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鉴 | 似曾相识的二战前后的日本外交 ——《重光葵外交回忆录》评鉴

似曾相识的二战前后的日本外交

——《重光葵外交回忆录》评鉴

【点评人简介】

华桂萍，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著有《护宪和平主义的轨迹》等。

【图书出版信息】

 重光葵 ：《重光葵外交回忆录》,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知识出版社，1982年11月第1版，202页，13.6万字。原作出版社：（日本）每日新闻社。

【作者简介】

  重光葵（1887-1957），二战前后日本著名外交官，也是日本侵华外交的关键人物。战后被列为甲级战犯，获释后继续活跃于战后日本的政治外交舞台。

【作品简介】

本书记录了重光葵自1911年进入日本外务省，直至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整整30年间所参与的日本的重要外交活动，其中涉及诸多他与各国政要之间的秘密外交，在一系列重大国际问题以及各国的内政外交方面提供了很多重要的历史资料，并在实地考察和亲身经历的基础上对当时的国际关系以及日本的外交政策作出了自己的分析和评价。

重光葵外交生涯的初期主要在日本驻德、英、美等国使领馆工作，回国后在外务省任职5年。之后出任北京公使馆一等书记官，不久升任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驻华全权（代理）公使，逐渐成为侵华外交的关键人物。重光葵主张必须转变日本的对华政策，承认中国提出的恢复主权的合理要求。他在书中也多次指责军部极端的对外政策以及“傲慢无礼、阴险毒辣手段”破坏了日本的国际信誉，损害了日本的国家利益。当然，其所谓“稳健”政策的真正目的还是要以退为进，在平息中国风起云涌的反日浪潮的同时，排除欧美列强在华的影响，最大限度地攫取在华利益。1932年重光葵在上海被朝鲜抗日志士投弹炸伤，返回日本后任外务省次官， 后出任驻苏联大使。当欧洲战场战事正酣之际，又转任驻英大使。为寻求英国对日本加入轴心国的理解并维持日英关系，重光葵多方周旋，却终难扭转一触即发的战争形势，不得不于1941年怅然归国。

【作品点评】

本书的日文版最初是由重光葵口述，记者古谷纲正记录，每日新闻社于1953年出版的，迄今有各出版社的多个版本。书中所记录的年代始自一战前结束于二战前，正是世界近代史上最波诡云谲、动荡不安的时代。本书无疑为后人研究这段时期的国际关系史以及日本等国的外交史提供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对今天的外交官们而言也不失为一部外交实战教科书和认清日本侵略本质的反面教材。

早在明治时期，日本首相山县有朋就提出了所谓“利益线论”，主张：“方今处于列国之间仅只防守主权线已不足以维护国家之独立，非同时保卫利益线不可。”“苟各国之所为于我不利者，我有责任以强力表达我意志而排除之。”日本的大陆政策由此正式形成，并随着“利益线”的逐步推进，最终形成了“吞并朝鲜，侵占满蒙、征服中国”的对外扩张路线。无论是在侵华战争中一意孤行的日本军部还是对军部多有指摘、主张实行“稳健政策”的重光葵，其本质其实都是在延续这一对外扩张路线。

在重光葵任外务省次官期间，日本关东军策动了“九･一八”事变，建立了伪满洲国。为此，日本外务省制定了三项政策：“第一，按既定方针建设满洲国。但不要求中国马上承认，等待时机再行解决。第二，努力推动日华经济合作，进一步实现日华间友好合作方针。第三，极力排除一切助长日华间纠纷的第三国家以及第三势力所采取的行动和政策，对企图扰乱满洲国与中国本土之间关系的共产党势力，采取反共政策相对抗；对企图给中国以武器援助和财政援助的第三国家和第三国人的活动，采取外交手段予以制止。”上述政策延续了明治以来的日本大陆政策，而重光葵正是这一政策的制定者和忠实执行者。他在书中辩称，“在日本苦于人口问题及资源缺乏之际”，自然将在伪满的权益“看做与日本生死攸关的问题”，“所谓满洲是日本人的生命线就是这个意思”。

尽管全书分12个章节（原著为13个章节，中译本缺第二章“英国的民主政治”）叙述了重光葵战前30年的外交生涯，但其外交活动的重点主要集中在中国和英国这两个国家，而重光葵关于日本外交战略的思考也将这两个国家视为重中之重。重光葵认为：“只有改善同英美间的关系，才能利用所获得的经济利益，建设满洲国和中国的新秩序，从而充实我国实力，得以向南方发展。不改善同英美的关系，就不可能解决中国问题。企图借德意力量去说服重庆是绝对办不到的。依靠苏联也不行。”“而改善日英关系，又是改善日美关系的关键。”誓言要在欧洲战争爆发前后促使英国承认日本在东亚和中国的地位。而事实上，他的努力也确实收到了成效，英国外交大臣明确表示：“英国对中国决无政治目的。”甚至同意封锁香港和滇缅公路，切断中国的外援通道，调停中日矛盾。中国又一次成为列强之间利益交换的牺牲品。只是由于新成立的近卫文磨新体制内阁决意改变现行外交政策，断然推行德意日轴心外交，终于使重光葵苦心孤诣的外交努力付之东流。

1946年，在苏联代表强烈要求下重光葵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列为甲级战犯逮捕。他请辩护律师找到他曾出使过的欧美国家中同他有过工作关系并交好的外交官提供证词，以证明自己是热爱和平的自由主义者和阻止战争的反轴心同盟者。最后有16位欧美著名外交官为他提供了有利证词，令他得以仅被判处有期徒刑7年，成为活下来的25名战犯中判得最轻的一个。这恐怕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他外交策略的狡诡和外交手腕的圆融。

另一方面，任何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从来不可能独立于其国内政治之外，而这一时期日本外务省与权利日益膨胀的军部之间的路线、权力斗争也如影随形地贯穿于重光葵的外交活动之中。尽管书中对军部蛮横无理的行为多有抱怨，但从中不难看出他与军部的矛盾也只是外交路线的不同而已，其控制中国、独霸亚洲的目的并无二致。因此，在不断为军部的军事行动提供“善后”的同时，以重光葵为代表的日本外务省无疑成为了日本军国主义侵华的重要工具和有力帮凶。而本书的字里行间也满溢着为日本的侵略战争辩护、侵略有理的强盗逻辑，例如：关于“二十一条”问题，书中不仅不反省其图谋独霸中国的野心，反而将日本政府受到国际舆论 “总攻击”的责任归咎于中国政府的“毒辣的宣传”，指责中国政府故意将“二十一条”的内容泄露给英美等国代表以及记者“作为刺激世界舆论攻击日本的手段”；关于“九･一八”事变，书中指责是张学良的“极端排日政策”使“特别重视日本在满权益”的日本军部的态度日益强硬起来，为了避免与日本冲突，他要求张学良“迅速撤出锦州”；及至“一･二八”事变期间，重光葵将驻守上海的第十九路军视为“反帝国主义、排外思想很坚定”的“左倾军队”，认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反帝抗日运动以及中国方面日益激化的“反日、排日、侮日”行为导致了日本侨民以及军方的极端反应，在战争陷入胶着状态后甚至公然要求日本政府火速派遣“足够的”陆军兵力增援上海，进而抢在国际联盟开会之前发出停战声明，争取国际舆论的支持，最终迫使国民党政府接受了条件苛刻的《上海停战协定》；在中国展开全面抗战之际，他又指责英美等国对中国抗日的武器援助和财政援助，认为“日本是安定东亚的势力。但是，英美等国际联盟的态度，不仅不承认日本的现实地位，反而硬要使日本回到满洲事变以前状态。”

重光葵在二战期间又相继出任东条英机以及小矶国昭两届内阁外相，亲自参与了日本对外侵略政策的制定和实行，也正因此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处有期徒刑7年，但之后不久即获假释。1952年经特赦后回归政界，历任改进党总裁、日本民主党以及自由民主党副总裁。1954年以后作为鸠山一郎内阁的外相投身于日本加入联合国和日苏复交的工作，直至1957年因突发心肌梗塞去世。除了本书之外，重光葵还著有《昭和の动乱(上・下巻)》一书，记录了从“九･一八”事变到日本战败投降的历史过程，在日本学界颇有影响。其中文版《日本侵华内幕》已于1987年由解放军出版社出版，读者如果感兴趣不妨一读。

通过考察重光葵外交活动的记录，我们可以对二战前后日本的政治外交有一个更加全面而深入的理解，对我们如何认识和处理今天的中日关系或许也能有所启迪和警戒。重光葵在书中强调 “日本作为安定东亚的势力，对于维护东亚和平秩序负有特殊责任”，此语与今日日本政治人物的言论何其相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