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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上台下:罗斯·特里尔印象

唐岫敏 在中国,论起诸多的《毛泽东传》,被广大读者最为认可的大概要属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研究员罗斯特里尔博士所写的那一部。国人所写的领袖传记往往要么累于事实堆积,因而滞
                                                                唐岫敏
     在中国,论起诸多的《毛泽东传》,被广大读者最为认可的大概要属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研究员罗斯·特里尔博士所写的那一部。国人所写的领袖传记往往要么累于事实堆积,因而滞于史实表面,将人物淹没在事实的陈述之下,常常因为少了生动性,缺乏神采,致使可读性大打折扣;要么一味撒开作者的想象力,不屑事实考证等繁琐之事,叙事洋洋洒洒,天马行空。外国作者也有类似情况。英国人菲力普·肖特在中国工作过多年,与许多中国人和中国重大传媒项目打过交道,他写的《毛泽东传》虽也引用了诸多国际政要和外国学者对毛泽东的直接或间接的观点与评论,在传记材料的范围上似乎大于中国作者的取材,但在他的传记叙事中同样是人物被压在事实之下,难现传主轮廓分明的面容。相比之下,特里尔虽囿于条件所限,而引用了较多二手材料,但他的传记叙述方法独出一格。
     特里尔对中国几千年深厚文化的了解、对中国共产党历史的了解,和对毛主席的了解,在他的《毛泽东传》中一目了然。他知道毛主席出生地韶山冲的方位,了解长征的具体细节,知晓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前后中国各派力量的分布,明白毛主席在各个历史阶段的担忧和目标所向。他看毛泽东采取的是分析态度,尽管这分析的态度有时表现得是他自己的一家之言。比如,一些西方分析家赞赏毛主席建国后走农业合作化的经济道路国策,认为这一国策之所以没有见到成果,是因为没有贯彻到底使然。但是特里尔认为农业合作化是向苏联学习的结果,苏联没有成功,因此,即使毛主席的国策当初执行到底,最终也是同样结果。说起他的《毛泽东传》在中国的翻译出版,特里尔以他特有的安静风格,对我娓娓道来其中的故事:
     上世纪80年代末,有两个名字叫做刘路新和高国庆的年青人找到河北人民出版社说,美国哈佛大学有位学者的《毛泽东传》写得很好,我们想翻译。(特里尔说这两个人的名字很流利,但发音不清晰,让人很难记住他说的那两个人的名字)当时的河北人民出版社总编思想很开放,对他们说,好啊。你们翻译吧。于是这两个青年人就翻译了。书译好了,正逢1989年,书不能出。后来书出了,但是“内部发行”(这时,特里尔用汉语一字一顿地说了这四个字)。多年之后有一位中国学者在哈佛把这书拿给我看,并且向我道歉,说中国没有联系我就翻译出版了。我知道那时中国还没有版权法。我说,没关系,有人喜欢这书就说明这书没有白写。又过了许多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与我联系翻译出版事宜,这次一切程序非常专业化了,有专业的出版合同,专业的出版流程,上面写明作者、译者、和出版方的责任、义务和各种要求与条件。
     我忍不住打断他,“什么要求和条件?”
     “比如告知中国读者,这部书是外国人写的,因此,不要把它当作历史教科书来读;说这是一部政治传记,但读者不可以把它当作政治教科书来读;说这部传记文学性很强,读者不可把它当作经典引用”。
     翻读特里尔的《毛泽东传》,传记作家们能看出他写作的门道。他是在研读材料的基础上,首先理出了一个基本方向,即认为毛泽东的一生是个人命运与组织命运、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个人命运与大环境紧密联系的一生。战争年代,共产党领导的军队的军事举措;建国后国家政策的出台,历次政治运动的来龙去脉,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发展等等都与领袖毛泽东本身的性格密切相关。以这个方向为主线,特里尔用毛泽东生活中各个时期的典型事例、富有特点的诗歌、关键性的文章彰显毛主席的性格特点,通过对这些内容的客观性分析,挖掘历史事件的前因后果,使得全书读来生动活泼,人物鲜明,但见贯穿毛泽东一生的“猴气”与“虎气”跌宕起伏于他生命历程中的各个阶段,一往直前。特里尔在某些细节上免不了出现一些常识性错误,甚至考据性错误——是外国人由于对中国文化不能完全彻底了解、或对汉语理解困难所导致的那类错误。但比起他那些独到的分析和评价,中国读者也理解作者的努力,没有影响对这位外国作者的敬佩。正如一位中国读者所评论,特里尔的《毛泽东传》之所以吸引他,一是因为他采用的是史家笔法,二是因为他的外国作者身份,从而使作品能够有距离感,不会走美化或丑化的极端。
     然而,传记的读者往往挑剔。阅读特里尔的《毛泽东传》,我们在敬佩作者的同时,往往会自问,“作者对中国的人,中国的事,能像中国人一样了解得清清楚楚吗?在此了解的基础上,他的分析可信吗?”见到特里尔时,人们自然会怀着这种疑问。
     我见到他,是因为他应邀到上海交大来参加“华人传记与当代传记潮流”国际学术研讨会。我在会上负责外事。那天晚上他和会议邀请的另外一位外国专家分别从美国和加拿大到达上海。根据安排,我们在小餐厅里订好饭菜正准备等他,他到了。他高高的个子,身板笔直地走进来,上身着浅色衬衣外面套一件枣红色毛背心,身上刚喷过淡淡的香水,头发向左梳得齐刷刷的。尤其醒目的是他那双大眼睛,炯炯有神,全神贯注,若一对大问号,又像充满好奇的儿童,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刚落座,宾主互递名片几句寒暄,他就离开座位神秘地示意有话要跟我说。我走到一边,他明澈的蓝眼睛紧盯着我,满脸严肃地问道:“我后天的发言内容里有没有不合适的地方?”他的语气里透着担心。我表示不明白他这话是什么意思。
     “我的发言里回溯了80年来外国作者对毛泽东一生的不同看法,里面提到张戎和她丈夫写的《毛泽东不为人知的故事》那本书。”
原来是这样。特里尔的发言稿中心的专家们事先看过。他完全是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梳理了80年来国外传记界对毛泽东一生评价的流变和演化,并且阐述了他对这些包含着或颂扬或诋毁的变化的分析与考量。在他的评价中,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和张戎与她丈夫合写的书代表着几十年来各种毛泽东传记的两极,一部“是坚定支持毛泽东的”;一部“是坚决反对毛泽东的。”因为是发言稿,特里尔文章字里行间没有学术论文那种晦涩,从文字到内容通俗易懂。我告诉特里尔,这是学术会,我们和其他学术会议一样,是从学者的客观立场出发,在学术层面上讨论传记的。我的话好像并没有让特里尔放下心来,他带着狐疑回到座位上。
     特里尔的狐疑可能在办理签证时就开始了。一个多月前,他发来电邮,向我们索要前来开会的证明信,再三强调一定要盖上会议主办单位的公章“红印”。可能在他脑海的字典里,盖着红印的公章与他们的社会保险号码是同一性质的硬通货。事实上早在半年前我们就按照国外学界的惯例给他发去一份在上海交大传记中心专用信笺上打印,由中心主任杨正润教授亲自签名的特别邀请函。所以他在电邮里发了一句牢骚,“中国使馆签证要求真是烦琐。”其实他若是知道有多少中国人被美国驻华使馆拒签,大概他心理会平衡一些吧。
     席间,他告诉我们,台湾人将他的名字译作“谭若思”。“‘tan’是中国人的姓氏。‘思’,思想的‘思’,若是的‘若’,”他用汉语一字一句地说。“我喜欢这个名字。那个什么‘罗斯·特里尔’,根本是没有意义,和什么都没关系。”他的话里露出对大陆版《毛泽东传》译者对他的名字翻译之缺乏文化意味的不屑。但他也许不知道,要求中文名字含有意味,他已经受中国文化影响很深了。
     “噢?‘谈、若、思’这个名字倒是不错。谈起话来若有所思,有哲学大师亚里斯多德的意味,”我用西方人的礼貌回应他。
     特里尔的脸上绽开了笑容。“是么?我喜欢这个名字,但不是谈话的‘谈’,是带西字的‘谭’。”显然特里尔这时并不晓得,谈话的“谈”也是中国人的姓氏之一。而且从翻译有无意义的角度看,“谈”比“谭”可能更适合他。
     特里尔对他从事了几十年的毛泽东研究非常自信。他在大会做主题发言时,不是慷慨陈词,而是语速缓慢,有时略停下来仿佛在思索,但他的话却是字字有力,有如即将汇入大海的江水,表面平静,水下却在坚定地向前奔流着。他那份自若,很有在联合国大会发言的气派。只见他站在台上的发言席上,一袭笔挺的灰底间白色细条纹西装,内着浅蓝色、打着竖暗条的衬衣,配着黄底蓝色小碎花的领带。这行头让他高大的身躯愈发挺拔精神,衬托他的眼睛蓝得愈发清澈。他发言说,毛主席青少年时期很叛逆,与父亲仿佛是死对头。他父亲专制,反对他多读书。但建国后,毛主席越来越向他父亲的方向回归,他也瞧不起读书人,也实行一言堂的强势家长制。特里尔也纠正国内外对毛泽东的曲解。他认为,毛主席是伟大的,这是不可诋毁的。与世界其他领袖相比,再也没有像毛泽东这样的伟人,在去世将近40年后,依然活在人民当中。中国民间对他的崇拜——不管是神化,还是庸俗化——仍在继续。领袖的这种现象在世界其他地方很少见到。
     台上的特里尔发言时语速缓慢,但一泄而下,没有犹豫,没有迟疑。但是在台下,他则像是换了一个人,表现得对中国政治格外敏感,常常透出一种被打过右派那种余悸。“上海真是开放啊,”他对我说。我再次表示不明白。“上海和中国大陆其他地方有什么不同吗?”
     “是的。在会上人们甚至可以随意提及薄熙来。在北京是不可以的。”他继续解释。
     原来在讨论传记的真实性问题时,有学者发言说传记真实性的问题在实践中难于操作。比如两年前写薄熙来,他可能是一片红;现在写他,就可能是一片黑。
     “会上的这些发言都是学术讨论,不涉及其他。”我说。
     特里尔不以为然,不再说话。他心里总是疙疙瘩瘩的。两周前,我们要求各位会议代表用电邮给我们发来准备发言用的幻灯片。他用dropbox发给我文件时,他的dropbox遭黑客袭击,我没有收到他的幻灯片。对此,他虽没说怀疑对象是谁,但耿耿于怀。
     特里尔很固执。他认定的理,不会被轻易说服。他的饮食习惯算是一例。年过七旬的他,本应当粗茶淡饭,但是他偏偏只吃荤,少吃蔬菜。他有心脏病,但偏偏又向服务员额外要了盐再加到成品菜上。一起就餐的有一位是加拿大的医生。他用科学数据对特里尔讲了一通高脂肪如何对心脏不利,特里尔不动声色地听着,表面上不反驳,但也能看得出,他不接受。“我知道有的老人正因为吃肉少了,缺乏营养;因为吃盐少了,身体少一种矿物质,从而使他们的身体出现严重问题,”特里尔在饭桌上像写论文一样严谨地说。听得出,他这话的潜台词是,我的身体我作主,我爱吃嘛吃嘛,你们少说闲话。
     另一例是他对大学里学术制度的看法。有一次他问我,在中国大学里,如果一个教授缺课,后果会怎样?我有些惊诧。他怎么会问这种问题?我告诉他,教师无故缺课,后果很严重,而且也没听说过有教授缺课这种事情发生。这不仅是职业道德的问题,学校各级相关管理部门也会对缺课教师进行处罚,同时,缺课这一行为还将会使这名教授在各种评价中居于末位。特里尔告诉我,在哈佛大学,某些教授一味追求出名,热衷于上公共讲演,上电视,上论坛,参与政府活动等等。由于社会上很看重哈佛大学的牌子,那些大牌教授们对于校外各种邀请应接不暇,有时甚至会忘记了上课,把学生给晾在了那里。“结果呢?”我问他。“他被请到校长办公室,”他龙头蛇尾地结束了这个话题。还有一次我们提到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里他的一名同事,他又直截了当地说,“没错,那人很霸道。”这些评论听上去背后总好似潜藏着某种更大的背景。特里尔曾说,如果一个中国人写了一部美国总统的传记,其英译本在美国可能连一千本都卖不上;而特里尔的《毛泽东传》汉译本在中国已经卖出150万册。特里尔的学术成果的确骄人。早在上世纪70年代他就作为政府随行人员随澳大利亚总理访问过中国(后来他自豪地跟我说,“我在你还没出生之前就来过中国,见过周恩来,郭沫若等中国领导人”。没错,70年代末他为此发表过一篇文章《忆世界上一位最伟大的政治家》,纪念周总理。改革开放后中国也翻译发表了这篇文章)。随国家元首访问中国给特里尔的中国研究之路带来的影响意义深远。此后,他很快发表了《八亿人》、《毛泽东传》、《白骨精:毛夫人传》(汉译本定名为《江青全传》)等影响广泛的书。用今天的时髦话说,这些书产生了很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然而,这些显赫的成就却没有帮助罗斯·特里尔晋升到哈佛大学的教授职位。评价他的哈佛教授说,“哈佛是个学术单位,而罗斯的书没有深切学术意义,过于‘亲华亲共’”。从此,虽然特里尔的中国研究日渐深入,他却与教授职位无缘。这件事对特里尔有什么影响,我们不得而知,只知道他的中国研究一直在继续,越做越深入。七十多岁的他,早已过了愤青的年龄,但是显然没有晋升到教授这件事是他生命史和心理史上一个抹不掉的存在。
     特里尔有英雄情结。特里尔在1980年初版的《毛泽东传》中的献辞这样写道:“谨以此书献给英明领袖,因为今天在某些国家仍然渴望之;也献给普通大众,因为他们总想摆脱领袖的神话”。他在这部书的前言中言明他的写作动机时说,他想了解毛泽东的伟迹与他性格之间的关系。他在1999年修订《毛泽东传》时更是想进一步了解“是什么让毛泽东在他的战友中卓尔不群?为什么他成长为一名成功的领导人?他的权力变大后,他的性格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晚年的毛泽东错在哪里,他对战友的判断错在哪里,为什么会这样?青年毛泽东毕竟还是个人主义者;而他后来转变为个人专权,即便得不到赞扬,也要给出解释”。虽然几年后,他在一次采访中称自己写《毛泽东传》,是因为他感觉毛泽东这个人“有趣”,但其实他在保持客观立场的同时,他更关注毛泽东如何成为一个伟人。他发现,青年毛泽东喜欢读的书里包括《世界英雄豪杰传》,认为是对英雄的渴望使毛泽东酷爱阅读中国古代皇帝的故事,以致他终生最喜爱的英雄是统一中国的秦始皇和使中国走向强盛的汉武帝。可能特里尔不知道,如果单靠读什么书就能鉴别一个人的志向的话,那么用同样的逻辑也可以说,特里尔喜欢英雄,因为他先是阅读了亿万人的领袖毛泽东,写了《毛泽东传》;后来阅读了这位伟人的夫人江青,写了《白骨精:毛夫人传》。
     有人说,传记是某种程度上的自传。传记作家自我的痕迹往往在选择传主时就开始了。“当初您怎么想到要写毛泽东了?”我问他。“别人叫我写的。那时我给《大西洋月刊》定期供稿,写中国问题。连载了几期后,编辑跟我说,为什么不专门写写毛泽东呢?于是我就答应了。”这话听上去太平庸,好像被翻译成8种文字、享誉世界的《毛泽东传》竟然是一篇命题作文。中国有句老话,听其言,观其行。特里尔说是这么说,也许当初他的确是受命而作。但他谈到他所见过的国家政要时,他那看似不经意的表述之中仍然能透出庄重与自豪之气。他在书里也专门提到,他难能可贵地“有机会采访见到过毛泽东的世界级人物”。在这次学术会的欢迎晚宴上,我给他介绍与他同桌就餐的贵宾,“这是乔宗淮先生,原外交部副部长。这是龚心瀚先生,原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这是中国传记学会会长万伯翱先生。”他听说乔宗淮是外交部长乔冠华的儿子,万伯翱是万里副总理的后代,悄悄对我说,他想跟这两位先生分别留影。在他多年的中国研究中,对中国领导人和领导集体,他再熟悉不过。乔冠华、万里这样的名字早已赫然存印在他脑海的字典里,不必对他多做解释。他很清楚他们担任过什么职务,有过什么样的执政理念,在任期间做过什么贡献,甚至他们日常生活中的凡人一面。比如由于长期在费正清研究中心工作,他可能很熟悉那段关于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在上世纪40年代在重庆祝贺乔冠华和龚澎的婚礼,他把自己穿的大衣送给了新郎乔冠华的故事;比如万里副总理同运动员打网球等平易近人的故事等。这不,闲谈中万伯翱先生告诉特里尔,上世纪80年代中国曾流行一句口号叫“要吃粮,找紫阳;要吃米,找万里”,特里尔频频点头说他知道,同时饶有兴趣地跟万先生用中文学说这句话。欢迎晚宴上,高朋贵宾,学子智者,特里尔不禁感叹,对搞传记的杨正润教授、交大传记中心和中国传记文学学会不无佩服:“你们传记中心主任杨教授既不从政,专业也不是政治学,你们怎么会请到这么多重要人物来开会?”
     然而,令人感到蹊跷的是,即使仅是“听其言”,我们也会发现特里尔在不同场合对他当初为什么选择写毛泽东的传记有不同的说法。2005年他在接受一次采访时说:
     1976年是中国的一个分水岭。这一年,我决定仔细研究中国发生的每一件事和它最近的历史,并决定要写两本传记。首先我选择了毛泽东,另一个是江青,前者是人们公认的英雄,后者是一个恶魔。
1976年春天,邓小平遭到了毛泽东的批评。而我也和中国驻美国的官员发生了争论,我认为邓绝不可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或是“反革命”,而一位资深中国外交家则对我说,如果我不了解邓事实上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和“反革命”的话,那么我就是完全不了解中国。自此我意识到,在中国“社会主义”这个概念,远远不及最高层领导人的个人权力重要。这就是为什么我打算写两本传记的原因。
 
     在2011年的访谈里他又说,他写毛泽东是因为对他的性格感兴趣:
     我写传记,主要考虑这个人是否有趣,写毛主席是因为他有趣。毛的身上充满矛盾,他小时候反抗父亲的权威,可对自己孩子,他却采取家长制,毛的父亲不想让他念书,要他去干农活,他不同意,可后来他却让学生们离开校园,到农村改造自己。
     也许要回答这个问题,特里尔首先必须说明他为什么对中国感兴趣。但连这个问题他也是在不同的场合有不同的回答。吃饭时,他告诉我们,小时候他祖父家里有个华人长工,人非常好。后来那个长工离开时,送给他祖父一件礼物,是一个中国古董。他非常喜欢这个带着异域风采的东西,从那时起就对中国发生了兴趣,向往有朝一日能到中国看看。但他2012年在参加中国人民大学举办的世界汉学大会接受采访时,说他是因为亲眼目睹了印度,就“想知道中国高度集中的道路”会不会比印度的民主道路“更加有效”,这个诱因使他后来到了中国,并写出6篇报道,“从此踏上了研究中国之路”。看见印度,如何就会想到不同社会制度的中国,而不是想到相同社会制度的其他国家,他却没有提。
     无论特里尔有什么难言之隐使他不愿意说出当初选择写毛泽东传记的真实动机,我们会看到,在特里尔几十年的中国研究中,他不是那种书斋里的高谈阔论者,他时时透着史家对现实的特别关注。这与他所受的教育、以往的经历以及所处的环境有关。他所在的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某种程度上也是一个务实的研究机构。他的老师费正清、基辛格都曾经亲自入世,为美国政府服务。他所受到的专业训练也是朝着现实方向发展的。无论是当学生,还是当老师,在这里他都要在四个领域里有很扎实的基础:政治学、国际关系、世界通史、中国通史。同时,为了使研究具有真正的价值,方法论也是必不可少的课程。这些训练和教育显然使他结出了累累硕果,同时也奠定了他以学务世的基本思想。我们也可以看到他的历史观受到心理学和科技至上思想的影响。心理学的影响让他认为领袖的治国方略和政策与其性格密不可分;科技影响则是与社会发展有关。西方有一派史家特别强调科学技术对社会发展的影响,认为工业革命在欧洲社会发展进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国家应该而且必须对生产进行干预而不应放任”,要解决某些社会问题政府须从科学技术着手。
     “现在中国的环境污染实在太严重,难得看见蓝天白云,”去火车站的路上,特里尔看着车窗外的天对我说。
     “中国是发展中国家,这是不可避免的。”我说。
     “完全是可以避免的!”特里尔不服。“用科学技术就可以解决。波士顿原来污染也很厉害,现在那些企业家们采用了先进的科学技术,我们就有了蓝天白云。”
     “事情往往并不像表面看起来那么简单。有时候,引进了先进的科学技术,工作岗位又可能不够了,让许多人没有了工作;而且生产成本也可能会升高。”我希望用老生常谈结束这种本该属于决策者的谈话。
     但特里尔显然是把每次与中国人的接触当成获得了解当代中国社会的好机会,当成是学术研讨会的延伸。他据理力争。“我不是说美国的企业家道德多么高尚,所以不精心计算利润。但是他们也是为了一己之利,使得他们不得不考虑公众的利益。给公众一片蓝天,从短期看也许他们亏了,但从长远看,他们是获利的。”  
     特里尔给修订版《毛泽东传》的中文版作序写道:“一部传记必须超越文献去描绘人物的特性”,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他在1980年写作第一版《毛泽东传》时就率先关注毛主席的私人生活了。那么特里尔的个人生活与他犀利独到的中国研究有关系吗?从上海离会,他要到北京去,他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约他去谈出版意向。为他送行的路上,我发现他行走有困难。问之,答曰,胯骨做过两次手术。最后一次是在两年前。这时我恍然明白他为什么不参加会上举办的上海一日文化考察,而选择一个人单独待在宾馆的房间里。他当时的借口很冠冕堂皇:他必须给《纽约时报》和几家杂志赶稿子。
     走路对这位七十多岁的老人实在是很吃累。他的行李很重,我的行李不重,但件数多。因为要赶时间,他走路又不方便,于是我帮他拉着他的大箱子,提着他的重重的手提包,让他拉我的小行李。他过意不去和我争起来,只见他两手发抖,很像是帕金森症,看得出他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我宽慰他,“请放心。我下过乡,能干着呢。您知道上山下乡吗?”“知道。”他跟在我后面应声道,转而摆出一幅电影里二战战壕里的军人气势,“我也很能干,我参过军!”
     接下来,搞车票(特里尔在美国已经订好这一天的车票,我只须在车站帮他用他的护照取现票;鉴于他的身体状况,我临时改变半路下车的决定,一路送他去北京),然后找候车地点,一切安顿下来后,距离发车时间还有四十多分钟。特里尔习惯性地从包里掏出浅黄色小薄书开始进入读书状态。我瞄了一眼那书的封面:《三个代表》,作者一行上是赫然的“江泽民”三个字。上海虹桥火车站里熙熙攘攘,人声嘈杂,不是读书的好环境。我起身四处走走看看,打量这车站里的一些功能位置。快开车的时候,他合上书,要上洗手间了。他不紧不慢地走了,我看着行李。忽然广播一遍遍通知说上海至北京的G3次车要剪票上车了,剪票口迅速排起了几条长队。特里尔没来。他听不到广播吗?他听到了,但在车站嘈杂的环境里他听不懂吗?一个红帽子拉着拖车从我面前走过,我把他叫下来拉上我们的行李。特里尔仍然没有出现。剪票口前面的长队一点点地走光了。特里尔还没回来。红帽子师傅急了。“你们马上赶不上火车了!怎么搞的,不知道马上要剪票了吗?”特里尔也许迷路了?他也许在什么地方摔倒了?红帽子推着车跟在我后面往洗手间方向奔去。焦急中我扇形地扫了一遍嘈杂的候车大厅,忽然往身后看时,不知什么时候他站到我们原来坐的地方。我和红帽子飞奔过去。“快,我们马上上车了!”我说。“你到哪里去了?我们不是说好在这里等吗?”特里尔反倒感觉是有理的一方。
     “没有时间争了,闸门马上要关了!”红帽子师傅拖着我们的行李奔在前面。剪票,上电梯,上月台,找车厢。月台上全然没有人了,乘客都进了车厢。我跟在红帽子后面一路飞奔,身后的特里尔虽走路不便,也只能尽最大努力加快着步伐。特里尔买的是观光票,在火车的最前端,而我们却在火车的中端处,“run, run, run!”我想到电影《阿甘正传》里的那句著名的台词,可是特里尔不能跑,而且他拄着拐杖,走也不能快走。红帽子见状,急急地说,我给你们把行李从这个车厢放下,你们自己往前走吧。车马上要开了。”别无他法,只好如此。红帽子要了我一百块钱,拖着车子扭头而去。进得车厢来,我看了一眼,这里是8号车厢。离特里尔的座位还有遥远的距离。沉重的箱子,沉重的包,狭小的通道,我们负重着行李使行进很艰难。“我们为什么不走外面,要在这里面走?”特里尔很不理解。“因为火车马上要开了,我们赶不到那头了,只好走直线,先上车。”“这不是还没开吗?”跟这种人怎么解释?我在前面推着行李努力往前走着,不再跟他说什么。眼下,尽快到达他的座位是硬道理。一位美丽的乘务员见状过来看了票,问明情况,麻利地接过行李帮忙往前推。在乘务员的热心帮助下,我们走过一节车厢又一节车厢,又有乘务员要看票,最后,终于来到他的位置——高铁上最前面的观光座,五人车厢。里面已经坐了四个人,乘务员安排特里尔在靠门口的座位上坐下。
     安顿好后,专门负责这节车厢的漂亮乘务员对他说,“请出示一下您的车票。”“我剪过票了!”刚才一路走来,因为穿过几节不同的车厢,车厢里的乘务员看见我们时分别说过同样的话,当时特里尔就纳闷,为什么在剪票口剪了票,上车了还要再验票。我对特里尔解释说,验票是每节车厢乘务员的工作程序。“这个程序的目的是什么?”他一边不服地争辩着,一边找他的车票。他又想起来刚才一路上经过的那些车厢,里面坐位是不同的颜色,宽敞度有所不同。“你们现在还讲阶级!”他手不停地翻找着,嘴里不停地跟我诉说。他翻了上衣口袋,又掏裤兜,又在提包里找,皮夹子,书本里都找遍了,发现到处也找不到他的车票了。“你们竟然在火车的座位上有阶级,有的车厢宽敞,甚至能躺下来,那些红座位;有的车厢狭窄,那些蓝灰色座位就是!窄得过道只能走一个人!你们现在只想赚钱了。”特里尔俨然变成了贫农协会主席,一路上看到等级不同的车厢给他找不到车票的事在他心上火上浇油。“我在8号车厢把票给过那个乘务员了,”他强调,他有些愠怒。
     “请不要着急,您再想想。”乘务员柔和地说,一面联系刚才一路经过的其他车厢里的乘务员,问她们是否把票拿在手上,忘记把票还给他。乘务员一个一个被叫过来问了一遍,有的说票当时就给他了,有的说只帮他拉行李,没问他要票。列车长也来了。我给她简单介绍了一下情况,请她们照顾他一下。列车长特地嘱咐乘务员要好好关照这位外国老人。我安慰特里尔不必着急,我再顺来时的路上看看,那票是不是在我们匆忙中掉在什么地方了。特里尔安下神来,从包里掏出一本书,拿出一支笔打算继续阅读。“你的拐杖呢?”我提醒他。“那不是拐杖(cane),是抓子(claw),”他露出握在手下的铝合金东西的电木握手。“抓子!好抓东西的,”他纠正我。是的,那根特殊拐杖的下端是一个叉子,握手上一用力,下端就合拢,抓起东西来。我转身去给他找车票。待我查找一路,空手而归,几个乘务员正聚在一起笑谈说,那位外国老人不愧是哈佛大学的大教授,正在学习江泽民的《三个代表》呢,比我们还紧跟党中央!其中一位见我过来,对我说,那外国老头还担心你,叫我们给你找个位置坐呢。我来到特里尔的座位旁,他正在用笔在《三个代表》的书里“花朵”二字下面画了一条线。见我来,他先是拿出皮夹子,露出里面的车票。我问他在哪里找到的车票,他耸耸肩;然后拿起书,用笔指着“花朵”问我,“这是什么意思?怎么读?”
     “就是花的意思。”
     “那为什么还要加上‘朵’?‘朵’是什么意思?”
     “‘朵’是含苞未放的花。‘花朵’在这一句里就是包括开放的花,怒放的花和待放的花。”我一边说一边打着手势。
     “就是说‘朵’是‘萌芽’(bud)的意思了?”
     “不全是。‘朵’还是一个量词……”我忽然想起有一天我问他,如果我写一部《希拉里·克林顿传》怎么样?他说,那你只能给中国人看,美国人不会看的。他还说,国外关于毛泽东的传记是中国研究中出版最多的传记,有500多种,但是即便如此,也不如其他国家领袖传记多,列宁传记有一千种以上。
     给特里尔安顿好,我告诉他有事可以叫乘务员喊我,“我就在后面”。“你在后面的车厢里”,他强调。“是的。我在后面的车厢里。” 他的意思是,我在后面的车厢里有坐位,而不是站在他座位的门后面乘务员的服务区里。
     到站了,乘务员帮我们把笨重的行李拿到站台上,列车长也过来向特里尔告别。特里尔站在那里仿佛发木,我向列车长和乘务员们连连道谢,感谢她们一路上给特里尔的特别照顾。出站时,我严肃地问特尔为什么不向列车长她们道谢,“她们帮了您大忙。为了帮您找车票,忙得前跑后跑;为了特别照顾您,她们给了您最好的服务。”
     “这车厢里讲阶级!既然你说我买的是观光票,为什么不安排我靠窗坐?”
     “您的票是在美国就订好了的。票上有座位号,票是您自己在美国时订的,”我告诉他。
     “在美国的火车上,一上车乘务员给安排座位。所以是那个乘务员把我安排在门口坐,而不是在窗口坐。”
     “中国不是这样。中国的火车票上有座位号的。再说,即使是按照先来后到的原则,您到达时,您的车厢里只剩一个座位了……”
     干嘛要多作解释呢?中国是中国,美国是美国,这不是明摆着的吗?
     有位中国教授在哈佛大学读书时就认识特里尔。他说,澳大利亚人特里尔才华横溢,如果不是在国籍问题上他犯了优柔寡断的错误,加入了美国籍,这位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说不定早就当上了澳大利亚驻华大使,而不仅仅是受澳大利亚政府邀请去给他们的外交官上中国概况课。特里尔上世纪80年代初对中国非常友好。后来因为《八亿人》受到西方反华人士的讨伐,此后“他对中国大陆也越来越持批评立场”。研究中国离不开中国,于是中西文化差异不可避免;研究政治离不开政治,于是不同的政治体制又可能形成不理解,这也许是特里尔总是纠结的原因吧。

                                                                       (原载《中华名家》2013年第12期)