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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鉴 | 历史的记忆——《从赫尔利到马歇尔:美国调处国共矛盾始末》评鉴

历史的记忆

  

——《从赫尔利到马歇尔:美国调处国共矛盾始末》评鉴

  

  牛军:《从赫尔利到马歇尔:美国调处国共矛盾始末》,东方出版社,2009年,281页。

  

  【作者简介】

  

  牛军,法学博士,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多年从事中国对外关系、中美关系、美国对外政策等研究。出版中英文专著《从延安走向世界——中国共产党对外关系的起源》、日文专著《冷战时期的中国外交决策》、中文专著《同床异梦:美国的欧洲战略》等。

  

  【作品简介】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人在战火硝烟中逐步看到取代日本占据亚太支配地位的希望。为使中国成为支撑其在东亚主导地位的台柱子,美国选择支持蒋介石领导下的国民政府打败日本法西斯,建立统一、民主的中国。然而,国民政府正面战场的颓势和1943年的国共危机让美国人看到国民政府武力统一中国的难度,而中国共产党已经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为此,罗斯福政府制订了新的对华政策,即维护蒋介石的领导地位,并通过民主联合的方式推动国共合作,实现蒋介石领导下的中国统一。从1944年6月开始,华莱士、高斯、赫尔利、马歇尔先后赴华调处国共矛盾,却均以失败而告终。

  

  赫尔利的调处自1944年8月开始,至1945年4月公开发表反共讲话为止。赫尔利缺乏对中国社会基本矛盾和国共之间关键分歧的清醒认识,在调处中坚持支持国民党一党专政的立场,鼓舞了蒋介石反对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决心,导致调处一再陷入僵局。为打破僵局,赫尔利自作主张鼓励蒋介石谋求改善中苏关系,以换取苏联的支持并达到借助苏联压制中共的目的。赫尔利的做法违背了美国政府对华政策的一贯主张,也使蒋介石幻想借助苏联的支持武力统一中国,导致国共和谈之门关闭。1945年4月,赫尔利在华盛顿公开讲话攻击中共及其领导的抗日军队是中国统一的障碍,走上了亲蒋反共的道路。内战爆发后,赫尔利成了众矢之的,被迫辞职。

  

  1945年12月,马歇尔来华,继续赫尔利未完成的调处使命。马歇尔接任后,美国的对华政策是迫使蒋介石停战,尽可能促成国共和谈。若和谈失败,则选择支持蒋介石政府,但不以直接军事介入的方式。马歇尔的调处以停战和整军为核心,迫于美国的压力,蒋介石被迫接受停战协定,调处一度取得重大进展。但由于停战和整军根本上不符合蒋介石的利益,美蒋矛盾逐步加深;而且随着形势的发展,中国的局势也渐渐超出美国的掌控。东北内战的爆发成为马歇尔调处失败的开端。1946年11月,国民党召开一党包办的国民大会,和谈之门被关闭,调处彻底失败。1947年1月,美国召回马歇尔。

  

  【作品点评】

  

  赫尔利是美帝国主义东亚战略的执行者。美国调处国共矛盾的初衷是扶持蒋介石建立统一、民主的国民政府,作为其在东亚利益的代言人,同时打击日本,限制苏联。遗憾的是,赫尔利同当时自负的美国政府一样,以为依靠强大的美国力量可以左右任何国家和地区事务,但他基本上缺少对中国社会根本矛盾和国共双方关键分歧的清醒认识,他既不了解蒋介石和共产党,也不了解中国历史和中国人民。面对中共要求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诚意,他幻想在坚持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基础上实现此目的,从根本上违背了中共代表的中国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也不符合中国的实际,决定了调处注定要失败。

  

  赫尔利作为一个投机主义者,在调处过程中为实现一己私利,常常不惜违背美国对华政策,甚至歪曲事实,排斥异己。赫尔利使华的任务是协调史迪威和蒋介石的矛盾,以帮助史迪威获得中国军队对日作战的指挥权。但他为谋得美国驻华大使的职位,与蒋介石暗通款曲,对史迪威落井下石,迫使其调离中国。在调处过程中,他自以为是地无视国共关于军队问题的关键分歧,排挤戴维斯等美国驻华将领,错误地影响了罗斯福的对华政策,导致蒋介石在反共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调处失败后,他千方百计推卸责任,陷害同仁,甚至公开发表反共言论,不惜违背其调处国共矛盾的初衷,客观上导致了中国内战的爆发。赫尔利的失败暴露了美国强大的战略野心和实际力量之间的矛盾,是美国对华政策的失败,也是一个自负而又无知的帝国主义者的失败。

  

  《从赫尔利到马歇尔:美国调处国共矛盾始末》是一部展示二战期间及战后初期中美苏日四国围绕中国战场展开政治斗争、军事斗争和外交斗争的战略书。它以世界的眼光、翔实的资料和严密的论证呈现了美国干预中国内政、调处国共关系的全过程,是研究战时及战后美国对华政策演变的重要成果,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首先,《从赫尔利到马歇尔》体大思精,结构清晰,论证严密。它以1944到1946年间第二次世界大战对世界格局的影响为着眼点,重点论述东亚地区国际政治格局的重大变化。在论述美国调处国共关系的政策选择时,追根溯源美国19世纪以来的外交政策,指出这一选择既是美国对华政策历史长期发展的产物,又是其对华政策基本矛盾——实力与目标——差距的产物。调处国共矛盾、建立蒋介石统一领导下的民主联合政府是自罗斯福政府以来直至战后美国一以贯之的对华政策。围绕这一关乎中国乃至东亚未来走向的战略部署,赫尔利、马歇尔先后在美蒋之间、美共之间、国共之间、美苏之间、中苏之间展开积极的外交斡旋和政治努力,其间的关系头绪众多,互为制约,错综复杂。作者不仅以细致的梳理和严密的逻辑理清了其间的来龙去脉,也以周详的论证和翔实的数据让读者对此充分信服,显示了作者强大的逻辑能力和非凡的洞察力。

  

  其次,作者以人物的活动轨迹连接社会历史发展走向,客观呈现历史人物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忠实地坚持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作者以赫尔利和马歇尔的调处过程展示美国对华政策的历史变迁,充分注意到其个人因素对调处过程的影响:赫尔利的无知、偏见和自负从一开始就注定了调处的命运,也导致了他自己的命运;而马歇尔在调处中展现出来的公正的态度和对中国国情的清醒认识,使得调处一度出现重大转机。然而赫尔利和马歇尔包括美国政府最后都难逃失败的命运,因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族解放运动是二战后亚洲乃至世界民族解放运动的一部分,符合被压迫民族的根本利益,符合历史发展的潮流,是任何力量都阻挡不了的;中国人民完全有能力解决自己的问题,任何企图干预中国内政、左右中国历史走向的努力都将以失败而告终。

  

  【点评人简介】

  

  张俊平,北京师范大学文学硕士,鲁迅文学院教师,青年批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