实、一步一个脚印完成自己人生目标的现实主义者。他从一个乡下青年,走上最终人生的显赫位置,这是他战功赫赫的结果,也是他工于心计、处心积虑、小心做人的结果。
     李鸿章作为那个时代一个少有的清醒者,在思想上单骑突进的同时,同样也享受着由清醒带来的孤独和劳顿。
     在李鸿章的意识里,这个病恹恹的帝国肯定是患了重病,虽然不能诊断出病因的真正核心所在,但已能看到表面的脓肿了。面对着病入膏肓的病人是不能用猛药的,也不能用手术刀,只年能下一剂补药,让其变得精干强壮起来,最基本的做法是从模仿开始寻求改变,只有先得其表,才能得其根本。他所倡导的“洋务运动”完全可以看作是一次内部修炼,是一场高举招幡的借尸还魂。
     正是出于这样的动机,李鸿章把学习和模仿西方作为救国的急务,自觉地继承和发展林则徐、魏源师夷长技的思想,以“外须和戎,内须变法”为洋务自强运动的根本指导思想。和戎为的是创造一个有利于改革和建设的国际环境,以外部环境的平静来自强不息。
     值得一提的是李鸿章在身边左右聚集了一大批新型的知识分子,他们不甘心祖传的旧学,勇于学习西方的科技、文化和哲学,向他提供了大量的信息和有益的建议。比如严复、马建忠、郭嵩焘、王韬、郑观应等。李鸿章之所以能显得识见超群,就是从他们身上汲取了许多新鲜的知识。
     甲午战争之后,李鸿章输光了几乎全部家当,遭到人们的非议和责难的时候,人们无法否定一个铁的事实,西方的机器和科学技术进入中国,以及中国洋务运动本身就是对愚昧无知的打击。社会发展总是由点点滴滴积累而成的,江南制造局翻译出版的几百部西书造就了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一代呼风唤雨的风流人物;而不断派出的童子留学,也就造就了第一批具有西方思想的知识分子。
     至于洋务运动为什么会失败,除了政治上的势单力薄之外,李鸿章以及洋务运动的领导者们自身也有一些难以突破的东西。“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样的口号,从一开始就有着不彻底和投机的意味,所谓的体,就是他们不承认自己的政体已经落伍,根本不想在这一方面有所改变,在他们眼中,似乎这个落后的、呆板的、腐朽的政体与近代化所创造的“器用”们并不矛盾。殊不知,在这样腐朽、专制、低效的政治制度下,哪里会有健康发展的近代化呢?一切都是空中楼阁,烟雨水榭。
     洋务运动一个最致命的弱点就是大大忽略人民本身,而采取了一种急功近利的方式,整个社会没有按照西方的模式进入市场化,广大的民间力量被大大忽略了,这也使得国家的发展宛如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没有一个强大的国家是建立在贫穷的国民之上的。李鸿章一直想走一条先国强,而后民富的捷径,这样的捷径在无情的规律面前,只能仓皇地败下阵来。
     甲午战争撞碎了李鸿章的强国梦,也使他的整个人生被颠覆。那个来自于东方岛国的日本,在最关键的时候捅了近邻致命的一刀。

     从地理位置上来说,这个散落在太平洋的岛屿之国与中国一衣带水,在历史与文化上一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地理环境对于民族性格的影响来说,这个一直被汪洋包围着的民族在内心深处一直有着一种岛屿人的心理,那就是迫切需要寻找归宿,有着强烈的靠岸心态。这种天生的陆地意识以及恐慌求生感决定了这个岛屿上的人们必然要向外扩张并一直为此进行着近乎疯狂的努力。
     但清帝国从没意识到自己的身边潜伏着这样一个血腥刺客。从历史上看,即使这个岛国上的居民不断地搔扰着帝国的海域时,帝国也从没把他们当作真正的对手。
     偏偏这个岛国在接触到西方之后,悄无声息地壮大起来,并把目标对准了不远处身患病症的帝国。帝国的傲慢激发了小国的自尊,帝国的懈怠加剧了他们进攻的欲望。
     甲午战争爆发,李鸿章一下子陷入了手忙脚乱之中,自战争开局时起就陷入了被动。,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时,李鸿章签字的手一定是颤抖无力的。临行前恭亲王率领全体军机入奏皇帝的奏折上有这样一句话:中国之败全由不西化之故,非鸿章之故。    这句话曾令他老泪纵横。带着赔偿、割地、枪伤以及耻辱离开这块土地时,他发誓绝不再踏上这块土地。一年之后,环游欧洲列国途经这里时,他死活不肯上岸,只在两船之间搭一个舢板完成了换船。
     带着《马关条约》回到帝国的时候,他突然发现几乎所有人都用一种怪异的眼光看着,众人唯恐避之不及。老于世故的李鸿章一下子意识到自己被抛弃了,他变成了一只该死的替罪羊,而他所努力所做的一切,都被毫不留情地否定了。一下子成为了全国公敌,他的照片挤满了大大小小的报纸,称谓也由李中堂变成了李二。甚至还有相当数量的人公开宣称将不惜一切代价暗杀李鸿章,以“雪奇耻大辱”。
     《马关条约》签订后,原将辽东半岛割让给日本的情况突然发生变故。北方的俄国显然不愿日本之士在战争中壮大,决心介入这场纷争。这样的态度对于帝国极为有利,这也是当初李鸿章所设想的“以夷制夷”内容中的一种。俄国联合了法国、德国,强令日本将辽东半岛还给中国,放出话说:“日本若试图改变其岛国地位,向大陆发展,俄国绝不会坐视不理!”与此同时,俄国与法、德两国的军舰浩浩荡荡开赴日本海面,往来游弋,威逼京都、横滨。
     形势让日本心怯,刚刚与帝国开战,虽然得胜,但战争中哪有绝对的胜利者呢?日本自身实力也是大受其损,没有实力和胆略来跟这三个强国作战,只好同意将辽东还给中国,转而向大清索要3000万两白银的“赎辽费”。帝国目睹此事突然生变,辽东居然可以不割让了,便喜出望外,答应了日本的赔款要求,对俄、法、德的“义举”感恩戴德。
     在这样的情形下俄国向帝国发出了请求派人参加沙皇尼古拉二世加冕典礼的邀请。并且出于抑制日本的需要,访问俄国之后,去周游一下列国。帝国本来是派湖北布政使王之春去的,但俄国驻华公使喀西尼抗议说:“皇帝加冕,俄国最重之礼也。故从事斯役者,必国中最著名之人,有声誉于列国方可。王之春人微言轻,不足以当此责。可胜者,独李中堂耳。”
     光绪在与翁同龢商讨一番后,只得改派李鸿章出使欧美。李鸿章也极想踏上异国的土地,看一看为什么这些地方竟有那样的魔力,能够让泱泱华夏相形见绌。尽管一直对于西洋的科技持学习和拿来的态度,但在内心深处对于西方文化,以及西方文化的前因后果、轻重缓急,他并没有真正的理解和鉴别。
     李鸿章是从天津出发的,身着一品官服,套黄马褂,头戴三眼花翎,端坐在紫缰大轿之中,精神矍铄,在上海换乘法国的豪华邮轮,船头高悬大清黄龙旗,威风凛凛,乘风破浪。在苏伊斯运河的塞各港,他受到一位俄国亲王的恭候,并换乘俄国御船直抵敖得萨港,然后乘火车到达彼德堡。彼德堡的欢迎仪式更显盛大,俄国陆军元帅亲举黄龙大旗,外交大臣亲自引路,他乘坐着沙皇的专车,两边是数万欢迎的群众。接待规格之高,礼仪之完善,听到的阿谀之多,都是史无前例的。这对于极其重面子的李鸿章来说,心里自然畅快无比。
     俄国方面布置这一切显然是有目的的,目的就是要与李鸿章签订《中俄密约》。中俄密约的核心内容主要有两点:一是中俄两国针对日本的军事威胁,结成互相援助的军事联盟;二是俄国在帝国东北地区铺设铁路并和俄国横穿西伯利亚的远东铁路接轨。对于这个密约一直有着不同看法,争论主要集中在第二点,也就是俄国借机将路权延伸到帝国东北地区的问题,因为路权的问题很容易成为一个借口,往往牵涉到是否可以派兵驻守。李鸿章在这方面不是没有警觉的,因此他提议铁路的建设不应由俄国官方出面,而应由私人投资。双方于是又成立了一个“俄华银行”来进行承办。
     结束了俄国之行,李鸿章踌躇满志。在他看来与俄国签订这样的条约大有意义,至少可以保证帝国稳定20年,并且不费一枪一弹,完全是太极拳中借力打力的功夫。他对于日本的仇恨太深了,以为此举就可以有效地束缚住日本,这样的想法未免太天真。在告别了俄国之后,李鸿章紧接着又开始了他的德、荷、比、法、英以及美国之行。
     德国是仅次于俄国对李鸿章接待最热情的国家,这个生产克虏伯大炮的国度也一直给予他以好感。他在戎马生涯中最欣赏的就是威力无穷的克虏伯大炮,后来从事洋务运动就在江南制造总局生产克虏伯大炮,兴办北洋水师主体船舰也是德国的产品。多年以来,他对于德国人的印象就是严谨、守时、相对讲信用,洋务运动和北洋水师中的很多顾问与雇员都是德国人。到达德国后,下榻的旅馆将他的照片与德国总理俾斯麦的照片放在一起,德国的报纸称他为“东方的俾斯麦”,这样的称谓让李鸿章很高兴。他故作轻松地与俾斯麦见了一面,双方相谈甚欢。
     在荷兰,李鸿章为演出的歌舞飘飘欲仙;在比利时,观看了军事演习;到达巴黎时正值法国国庆,乘船在塞纳河上欣赏了焰火表演;在英国,会见了英国女王,并与之合影留念。他还在相片的背后题诗:“西望瑶池有王母,东来紫气满函关。”用瑶池的王母娘娘来比喻女王,用出函谷关的老子来比喻自己。这样的诗句透着一股小聪明,也流露出一股得意。
     船只到达美国时,正在度假的美国总统克利夫兰特地中断休假迎接。李鸿章参观了自由女神像、尼亚加拉大瀑布以及美国国会图书馆,接受了《纽约时报》记者的专访,并在教会举行的欢迎会上鼓吹了一番中西宗教可以共存的理论。虽然并不懂宗教,但那种与事实之间一直保持距离的官话他还是说得滴水不漏。
     李鸿章的西行表面上轰轰烈烈风光无限,但一个抱残守缺的弱国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赢得列强真正的尊重呢?况且此番西行,他并没有抱着真正的学习态度去取真经。在他的意识里,西方列强只是因为在科技上发达才造成了这样的世界局面,至于意识形态对于科技发展的支撑,则不愿意深入思考,也无法思考得透彻。尽管他对于西方列强努力展示了自己泱泱大国虚荣的一面,但西行所闻所见的震撼应该说是巨大的,毕竟目睹了地球那边的突飞猛进,科技的进步让这个东方老人瞠目结舌。他感慨地说:“今游于各大国者四月,忽经新气之感动,此心意一往而深……泰西格物之功效,致力之材能,某皆默而识之,学而不厌。他日身归故国,后半生无涯之大事,将重整其旗鼓,忝颜而将中军;且较诸前半生之仅效微劳者,冀于中国尤有裨益。”
     一个年过七旬的老翁经受重大挫折后犹有此雄心壮志,不能不说是一件令人敬佩的事情。但时间对于李鸿章过于吝啬了,李鸿章很明显地是不可能“从头再来”了。丢给他的,是无法再修复的记忆和悔恨。在回到国内之后,李鸿章面对乱如一团的形势,出访时的雄心一下气馁了。况且,麻烦不断的帝国又陷入了更大的灾难中间。


    作者简介:赵焰,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安徽省作家协会主席团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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