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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鉴 | 二战时期一个不可忽视的“背景人物”——《他差一步改变历史:纳粹情报局长的阴谋》评鉴

评鉴 | 二战时期一个不可忽视的“背景人物”——《他差一步改变历史:纳粹情报局长的阴谋》评鉴


二战时期一个不可忽视的“背景人物”

——《他差一步改变历史:纳粹情报局长的阴谋》评鉴



编者按
《他差一步改变历史:纳粹情报局长的阴谋》从被捕后的卡纳里斯写起。本书的副标题“纳粹情报局长的阴谋”,或许译为“密谋”更为合适。因为此处的“阴谋”乃是与“阳谋”相对,并非具有过于鲜明的价值指向。相反,努力在本书的叙述中将价值立场相对化与历史化,正是作者的追求之一。




二战时期一个不可忽视的“背景人物”


——《他差一步改变历史:纳粹情报局长的阴谋》评鉴


  【点评人简介】

  

  李浴洋,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生



  【图书基本信息】


  理查德•巴塞特著,张孝铎译:《他差一步改变历史:纳粹情报局长的阴谋》,中国青年出版社2013年版,20万字。

  

  【作者简介】

  

  理查德•巴塞特,英国著名传记文学作家。

  

  【作品简介】

  

  《他差一步改变历史:纳粹情报局长的阴谋》从被捕后的卡纳里斯写起。本书的副标题“纳粹情报局长的阴谋”,或许译为“密谋”更为合适。因为此处的“阴谋”乃是与“阳谋”相对,并非具有过于鲜明的价值指向。相反,努力在本书的叙述中将价值立场相对化与历史化,正是作者的追求之一。

  

  【作品点评】

  

  真正影响历史进程的人物,大致有两类:一种是“正面人物”,一种是“背影人物”。所谓“正面人物”,并非与“反面人物”相对,而是指其在历史现场与历史叙述中皆有其独立的面目,无论功过是非,均可以根据某一标准做出评价;但“背影人物”则不然,他们不是以其“正面”向历史展开,相反,他们在历史进程中的位置与作用多是片段的、间接的、依附的与含混的,对于他们的评价也通常比较暧昧,但是却又不可回避与忽略。成为“背影人物”,有的源自我们看待历史的视野与方式,更多则是出于人物本身在历史中扮演的角色不具有独立性,从而造成了这一暧昧性的存在。历史书写,以“正面人物”为基本单位与主要线索,当然无可厚非,而且也是条件使然。不过“背影人物”同样值得我们关注,只不过需要更多的材料、眼光、机缘与胸襟。理查德•巴塞特的《他差一步改变历史:纳粹情报局长的阴谋》就是围绕威廉•卡纳里斯这一“背影人物”进行考察与书写的一部精彩著作。

  

  称其“精彩”,不仅因为作者在纷繁复杂的材料之中剥茧抽丝,揭开了卡纳里斯这一神秘人物的面影;更由于作者出色地发挥了非虚构写作的专长,将这部传记经营成为一部既可信又可读的作品。尽管在中国历史上,史传传统源远流长,但是现代传记却是在“西学东渐”的潮流之中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始于胡适与郭沫若等人的现代中国传记风尚,至今不足百年。然而在欧美,这一谱系及其积累的经验,却要原为强大与丰富。传记书写,不仅依赖材料,同样凭靠感觉与方法作为支撑。而《他差一步改变历史》就堪称是一部具有感觉与技巧的传记作品。作者选择的这一文类与其试图呈现的对象无疑是相得益彰。

  

  卡纳里斯是谁?为何他是“背影人物”?

  

  对于熟悉二战历史的读者而言,卡纳里斯这一名字或许并不陌生——他曾经是德国纳粹情报局长,在希特勒的班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倘若需要说出他在二战中的完整行迹,并且做出历史评价,则似乎是意见难度很大的事情。因为他留在历史中的多是一些“细节”与“瞬间”——“吉光片羽”式的印象,使得他在整个关于二战的历史叙述中都若隐若现。他很重要,然而却很难追踪他的“来龙去脉”。借用作者的话说,“威廉•卡纳里斯是书写第三帝国史时绕不过去的人物。他不像古德里安、曼施坦因、邓尼茨、隆美尔等纳粹将领那样为帝国冲锋陷阵,为帝国赢得军事史上的大名,以及后人对其战争技艺的崇敬;恰恰相反,卡纳里斯所做的,就是要让以上名将的赫赫战功溃于蚁穴”。那么,在习惯于通过成败以及“战争技艺”的角度来叙述战争历史的基本范式中,卡纳里斯及其作用自然相当边缘,而且也似乎的确不易被纳入成败、功过、是非与善恶的框架中进行讨论。

  

  之所以如此,乃是因为卡纳里斯在纳粹阵营中具有自己独立的判断。“卡纳里斯无疑是个爱国者,对于德国的未来,他有独立的判断。他认为希特勒正把德国拖进一场战争浩劫之中,他开始用尽一切办法,拖延战争的开始,缩短战争的进程。但身居纳粹系统高位,他的反抗只能在暗中进行:他始终与纳粹军官反抗组织保持着距离,但却保护着他们的活动;他的国防军情报局在纳粹的历史侵略中都立下功劳,但却每每与英国暗通款曲,争取和谈。”他的这一判断导致了他在整个二战中“在执行希特勒的命令与推翻希特勒之间走着‘危险的钢丝’”。所谓“他差一步改变历史”,所要捕捉的,正是这一危险的状态。在钢丝上,历史曾经面向卡纳里斯敞开,他也努力参与其间,不同的走向也曾经一度出现;但是历史的结果终究只会具有一种,在结果及其带来的新的稳定的历史秩序中,曾经的“危险”当然很难被充分关注与准确理解。

  

  卡纳里斯最为令人乐道的“成就”主要有二:一是他在希特勒与佛朗哥谈判前夕,与弗朗哥暗通,使得其与希特勒会晤时完全占据主动,从而打消了希特勒在横扫欧洲大陆之后吞并西班牙的企图,此举在某种程度上扭转了西欧与北非的战局——在二战史学家看来,没有占领西班牙是希特勒的重要战略失误;二是他与丘吉尔之间一直保持着密切联系,试图促成德国与英国的联盟,共同对抗苏联,此举功败垂成,如果成功,那么战后的国际格局与世界形势想来都会大有不同。根据弗朗哥与丘吉尔日后的表现来看,卡纳里斯的判断并无失误——比如丘吉尔在战后就很快转向揭开“冷战”的序幕,反共原本就内在于他的政治理念之中。但是,卡纳里斯的计划却最终为希特勒所发现,他也因此在盟军即将胜利之际被秘密处决,结束了自己复杂的一生,隐入历史的深处。

  

  卡纳里斯的所有“成就”,大都建立在“假如”二字的逻辑前提之下。比如,假如他没有把情报预先提供给弗朗哥,假如他与丘吉尔的密谋取得了成功。但历史的最大特点在于无法“假如”。“假如”的提问方式可以带来一种历史想象力,但是想象力不能代替历史本身展开的逻辑。换言之,卡纳里斯在历史之中的位置与功能,并不能通过“假如”获得确认,这也就决定了他长期以来留下的只是一幅“背景”,而没有“正面”。

  

  由此产生的一个问题,便是当“世殊时异”,我们重新看待那些曾经泾渭分明的历史人物与事件时,大是大非与大善大恶的有效性究竟还有多大?在历史的夹缝中游走的灵魂,应当如何被召唤出来?

  

  卡纳里斯与丘吉尔的密谋在1943年被希特勒发现,从而使他完全淡出了历史舞台。巴塞特对此做出的精彩评论,值得大段征引。他说:“卡纳里斯的故事将当权者在20世纪的危险时刻所面临的选择展露无遗。是抓住唾手可得的机会,提前两年结束战争,从而挽救数百万人的生命,还是按1945年战胜国苦心拟就的均势计划维持半个世纪和平,尽管中东欧国家将为此付出高昂代价,二者也只待读者去权衡了。卡纳里斯在1943年的失败所带来的结果之一,是德国在20世纪经历了彻底的毁灭,但它在21世纪再度崛起,在国际上占据了一席之地。毫无疑问,在很大程度上,德国已成为基督教民主国家,支持合作与共识,拥护与纳粹政权信条截然相反的价值观念。纵然有瑕疵,联邦共和制依然被证明是欧洲两代人得以享受和平的基石。没有1943年至1945年间的灭顶之灾,同样很有可能实现相同的转变。但看看激烈反抗战后德国新政权的家庭绝望而痛苦的经历,以及他们在20世纪50年代重新融入社会的艰辛,则从另一个方面说明:纳粹主义的病毒与其裹挟的强烈仇恨,只有在最全面的免疫计划之下方无生存之处。也许,在卡纳里斯眼里,21世纪的德国或多或少已成为凯恩斯口中‘浸润于西方文明’的德国,一个令海军上将卡纳里斯与共谋者为之奋斗,以死相许的德国。”正是由于具有这一在历史、现实与未来三者之间的张力,也使得《他差一步改变历史》在若干关节之处溢出了一部人物传记的范畴,成为作者与历史对话的平台与载体。在这一层面上,作者叙述的卡纳里斯的故事并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的,因为在其背后,还有一个开放的历史进程——一个“背影人物”与“正面人物”平等与自由交相呼应的历史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